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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过如此。三个公安蜂拥而入。他们终于进了房子。
在外面的村里人不敢靠近，看不见里面的情况，只能听到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翻倒、破碎的稀里哗啦。后来三个公安又出来了，他们出来问的一句话使大家突然笑了起来。他们问：“你们看见他了吗？”这句话使大家从紧张和恐惧中明白了过来：三个公安要抓我们村的一个犯了罪的小青年，小青年不给他们进他的家门，他们就冲到他家里抓他，结果冲进他家翻箱倒柜之后，不仅没抓到他，而且没找到他。明白过来之后，大家活跃了起来，开始跟着三个公安在二爷家的房前屋后找了起来，并有几个爬到树上手搭凉棚看向远方，看我们的二爷是否在田里逃跑。没有，还是没有。大家都和公安一样奇怪，再次涌进房子里找。灶膛用筢子捅过了，水缸也用竹竿捣了捣，都是空的。大家和三个公安泄气地站在门前的亮处都感到困惑不解，明明有声音的，怎么会没人呢？
我和哥哥实在忍不住了，被所有人排除在寻找之外，这种感觉很糟糕。对那个魁梧公安的报复可以适可而止了。我们认为，也只有我们立了功才会被注意，而且我们肯定会立功，我们相信只有我们才知道二爷在哪儿，既然谁也没有看见他从房子里出来，那么他就在房子里。从小到大，我们和二爷不知玩过多少次躲猫猫的游戏，即便我们再怎么躲都能被他找到，而他经常躲得我们找不到。游戏如果始终没有结果也挺恼人，所以一般我们找不到他的时候，二爷会弄出一些响声来提示我们。比如他会把自己捆在房梁上，朝寻找的我们吐一口唾沫，或在房顶的烟囱后面丢一根小树枝下来。当然，这已经都被大家找过了，事实上二爷没躲这些地方。他还有个地方，这个地方在锅灶旁边的柴草下，拨开那些柴草，有块木板，掀开木板，就可以在那个仅容一人身体的洞里找到我们的二爷。
哥哥怕我先他立功，几乎是把二爷的秘密叫了出来。可当魁梧公安回头问“谁说的？”继而看着我们兄弟俩之时，他又感到害怕，立即按照习惯和我绕着虚构的圆心跑了几圈，结果魁梧公安也便不知道是这对兄弟中谁说的。我们绕完，就异口同声告诉他：“我们说的！”
一直忘了交代，我和哥哥是一对双胞胎，相貌、身高、衣着完全一模一样，声音也同一频率。但没人告诉我们谁先谁后来到世上，他想当老大，我也想当老大，商量的结果是，我给他当老大，但他要处处让着我。在我看来，当老大是个荣誉，当老二比较实惠。事实上，哥哥从来没有让过我，连坐小板凳也是一人一半。我就有次要求他当弟弟。我说：“哥哥，你当弟弟吧。”他说：“好吧，弟弟，你当哥哥。”我说：“哥哥，你是我弟弟。”他说：“弟弟，你是我哥哥。”然后就乱了，我们的小脑袋瓜绕不过来了，感到头晕想吐，只好上床睡一觉，看看能不能治头晕。等我们再醒过来，为了不头晕想吐，兄弟改变角色的事情就不再提了。当然，我们兄弟形同一人，凡事共同对待，如果谁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我们总会同时出现，为了让对方搞不清说错话做错事的究竟是谁，绕着虚构的圆心猛跑几圈十分必要。即便要承担罪责，兄弟分担，是很好的。它保证了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总比别人少受一半的痛苦，多了一倍的快乐。
但就在他们转身准备再次进入房子去那个地洞里抓捕二爷的时候，二爷突然出现了，他站在门前，手里捏着他的那把弓，箭在弦上。看来只要谁向前一步，都会被他毫不留情地射穿肚子。他的脸色不太好，头发很乱，这已足够吓人。
“放下弓箭。”魁梧公安不屑地朝他吼道，并从腰处掏出了手枪。所有人都轰的一声退了很远。但二爷说：“手枪没用，我知道那是吓人的，没子弹。”那魁梧公安的脸立即红了，他害羞地把手枪插回口袋的同时，大家又向前围了过来。有很多人在笑。
二爷看来听到了我和哥哥告秘的话，他叹了口气说：“你们两个给我记着，以后我再也不带你们玩了。”我和哥哥这才意识到我们做错了事，才意识到后果的严重。多少年了，我们和二爷朝夕相处，二爷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都给我们玩，可我们却出卖了他，看来以后再也没有玩的了。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越来越伤心，以至忍不住想哭出声音来，哥哥已先我一步在旁边大声抽泣了起来。
“把他捉住！”魁梧公安对另外两个瘦公安喝道。那两人迅速左右包抄了过去，二爷的箭就是在这时候放出来的，他没有射穿他们的肚皮，而只是射在他们的腿上。两支洋伞骨做成的利箭分别扎在那两个瘦子的腿上，此时他们已不是“啊哟”，而是蹲在地上惨叫了。魁梧公安立即躲到了我和哥哥的后面。
二爷对我和哥哥说：“还有一支弄丢了真可惜，你们有空去江边帮我找找吧。”我和哥哥说：“后来找到了，给张德贵抢回家做弹弓去了。”二爷说：“我说呢，上次被他弹弓打了一下，疼死了，一般弹弓不会有那么大劲的。”
我们这么说着，魁梧公安知道二爷没箭了，胆子大了起来，他拨开我和哥哥朝二爷扑去。二爷并没有立即转身就跑。我们只听见轰的一声爆炸，然后就闻到火药燃烧的烟，喷香喷香，和人家做喜事的味道并没有区别。那些火药终于派上了用处啦。
魁梧公安当然没有被二爷自制的那颗炸弹炸死，甚至连伤也没有。当他从泥地上爬起来，所有的人也都缓过了劲。而二爷不在了。后来公安又增加了一拨来找，没找到，村长把二爷房子拆了也没找到。谁也不知道二爷去哪儿了。至于那两个被箭射中的瘦公安，回去拔了箭，敷了些云南白药，很快就好了。增兵来抓二爷的时候，他俩也跟着来了，一点看不出他们因公务受过伤。公安在村里驻扎了一段时间，没等到二爷，走了。他们临走委托村长和所有的村民要留心观察，一旦二爷回来，要辅助抓捕，立即上报。那个魁梧公安特别来找了我和哥哥，他先在我脸上涂了块泥，然后命令我和哥哥绕着一个虚构的圆心猛跑几圈，然后他一把抓住脸上有泥的我说：“这下我把你们两个分出来啦。”他从怀里掏出五颗塑料糖纸的糖果给我们。我们只要了四颗，因为多一颗不太好分配。我们边吃糖，并听他对我们的嘱托。他列举了一些少年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给我们听，希望我们向他们学习，帮助公安叔叔抓住我们的二爷。我们一个劲地点头。
也就是说，他们，公安和村里人都认为二爷是趁着炸弹爆炸那个功夫逃掉了。可我和哥哥不那么认为。多少年都过去了，二爷家那边已是一片平地，二爷当时经常看的那本书落在了我们手里。那本书里一个故事二爷曾当面给我们说过。故事说的是，一个叫玻尔的科学家得过诺贝尔奖，一天有人告诉他，鬼子来了，你大难临头了，快逃吧。他就收拾东西要逃，结果发现奖章不好弄，他很喜欢这个奖章，是金子做的，不想因为自己在逃的过程中奖章和他一起被逮住，所以他把奖章放在自己家里一个装着一种叫“王水”的瓶子里，奖章一进王水就化了。鬼子走后，他回到家，发现那瓶子还在，于是他又怎么个弄，用个铜板竟然把那奖章又置换出来了，一大块金子。我和哥哥读到这个故事时，想到二爷对这个故事推崇备至，所以我们想，说不定二爷家也有一瓶王水，他躲进去了。至于什么时候出来，那就不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当然向魁梧公安汇报过，但他不信。不信就算了。
和那本书一起拿了回来的当然还有那个我们兄弟打小就无比热爱的小板凳。不过遗憾的是，很快我们就不能都坐在上面了，不仅不能并排坐着，也不能屁股对着屁股坐，只能要么我坐，要么哥哥坐。我们分配了坐那个小板凳的时间，也想出了种种轮流坐的办法，但还是因为彼此感到总有不公之处而打了许多场架。后来我们一气之下把那个小板凳塞灶膛里烧了。足足烧了一大锅热水，我和哥哥分别洗了澡，热水还没用完，就请张德贵也来我们家洗了个澡。
张德贵洗完澡，然后坐在我们中间。三个人说起了我们的二爷。张德贵最后说，你二爷还欠我一本书呢。我和哥哥就把那本书找了出来交给张德贵。张德贵还没有走的意思，看来要在我们家吃晚饭的样子，因为他像热爱学习的人那样坐在我们家里借着门口泄进来的那点光看起了书。他应该也看到了王水的故事，说不定他可以把我们的二爷从王水里置换出来呢。我和哥哥在一旁这么讨论了会儿，小小激动了一番，但后来还是觉得这个想法没有晚饭重要，不能平白无故地被张德贵吃我们的饭。于是我和哥哥商量了一下，决定推迟做饭。就这样，天渐渐地要黑了。
曹寇，1977年生于南京，在各大文学期刊发表小说多篇，曾在本刊发表短篇小说《割稻子的人总是弯腰驼背》，著有小说集《我们兄弟去打架》。
１８２８线上的夏日午宴
努力嘎巴
羊，我的弟弟，趁他去镇上买小菜的机会，我又一次来到宽敞大方的院子里，与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拉起了家常，多么有趣，他们跟我说话，小心谨慎，不时地偷看我的脸色，古怪的样子就像往年在丛林里的时候我爹在观察天相。他们都是好人，大老远从各不相同的村寨赶来，被清早的露水打湿裤管，有的身上还粘满了细颗的草籽。“辛苦了啊大家。”我反复向客人们说起这句话，有时也点一下头，尽量不露出龅牙，以免给他们生巴巴的儿女们留下不好的印象。客人不会空手而来，我喜得贵子，他们带来的礼物有米、谷子、鸡还有布匹，也有水竹编的摇篮和纯银打成的长命锁，多么好的一些人，这些礼物，我大至算了算，两年可以不用出远门了。
时间还早，天气晴朗，客人们远未到齐，官坝、王村、首泽一带的客人正翻山越岭，挑着他们的腊肉和皮货，走在通往1828线上的山路上。可以想象一下，中午时分，客人们的一路辛苦将得以报偿，在这个路边单家独户的院子里，我们会吃掉整整一头黄牛，喝干一水缸米酒，趁着太阳落土的机会，男女老少还可以互相搞一些怪事，像一家人那样。没有人管我们。
这时候，愚蠢的厨子从柴房里走了出来，他问我要不要早点开餐。“人到齐了吗？”
“中午开餐。”我回答他。无论怎样，这一切我还是很高兴。
“得双，你儿都这么大了，你看上去还不老呐。”我夸奖得双和他的儿子，差不多就是信口开河。其实我不大爱说话，我喜欢想问题。
得双就是得发的哥哥，比我要大五六岁，是我从老庄搬出来之前的邻居，因为命苦，所以看上去跟所有苦命人一个样。他是最早从老庄赶来祝酒的人之一，此刻劈叉一样坐在篱笆前的条凳上发呆。认真看，他的样子跟得发简直没有区别，一样丑，但因为他太老实了，所以总让我觉得这不是两兄弟。听见我说起他，他合拢了腿，朝我不好意思地咧开嘴笑了笑，伸手扯过旁边的儿子，“叫大得叔，五老，快叫大得叔呀。”
儿子紧挨着他坐下了，低头剥腿上的痂子。我看见大家都盯着得双和他的儿子，只得笑眯眯地走过去，“得双，你儿喊什么名字？”我问他。
“我五老叫文文，书名叫李小文。”得双回答我。可能是他说话的声音有些怪；引得大家发出一阵“嗬嗬哈哈”的轰笑。我注意到李小文的鼻孔里“突”地冒出一个泡来，抬头看我的时候“嗖”地一下又不见了。这个小杂种，我本来想抱一下他的，便罢，这种场合，嘿嘿。
不时有顺路的车从门前经过，不见减速它就不会停下来，没见过世面的陌生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想了解这里发生的事，但是他们太快了，没来得及把这一切收到眼皮子底下，更来不及听清我们说话的口音便很快不见了。三千响的鞭炮声里，我一边对陆续到达的客人点头微笑，一边想； 就算他会来，也不会是在今天。我舔了舔龅牙又想，他要是客客气气来祝酒呢？想到这里我有些烦躁。“得双，他到底来不来？”
“他说他来了就是来了，”得双说着感到不好意思极了，红着脸“咵咵”地咳嗽起来，“……没来就是没来。”
“失陪了。”于是我站起来向客人们告了别。我双手抱拳转身离开了他们，朝光线比较亮敞一些的阶檐大步迈了过去。他们问我去哪儿，我说去屙屎。
我假装去屙屎，其实是去找我的姑娘们说说事儿，我的姑娘们，一个叫婷婷，一个叫佳佳，还有一个情况比较特殊，但名字也差不离，我叫她梅梅。都是我取的名字，听听，多么响亮，在下面的时候，晚上开工之前，听听，我经常站在门口这样交待她们，“婷婷，早做早收工啊。”“佳佳，别老是跟客人说粗话，小心挨揍啊。”“梅梅，好死不如赖活啊。”这样喊着每次我都要看着她们走远了才关上房门。今天，在客厅边上的耳房外，我隔着房门喊她们，“婷婷，佳佳，羊买菜去了，你们不出来走走？啊？！”没有声音。等了一会儿我又这样喊了一遍。婷婷开了门，佳佳也在里面，都冷眼看着我。我一进去马上转身迫不及待地关上门，再次转过身时就对我的姑娘们郑重其事地说开了，“我是一个情绪化的人，这你们两个也知道……”见她俩死人一样地看着我，停了停我又说，“我不想搞坏场合，但如果今天有人胆敢来捣乱，我有些事要做，希望你们两个把梅梅和我儿照顾好。”
我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可是婷婷这个蠢婆娘好像还是不太明白，她瞪大眼睛看着我（她故作吃惊的表情我分析是假装的），问我谁会来捣乱，被佳佳白了一眼，“蠢麻皮。”
“还会有谁呢，”我耐心地告诉她，“马家庄的刘德华（指得发）啊。”刘德华啊，这几个字我是提高了声音的，所以有些口水从龅牙的两边溅了出来，这样就更加搞笑，婷婷和佳佳开始都笑了，但我一笑她俩又都恢复了死人的样子。我抽出一支烟，烟就是从下面带回家的红双喜，婷婷和佳佳各人也要了一支，我给她俩都分别点燃了。平时她俩很少抽烟，不喝酒，主要还是我教育得好，虽说这两年没给我找到什么钱，但我对她俩并不比从前差。从前在下面没根没基，防这防那地到处跑动，人各方面搞得都很被动，晚上还好，白天没事做挤在郊外的民房里，外面那么乱，还要提防躲联防队和红眼睛的老乡，就互相说些亲热的话，天长日久，慢慢地就有了些感情上的东西。说来也怪，后来有一阵子我想利用艰苦条件多培养几个，却并不怎么成功，在大郎和常平一带，我假装是那些搞艺术的（我学过漆匠），专门在电话亭附近守打完电话的女孩子，就说我的钱被偷了，碰巧手机又没电了，想借卡打个电话回去报平安，“妈（其实我连我妈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我到了，哎，是的，放心吧，我挺好的……”就这样，有时我会把鼻子搞得酸酸的，虽说效果不是很好，但遇上长得确实漂亮的，总可以来那么一两下子真的，因为我哭起来不难，稍微狠狠心，就像随手扯个瓶子砸脑袋。梅梅就是这样搞到手的，那时候她刚从艺术学校跑出来，脸上有朝气，喜欢长得好的老实人，可是很不幸，被我干了之后她把得发也看成是一个好人了。
“羊知道了吗？”婷婷问我。
“又不是羊的婆娘，关他麻皮事。”佳佳说。她这个时候已经坐在床上，事不关已地用腿杆轻轻地撞击着床沿。
“嘁。”婷婷说。意思是不赞成佳佳这种说法。
佳佳这样说我比较赞成，这事与羊无关。但她也有没说清楚的地方，梅梅与羊无关，与刘得发又有什么关系呢？三个婆娘，说句心里话，梅梅是最没良心的一个——虽说此事也怪我自己某些说一不二心狠手辣的作风，但谁又能想到，这个刘得发，这样丑的一个人，出门在外你给他一碗吃，可谁会想到他还要想再添一盘水果呢？多么复杂，如果时光倒流，我只想看清楚，在我没有留意的时候，一个丑得没人看的人，他是怎么自命不凡得有了当皇帝的想法的。
这样坐了一阵，婷婷说头有点晕，“昨晚没睡好，梦到吃韭菜。”听她这么说我伸起手摸了摸她的脸，然后又捏了捏她的鼻子，表示对她吃韭菜的慰问（除了挨打，她最不喜欢的就是吃韭菜了）。而佳佳呢装着什么都没听见也没看见，鼓起腮帮子金鱼那样朝空气喷烟圈。要在以往这种时候我也会摸摸她的脸和鼻子，我对姑娘们向来是一视同仁的，但现在我不大想动，就没去摸。我们就在耳房坐着，很少说话，说什么呢？好像什么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