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俚男腋８校终季萘怂男牧椤�
走上公路，文富觉得身上热乎起来。于是，他放下担子，脱了外衣和里面的一件毛衣，只穿着汗衫和毛线背心。重新挑起担子后，他感到轻松多了。失去夏日喧闹和秋天沉重的田野，这时非常寂静，完全有如一个酣睡中的老人。一股股凉飕飕的北风，不时掠过地面，倒让背上冒汗的文富，觉得舒服和愉快。路上车辆不似往日那样川流不息，行人也不多，于是他便放开双脚，步子像小跑似的。担子发出的“叽嘎、叽嘎”的响声，节奏均匀、清脆而响亮，很像他此时喜悦的心情。
走着，文富忽然觉得有一辆汽车，在他身边停了下来，并且还对他很响地接了一声喇叭，把他从沉思和遗想中唤了回来。他停住一看，这是一辆运砖的卡车，玉秀的远房表哥石太刚，神气地坐在驾驶室里，脸上挂着一脉让人猜不透的微笑，正看着他。此时，沉浸在甜蜜、幸福中的余文富，早已忘却了秋天在玉秀家里，石太刚给他带来的不愉快。见石太刚把车停在他身边，并且对他微笑着，文富以为是叫他搭车，于是，也立即感激地对他笑了一笑，接着放下担子。然而，当他正准备把箩筐往车厢上搬的时候，石太刚却对司机说了句什么，接着，卡车重新发动，“嗤——”地一声，往前飞奔而去。排气管排出的废气，把路面上几片像烂布一样的枯叶，吹了起来，飘到文富身上。
文富立即感到被这个叫“黑子”的人戏弄了，脸涨得通红，快活的心情一下子从身上消失了。过了一会，绷紧的面皮才慢慢缓和下来。他冲着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汽车，在心里狠狠地骂了起来：“你抖个屁！你是啥货色，周围团转哪个不知道？赚了几个臭钱，就发羊癫疯了……”
冬日天短，到玉秀家已是中午。在往玉秀家走的岔路旁，文富看见了那辆卡车，车上的砖已被卸在地上。文富估计，这砖很可能是石太刚给玉秀家拉的。到了玉秀家，果然是。石太刚正人模狗样地在玉秀家新宅基地上，指挥帮工的人挖基础。他今天穿了一件乡下人少见的雪花呢短大衣，一条凡立了西裤，脚蹬一双棕色皮鞋，头发仍然梳得油株水光。一见热汗涔涔的文富挑了担子来，立即假仁假义地大声说：
“哎呀，你也是到这里来？咋不早说一声，搭车来多方便！硬是挑起安逸些呀？”
文富狠狠地白了他一眼，没吭声。他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恨不得揪住那张油腻腻的圆脸，重重地扇他两个耳光。
14
乡上的紧急会议一结束，支部书记毛开国没像往常那样，先到“兰香”饭店吃一顿油大，再到李麻子开的茶馆里，用小小的赌注娱乐半下午，到天黑时才回家。而是等周华书记“散会”的话音一落，便抬起屁股，火烧火燎地走了。
今天，周书记在会上传达的一份内部通报，是共和国土地上一件不该发生却发生了的事：某地两位年迈的孤寡老人，因责任制后无人赡养照顾，刚立冬就被冻、饿死了。这事惊动了中南海国家的一位领导人，立即做了措词严厉的批示。这份连同领导人重要批示的内部通报，被层层传达，最后传达到共和国最小的一级官——支部书记那里，因为落实领导人的重要批示，最终要靠他们。当周华在会上，用相当严肃的口吻宣读这份内部通报时，毛开国书记心里禁不住“格登”地紧了一下。这并不是毛支书为死去的两位孤寡老人而产生的同情。不，他不认识他们，即使认识，人总是要死的，死了就死了，有啥值得同情。而是因为在他管辖的地方，也有一位不能掉以轻心的五保户老头子。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听了国家领导人那严厉的批示，毛支书的心不能不紧了。所以，一散会，他便火烧火燎地往回走，深怕晚了一步，那五保户老头就会冻死或饿死在床上，自己猫儿抓糍粑——脱不了爪爪。
这个让毛支书牵心挂肠的五保户老头子，叫余天志，今年八十岁，就住在余忠老汉西北角的余家中（土旁）里。当然，如果说毛书记一点不关心五保户的生活，也是不确实的。就是对余天志，去年，他听人反映这个五保户老头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生活逐渐不能自理了时，曾来余家湾召开过一次村民会，他想用抓阄的办法，让一户人家把余天志老头接到家里护理、照顾，但这个办法立即遭到了大家的反对——所有的人家都不愿把一个非亲非故黄泥巴埋到脖子的老头子，弄回家去像老年人一样供养，结果，写好的纸团没一个人去抓。毛支书接着又想出一个办法——让大家轮流送饭，每家按人算，一人管两天，轮流转。这办法虽然得到大家拥护，但没坚持多久，就执行不下去了。一是因为上年纪的人，性格大都古怪，余天志老头也不例外，饭送稠了，他说没有米汤；送稀了，他说吃了难得起来厨尿；菜煮烂了，他说没滋味；没炖耗和，他又说牙齿嚼不动，故意收拾他。二是一些人户，遇上了农忙或有红白喜事，便大叫吃亏。还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家，想起早送就早送，有时甚至一天送一次，也不管老人吃不吃得下，反正提着篮子沿湾里走一遭，让人知道送过饭就是了。送了半年，人们渐渐送烦了，中间有人家偷了一次懒，接下来的人便找借口，说：“上不清，下不接”，便不送了。大家也巴不得不送。不送都不送，这样，毛支书的第二种解决办法，就半途夭折了。后来，毛支书也试图再找一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但一直没找到。久而久之，冷淡了，也便怀着一种“随他去吧”的想法，再不来“寻个虱子在头上痒”了。
可现在，听了那个带有领导人重要批示的内部通报后，毛支书再不能睁只眼，闭只眼，听之任之下去。咋个管，却又令毛书记颇费心思。他知道，自己要落得干净、省心，最好的办法还是把者头安排在一户人家中，生前照顾、赡养，死后安葬入土。这户人家照顾好了，是他的功劳；照顾得不好，他没有责任，还可以兴师问罪。可到哪里去找这样一户愿意睁着眼睛吃亏的人家呢？当然有！毛书记只在一瞬间，便把这户人家确定下来了。
这户人家就是余家湾的种田大户余忠。
有人问，庄稼到了户，农村支部书记的权力还有多大？这要怎么看。比起“政治挂帅”那些年，村支书的权力确实小了。但一个村，大事小事都要归支书管，有时候，他要管你一下你也没法。尤其是当他心术不正的时候，找个什么理由，收拾你一下，叫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事，也是有的。秋天的时候，支书毛开国向余家提出鱼塘人股，原本是想占一点这家老实本分人户的便宜，却没想遭到了余家的拒绝，还遭到文义的挖苦。尽管这事没有公开，但很让支书心里不好受，真是“有四有地不求你，有吃有穿不靠你”了吗？连这样一向百依百顺的人家，都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今后说话谁听？“好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支书当时心里就忿忿地想。现在，他何不惜赡养五保户的机会，小小地收拾一下这户人家？说不上有意报复，只是平衡一下心理罢了。当然，毛支书选中余忠老汉，还因为这家人忠厚、仁义、老实，自己好拿捏。余家只有三小子嘴头子厉害一点，但才出林的笋子嫩得很，量他也蹦跶不出个名堂来。更重要的，是他有足够的，充分的理由，让余家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没有任何推辞的余地。
回家匆匆吃过午饭，毛支书就成竹在胸地直奔余家湾，召开村民会来了。
会场上一片沉默。
这完全是毛支书预料中的事。这不是“抓革命、促生产”时的评工记分，分返销粮，也不是如今偶尔的摊派义务工。这种事，人人都避之不及，唯恐说话就被粘上了，哪个又不看好自己的嘴巴呢！
“咋样？”毛支书这时一下感到自己的地位和威严，还是很重要的。他扫视了会场一周，用了几分讥讽和严厉的口气说：“大家咋个都当缩头乌龟了？！今天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不会散会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咋个能容许饿死人的现象发生？”接着，支书又用了悲天们人的语气，启发大家说：“大家想一想，如果你们像余天志老汉那样，七老八十的，走也走不得，爬也爬不动，会咋个想？会不会期望得到大家的帮助，照顾，啊？”
会场上仍然没人吭声。那些被支书目光盯到的人，都迅速地把头低了下去。
支书好像对这种情况很生气，大声说：“把脑壳埋进裤裆里干啥？我又不吃人！”
这天中午，余忠老汉家去开会的，是文忠和文义。文忠听了毛支书的话，抬起头，脸上挂着几分谦卑和讨好的笑容，嚅嗫似地对支书建议起来：“还是家家户户送饭嘛……”
“不行！”毛支书果断地打断了他的话：“这又是有头无尾的事！再说，即使大家能够善始善终，遇上老头生疮害病，打针吃药这些事，又咋个办？”
文忠听见支书这么说，脸上的微笑僵住了，尴尬地低下了头。支书的眼光这时又一次扫过人群，说：“我看，还是抓阄吧！谁抓着了谁负责把老头接到家里……”
“要不得！”没等毛支书的话完，人们一下子叫了起来。
“有啥子要不得？”毛支书说：“卵大卵小，各人撞到嘛！”
“说得轻巧！”人群中忽然站出了四十多岁的老光棍汉余明德，大声地嚷道：“像我一个人，如果撞到了，咋个去负担他？连我都要人照顾了呢！”
“是呀！是呀！”一些人少的户主立即跟在余明德后面嚷道。会场上像农贸市场一样热闹起来。
毛支书搔搔头，做出猛然醒悟的样子，说：“这办法是有欠妥的地方。但这不行，那不行，总得想个办法才行呀？”他的目光又在会场搜寻一遍后，突然盯在了文义脸上，礼贤下士地问：“余文义，你娃读的书多，有啥好办法，给你叔建建议。”
从会议一开始，文义便知道毛开国肚里定然有了主意，只是不知这主意究竟是咋回事。现在见支书这样问，也知道没有真诚的心意，于是也便不冷不热地回答：“我们是西瓜皮打掌子，不是正经材料，还是听支书你的吧！”
果然，毛支书听了这话，一下变了脸色，严肃地扫视着会场说：“那好，我就再提一个建议，谁种的地多，谁就把余天志老头接回去赡养，大家看行不？”
话音刚落，文义“呼”地一下站了起来，抗议地大声喊道：“为啥该种地多的养？我们种地多，拣了啥便宜？”
毛支书这次可不客气了，也立即拿出了领导人的权威，瞪着文义吼道：“吵啥子，啊？！这又不是猪儿市场！”
文义还是气鼓鼓的，他正想回答毛开国，文忠忽然在后面拉了他一把，小心地说：“你别多言多语，听支书把话说完。”
文义正憋了一团火在心里，见大哥这种胆小如鼠的态度，更加生气了，回头猛地瞪了文忠一眼，说：“你怕啥？天塌下来我顶着！”
文忠嗫嚅着回答：“我不是怕，我是说，光吵也不解决问题。”说完，蹲下了。
这儿文义听了文忠的话，也稍微冷静了一些。毛开国等文忠两弟兄不吭声了，才不慌不忙、有板有眼地解释起来：“为啥要这样？因为现在各种负担，都是按责任田平均摊派的。像余文义你们家，转包了余华祥几户人的田，一共有三十几口人的责任田，是全村数一数二的种田大户。你们家的各种负担，当然也是全村最高的，包括五保户的负担。最高的不赡养，难道要最少的赡养不成？”支书说到这里，把眼光移到文忠身上，说：“文忠，你是懂事理的人，你说，是不是这理儿？”
老实的文忠听见支书点着名问他，一下子脸红了。这个胆怯、本分的庄稼人，心里已经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十分不满意支书的做法，尽管他们种的田多，可啥摊派、负担，都是按人Q、田亩付了的，凭啥又要他们单独负担一个五保户？可是，他又不愿意得罪支书，县官不如现管，自己一家人毕竟在人家管辖下过日子呢？所以，听了支书的话，他一时显得十分窘迫，半天答不上话来。
文义知道支书这是在吃柿子拣（火巴）的捏，又“呼”地一声站起来，说：“你别拿老实人开刀，有啥冲我问好了！我回答你，你这是坑人，我们不会答应！”
支书却好像并没有生文义的气，反而微微笑了一下，接着把目光移到场上众人身上，说：“这是村民大会，不能由谁说不行就不行！大家说说，这办法行不行？”
会场上沉默了一会，接着，响起了“嗡嗡”的议论声，过了一阵，有人喊了起来：“行！”
支书又朝会场问了一句：“究竟行不行？”
这时，更多的人回答：“行！”
毛开国嘴角又浮现出了一丝微笑，收回目光说：“就这样了，少数服从多数！”
文义看了看场上的乡亲们，见大家脸上都呈现着一种脱掉干系后的轻松，内心不觉悲哀起来。他想喊叫什么，却一时想不到合适的语言。过了一阵，才猛地跳到毛开国面前，愤怒地喊道：“你是支部书记，咋不把他接回去赡养？！”
毛开国不甘示弱地回答：“这是村民大会决定的，必须服从！”
文忠见文义和支书对峙起来了，又忙过去拉住文义，低声劝息地说：“算了，我们认了！张三不养，李四不养，支书也挺作难的。”
文义气冲冲地甩开文忠的手，仍盯着支书问：“要是不服从，你又咋办？”
毛开国说：“不服从就没王法了？《村规民约》上写着！我倒要看看，是胳膊硬，还是大腿硬？”说完，对众人一挥手，宣布道：“散会！”
众人一听，急忙站起身来，“劈劈叭叭”地拍着屁股上的尘土，转眼就走出了会场。
一会儿，人尽场空，文义还余怒未息地站在那里。文忠劝了他好一阵，弟兄二人才显得有些孤独而无奈地往家里走去。
回到家里，文忠和文义都闷闷不乐。他们谁也不首先把会上毛支书决定的事，告诉余志老汉和母亲及文英、卢冬碧。并且，他们心里还存在着一丝侥幸，以为只要自己不主动去把天志老头接来，支书总不会叫人给他们送来。
可出乎他们意料，毛开国在他们吃午饭时，真带着两个民兵，将余天志老头给他们背了过来。
一家人顿时傻了。
文义首先跳下桌子，怒不可遏地指着毛开国，气冲冲地说：“毛书记，你也太过分了！”
毛开国没理文义的茬，冷冷地说：“随你咋个有意见，反正我们执行村民大会的决定，给你把人送来了。要是你们不管他，他有个三长两短，你们是要负责的。”说完，又对民兵吩咐说：“把他放到椅子上，我们走！”
两个民兵果然将余天志老头放在椅子上，转身和毛开国一道，急匆匆地离开了。
文义还冲着毛开国的背影，不甘心地骂：“姓毛的，你是长尾巴蝎子，满肚子坏水！”
这儿余忠老汉还不明就里，看着文忠、文义不解地问：“咋个回事？”
文忠此时心里也全是气，见支书走了，胆也壮了一些，便把刚才开会的情况对父亲、母亲说了一遍，说完，还气愤地加了两句，说：“这都是毛支书使坏！我们没答应，他就送来了。”
文义满肚子的气没地方发泄，听了文忠的话，不屑地瞪了他一眼，说：“你就在一边嘴才硬！刚才在会上，你咋屁也不放一个？”
文忠脸一下红了，吞吞吐吐地说：“我咋没说？可就算我们说千道万，不是也白说吗？”
卢冬碧听了文义的话，又知道丈夫是个软性子人，便没好气地指着文忠说：“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好嘛，你不开院，把人弄来了，你就养去嘛，反正我不养！”
文英也说：“就是！”
在这弟兄、夫妻纷纷抱怨之间，文义突然一挥手，爆发地说：“不行！他能送来，我们也能给他送回去！我们把他背到毛开国家里！他是支书，他为啥不该养？”
文忠刚才受了文义的抢白和妻子的埋怨，这阵也显得脊梁骨硬了起来。听了文义的话，立即赞成，说：“对，给他送去！”
文义见大哥口气坚决，决心试一试他的态度是否坚定，于是便说：“大哥这才像个人样！你就背他走！”
文忠知道文义在赌他，在家里，他也不愿丢下男人这张脸，就回答文义说：“你以为我不敢？背就背！”说着，他走到天志老头面前，蹲下身去。文义走过去，就要把天志老头抱到文忠背上。
这时，余忠老汉忽然抢了过来，一把掀开了文忠、文义，大声地说：“给我放下！”
文忠、文义，还有田淑珍、卢冬碧、文英，一下全愣住了，疑惑地看着他。
在刚才文忠、文义争论的时候，余忠老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