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要考虑这个进展是怎么来的。
应劭和郑玄在后汉末所说的“火耕水耨”方法不一定和前汉时代的完全
相同，但是由于其原始性质，两个时期不会大不相同。更引人注意的是，应
劭所说的方法和作于 ６ 世纪的《齐民要术》所说的几乎相同，这似乎表示在
前汉和南北朝之间淮河南部的水田种稻技术没有什么进步。只在唐代中叶，
即公元 ８ 至 ９ 世纪采用的插秧法，才使华中能一年种两次谷物，从而大大增
加了这个地区的农业产量。但是鉴于以下这种情况，很难相信在这个时期以
前农业生产没有任何进步：正是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才使后汉时的长江流
② 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第 1 卷，第 111 页（11、6、1）。
① 在比较这两个人口数字时应记住这一点：公元 140 年的人口调查可能是在非正常情况下进行的，这就是
外族不久前经常入侵蹂躏华北的结果。这些入侵深入内地，以致在公元 139 年命令在京畿或在其附近设立
300 防守点（见《后汉书》卷六，第 269 页）。关于汉代人口调查数字的解释，见劳榦：《两汉户籍与地
理之关系》，载《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5：2（1935），第 179—214 页。该文的英文节本《两汉的人
口和地理》，收于孙任以都和约翰？戴弗朗西思合编的《中国社会史》（华盛顿，1956），第 83—101 页。
又见毕汉斯：《公元 2—742 时期中国人口统计》，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19（1947），第 125—163
页。还有《汉代的中兴》第 3 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9（1967），第 11、第 140 页以下。毕
汉斯认为西北人口的减少是由于匈奴和羌的入侵。又见本书第 3 章《边境和邻邦》。
域能够开发，才使江南的三国和南北朝的政府能够存在。
“火耕水耨”方法对水的需求，必须依靠水利来供给。在华北发展起来
和为旱田着想的灌溉工程一般要求在河的上流筑水坝，并从那里开一条渠。
更往南的习惯是在小溪谷末端筑一道水坝，在它后边形成一个陂，水从陂里
通过一个水闸流出。人们知道，从春秋时代以来淮河流域就有这样的设施，
从前汉末起它的使用越来越多。
这两种水利系统不只在方法上大有不同，而且主持建设的人也不同。开
渠需要大规模地挖凿，只能通过国家事业来进行；而筑陂则不需要这么大的
资源，因此常由地方上的势族来担任。华中地区的开发就是由势族用这种方
法倡导的，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就是一个例子，他在南阳地区用这样的陂灌
溉了他的大片土地。在后汉，很多与此相同的设施是由地方官员建立的，但
总有势族参加。
但是淮河南部农业生产的进步，不是由于什么种稻技术上的大规模革新
（种植继续用“火耕水耨”的老方法），而是从汉代起增加水利工程的建设
而引起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的结果。这样，这个区域的水稻农业逐渐扩展到
这么大的面积，以致到南北朝时，它在农业的重要性方面终于能和北方抗衡
了。
城市、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城市和商人
战国时代以前的中国城市的典型形式（它确实可以溯源到商代）只是一
个政权的中心，居民都是贵族成员；它一般不具有大量商业活动的特色。但
随着战国时代商业、手工业和货币经济的发展，特别在战略要地和贸易要道
上出现了新的城市，它除去作为国家首都或地方行政中心之外，还是重要的
商业中心。汉代的大城市就是从战国时代发展而来的，其中包括这样一些地
方：在现在陕西的首都长安；在现在河北的涿、蓟、邯郸；河南的荥阳、宛、
洛阳；山东的临淄；四川的成都；今广州城附近的番禺等。主要的城市都在
华北，这个事实表明了那时的商业大部分限于这个地区，而还没有延伸到长
江中、下游区域。
《汉书》的数字不都是完整的和准确的，它选列了 ３１０ 个县的户口数字。
按其大小次序排列，户是从 ４０１９６ 到 ８００００，口是从 １０９０００ 到 ２４６０００。①可
能上述地点只是选出内有非常繁华和人口众多之城市的县作为例子。而不是
代表全国的所有城镇，城镇的总数肯定有 １５００ 个或更多（至少每个县有一个
镇）。可以推测，某些城市的户口数字比这里举出的要多。例如，洛阳为后
汉首都时的人口总数据估计有 ５０ 万左右。 ②
本卷的其它地方已对这个城市作了简短的描述。③至于前汉，只有一个城
市留下相当多的资料，那就是长安，它建于原来秦的都城咸阳附近，现在西
安市西约 １０ 公里处。它始建于高帝七年（公元前 ２００ 年），在公元前 １９４
年开始建造城墙，经过大规模扩建，完成于惠帝时期（公元前 １９５—前 １８８
年）。公元前 １９２ 年，征集居住在此城 ２５０ 公里（１５０ 英里）范围内的 １４６０００
个居民据说用 ３０ 天的时间加固城墙，又用 ２ 万个罪犯不断的劳动来加大这个
工程。公元前 １９０ 年，１４５０００ 个居民又被征用 ３０ 天时间修城，到同年 ９ 月
完工。①
完成后的城，据说是长宽各 ３２ 里 １８ 步（１３３００ 米），形成一个大约 ４４．５
平方公里（１１００ 英亩）的区域。近年的发掘表明，东面是 ５９４０ 米，南面是
６２５０ 米，西面是 ４５５０ 米，北面是 ５９５０ 米，周围总长度实际上达 ２５１００ 米。
它的形状不像后来唐代的城市那么齐整，仅东面是直的，那时城市规划的思
想还不普及，对形状不整齐的解释是，事实上是先筑的宫殿和街道，后筑周
围的城墙。②城内的准确户数不得而知，但据估计，至少有 ８ 万户，最多达
① 有一些人口数字是根据户数计算出来的，《汉书》中没有。见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第 112 页以下。
② 毕汉斯：《东汉的洛阳城》，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第 19—20 页。
③ 见上面第 3 章《京都》。
① 见《汉书》卷一下，第 64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1 卷，第 118 页）；《汉书》卷二，第 88—9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1 卷，第 179—183 页）。
② 这些数字和论断，大部分来自王仲殊在 1957—1958 年的研究。对长安城规划的最近研究，见古贺登：《汉
代长安城的建设计划：以与阡陌、县乡制度的关系为中心》，载《东洋史研究》，31：2（1972），第 28—60
页，《汉长安城和阡陌、县乡、亨里制度》（东京，1980）；斯蒂芬？霍塔林：《汉长安的城墙》，载《通
报》，64：1 — 3（1978），第 1—46 页。后者是对王仲殊的论断的批评和改正，说明那时世界上最大的有
１６ 万户。
长安城内分为 １６０ 个居民区——里，每个里有它自己的墙和门。每个里
由一个低级官吏——里正管理，社会秩序可能是由里内一批有影响的人物—
—父老来维持。除了各个独立的皇宫和行政区，还有一个由政府管理的市场
区，即所谓九市。九市之中最重要的是东市和西市，以前认为这两个市场在
长安城内，而其他七个在城外，但近来的研究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两个
主要市场包括了其他七个市场。③这种城市内的一切贸易都在官方指定的市场
内进行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唐末。
典型的市场是一块方形地，每一边大约 ３６７ 米，分成若干条长巷，商店
沿巷林立。商人被组织在同一个地点进行同一种货物的交易；到唐代为止，
这种情况形成了商业的联合体——行，但不清楚汉代的市场是否如此。每个
市场有一个两层楼的建筑，顶上设有一旗一鼓，这是管理市场的官方机构。
前汉时期长安市场的监督制度我们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官员包括一名市长和
一名副手；但后汉时期管理洛阳市场①的市长的工作人员由 ３６ 名不同名称的
官员组成，他们的职务是维持秩序和征收商业税。他们还根据每月的物价调
查制定每种货物的标准价格和批准买卖双方的契约。
政府生产的多余货物如昆明池的鱼，也由这些官员出售，并且必须在武
帝的平准制度下出售，②因此引起与民争利的责难。这些官员的最重要职责是
征收商业税，税收进入少府而不入国库，用于朝廷的支出。长安征收的商业
税总额不得而知，但前汉时期临淄的商业税年达黄金千斤或铜钱百万。③
汉代的所有市场只能在政府的控制下营业，这种控制大大缩小了城市的
经济作用。政府的控制也延伸到商人身上，这一时期的商人可分为两大类型，
一是在城市市场商店里的坐贾，一是流动于城市之间和到外国的行商。前者
只拥有少量的资本，而且必须向官方登记和交纳商业税；后者一般更富有，
不一定都登记为商人。这些大规模的经营者靠投机和囤积发了大财，并常与
势族和官员合作。《史记》和《汉书》的《货殖传》中的大多数人物就属于
这一类型。④
那些登记作商人的，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并经常受到各种处罚。例如，
在公元前 ９７ 年武帝时期，在征集从军远征的所谓“七科谪”的人时，最后四
类人是：登记的商人、过去曾登记为商人的人、父母曾登记为商人的人和祖
父母曾登记为商人的人。①这种对商人地位的限制自战国时代以来就存在，其
理由已如上述。在汉初的高祖时期（公元前 ２０６—前 １９５ 年），发布过一道
禁止商人穿丝绸衣服和骑马的法令；他们必须交纳重税，他们的子孙不许作
墙城市长安，是按方格的体系布局的，每一格 500 步（690 米）。城区估计为 33。5 平方公里（8200 英亩），
长安是由 160 个里和 4 个大小不同的宫殿禁区组成的。见上面第 2 章，地图 4。
③ 见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制概况》，收于西嵨定生编：《奈良、平安的都城和长安》（东京，1983）。
① 关于洛阳的城市，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 58—59 页。
② 详见下文。
③ 见《汉书》卷三八，第 2000 页。这些可疑的完整数字是用以作为专门抗辩的一部分，所以只能看作是一
种浮夸的说明，而不表示精确的价值。应该记住的是，对关于临淄居民有 10 万户之说（《史记》卷六十，
第 2115 页）也应持保留态度。
④ 见《史记》卷一二九；《汉书》卷九一。英译文见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405—464 页。
① 见张晏（公元 3 或 4 世纪）注，《汉书》卷六，第 205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108 页）。
官。虽然这个特别的法令后来似乎有所修改，其严厉程度有所缓和，但对商
人阶级的压迫仍继续进行。武帝时期（公元前 １４１—前 ８７ 年），对所有的商
人，不论是否登记，一律课以重税。此外，不许登记的商人和他们的家属占
有土地，如果违犯了这个规定，就给以没收土地和奴隶的惩罚。上面已说过
的哀帝时期（公元前 ７—１ 年）颁布的限制土地占有的法令中，这些禁止商人
作官的规定又被重复提到。
自相矛盾的是，商人的势力越来越大，即使他们一如既往受到越来越大
的压迫。如晁错向文帝（公元前 １８０—前 １５７ 年在位）提出：“今法律贱商
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②这清楚地表明，政府的反商
政策没有收到效果，实际上反而使本来打算防止的局势更加恶化。这可以从
晁错报告中的其它段落非常明显地看出：③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共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
秋获冬藏，代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
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
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
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
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千百之得。因
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
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这个控诉，揭露了前汉初期农民生活和商人生活之间的显著差别，并说
明沉重的赋税只能使农民穷而商人富。以这种方式利用政府剥削农民的商
人，常常把他们经商所得的利益投于土地而成为大地主。这就是司马迁所指
出的“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情况，①于是很多有势力的大地主家庭也同时
经商。
以压榨被重税所困的农民而获得财富这只是积累财产的头一步，一旦有
了基本的资金，就用多种手段来成倍地增值。在《史记？货殖传》里，司马
迁对在一代人的时间中能富比王侯的人的存在感到惊异，并在一定程度上对
他们致富的方法表示钦佩。这些行业常是采铁、贩奴、投机、欺诈或高利贷
等，但司马迁还举出一大批各种各样的货物，一个人经营这些货物，每年可
获利 ２０ 万钱，相当于一个千户侯的岁入。
这些货物包括：酒、腌菜和酱、皮革、羊和猪、谷物、船材、竹竿、轻
便的两轮车、沉重的牛车、漆器、青铜器皿、木铁容器、染料、马牛羊猪、
奴隶、腱和角、朱砂、丝织品、粗细布匹、生漆、麴糵、豆制品、干鱼、鲍
鱼、枣、栗、貉和狐皮衣服、毡、蓆、果、菜等。②以下货物来自全中国各地：
竹、木、谷物、宝石来自山西（崤山之西）；鱼、盐、漆、丝来自山东（崤
② 《汉书》卷二四上，第 1133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166 页）。
③ 《汉书》卷二四上，第 1132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162 页以下）。关于这一段文学
的校勘，见加藤繁：《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译注》（东京，1942），第 143 页。
① 《史记》卷一二九，第 3281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462 页）。
② 《史记》卷一二九，第 3274 页；《汉书》卷九一，第 3686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431 页以下）。这一段文字说明每一种货物达到 20 万钱标准收入所需的交易或生产数量。
山之东）；樟脑、梓、姜、桂皮、黄金、锡、铅、朱砂、犀角、龟壳、珍珠、
象牙、皮革来自江南（长江以南）；马牛羊、毛毯、皮毛来自北方。铜铁来
自全国各地的矿山。
这些商人的贸易活动，超过了汉帝国的国境，武帝时（约公元前 １３０ 年）
张骞出使西方月氏，贸易活动更受到很大的推动。张骞的出使开辟了通往中
亚的新途径。黄金和丝织品为主要商品从中国输出，而酒、香料、马、羊毛
织品从西方各国输入。沿着中亚的贸易路线引进的新的植物包括葡萄、石榴、
芝麻、蚕豆、苜蓿等。虽然这条新路在两汉交替之际暂时中断，但后汉时在
公元 ９４ 年后因班超将军再度在中亚建立中国的形象而复通。公元 ９７ 年，班
超的下属甘英受命出使大秦（罗马，更具体地说，是东罗马），但并没有越
过安息（波斯），他被可能充当丝织品贸易中间商的波斯商人留住。那时，
罗马非常需要丝织品，据说，其价值确实重如黄金；因而罗马人称中国人为
赛里斯（Ｓｅｒｅｓ，造丝的人），通往中国的路称为丝路。①
公元前 １１１ 年，武帝征服南粤以后，南海的贸易逐渐扩展到东南亚诸国
和印度洋，这些国家以珠、玉、天青石、玻璃等物换取中国的黄金和丝织品。
一件佚事说明了沿着南海路线的商业发展，那就是公元 １６６ 年一个有为的商
人到达中国海岸，声称是大秦皇帝安敦（即马库斯？奥里流斯？安敦尼努斯）
的使者，他献给桓帝象牙、犀角、龟壳等物。
当丝绸出口贸易还在汉政府的主管之下时，中国内部的商业活动继续受
到政府的某种程度的压制，典型的事例就是实施武帝的平准制度。这基本上
是限制商人的活动并把他们的利润输归国库的企图，但只取得部分的成功，
并引起了更多的反对，情况见于《盐铁论》。①反对商人的一些政策，继续被
王莽执行；但不仅无效，反而证明是招致他灭亡的原因之一。后汉时由于货
币流通的减少，商人似乎变得相对地失势。但仲长统（约公元 １８０—２２０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