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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利用一切可能的、不管多么细微的机会去破坏敌人，伤害敌人。
这会儿妇女们还在堆庄稼……我在肩上披了一件短外衣，大踏步地走到地里去。
“谁命令你们打垛子的？”我问一个女人。
她们跑拢来，把我团团围着。
一个年青、壮健、个子不高的集体农庄女庄员，反问我道：“咱们不打怎么办呢，庄稼不是要烂了吗？”
“谁发的命令？”我激动地再问。
“工作队队长。”
“队长在哪里？”
大家指着最先回答我的年青女庄员。
真奇怪：没有一个人问我为什么干涉这些事情，谁也没问这一点；甚至没有人问我在这里干什么，也没有人对我的语气觉得奇怪。
女队长实事求是地解释说，她并没有接到什么人的命令，不过自己是个斯哈达诺夫工作者，才召集大家来干活的。
当我问她为谁保存粮食的时候，女队长明白我心上的意思了。她急得要命，眼眶里涌出了泪水。她说：“同志，您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我是个斯哈达诺夫工作者，到莫斯科去参加过集体农庄展览会。您怎能认为我现在是为德国人干活！……大伙儿不过是干活儿干惯了，手脚需要活动活动。”
我们交谈起来了。我劝她们把所有的庄稼按户分藏起来，悄悄地打好麦子，并且好好地藏起，埋在地窖里。
“不让德国鬼子有一粒麦子！明白吗？”
“明白啦，同志。”
妇女们告诉我，村里没有伪村长。只有一个代理——前集体农庄主席，名字叫什么博契科的。过去他是个党员，好象是因为破坏粮食收购而被开除党籍的。
“他是个好人，不欺侮人……”
“德国人呢？也不欺侮人吗？”
看来德寇还没有在村子里停留过，只是路过罢了。他们匆匆忙忙地抓走一些小鸡、小猪，还没收了五匹马。现在他们需要什么，就去找博契科。
我问：村里老乡多不多，是否还有些男子，他们在干什么。
女队长出乎意外地回答说：“他们在琢磨。坐在家里琢磨：今后该做些什么事。不论是我们自己人或是外地人，全在发愁，全在打主意……”
我们这一群人在村里引起了注意，又跑来了一个女人。接着又不知道从那里忽然出现了一批小孩子。我认为最聪明的办法莫如告别。我走开了约莫一百步路，这时女队长赶上了我。
“费多罗夫同志，”她气喘吁吁地说。“人们说您在号召大家参加游击队，可真有这回事吗？请您把我也带去吧！”
“我不是费多罗夫！”我尽可能使她相信地说。
“这我懂得，您现在不是费多罗夫，这儿没有人听得见。带我一起去吧。我是个斯哈达诺夫工作者，我参加过莫斯科农业展览会。我在这里再也待不下去了！”
不错，就秘密活动来说，事情无疑搞得很糟。出了一些什么事呢？裁缝已经认出了我（的确，西蒙年科的妈妈可能告诉他的），而现在又来了这位女队长；工作队里的人大概也不大相信面前的人是从战俘队里溜出来的。而‘战俘’本身也不错，一直到现在，他还随身带着自己的一切证件，而且还用命令的语气说话……
我这样自怨自艾地回到了我的清静的小房间。我心里却是一团高兴：如果她们知道我，而且认清了我，不但不把我交给德国人，反而细心地听我说话，可见人民是在等待党来说话，是在等待党来领导。
举起游击斗争的大旗的时候已经来到了。
西蒙年科陪着一个年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子走进房来。他身体生得很结实、衣着也不错。
西蒙年科在他向我伸出手来时说：“费多罗夫同志，这位是我的教父和朋友，集体农庄主席叶戈尔·叶夫杜霍维奇·博契科。”
我正想握握那只伸出来的手，但是一听见他的名字，便不由自主地缩了回来。原来他便是本地的总管，侵略者的宠信。我把手反叉在背后，相当不客气地仔细打量着他。
这是我初次不得不和卖国贼面对面地碰头。被开除党籍的，十分之九是个怠工的人。这正好是德寇招募来当走狗的任务。但是西蒙年科为什么带他到这里来，而且还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呢？真见鬼，这算是什么样的秘密活动啊？……我的双手不由得捏成了拳头，想要揍这个犹大。
但在博契科的目光中，既没有窘困的表情，也没有得意的神色。他坦白而直率地瞧着我。
“费多罗夫同志，”他说，“我知道您不信任我。这是对的。允许我报告一下吗？我接受助理村长的职务是得到党的地下区委批准的。不错，我已有一段时间是非党分子，可是正因为我被党开除，德国人才指派了我。我们的村长是由邻近的科列斯尼基村的富农兼任的，按照德寇的规则，我还没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因为我毕竟做过集体农庄主席，而且这个农庄还算是先进的呢。”
这么说，原来我搞错了。但这是个使人愉快的错误。博契科为人严肃认真，喜欢沉思、善于观察。然而他有一个大缺点：他自己是忠厚老实的，他认为所有的人也都忠厚老实，因此太容易信任人家。
“书记同志，我有许多刻不容缓的问题要向您求教，”博契科说。“区委来不及详细地指导我。我值得完全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了。而我的地位又是十分为难。我从来没有做过演员，也不太善于做作。再说这种角色也没有人写过。我自己竭力摸索。我不能把老乡们召来一起坦白地谈谈。书记同志，他们中间有些是坏蛋。
昨天就有这么一个家伙跑来问我：‘怎样报名参加警察部队？人们对我说，战区司令部正在招募警察，可是必须您这里写一封介绍信。’我能对那种家伙说些什么呢？给他一记耳光，也许他要误解，不给他吃耳光呢——也不行。好，我当然具体地为他效劳。我凑着他的耳朵说：‘啊哈，看你这个人，在从前苏维埃政权之下，你送上了要求加入共青团的申请书，现在呢，你又想谋警察干啦！’他回答我说：‘村长同志，我以前是想钻进共青团的组织呀。’‘我是你的什么同志？你应该称我为助理村长老爷！’于是我在他另一只耳朵上赏了一记耳光，同时合情合理地踢了他屁股一脚。
这个刚走，另一个又闯了进来。他是从普列鲁克来的，是我们村子里的富农萧柯季科的继承人。他说：‘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家父在一九三二年被苏维埃政府流放了，现在还放逐在西伯利亚。我以直接继承人的身份，可以做我家老爷的不动产的主子。请收下这封区长某某先生写给您的信。他命令您帮助我。’他的‘不动产’就是现在图书馆和托儿所的房子，差不多正是村里的两座最好的房子。我该怎样对付这个无耻的家伙呢？他谈吐文雅，措词也委婉，敲他一下脖子吧？没有适当的借口。”
博契科住口了。
“但我必须说，他并不是第一个人，”他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已经有四个富农和两个富农的帮凶来过了。他们要求道：‘把集体农庄庄员们赶出去。您有权过问这件事的。德国人有一条法律说：我们可以收回一切。’我让这位‘知识分子’住进了阅览室的房子，还告诉他，我要把图书馆的全部图书都送给他作为赔偿损失。我劝他把这些书好好地保存起来。这么着他就连政治文献，连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也藏起来了。这就是富农的天性！什么都积贮。好，让他积贮吧。我们的军队一回来，我们就把它收回来。然而还有些别的富农眼热集体农庄庄员们的房子，我就暂时哄哄他们。老百姓对他们恨透了，‘暗地里’把一个富农打成残废。他自然淌着眼泪跑来了。我说：‘现在我有什么办法呢？老百姓不觉悟。我目前还没有警察部队。等待一下，到德国人的秩序巩固了再说吧……’我要说，书记同志，富农们回来倒是件好事呢。老百姓因此会更恨德国人了。普列鲁克的村长已经问过我：‘你们的供应力怎么样，村里还有多少粮食、多少猪？你偷偷地把它们登记以下，假如你评定得过低——那你就完蛋！’好，那么我怎样来登记呢？走进一所农舍，要是主人是自己人，是苏维埃人，我就问：“有铁铲吗？您为什么不挖个坑呢？记住，一切都得藏好。首先要把粮食藏好。应该把牛、羊和猪都宰了，腌起来，深埋在地里。‘这里的一个女教徒已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她在第一批德国人——一批脚踏车兵——刚到村上的时候，就带着面包和盐出去迎接他们。她头上缠着一块浆硬的白头巾，低低地鞠躬。两天以后，摩托车部队来了。这些人抢去了她的小猪。哈，邻居们就讥笑老太婆啦！现在她成了一位宣传员，到处拿这样的话咒骂德国人：‘这批土匪，暴徒，把我剩下的小猪都抢去啦！把一切都藏起来吧，我的好乡邻，撒旦亲自来啦！’书记同志，对于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我也多少通晓一些，并且相信不会动摇。虽说我现在的职位是够人家讥刺的。不管我对老乡们怎么说，不管我为他们工作得多努力，许多人都认为我是个刽子手。唯一的安慰是历史会给我一个评价的……”博契科带着苦笑说。“老天爷不使我的身体受损害，我的手脚都很健，头也不痛，但是我的心却在痛，书记同志……唉，为什么专说自己的事呢。我是什么人，我是干什么的？”
在这些自暴自弃的问题中，我感觉到有一种委屈的音调。
博契科被询问了好久以后才说，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区委把他开除党籍的决议。可是实际上博契科没有对我说明被开除党籍的原因。
“现在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说。“我心里照旧是个布尔什维克。等打完了仗，我们再来判定我是否合格，我反党的过失是否可以原谅。现在，我这个被开除了党籍的人，能够给党带来极大的帮助……然而，最好还是来谈谈我们目前的事情……”
“第一个问题是：把集体农庄怎么办？那就是说，怎样处理它的财产？能够分的，我们早已分给人家了。例如所有的牲口、品种种子、小的用具器材。但是我们还有些打谷机、碾米机和播种机。毁了吧？我们下不了手。第二个，是干部问题。最近几年来，这些人都已成为才干十分不同的人。我们又有拖拉机手，又有农田工作队队长，还有保持记录的女挤奶工。他们在小小的、自己个人的农场上没有发挥技能的余地，反而感到苦闷。根据德寇的法令，并未要求完全瓜分劳动组合的农场。而且据说，料想不至于颁布这种法令。他们保留下了一些公社，以便更容易榨取。但是我们在公社里干活，马马虎虎、吊儿啷当。然而人们习惯认真地、诚心诚意地工作了。居然有这样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我去找一位女拖拉机手——注意到窗子里有灯光。她正和女友们坐成一圈。我想，她们一定是在算命。可是不，我看见一本书。我便问：‘你们对什么东西这样感兴趣呀？’您想是怎么回事？她们原来在温习拖拉机的技术常识。
嗳，书记同志，怎么办？责骂呢、赞扬呢、还是哭呢？人们看惯书、听惯收音机、看惯电影了。从前我们村里每隔三天就有新片子运来。
新近又出了一件事，说来惭愧，我差点儿给孩子们打死。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发现有人在偷偷地拆走风车、打谷机和马拉的草耙上的零件。如今农庄的院子是没有人守护的。说实话，我甚至没有好好地考虑一下这样的举动是好是坏。多半是好的，因为它符合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要破坏农场，不要留给德寇。但是我自己还没有想到呢。
前几天，我顺着田地朝室内打谷场的方向走去，突然看见从那里跳出几个男孩子，躲进灌木丛中去了。到了打谷场——那里我们放着拖板——飞轮已经拆下，点火球已经扭开，所有其余的螺丝帽也已经卸下了一半。我摇了摇头，倒并不是为了可惜这些东西，而只是觉得出乎意外。后来我四周瞧了瞧，看见离矮林不远有一堆新土，上面放着一块触目的石头。我走到那里，拿脚碰了碰石头，突然象有什么东西从我的耳边刷刷飞过。我弯下腰，有个什么东西叭哒一声正好打在我的脊背上。回过头去一看——一颗螺丝钉在地上打着滚呢。我火冒了，不顾一切地闯进灌木丛里去。巧得很——我拿住了浑名叫做郭切特的米沙。我抓住他的后领摇晃了一下，他就咬我的手，吐唾沫，同时还对什么人发号施令：‘小伙子们，你们还等什么，扑上来呀！’
这个米沙在去年对集体农庄很帮了些忙。他曾宣布‘铁木儿运动’比赛，领导少先队工作组收集麦穗；并且在集体农庄的花园里组织了守卫队……那时候他是朋友，而现在呢——成了敌人。他两眼冒火，象狼的眼睛一样，而且气得直咆哮。忽然又有五个孩子向我扑来，把我掀倒在地上，拿小拳头使劲向我的腰眼儿打。我的怒气已经消了，喊道：‘住手，小伙子们，别把我打死了，我也和你们一样是……’他们相信了，松了手，以后我们就在那灌木丛里开了半个多小时的秘密会议。我稍微向他们露了些口风。他们就告诉我，他们把机器零件涂上机油，埋在地里，而且在它上面放了一块显著的石头。我批准了这件事，不过我们想出了另一种形式的暗记。因为石头过于明显了。
书记同志，现在有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知道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的话：人民是最宝贵的资本。我在这里是地方官，表面上好象是德国人委派的，实际上却是苏维埃政府和地下布尔什维克党派定的。我习惯设计和统计，也习惯会计。好，我结算出，村子里有二百零六个有劳动力的男子和五百十二个有劳动力的妇女，上了年纪的老头儿和老大娘不计、少年人不计。男子有很多种：新来的——那些可疑的任务，还有过路的——那些脱逃的战俘和战区的难民。当然，我保护着他们不让德国人伤害，并且将继续保护他们。这是我顺便说的。可是血统上属于我们村子里的自己人，可以说也不少。妇女们差不多个个都是本地人。
您要问：为什么要计算呢？理由是这样的：因为不论从和平时代和战争时代的观点来看，他们毕竟是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却待在家里。双手支着头眺望窗外的景色。书记同志，您看我究竟应该怎样使这种力量转过来反抗德国人，让每个人都起来斗争！？”
博契科激动地说着这些话，差不多在叫喊，他时而坐下去，时而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显然，他提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完全为了要获得解答，而是多少想说说，一吐肺腑罢了。
西蒙年科的母亲拿了一桶水走进房来。博契科双手捧着桶，凑到唇边，久久地喝个不停。我注意到他那双工人的大手，全都带着黑色的刮痕。真是个热爱生命和劳动的人！然而命运却逼迫他扮演一个卖国贼的角色。
这里面有一些事情我必须纠正他：
“博契科同志，您刚才说，要人人反抗德国人。要人人反抗是不会成功的！现在我们对待别人，必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谨慎小心。您自己不是说过，富农们正在回来。您说过多少男子和女子的数字。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他们坐在自己屋子里想些什么事……”
博契科没有好好听。他一心一意想打仗。
在我离开列索沃耶之前，我们又会过好几次面。
我也到他家里去过一次。他的妻子和成年的女儿招待十分殷勤，请我吃饭：“请尝尝我们自己腌的火腿吧。我们杀了一只很小的乳猪。我很少说，把所有的牲畜都宰了，免得给德国人拿去。”
博契科这里还有几个客人围着桌子坐着。我低声问他：“那是些什么人？”
“请放心，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都是自己人，是躲避德国人的苏维埃人。”
这些“自己人”中间的一位显然不合我的心意。他脸上有一种假仁假义的、教派分子的神色。
这个人年纪四十五岁左右，小眼睛骨溜溜地乱转，胡子稀疏而带光泽。我心里叫他：浸礼教徒。他身上穿着一套红军制服，但是一直坐立不安，好象在他军装里面，还穿着一件苦行者所穿的马鬃内衣似的。他不知怎的，尽量佝着身子鞠躬说：“多谢主人们的掩护和盛情……！”
接着他悲天悯人地慢慢儿说：“在遥远的什么地方，在火线那边，我的小宝贝们在等着爸爸。可是爸爸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