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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初七，他们到了大庸。出汽车站，太阳都快落山了，幺叔拿着信，走到十字街问那些做生意的，侯大队长家大庸西街66号怎么走？
幺叔要回家的消息，早就在大庸街上传开了。做生意的有一个补锅匠，听出了他的口音不是本地的，就主动跟他接上话茬，你是不是我们侯家从北方回来的幺幺？
七岁离开家，在外面已过了二十多年，家乡的口音全变了，可家乡话听着还是那样亲。补锅匠说的“幺幺”，他一下就听出来了，只有大庸才把叔叔叫成“幺幺”。可那人四十多岁了，样子也那么老，怎么能叫他幺幺？他问他，你是哪个？
补锅匠说，我也姓侯，是城边上的，别看我年纪比你大，但论辈分我比你小一辈，我该叫你幺幺！
侯补锅匠一边说着话，一边收拾摊子。他连生意也不做了。他说，幺幺，你等一等，我这就带你去找俺大爹！
补锅匠一边走一边说，这下，俺大爹，俺幺婆婆不知该有多高兴了！他说的大爹就是我父亲，幺婆婆指的就是我奶奶。
侯补锅匠带着两个陌生人走得急。一街人马上都晓得是怎么回事了，都跟了过来，有两个年轻的后生想早点把这人回家的消息传给父亲，就快步走到了侯补锅匠前面去，侯补锅匠不甘落到他们后面，到后来他们比着跑起来。
父亲早站在门口等着了。他就是大哥，和照片上一模一样，幺叔一下就认出来了。他和婶子田玉梅走到父亲面前，恭恭敬敬叫了声大哥，父亲答应一声，然后就紧紧拉着幺叔的手往屋里走，他边走边喊，妈，妈，你看谁回来了！
奶奶看见她盼了多年的幺儿子回来了，啥话也没说，上来就抱住哭起来。街上跟过来的人，都挤进院子，安静地站在那儿，挤不进来的，就站在外面。
哭一阵，奶奶把幺叔从头到脚摸了一遍，然后让他低下头去，又在他头顶上摸着看。父亲笑着说，妈，你是不相信他是你幺儿子啷么的？他又对幺叔说，九弟，你莫怪妈，妈以前与我和你二哥相见，总都要摸一摸的。
奶奶眼里还盈着泪水，可她笑着说，我自己生的儿，我啷么就不能摸！我是看看他头上有几个旋。你们三兄弟都是两个旋，这点恐怕连你们自己都没妈清楚。她又对幺叔说，你头上是两个旋，这点是对头的。
说着话，奶奶开始动手解幺叔的裤腰带。幺叔忙捂住自己的裤裆说，妈，我又不是三两岁的小孩，这么多人，你莫把我脸丢大了。他的话惹得围观的人哄地大笑起来。
奶奶伸手把幺叔的头轻轻打了一下，说，真是儿大不由娘！你的鸡鸡上有个记号，我是认得的，有了那个记号，就是到了天边，我自己生的儿，我都认得准……可现在你不让妈看，妈啷么晓得你是我儿呢？
她把田玉梅拉到旁边，轻声说，姑娘，我要你说说，你男人鸡鸡儿上的那个记号。
田玉梅红了脸，很不好意思，她低下头去，用她那地道的甘肃口音说，他蛋蛋儿旁有一块拇指大的胎记，红色的。
奶奶笑了，对，你说对了！看来是我的媳妇儿，一点也不假。
围观的人又一阵大笑，我们家门口溢满了欢声笑语。
那天晚上，一家人都围坐在火塘边，讲了大半夜的话。奶奶把她和幺妹及大妹相互是怎么失散的讲了一遍，幺叔把爷爷受伤后是怎么死的、这些年他是怎么过来的也讲了一遍，父亲还讲了我幺爷爷在雪山上是怎么死的。
那晚上，奶奶紧紧拉着幺叔的手，一刻也不愿松开，她说一会儿话，哭一会儿，哭一会儿，又说一会儿话。
那晚上二叔一家人来了，他也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有几个大庸姓侯的旁亲也来了。
幺叔在这边住了两个多月，就要回去了。回去的前三天，奶奶就开始哭，她拉着他的手，让他陪她坐着，看着他哭。
去汽车站搭车，一家人都来送他和婶子。出门前一家人都叮嘱奶奶，在车站不要哭。可幺叔两口子刚上到车上，她还是没忍住，哇地一声哭开了。车站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乘客以为发生了什么事，都跑过来。那会儿，一家来送行的人，谁也没忍住，他们劝奶奶别哭，自己却哭了起来。车站的秩序一下子给哭乱了。
回成县时，幺叔给奶奶许过愿，说一年回来看她一次。可回去后，就有好几年一直没能回来。写信是一直不断。到了1961年，父亲开始是叫他回来看奶奶，他总是说还在公社任职，什么时候都忙，请不开假，后来父亲就骗他，说奶奶病了，他要是再不回来，怕以后看不见奶奶了。接到那封信，幺叔把奶奶生病的事给丈人丈母娘一说，他们说，那你得赶快带玉梅回去看妈。公社这回很爽快，给他批了三个月假。
回到大庸，才晓得奶奶没病，他先是高兴了一阵，就好好陪奶奶过了一个多月。可到他提出要回去时，奶奶可不依了，她又哭开了。她不光是哭，还整天拉着他的手不松开，她怕他丢下她偷偷跑了。父亲看奶奶实在舍不得她的幺儿子，可怜兮兮的，就劝幺叔在大庸定居。幺叔同意了，对奶奶说，妈，我这次回去了，就办户口迁移，然后就回来和妈住在一起。
奶奶还是不放他走，怎么劝她都不管用，她每天和他寸步不离。父亲也为难了，最后，他请来了李林副县长和胡科长，来调解这事。李林和胡科长都是老红军。胡科长小名叫胡跛子，他只有一只腿，另一只腿是在保卫延安时打仗丢的，解放后在大庸当过好多年的民政科长。
李林副县长和胡科长整个站在奶奶的立场上，劝幺叔别走了，连户口迁移都别办了。幺叔说，那怎么行？没户口我怎么在这边生活？胡科长说，你看李副县长是干什么的，他就是管户口迁移的，他说了算，你今儿还真可以不办户口迁移就在这边定居呢！李林接着胡科长的话茬说，你本来就是大庸人，又是在长征路上失散的，你还迁什么户口？
有俩领导这番话，幺叔是连啥理由也没了。晚上他和婶子商量，就依了我妈行不行？婶子说，不回去就不回去了，再说你妈不让你走，大哥和县里领导又结成了统一战线，支持你妈，咱走不脱。
幺叔、婶子的户口落在大庸县城的后山坡上，离县城十多里地的长湾大队。
从此，幺叔不再叫何维俊，落户时，他把名字又改为侯宗元，一直叫到现在。
在长湾，幺叔侯宗元两口子一住就是二十多年。而且从此以后，两人从没回过甘肃。
他们到长湾后不久，奶奶也从我家搬出来，和幺叔一起住。她那个人，三个儿子中，最疼的就是幺叔了，再就是二叔。奶奶是1973年过世，中间她跟二叔住过两年，其余都是住在幺叔家。
幺叔两口子一生没生养，1983年县公安局给他俩办了城市户口，让他俩进城住。在城里有好多年，他俩没生活来源，就摆摊做了十多年小生意。虽然没自己亲生儿女，可我们这些侄儿男女对他俩还算可以，平常都给些零用钱，过年过节还争着请他俩到家里来过。
十四
奶奶以称病在床，留住了父亲，没让毛主席点了他的将
上世纪60年代，有一年国庆节快到来的时候，父亲获得了一次去北京见毛主席的机会，这对1958年就已离休的父亲来说，无疑是一件高兴事。与之俱来的好事还有一件，奶奶被评为“英雄的母亲”，也将随父亲去见毛主席。
奶奶住在幺叔家，七十多岁的人了，每天还要上山背柴火，扯猪草，整天忙个不停。那一段时间，奶奶不干这些活了，她自愿搬到城里来，和我们一起住。
母亲给她做了一套上下一新的列宁装，是让她进京见毛主席穿的。奶奶原是一个沉静温和的人，可那一段时间，我家里开始有了奶奶自给自足的笑声。只要是家里来人，她就会让别人看她的新衣裳，与别人说许多话。她一天要上三四次街，看见熟人就说她要去见毛主席了。
可后来，奶奶还是没去成北京。事情就出在我们几个孩子身上。
家里有两个人要去北京见毛主席了，我们几个孩子也激动得热血奔腾，热血奔腾的结果，就使得我们想到国家该有战事了。毛主席要派兵打仗了，可能是打台湾，也有可能是与苏修干，不然毛主席接见他的老兵干什么？那些天，我们整天讨论这些话题，我们在这些话题中进入梦乡，又带着这些话题坐上饭桌，带着这些话题上学去。谁也想不到，这些话题终于让奶奶听到了。奶奶想，无风不起浪，这些孩子整天都讨论这些，怕真是要打仗了。奶奶性情大变，家里再也听不到她的笑声，列宁装也不穿了，她很快就回到幺叔家里。
晋京的日子很快就到了，父亲把最新的一套军装熨了又熨，戴上他珍藏的那些军功章，试穿了一遍又一遍。就在他动身的头一天，幺叔进城来，说奶奶上茅房时，不小心摔了一跤，闪了腰，躺在床上已不能动弹了。
父亲说，我要去北京，等我回来时再去看她。这段时间，我让你嫂子上山照看她。
幺叔说，不行呀！她说你要去北京，怕是回来见不着她了——哥，你还是别去了，妈年纪大了，怕真有个三长两短……
父亲当晚随幺叔上山，看见奶奶腰上贴满了膏药，躺在床上呻吟，奄奄一息的样子。没办法，他只好坐下来陪她，放弃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见毛主席的机会。
可国庆节刚一过去，奶奶就神奇般地好了，她又上山背柴火、扯猪草去了。
就这样，奶奶以称病在床，实现了她的一次阴谋。那就是，留住父亲，别让毛主席点了他的将，别让他再上战场。
父亲在战争年代负伤十多次，身上伤痕累累，但这些都未能将他打倒。想不到1958年他鼻子里长了息肉，要动手术将息肉割掉，不料手术不成功，他患上神经性癫痫，不能动脑筋。于是那年的10月，他向中南军区申请离休，得到批准。此后他便在家安度晚年。
其实父亲的晚年是从壮年开始的，因为他离休的那一年才四十六岁。父亲在多年的退休生活中，除了与母亲生儿育女外，干得最持之以恒的一件事，就是不断地寄寻亲信。
找到幺叔后，父亲又试着用同样的方式——写寻亲信，寻找失散的另外两位亲人，即他的前妻刘大妹和我姑姑。四川的阿坝、若尔盖、毛尔盖、马尔康等，凡是川西北高原他所知道的地、州、县的民政部门，他都寄去过寻亲信。所有的寻亲信最后的回复，都是查无此人。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每隔三四年都要寄出去一轮寻亲信。
奶奶晓得父亲一直在写寻亲信，她一直期待着有一天家里另外两个亲人突然就出现在她眼前。她常常痴愣愣坐在家门口，朝远处张望，期望着遥远的地方突然会走来这两个人。这个时候，她就会想起多年前她与刘大妹、姑姑遭遇藏匪的情景。她清楚地记得，自己被一块黑石头击昏，醒来后，并没有看到两人的尸体。她不相信她俩已死了，藏匪一定是把她们带走，然后卖到有钱人家做下人。她相信她俩还活着，特别是儿媳刘大妹，她一定会有办法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然后又把他养大成人——那可是自己的大孙子啊！想到这里，她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扯着，一阵一阵地疼。
知道父亲在不断地向那些地方写寻亲信，奶奶暗暗感到高兴，说不定有一天，他真会找回一个侯家的亲人。可过了好几年，没有任何结果时，她开始对父亲产生了许多不满。之所以没有任何结果，那是因为他没到那些地方去找，她相信要是到那些地方去了，一定是会找到的。
有好几次，奶奶强烈地要求父亲带她去原先遭遇藏匪的那个地方去，她要亲自把人找回来。那时父亲就会说，等等，等几天，我半年前刚发出寻亲信，兴许明后天就有回音了。
父亲或者会这么说，等等，等我再发一轮信出去，保不准这次会有回音。要是没回音，咱再出去找也不迟。
于是又等。等了好多年，父亲始终没有出去寻找过。
奶奶1973年去世，临终前，她把父亲叫到床前，对他说，清芝，这么些年，我知道你过得不错，你现在是儿女一大群，可是有人过得不好——你知道，你该还有一个孩子，他一定住在草原上……
她最后说，他要是活着，他一定还在藏人那里，有机会，你一定得把他找回来！
父亲记住了奶奶死前那双满怀期望的眼睛。他没有实现奶奶生前的遗愿，于是他在临终前一个月里，便对我有了一番嘱托。
十五
侯德明说，只要是大庸来的，都是他的亲戚
横亘在我们寻亲路上的有几座高大难行的雪山，但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在2004年11月15日下午到达了阿坝州红原县城。
红原县是一个汉族、藏族、羌族三族合居地。因为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时在这里作出过巨大牺牲，上世纪60年代这里定县时周恩来同志取名红原，意为“红色的草原”。这里平均海拔达4000米，气候恶劣，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成都的60％。我们一到那里，就出现了强烈的高原反应：头痛、耳鸣、胸闷，连汽车的水箱也被冻住，无法开动。
县委办的一位同志帮我们找到了侯德明的大儿媳阿尔基。阿尔基是县电视台的播音员，在她家里，我们看到一张报纸上刊载着罗尔伍的照片。照片上的罗尔伍和我们的父亲及奶奶有几分相像。原来我们在电视上、网上看到的那些寻亲启事都是阿尔基发出去的。阿尔基说，老人念叨“湖南”、“大庸”是他的家乡已有好多年了，为了尽一点孝心，她就帮公公发出了那些寻亲启事。
阿尔基说，侯德明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大儿子俄巴，即她的丈夫，是县一中的老师，不巧这两天出差办事去了，二儿子青络在草原上放牧，他们一两天都还赶不回来，而他的两个女儿嫁得远，一两天也赶不到，她自己就代表他们了。她说，公公单独住在离县城四十多公里的瓦切乡，他是个佛教徒，这两天出外转经去了，晚上回来得晚，要见他只有等到明天了。
第二天上午10点，我们来到了这个藏名叫罗尔伍，汉名叫侯德明的老人的住所。这是一栋红瓦青砖的房子。一个身穿藏服，脸上布满皱纹，一脸慈祥的老人手捧哈达笑吟吟地站在院门口，等着我们的到来。他的两个小孙女跳起了欢迎我们的藏族舞蹈。我们走上前去，接受了他手中的哈达。
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这位老人不能用汉语与我们交谈。当阿尔基把我们一个一个介绍给他的时候，老人神情激动，不停地点头，嘴里说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充当翻译的阿尔基说，他说的意思是，只要是大庸来的，不管是谁，都是他的亲戚。我们听了，都哈哈笑起来，几天来沉重的心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问到他的经历，老人说：从小就没见过父母，我是跟寺庙里一个叫罗巴的喇嘛长大的。我妈把我生下后不久，留下一封血书，然后就和我姑姑走了，谁也不知道她们到哪里去了。我长大后，罗巴喇嘛才悄悄告诉我，妈妈和姑姑找红军去了。从小罗巴喇嘛教过我一些字，血书上的字后来我都认识了。血书上写着我的身世。血书上说，孩子，你的家在湖南，你的父亲姓侯，你叫侯德明，大庸人，这个名字是母亲给你的，你的母亲是桑植人，老家是瑞塔铺六斗溪（这之前，我们只知道前母刘大妹是桑植瑞塔铺人，但不知道还有个六斗溪。寻亲回到张家界以后，我们专程去桑植县查出瑞塔铺原来确实有个六斗溪，现在已改叫新坪村了）。
老人接着说：我母亲和姑姑的事，都是解放后罗巴喇嘛告诉我的。原来，母亲和我姑姑，还有其他女红军是被土匪从路上抢来的，土匪把她们带到一个有湖水的地方，让她们站成一排。不久就来了一些有钱人，他们要将这些女人买回去做奴隶。好几个有钱人都看上了我姑姑，都愿意出高价买下姑姑。可姑姑跟谁也不走，土匪就用马鞭狠狠抽她，还抓住她的腿在草地上倒着拖来拖去。我母亲没人要，那时她怀着我，腆着个肚子，就没人要。土匪早就知道母亲和姑姑是一家人，他们就把母亲赶到湖里面去，逼着她一直往水深处走，不能停，一停子弹就射过来，在她左右溅起好高的水花。看着我母亲一步一步地往水深处走去，姑姑只好答应了土匪，愿意跟买她的人走。可她提出条件，买她的人必须要带走我母亲，她死也要和我母亲在一起。可这样买主又不愿意了，双方相持不下，土匪又要把我母亲实行“水葬”了。就在这时，从这里过路的罗巴喇嘛便出钱买下了我母亲。罗巴喇嘛要一同买走我姑姑，土匪又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