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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秦汉史-第1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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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后人对于信徒所要求的贡献,以及例如杂滥性交等其他弊端都应终止;
应该大力注意正确地使用静坐和每日的饮食,注意吐纳和体操锻炼以求得长
生。佛教的进德日新的修养的影响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
公元 423 年,寇谦之又在嵩山遇见了一个异象,这一次是一个叫李谱文
的人的异象,他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他指派寇谦之为他的继承人。
他要他敬拜诸天神圣,同时提到佛陀是天神之一,他的弟子们也是“天上的
人”。他又告诫寇谦之要支持统治北方的“太平真君”。这个人就是北魏王
朝的皇帝,他在 440 年真的改年号为“太平”,这不禁使人想起了黄巾军的
乌托邦思想。
寇谦之遇见了这些异象之后,就把他所接受的图箓上奏给了皇帝。公元
442 年,他在官方于洛阳为道教祭祀所准备的道场(天坛)上把法物献给了
皇帝,使他依法成为信徒。对君主施行这种正式的法事,使道教变成了国教。
公元 446 年,主要出于政治原因,佛教在北魏帝国遭禁止。①如上所述,尽力
搞排佛活动的人是一位有极端思想的汉人大臣,寇谦之也有此思想,但却有
很大的保留。天师并不反对佛教,因为他认为他大大得力于佛教之助。
决不是所有道士都持这种态度,因为六朝时期的道教和佛教一直在吵
闹。当文人们在哲学方面把儒、释、道三教的因素象上面所讲的那样混合起
来的时候,释、道两教的拥护者之间就可能开始产生了误会。释、道两教教
会之间关系的破裂在唐代完成,那时佛教有一切理由嫉恨道教;因为道教那
时很受宠,它是与老子同姓李的皇室的宗教。在从前,即公元 4 世纪中叶,
一个叫单道开的人②从敦煌经过中国去广州,作为治病术士,和《高僧传》中
的人物佛图澄一起中途在邺停留了下来;可是我们得知,关于他的每一件事
都染上了道教色彩,因此其他材料把他列入道教天师中,这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在一个世纪以后,公元 467 年释、道分裂已是如此彻底,道教作者如顾
欢等人就把佛陀当作蛮夷之人,而郑重地宣称,道家和佛子不可能同戴一天。

大约与此同时,另一位道士,即关于佛教的“三破论”的作者,①用儒家
的排外偏见来反对佛教,并且使之达到了种族主义的高度;他说,如果老子
反复以独身禁欲教育印度人,那是为了用种族灭绝的办法去灭绝这个野蛮种
族。②为了把佛教弄得声名扫地,道士们企图证明,佛教不过是道教的替补宗
教而已。老子曾教西夷以道教,根据传说,他在中国的生涯结束后是走向西


究》,第 453—491 页。关于《释老志》中的佛教部分,见塚本善隆:《魏书释老志研究》和《魏收的〈释
老志〉》。
④ 此即距长安不远的西岳华山;洛阳附近的中岳嵩山。
① 见前文。
② 见 M ·索伊米:《单道开传》,载《高等实验学院论文集》,1(1957),第 415—422 页。
① 此论被认为是张融(公元 479—502 年)所作。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卷,第 2102(8)号,第 50c;又见陈观胜:《南朝时期的反佛教宣传》,
第 173 页。



方去了的。这就是著名的老子化胡论,它最初是在汉末襄楷的奏疏(公元 166
年)中提出来的。③这个理论可能最初不是意欲伤害佛教,勿宁是用合释-道
为一体的方法在糅合释-道的过程中使佛教取得中国人心目中的合法地位。
襄楷在他的奏疏中合并了两教的教义,一视同仁地称述释、道两教。这
种作法在宗教史上几乎是必需的。当一种宗教想证明它反对另一宗教的正确
性时,它就诡称在另一宗教里面找到了它自己的教义。在欧洲的古代世界末
期,当基督教跟异教哲学争辩时,基督教徒便宣称:柏拉图和斯多噶派都是
摩西的弟子,而他们的思想都来自圣经;这就是查斯丁(公元 2 世纪)的理
论,亚历山大的克雷芒更进一步地用了“盗窃”二字,即认为希腊人剽窃了
《圣经》。相反地,当近代的耶稣会教士向欧洲人介绍中国文化时,在法国
有一种所谓形象论者(Figurists)(即相信耶稣在圣体内仅是形象性存在的
人),他们在礼仪之争中主张,许多圣经传统的基本思想都可以在中国的史
料中找到出处。对形象论抱反感态度的伟大的宋君荣(Gaubil)①在 1733 年
的一封信中提到形象论者时曾说:“三位一体和圣餐的神秘奥义无疑地是存
在于中国书中……”宋君荣接着说,形象论者


把中国古代的帝王变成了《旧约》中的圣徒,或变成了圣三位一体中的成员……他们把中
国这个国家变成了人间的乐园,变成了美索不达米亚或印度,等等。

再不然,事情又是这样的:当西方科学被介绍给中国人以后,中国人又很自
傲,说所有西方的重要发现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欧洲并未发现新东西。
这就是老子化胡论最初被提出来时的精神。但是后来在大约公元 300
年,当外夷人开始渗入中国北部而尚未推翻晋王朝的合法统治者时,我们看
到道教人士也和儒家一样开始表现出排外情绪,因而上述理论变成了他们手
中反对这种印度宗教的武器。在西晋末年的晋惠帝(公元 290—306 年在位)
时期,一位道教祭酒王浮曾几次同一位佛教和尚帛远讨论问题;帛远受过儒
家教育,而喜与文人“清谈”。②为了为他在讨论中的失败而进行报复,王浮
写了《老子化胡经》,严厉地攻击了佛教。
这本书是释、道二教数世纪中争论的原因。它经过许多次的修订、窜改
和无限制地添枝加叶,最后,它在 13 世纪时被蒙古大汗指责而付之一炬,至
今仅存原书中的几句引语和后来版本的几个片断。佛教对于此书的一本驳斥
之作发表于 4 世纪,名《正诬论》。这里没有把老子写成佛陀本人(象襄楷
那样),而是写成佛陀的弟子;佛陀被说成曾在印度教导老子。这位“弟子”
有时即被认为是摩诃迦叶(Maha-kā■yapa)。佛教辩护士有时甚至认为佛教
从远古时期起即已为中国所知,甚至这是在孔子以前;他们有时认为孔子是
佛陀的弟子,或者认为是佛陀的具体形象的化身。
当寇谦之在北方活跃的时候,中国南方又出现了道教的三位伟大的改革
者。第一位是葛洪(约公元 283—343 年),而以其抱朴子(此词出自老子)


③ 关于老子化胡的理论,见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 288—302 页;福井康顺:《道教基础研究》,
第 256—324 页。关于襄楷,见《后汉书》卷三十下,第 1075 页以下;德克雷斯皮尼:《东汉抗议的预兆》;
以及上面的《佛教的传入》。
① 宋君荣:《北京来信,1722—1759 年》(日内瓦,1970),第 364 页。
② 见前面《佛教和道教的诺斯》。



之号更为著名。这是他完成于公元 317 年的一部著作的名称,是这一时期的
道教信仰和组织成教义体系的科学的百科全书。①葛洪是建康地区的人,几经
游历之后死于后来的广州附近。他精于炼丹术,主要是一种提炼黄金和丹砂
的技术,人们企图从这种方法中得到长生不老的药物。除了外丹之外,还有
所谓“内丹”,它就是用生理方法(每日的饮食、吐纳等办法)以及精神方
法(冥思、观照等)在人体内建造长生不老的躯体。葛洪似乎还不知道佛教。
他反对“齐生死”的庄子,也反对流行的“清谈”的空疏。
在下一个世纪中,陆修静(公元 406—477 年)改编道教经典;此人是今
浙江人,卜居建康和不久以前因佛教慧远大法师而出了名的庐山。②陆修静汇
集了深受佛教影响的道教仪式,同时他还把他在遍历中国南部时所得到的众
多道教典籍进行了分类。公元 471 年他创制了一个目录,分为三“洞”,正
象佛教著作分为三“藏”(piatka)和佛教教义分为三“乘”(yāna)那样。
这是道藏的第一次汇集;现时只有明版道藏仍存留于世。
大约与陆修静同时,佛门僧祐(公元 435—518 年)也编辑了《出三藏记
集》,这是道安目录的继续。③这是一部校勘性书目名著;中国人凭借其天生
的语言学禀赋对这门学问是一贯精通的。历史编纂学也是中国人所擅长的,
这时也由于慧皎(公元 497—554 年)编写的《高僧传》等著作而正在使人感
到它的影响;这是一部主要关于翻译家生平的巨著。①佛教和道教因此被逐渐
形诸与受教育的精英阶层所熟悉的传统准则相吻合的文学和理论著作。这种
工作对道教人士来说要困难得多,因为他们的经籍据说由诸天神圣在不确知
其日期的情况下传授下来的,而佛教译书的日期和高僧的生平都因有充分而
精确的文献记载而能确切地为人所知。
第三位中国南方的伟大道士是陶弘景(公元 455—536 年)。②他完成了
两位前人的事业,是六朝末年道教教义的真正集大成者。陶弘景生于建康附
近,492 年隐居距京师不远的茅山,此即上清派所在地;它与灵宝派——此
派奉灵宝经总集为权威——为双峰并峙之两派。陶弘景受过很好的教育,精
于医药和当时的各种科学,他还是一位精通佛教经籍的大收藏家。他出身于
佛教家庭,据说在他所住的山中建有一座佛塔,里面同时供有一尊道君像和
一尊佛祖像。甚至有人说他曾取名菩提萨埵,并发誓要遵守佛门居士的五戒
(pa■ca-■ilāni)。梁武帝是一位热心的佛教徒,陶弘景在梁武帝于 502
年即位之前曾与他有过接触;陶弘景后来继续做梁武帝的顾问,像寇谦之做
北魏太武帝的顾问那样。
准确地说来,陶弘景的主要著作可能是名为《真诰》的书;它的内容是
道教真人所授的图籍。它是非道教文人也能看到的当时道教的一部新百科全


① 关于葛洪,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 5 卷第 3 部分,第 75 页以下;以及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
之愿》,第 60—73 页关于《抱朴子》内容的分析。又见克里斯托福?施希佩:《抱朴子内、外篇词语索引》
(巴黎,1965,1969)。
② 见马伯乐:《道家和中国宗教》,第 314—315 页;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 93—95 页;以
及前面的《佛教和道教的诺斯》。
③ 见上面的《佛教和道教的诺斯》。
① 见芮沃寿:《传记和圣徒传记:慧皎的高僧传》,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25 周年纪念集》(京都,
1954),第 383—432 页;罗伯特?施译:《高僧传》。
② 见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 100—114 页。



书。它受有佛教很深的影响。陶弘景在它的刊后语中宣称,它的内容都是真
人所授,像佛经之“出于佛陀之口”那样,其中的《甄命授》就完全模仿《四
十二章经》,是借真人之口说出来的。这部“经”的日期可以上溯到释、道
二教紧密混杂的时期,①这个时期可能很适合进行这种抄袭。这种抄袭本身似
是陶弘景取法于 5 世纪他的前辈之一的顾欢,②也取法于保存在道教经籍中的
上清派的一部著作。佛教徒方面也同样回报道教抄袭者。佛教的《宝藏论》
这本小册子据说是僧肇所作,但可能出自他后来的一个门弟子之手;此书的
开头便是逐字逐句地模仿老子:③


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真色无形,真空无名。无名,名之父;无色,色之母。

佛教和道教的糅合最初主要是在哲学方面,后来继续发展到宗教方面,
尽管它们双方的徒众争吵不已。可是,这两种宗教的交流逐渐变成了单方面
的,因为道教从佛教输入的多,向佛教输出的少,特别是在制度方面。“道
士 ” 相 当 于 庙 宇 中 的 僧 伽 , 道 教 的 法 伦 斯 泰 尔 组 织 称 为 道 “ 观 ”
(observatory),④则颇像佛“寺”。像佛教和尚要穿袈裟那样,道士也有
他们特殊的道装,而且他们甚至也要宣誓过独身生活,虽然这又与道教的两
性理论和实践相径庭。我们发现,6 世纪中叶的道教大师宋文明便要他的弟
子禁欲,并且穿着特定的服装。某些道士直到隋代还在反对这一点,但是,
禁欲的要求在唐代还是规范。⑤自此以后,道教教会实际上对佛教教会亦步亦
趋。
可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道教徒没有保留他们自己的教义和实际活
动,其中包括一整套类似印度瑜伽的心理-生理锻炼。陶弘景在他的《登真隐
诀》一书中试图把道教万神殿中的诸天神圣(总数有 36000 名)画出等级座
次,根据旧的微观-宏观宇宙观念,这些神圣住在人的体内,也住在人的体外。
最高的神太乙有三个互相矛盾的本质,因为道教迷恋于“三”字。这就是位
于人体内被称为“丹田”的三个重叠区的“三一”;它是长生药的引喻。方
士能够通过内视(内观)来省察“三一”;这种内视又能使他跟随并控制气
在体内的运行;据说气在运用精气方面起着基本的作用。借助于体操、饮食、
吐纳、性爱和其他锻炼,他能够做“养性”功夫并保证长生,有“金骨玉肌”
做成的不坏身躯。
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宗教世界的全貌,它有其显著的独创性;现代的中
国学正在对它进行研究。对于这个宗教世界的认识在了解近代中国的民间宗
教中是重要的途径;另外,中国科学也从早在南北朝时期道士所从事的炼金
术、药物学和医学研究中获得很多教益。





① 见前《洛阳佛教的开始》。
② 见前《南北朝时代的道教与佛教》。
③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四五,no。1857,第 143 页;鲁滨逊:《印度和中国早期的中观学派》,第 125、
155 页;以及吉冈义丰:《四十二章经与道教》。
④ 此词(observtory )可能用作同音字“观”,意为“寓所”、“旅店”、“大楼”。
⑤ 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 390—391 页。



隋代的佛教和道教

隋王朝(公元 581—613 年)的开国皇帝名杨坚,他一直统治到 604 年,
称为隋文帝;他被作为佛教徒抚养长大,所以他即位之初的所作所为中有一
件事就是停止北周所掀起的灭佛运动,重新恢复了佛教。①当他于 581 年结束
了北朝和 589 年灭掉了南朝而征服了全国的时候,他依靠佛教来保证实现中
国的重新统一。但是,他小心翼翼地也不忽视曾受到北周王朝迫害的道教。
他甚至把他的第一个年号取名为开皇(公元 581—600 年)。这是道教模仿佛
教而确立的世界演化过程的几个时期——即所谓宇宙浩劫(■ol-pa)——之
一的名称。①他急于想培育他的臣民达到精神上的一致,在他们的宗教信仰方
面他并不偏袒一方而损害另一方。
隋文帝于 581 年即位后不久即发布命令宣称,②他和崇敬佛祖一样崇敬老
子,他强调这二者都试图使一切事物归于“一”;不过,在这份诏书中这是
要建立遭到禁止的佛教寺院。但是,他于次年在长安建立了道教的玄都观。
他在那里安置了道士,使之负责发展能对国家服务的道教技艺。玄都观的主
持人称为观主,国家通过他来控制这个道教社团。中世纪道教哲学著作,按
其原来形式说,应上溯到隋代。这就是《本际经》,③此书深深浸透了佛教气
息,甚至它的标题也是这样,它和梵文 Pūrva-koti 是相对应的。
公元 585 年,隋文帝就老子化胡④的问题组织了一次辩论,在辩论中他可
能偏袒佛教,虽然他在 586 年却建造了一座老子庙。他也不怠慢儒教,谨遵
儒教的仪式和教诲以赢得有教养的官吏们的心,特别是要赢得南方官吏们的
心。他又重新清理了秘书省因受战乱影响而严重残毁的图籍。凡私人藏书家
献书一卷供抄录者则赐缣一匹,国家为此征课人头税。据说,用这种办法搜
集的佛教典籍远远超过了儒家经籍的数目。⑤
隋王朝采取国家严格控制佛教教会及其活动的步骤,其政治动机和北朝
的动机一样,是很显然的。公元 600 年三阶教①被禁止,607 年和尚们奉命必
须敬拜皇帝和官吏。管理佛教的中心设在大兴善寺;现在在长安仍可见到此
寺的遗址。“大兴”事实上是隋文帝新建的围以城墙的都城之名,“善”字
则是该寺所在的街道名称,位于玄都观对面。②寺内有一个行政单位名昭玄
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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