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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仁政，他很注意不让他们在送粮食给洛阳时再被征募来的官兵盗窃。
除了建祠纪念王涣外，皇太后被他的正直所感动，安排他的儿子做郎中，希
望用他的榜样鼓励别人。①
② 《后汉书》卷五一，第 1688 页；《后汉书》卷五八，第 1866 页。
① 《后汉书》卷四七，第 1587 页。
② 这几个国家，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 125— 公元 23 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
1979），第 76 页注 49，第 81、183 页。
③ 《后汉书》卷五，第 231 页；《后汉书》卷八六，第 2851 页。
① 《后汉书》卷七六，第 2468 页。
鲁恭于公元 １０７ 年官拜司徒。据记载，他上任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上奏请
求改变轻刑审理的程序。定例是秋季审理，但从 １０３ 年以后却改为夏季。这
给农业人口带来了困难，干扰了他们的工作，因为官员们已经习惯于在刑事
诉讼过程中牵连进许多人。鲁恭认为应该改回传统的做法。他立论的理由是，
应该把案件的处理与自然秩序和宇宙秩序谐调起来，不能贻误农时。他的观
点占了上风。②
历史详细记载了随着外戚、宠幸和宦官势力的增长，官员们的权势日益
式微的不愉快的事件。在这种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偶尔可以了解到这一类的抗
议。１２０ 年，王伯荣的行为显然就引起批评。她是王圣的女儿，安帝（公元
１０６—１２５ 年在位）的养母，她已经利用自己的地位大肆扩张势力，并过着奢
华的生活。这便鼓励了别人起而效尤，也搞奢侈和浪费，同时由于能随意出
入宫闱，她就可以方便地行贿和贪腐。司徒杨震为了合理的，基于道义的施
政，勇敢地上奏，要求消除这一丑恶行为；他要求把王圣母女二人驱逐出宫。
他举出，王伯荣为了使她丈夫继承侯的爵位，在幕后进行了操纵。他对以下
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先例不受重视；封侯的原则不是根据功绩，而不过是为
了表示恩宠。
另一位上奏者翟酺提出，窦家和邓家制造的大破坏，把皇权减少到了零
的地步。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内宠的固有的危险性以及外戚所享有的空前的特
权。他请求皇帝（安帝）消除产生谄媚的所有根源并防止利用国家权力达到
个人目的。但是这样的忠告没有效果。①
还有人提出抗议，但同样不被理睬。这就是尚书仆射陈忠提出的意见，
他的观点与三年服丧期的争论有关，前面已经有所介绍。王伯荣按照安帝的
旨意去他父母的坟墓前代表他行祭。她在路上所遇见的人都大拍其马屁，以
致看得出她的权威已大大超过皇帝本人。陈忠指出，早在汉代初年对这种事
情的后果就有过可怕的警告。他坚决主张应该由皇帝本人行使权力，以保持
正确的国家等级秩序和经过批准的下放权利。陈忠还注意到权力已经有效地
从三公转移到尚书手里的做法。后者的决策缺乏原则性引起他很大忧虑。②
② 《后汉书》卷四，第 192 页；《后汉书》卷二五，第 879 页。
① 《后汉书》卷四八，第 1602 页；《后汉书》卷五四，第 1761 页。
② 《后汉书》卷四六，第 1562—1565 页。
顺帝统治时期（公元 １２６—１４４ 年）
顺帝统治时期的行政管理和官员们的行为多次受到批评。提出的问题涉
及朝廷和官场上的情况及专权的出现。抗议是针对宦官和梁家集团的，朝廷
的奢侈问题也再次提了出来。顺帝统治的末年又爆发了危及帝国安全的动
乱。
在 １２６ 年，刚刚担任司隶校尉的虞诩大声疾呼政府有压制行为。他认为，
法之所禁是控制人民生活方式的手段，刑罚则是限制人民的工具。他抱怨的
部分内容是官员们为了自己向上爬而滥用上述的禁令和刑罚及其他的措施。
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的指责与反指责，其中包括随意滥用权力和非正义地逮捕
清白无辜的人。有几位高官和宦官被牵连进去。虞诩在这些万分危险的诉讼
中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有一次审问他的监狱长官让他最好自裁。但他拒绝了
这种好意，他宁肯让自己的案件闻名于世，如果有必要，他愿意被公开处决。
结果，虞诩被判无罪，并被任命为尚书仆射。①
多半是为了制止裙带关系，１３２ 年的命令规定，从州里举荐上来的官员
候选人必须限制在 ４０ 岁或 ４０ 岁以上；他们必须学习过指定的经典的疏义；
补缺人员必须有起草奏疏的能力。对那些才干非凡的年轻人，也不能仅仅由
于年青而妨碍他的仕宦前程。②
同一年，尚书令左雄在奏疏中抱怨短期任命和官员离职产生的后果。很
多人对在短期内一显身手感兴趣，结果人民受到专断的刑罚和横征暴敛之
苦。据他说，官员们不能审理贪污案件或恰当地考核确定每个人的功绩；还
有许多提升不当的例子。左雄请求结束官员们调来调去的情况，因为他相信
这些弊端都是官职的变动，或在职官员经常离职的结果。可是，重新实行禁
止官员们擅离职守这一规定的企图未取得成效——据说是因为宦官的反对。③
这时也出现了有人不愿意做官的事例。樊英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他
精通经术，也通晓占卜；这可以归因于他的兴趣和性格，从 １２７ 年以后他就
拒绝了让他做官的种种引诱。这种拒绝也可能是由于他厌恶政府行事的方
式，他宁肯不接受他所不赞成的那种恩赐。①
还可以举出一个当时有人拒绝当官的例子。此人即郎ｆ ，他和樊英一样
是一位学者，他也深晓秘教事务，并以能准确地预言未来事件而广为人知。
在 １３３ 年上呈的奏折中，郎ｆ 乘机批评了政府的许多方面，包括选拔官员时
不够严格。他的很多批评都是根据对自然情况和超自然现象的解释作出的；
由于他是这方面可以请教的知名专家，他的声誉给他的观点增加了某种力
量。②
另外两个与官员的待遇有关的事件在史籍的 １３３ 年条目中有记载。第一
件与李固有关，此人后来注定要在公众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此时还不
① 《后汉书》卷五八，第 1870—1871 页。
② 《后汉书》卷六，第 261 页。
③ 《后汉书》卷六一，第 2015—2019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二，第 2722 页。又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一，第 1648 页注文。关于不愿意做官的
情况，见本书第 15 章。
② 《后汉书》卷三十，第 1054 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东汉抗议的预兆：襄楷呈给桓帝的奏议》（堪
培拉，1976），第 98 页注 88。
是一名文官。在朝廷征求关于政府需要办的事的意见时，他提请注意的事是，
有些低级军官没有经历过通常一年的试用期却得到了长期的正式官职。尽管
看起来这可能是一件小事，但他却唯恐成为先例，从而会导致取消传统的管
理方法。不清楚李固的抗议有什么效果。③
第二个事件是，大司农刘据因玩忽职守而受到惩戒，并被命令向尚书汇
报。除受其他惩罚外，他还要受鞭挞之辱。左雄抗议说，这样处理不适合刘
据高级官员的身份，他还指出，古代没有鞭挞大臣的先例，只有明帝统治时
期（公元 ５７—７５ 年）才有这种做法。左雄成功地了结了这件事，刘据没有被
鞭打。④
顺帝在 １２６ 年继位以后不久，就向拥戴他的养母宋娥表示了感激之情。
他封她为“山阳君”，同时封梁冀为侯。①左雄认为这样做纯属徇私，不合适。
这种做法直接违背了高帝古老的遗训：即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尽管他
暗示这种行为会导致大灾难，他的抗议未被倾听。
１３３ 年洛阳发生了严重的地震，皇帝对如此严重的后果只好下诏求言，
同时征求相应的救灾措施。②李固利用这个机会对当时的情况提出了尖锐的指
责；在此过程中他对某些官员的任命问题提出了疑问。他是司徒李郃的儿子，
由于身为教师而出名，洛阳人士都期待着他会步他父亲的后尘。在指责的开
始部分，他提请注意安帝打破传统，册封养母王圣为侯一事；③紧接着樊丰及
其一伙便抓了权，并出现了打乱皇位继承的情况。李固本人承认，汉代 ３００
年历史上不少于 １８ 位君主，其中自然不乏搞恩宠的事例，何况宋娥的功绩也
的确很大。但是，这可以用钱来酬功而无须授以土地；这种封土地的办法违
背了既定的传统。
其次，李固批评了梁氏家族的显赫权势。虽然明帝统治时期已出现过同
样的问题，但形势还没有这样极端严重。他建议让梁冀及其家属回到黄门任
职，以削减外戚家族的权力和把行政权力还给皇室。他还注意到宫廷侍从的
权力太大了。原先诏令禁止他们检试候选官员，防止他们利用权力达到营私
的目的，但这些情况已经变得屡见不鲜。李固要求恢复这方面的控制。
李固还强调，必须确保政府和朝廷各部门都有十足的休戚与共的态度，
而且要从中央做起。他说：“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邪，犹叩树本，
百枝皆动也。”根据这一点，皇帝就需要垂询文人的意见，同时要弄清楚上
天的意愿。应该表扬那些言有可采并能立刻实施的人；宦官的权力及编制应
该大大削减。
由于顺帝发现他的养母介入了宦官策划的阴谋而引起朝廷上的混乱，他
更加愿意接受李固的劝谏，养母被送回她的住处。正如所预料的那样，为皇
帝养母服务的宦官因此对李固抱有敌意，并开始想办法要搞垮他。
但是，至少还有另一位官员利用 １３３ 年地震的机会批评了当时的形势。
这就是当时任太史令的张衡，他在历史上更多地是作为文学家和以科学技术
③ 《后汉书》卷六三，第 2076 页。
④ 《后汉书》卷六一，第 2022 页。
① 《后汉书》卷六一，第 2021 页。
② 《后汉书》卷六，第 263 页；《后汉书》卷六三，第 2073 页。
③ 见本章前文，又见《后汉书》卷六三，第 2078 页；《后汉书》卷三十，第 1049 页。定为 135 年；《资
治通鉴》卷五二，第 1680 页定为 137 年。
上的发现（包括他制造的地动仪）而闻名于世。他呼吁应把权威归还给原来
拥有它的地方，也就是还给“天子”。①
１３５ 年，张纲发起进一步抗议宦官权力的活动。这次抗议的直接原因很
可能是已经作出的允许宦官收养养子从而他们就可以把朝廷赐给的爵位和特
权传下去的决定。②１３６ 年官拜太尉的王龚是另一位以反对宦官而知名的大
臣。宦官们为了对他告发他们罪过的行动进行报复，企图控告他。只是由于
李固的干预，这一企图才没能实现。③
１３４ 年顺帝亲自参加了祈雨的活动。如同在另一次自然灾害引起苦难时
那样，他要求官员们提出意见。在提意见时，周举（尚书之一）指责皇帝抛
弃了诸如文帝和光武帝这样高贵的前辈的模范行为而去仿效秦的骄奢淫逸的
做法。他认为皇帝祈求缓解干旱的努力缺乏实质性内容，他要求切实可靠地
改进政府工作。比如，应该驱逐宫廷里的闲杂宫女，皇帝餐桌上的花费也应
该减少。④
１４２ 年，八名已赢得学者声誉并担任众多职务的官员被任命去外地巡
视。他们主要在州、郡检查行政工作的管理和一般生活方式。除了张纲在洛
阳进行工作之外，其他人都前往指定的地区。张纲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指责
梁氏家族凭恃恩宠玩弄权势：他们贪婪、放纵，周围尽是谄佞之徒，简直不
可饶恕，而且扼杀了真正忠臣的创造力。他起草了一份 １５ 点罪状的控告书，
在城里引起了轰动。由于梁冀与皇后的关系，没有人注意张纲的警告，但是
我们得知皇帝本人对张纲的言论的力量颇表赏识。①几年以后出现了直指梁氏
家族的进一步的抗议，抗议的理由是梁家铺张奢侈。②
顺帝统治时期一个积极的成就可以说是重新占领了西北地区；公元 １１１
年，中国官员曾从陇西、安定、北地和上郡等地撤出。１２９ 年收回了上述部
分地区。③这是听从了虞诩的建议之故，我们记得他曾在 １１１ 年主张维护帝国
的版图。④
１３７ 年，曾试图镇压在日南郡和其他的南方边远地区爆发的动乱与反
叛，但未成功。有人提议从中国中原地区征集一支 ４００００ 人的队伍用来应付
局势，这建议被李固以种种理由加以反对。他认为这样做会危及诸如长沙和
桂阳这些地区的安全；而且命令军队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打仗，又没有确定
的回家日期，这本身就会激起其他叛乱的爆发。另外，瘴疠之地的气候会引
起 ４０—５０％的伤亡，经过长途艰苦行军后奉命作战的军队不适合战斗。李固
还计算了军需物资及其运输的费用，认为势不可行。他说，为了支撑外缘而
剥夺中央的资源，这是一个错误，更何况远离故乡进行战斗的士兵所受的苦
难是不能忍受的。
李固建议不必从北方派出一支大部队，而代之以谨慎地挑选几名有勇气
① 《后汉书》卷五九，第 1909 页。张衡及地动仪，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 3 卷，第 626 页。
② 《后汉书》卷六，第 264 页；《后汉书》卷五六，第 1817 页。《资治通鉴》卷五二，第 1676 页。
③ 《后汉书》卷六，第 266 页；《后汉书》卷五六，第 1820 页。
① 《后汉书》卷五六，第 1817 页。
② 《后汉书》卷六五，第 2131 页暗示抗议发生在 144 年顺帝死后几个较短的统治时期之一，《资治通鉴》
卷五二，第 1698—1699 页定为 144 年。
③ 《后汉书》卷五，第 216 页；《后汉书》卷六，第 256 页；《后汉书》卷八七，第 2893 页。
④ 见本章上文。
有能力的高级官员去那里任职，象交趾地区的地方官员那样对平民百姓实行
仁政。黎民可以临时性地迁出动乱地区，直到那里恢复秩序；当局可以用赏
赐和封侯的许诺征募地方上的部落民来协助镇压反叛。政府采纳了李固的意
见，任命了几名他建议的人员。通过所表现出的言而有信和一个善意政府的
认真态度，他们终于成功地诱使叛民投降，恢复了岭南地区的和平。①
但是，在顺帝统治结束时仍有证据表明，帝国远不是那么太平的。他死
后（１４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仅三个月，叛乱者就攻打了九江郡的合肥。同一年，
顺帝刚刚入土的皇陵被盗掘。１４５ 年，数千名成股的叛乱部队攻打或占领了
广陵和九江的城市。在鲜卑骑兵袭击北方代郡的同时，庐江也出现了盗匪活
动。历阳的华孟自称“黑帝”，进攻九江，杀了九江太守。这次叛乱被镇压
下去，政府军队成功地杀死叛军 ３８００ 人，俘虏 ７００ 人，从而恢复了东南地区
的秩序。②
① 《后汉书》卷八六，第 2837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六，第 276—277、279 页。
桓帝统治时期（公元 １４６—１６８ 年）
与 １３３ 年发生的事情一样，１５１ 年的地震给批评当时社会与政治状况的
人提供了一个表达他们观点的机会。崔寔是当时被召的批评者之一，虽然他
由于称病没有应召，但在《政论》一文中仍清楚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部
著作的片断留存于世。③
崔寔把不能维持良好的吏治归因于道德风气的败坏不断加剧和处理国务
时缺乏兴趣和勤奋精神。高层政治中的纲纪在松弛，而下面那些有足够的智
慧认识到局势恶化的人则保持沉默。过分地依赖过去是考虑欠妥的，崔寔呼
吁人们现实地面对当前的问题，而去制定适合当前需要的制度和方法。他还
进一步提出，应该更严格有效地执行法律，他引了宣帝（公元前 ７４—前 ４９
年在位）采用这种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并指出了在元帝时期（公元前 ４９—前
３３ 年在位）当出现某种程度的松弛和宽厚时帝国力量和权威下降的情况。
崔寔把行使刑罚的必要性比作医生治病的方法。他认为，尽管据说秦朝
的重刑在汉初诸帝时期有所减轻，但以法律名义所施的刑罚还是十分严酷
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文帝（公元前 １８０—前 ５７ 年在位）远远没有减少刑罚
的严酷性，实际上反而有所增加。因此，太平之取得，不是通过仁慈，而是
依靠严刑。
几年以后（公元 １５５ 年），太学生刘陶大胆地把当前的状况部分归咎于
皇帝本人。他强调上天与人类都需要皇帝，就象人体的不同部位互相需要一
样。但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