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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身体问题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仅用性或者欲望就可以抽象了的。在艺术创造中身体还代表感性，从身体产生敏感，产生丰富多彩的想象，身体的特质可以引入我们诸多的想象与思考，更不用说，世界是我们的身体，或者所有的事物均有身体。作为文化读本，我们这个时代在电影，电视，绘画，小说中有太多的身体。今天的网络世界更是一个身体自由出入的世界。提请注意的是在大众文化里研究身体经济学，在回归古典身体时我们要研究身体社会学，身体政治哲学。当我们开出一份时代精神病学的报告时，我们呼吁，爱惜和挽救我们的身体，包括一切生物形态的身体。
（四）人物塑造的准则
我们提出一种准则，或告诉人们一种方法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有许多问题不是我们轻易可以谈论的，例如关于现实，典型，人物，潜意识，压抑等问题，这些问题均有一个历史过程，对于人们也有一个认知过程。除此之外，人类知识范畴中有许多名称本身就是可怀疑的，越常识平凡，越使用频率高，越值得怀疑。有些认定了绝不可怀疑的，但它刚好是有问题，例如时间，逻辑，颜色。许多伸手即来的东西均在怀疑之列，小说，古往今来，中外各国均已有之，不应该怀疑吧，实际小说这个概念从来没稳定过，一直是一个变化的主体。人物，人物也是小说中我们呼之欲出的东西，可我们深究起来小说中是否真有人物，或者将来小说人物还存否，也是个问题。以20世纪为例，现代主义兴起，小说中的人物实际已是逐惭衰微了。这是因为作者和读者均不相信小说中的人物了，那是虚构的一个假人，如果是这样，那还不如去电视和网络去寻找人物影像，因为他比小说人物可感性强多了。不仅如此，有许多问题我们在谈论时，你在评述时，在赞扬中又暗含一种反对。人物塑造应不应该有一种标准呢。谁都会说应该有标准，不然如何评判人物呢，可是这个世界绝没有一个万能的标准，浪漫主义有他的人物标准，现实主义又有他的人物准则，可以说万千流派就有万千人物标准。最早亚里士多德便提出了人物塑造的四个标准。浪漫主义热爱巨人族，神奇，超常人的人物；现实主义则要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现代主义的人物是自我分裂的，我们时代有病，我们人也有病，现代人均都丢失了灵魂与自我；后现代则是碎片人物。凡此种种，我们又以何为标准呢。因此我们不能以我们创造什么样的人为标准。好人是标准，那坏人呢，作品肯定有坏人，那怎么办？行动的人，有意义的人是标准，但当今之人在经济和技术的异化之下，人的行为不再中心化，日常行为并非有意义的显示。我们无法按人物类型制订标准，这样我们只能从人物在小说中的功能作用订一个大致的准则。
第一准则，人物应该是性格的。这虽是一个最古典的标准，但今天也同样会有性格。有的人说，现代人性格萎缩，庸庸碌碌，没有外显性格。实际没有性格也是一种性格。《林中之死》中的妇人，没有张扬的性格，但内在隐忍实际也是性格，爱米丽一句话不说，是一个沉默的主体，可最终依然显示性格坚忍暴虐。班吉是个白痴，泯灭了人性，实际他的行为方式也是有意图的。应该明确，这个性格指的是无论什么文本，只要有人物，该人物应该有他的特征，后现代文本《皮男人》，皮男人便很特征化。皮男人远去了，但他又无处不在，他很多行为，你不知道他意欲何为，非常有意思的构成点，他远离了，在世界之外，我们也远离了。人的疏离便是后现代的主题，人物的性格上升为很有深层的意义的符号。人物的符号化并非是后现代带来的，实际从人物一词产生开始，古典时代便具有符号性。拉丁文（Persona）便含有戏剧面具的意思，在法语和英语中人物一词具有同源性，因此把人物理解为角色是非常准确的。另外（Character）性格一词本身也含有人物这个词的双重含意。可见性格即人本身，延伸而指人的特点，另一词（Ethos）与习惯同源，该词指的是经常去的一个地方。这里作一些词源分析的目的在于我们不要对性格狭隘理解，实际上人物，角色，性格首先是同一性，然后再是差异性。
第二准则，人物应该身体化。这是说小说人物应该是可感可视的，对人物本身应该器官化，是躯体化，有血有肉，有骨骼，有精气神，也就是说小说中的人物应该和真人在局部上保持同一性，器官对事物有识别能力，对读者而言，他不仅存在于文本之中，也应该在生活中有影像。重要的是在读者的脑海里有形象感，是共性中的这一个。传统小说中做到了人物对读者的一个整体感知，统一性完整性都很好，但人物的身体是个玩偶，器官作用不分明。现代小说倒是视听，感觉，行动，体验都到位了，身体的七情六欲都有了可感性，但人的整体又粉碎了。《尤利西斯》把人的内部感知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幻觉，梦，自由联想，人类复杂的精神状态与想象能力都在那里淋漓尽致地演释，但《尤利西斯》的人物却缺乏行为能力。身体化便是要人物的五官感知都到位，视觉所见如你所见，听觉所闻如你所闻，伸手可以触抚到如同真实的肉体。吃喝，睡眠，爱恨情仇都发自于身体，并且作为艺术的身体要有超过常人的通感能力，身体作为物质形态要为读者所欣赏，而不能仅停留在身体外部一般描述上。让读者的情绪与感觉都参与进来。
第三准则，人物应该是一个理想的实践者。这话的意思指小说人物与生活人物不同，人物的存在肯定会指向目的，即具有一定的意义。你造个假人意欲何为，即便作为人物游戏，玩一次游戏目的也指向娱乐，或者审美。现实生活中不同，大多数人并不一定为意义而活下去，他们是感性的生存。只有活在现实生活中的是绝对身体，饿了要吃，冷了要穿，每一个人要为生存奋斗，要娱乐，要两性生活，而不会更多的去思考终极意义。因此小说中的人物针对活着的人存在，作家的目的要么是一种审美，一种游戏，一种自我观察，或一种自欺欺人的发泄。如果对作家有更高的要求，如良知，责任，创造能力，那么作家便会去对自己塑造的人物有高于生活的要求，有一种更智性的东西贯透人物。那么人物便是启示意义的存在。小说中的人物是双重性的，首先人物在作品中有自己一个存在的理由，一个位置，置于一种关系，他是能动的，这样他在小说中才有一致性，他不是玩偶，不是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严格说来，一个人物如果不是他自身的样子，这个小说便不存在了。另一方面这个人物是作家意图和目的的执行者。是作家向读者向社会介绍了这个人物，无论作家出于何种目的，他把人物创造成那个样子，总会有一个自己的愿望。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实体，是现实生活中移植过去的，或者完全是头脑中虚构的，在小说终结时，人物完整了，无论人物是否成功，是否满意，他一定是作家愿望的达成。这个双重性是有其同一性的，也是有矛盾性的。小说中人物和作家心目中的人物一般说是没有完全统一的，有矛盾反而是好事。小说中人物的自主性越强越好，人物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他逸出作家的意识越多越好，这表明人物的内涵更加丰富，对他的阐释已经超越了作家想象之外。这样小说人物便成为人类共同理想的培植者，最终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符号。
第四准则，人物应该成为人类精神的图谱。一个人物在小说中的物质标记，外在形态固然重要，他自身得以独立存在，人物便有他自身的那个样子。这就是前面说的，他应该是身体化的。人物不能仅仅是这样一个躯壳，重要的他也和日常生活中的人一样，有他独特的精神指向。人是思维的动物。哲学上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但按通俗的说法，人，无时无刻不充满了想法，是这些想法指导了他的行动。不仅如此，小说中的人物，以我的看法他应该是思想大于行动的人。精神状态异常丰富并且超出常人，简单说，人物的精神应该大于该人物。一方面人物的精神还应该大于读者，我们还有理由认为他还大于作家本人，应该是一个无限丰富的载体。这个人物从正常状态看，他应该是人类历史文明长河里精神财富的总和，人物的精神是人类精神的结晶。因而我们说小说中的人物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精神符号。另一方面看小说人物精神又不能完全是正常的，应该有所异常，我们估且不说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最少是我们这个时代病态人格，精神分裂的集中反映，古往今来的小说凡属高度具有行为能力的人物一般都鲜明，生动，活泼。他让人容易记住的是外形，是他那个样子，一般说来这样的人物是比较容易创制的。但最深刻的，真正进入人类精神世界并具有启示意义，有精神价值的，还是那些精神饱满丰富，但又超出常态的人。现代派小说中的人物凡成功的都是一部精神史诗。《尤利西斯》中的德达路斯、塔尔马科斯，《变形记》中的萨姆沙（这也包括《地洞》中借鼹鼠表现人的精神状态），《喧哗与骚动》中的大学生昆丁，《堕落》中的克拉芒斯，《恶心》中的洛根丁，《自由之路》的马蒂厄。这些均向我们展示一幅现代人的精神图画，让我们真正了解到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小说人物作为精神图谱，重量还是在长篇。具有一个更大更长的跨度来展示人物的精神历程。每个人物作为精神的展示应该具有独特新颖的见解，不能是一个日常精神病患者的呓语。《饥饿之路》的主人公阿扎罗的精神现象表述的是人类精神史，是一部苦难史，即便是爱也是苦难的，爱比死更难。《六月庆典》的希克曼是一种美国精神，但据我看来那种圣徒式的远不如布里斯经受的精神苦难深刻。《人性的污秽》科尔曼的精神史便是揭秘人性深度潜藏的问题。
第五准则，人物应该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一条现实主义的人物原则，按说他不可以作为囊括一切的人物创造的原则。全球化时代个人功能下降，人在庞大的社会和极端的财富与高超的技术中会显得无限渺小。今天的人谁都不能说他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就是他自己。他不是一个网络结构的核心。确实许许多多写作者，仅仅只在一个极狭小的范围写一点自己的感怀。在多元视角中绝大多数的人都低于他的语境，我们今天的人及其社会多少有一些反讽。但一部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展开的社会领域是宽广的。特别是今天的时空关系的改变，人物活动空间与速度趋向无穷大，所谓大社会没有封闭的小人物，因此我们在考查人的基本关系，分析人的属性，特别在今天的商业经济之下，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应该有很大的适用性。在极端富裕的西欧，这一条人物准则应该说作用是有限的。人物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则必然要创造一些典型。我们今天看小说，典型和塑造更接近虚假，因为它要高度集中，高度特征化，是许多人中的代表与榜样。而今天的人都是芸芸众生，典型化了的人往往给人不真实感，是夸张的。因而我的说法是，虽然人物仍体现我们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却不一定用典型化。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创制平凡人时看到他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透视了时代和社会的各种关系，其实最重要的是经济关系。但我们不必要把他特别地进行特征化，把许多人共同发生的特征强加在一个人身上，我不仅不主张典型化，我反而主张平庸化，使你所写的人物和芸芸大众不要剥离开，这样真实感更好，生活味也就更足。现实主义原则在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儿已登峰造极了。可今天人们谁又会把《人间喜剧》和《战争与和平》作为楷模来创造今天的人物呢。
从这一点出发，正好我说的五个塑造人物的准则，它不是唯一的标准，同时也不是所有的标准，应该说还有许许多多的标准。标准可能是死的，是准则，是尺度，但我们人物创造时却是鲜活灵动的。或取其一准则用之，或综合其二用之，也可不按这些准则，而是根据个人内心的感受或者生活实际中情况，感性地去创造人物。但我这里要说的，写一两部作品，或初学写作，你怎么写，怎么来构建你的人物均可以，但写作进入自觉状态，使个人的创造水平不仅超越自己，而且还要超越别人，达到中外创作的先进水准，你就不得不考虑这些人物准则的深刻意味了。
（五）人物塑造的方法
应该说每一个作家创造人物都有自己的独特方法，其独特处或许是不可共用的。但既然我们塑造人物有共同的准则，这也表明了许多创作方法也有共同性，例如从生活中提取真实的人物形象，通过一定综合的方法使他成为小说人物。这种方法已被千千万万个作家使用，那么便肯定有我们可以共同借鉴的东西。小说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物，也许就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的人物伴随你漫长的生活同你一同生长。有的人物是生活中偶然的插曲，是即兴的人物。有的人物，是有原型的，有家族和民族的集体记忆的特征。不同人物我们会有不同处理方式。还有众多的人物没有现实依据，他是一种意象，一种幻想，一种偶然的触动。因此，你不可太相信这儿提供的人物塑造方法，这些方法是被过去作家或者我本人使用过，也许对你有一些启发，但最佳的最深刻的方法它还是根植在你的内心，而且只有你个人充满了灵性和感受，采取最鲜活的方法，创造的人物才是最好的人物。你用生命创造的人物一定会给别人最深的印象，而且也极有可能最具原创的价值。
第一，看不见的人物塑造。这里是指在小说未进入写作状态，实际人物塑造已进入了作家的内心了，过去传统写作中用十月怀胎来形容，以瓜熟蒂落为成功。我这里要说的这种看不见的塑造不是呆板的，今天写作的人有谁会去看传统作家的创作谈呢，因为在他们来说，写作太简单了，想写，拿笔就开始，写别人不成，写我自己还不成吗，把我展示给别人就可以了。据我二十多年的创作经验看，写作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真是有许多无形的和有形的东西制约着作者。一个人兴之所至，是可以写出作品，但我以为真正优秀的作品还是不要那么草率，特别是有一定写作经验的人，更不能轻易地拿笔就写。最低限度也要让你自己进入一种写作状态。那么我这里说创造看不见的人物还是应该取法的。这一环节，我指一切未形成文字进入小说人物造型之前的工作。这个工作传统作家和当代作家处理方式不一样。传统作家讲究构思，特别是长篇会有漫长的构思，甚至把构思写成提纲。今天的作家很少有这个讲究了。他们是即兴写作，或者资料写作，前面还说过，自我写作。无论哪一种写作， 我仍要强调一点酝酿。这个酝酿分有意无意的，长时与瞬时的。再即兴的创作我仍要强调一种酝酿。也就是说有一种心理准备。你的内心是一座窑，你在内心的窑里要把这个陶人瓷器烧制好，你的智力在把握这种火候，什么时候出窑，你要找一个最佳的时间。我们说短篇小说也许可以偶成，但长篇一定得要有这么一个酝酿过程，其实有许多经典名篇的短篇小说也经过漫长的酝酿过程。例如博尔赫斯的《代表大会》便在内心写了三十年。一个作家的经典长篇在内心会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巴西作家吉·罗萨的长篇《广阔的腹地》由一个偶然因素引起，作者乘出租车遇到了他的老乡，一个牧人讲述的腹地故事。但作家经过漫长的构思，他查找各种文献档案，收集了数以吨计的资料，仅资料便可以写一部浩大的巴西专著。他的观点是小说家应该写那些不被人注意的东西，要在运动中抓住这些东西，并揭示它们的面貌。这个人还写过一个经典名篇《第三河岸》。巴尔加斯·略萨的写作他说得更明白，首当其冲的是构思，也就是围绕某个人物，某种场面或者只是对头脑中想起的某种事情进行思考，然后开始准备札记注释，做卡片，勾画出作品的大致轮廓，比如，什么时候某人物在这里出场，在那里离去，什么时候另一个人物在那里出场，在那里离去。总而言之，拟订出细微的总纲。上述的构思经验具有普遍性，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作家在构建他的长篇时都会有一个长期精心的构思过程。就纳博科夫这样极端先锋的写作，也是先采用卡片式构写。在这一点上也许只有超现实主义作家没有预先构思，因为他们采用自动联想的即兴式写作。
第二，给人物命名。命名是一个人物文化身份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