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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郭也”。《史记》、《汉书》都说：“其后二岁，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但如淳说：“不知作法云
何也”。
乏良好的设备而无利可图。
这样，铸钱和以此获利成为朝廷的独有特权。铸币制度从公元前 １１３ 年
到前汉末，一直保持稳定。从公元前 １１８ 年到大约公元 １ 至 ５ 年这一阶段，
铸造的五铢钱总额超过 ２８０ 亿，假定年均铸量为 ２．２ 亿左右或 ２２ 万贯（一贯
１０００ 钱）。总额只略少于盛唐时期（公元 ７４２—７５５ 年的天宝年间，一年是
３２．７ 万贯），但比宋代少很多（如 １０４５ 年是 ３００ 万贯，１０８０ 年是 ５８６ 万贯）。
①看到公元前 １ 世纪时铸造了这么多的铜钱是令人吃惊的，并且使人认识到，
商业和手工业的巨大发展受它的影响有多大。
王莽在币制上也如在其他事情上一样，也打算表明他追随古代先例，恢
复过去的一个理想模式，以引用意识形态的理由来支持他试图对前汉整个币
制的大改革。②公元 ７ 年，他在五铢钱之外又通行三种新的货币，即大钱，重
１２ 铢（７．６ 克）；刀钱（契刀）；镶金刀（错刀）；价值分别为 ５０、５００、
５０００——五铢钱。公元 ９ 年，即他作了皇帝后的一年，除了大钱之外废除了
所有的面值，提出了一个新的远为复杂的货币系统。除去用金银、龟壳、贝
壳作为流通货币之外，又添了两种形式不同的青铜货币，即钱和布。钱有五
等，其次序是从重一铢的小钱到重九铢的壮钱，和以前的大钱一并通行。布
是一种铲形的钱，③按其大小、轻重分为十等。
关于这种复杂的、名目繁多的 ２８ 种单位的通货，都有历史的先例可查，
而不论引得是否恰当；总的说来，一个共同的问题是面值和实际重量的不符。
这种币制被证实完全行不通而逐渐废止，唯一留下来的是小钱和大钱（其值
是小钱的 ５０ 倍）。公元 １４ 年，这些货币又被两种新货币所代替，即货泉（一
种圆形铜钱，有一个孔，重五铢即 ３．２５ 克）和货布；后者只比前者重五倍，
但它的官定价值却是前者的 ２５ 倍。
对破坏新币制的惩罚是严厉的。伪造者处死刑，收藏非法定的货币或批
评新币制者处流刑。但是犯者太多，最后法律规定犯者仅被判为官奴隶或罚
作苦工。又据连坐的原则，犯者的邻居也受到与犯者相同的惩罚。由于这些
匆促、激烈的改革而引起的混乱，烦恼和丧失信心，显然在相当的程度上导
致了王莽的灭亡。
甚至到了王莽灭亡以后，币制还是相当紊乱，麻、丝、谷物与现行的货
币一同使用。在四川建立短命王国的公孙述（公元 ２４—２６ 年），有一段时间
曾铸造铁钱。①天下重新统一后不久，秩序恢复，后汉政府于公元 ４０ 年决定
再度使用前汉时期的 ５ 铢钱。首先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光武帝的一个将军马
援，但因大臣们的反对而被拖延。对铸币的社会效果显然仍存在着不安和感
到无把握。但马援的建议被证明是对的，于是继续铸造五铢钱直到后汉末。
这次铸钱完全由大司农掌握，而不是由经管皇室财政的机构负责。汉代常提
到黄金，但除去王莽之外从来没有用它作过通行的货币。可是常用它作计值
① 汉代铸钱的数额，见《汉书》卷二四下，第 1177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324 页）。
唐代铸钱事，见《通典》卷九，第 53 页下；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2 版（剑桥，1970），第 78
页。宋代铸钱事，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8），第 300 页。
② 王莽的币制改革，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482 页以下、506 页以下。
③ “布”从文字上讲是“布钱”，但实际上是指一种铲形的钱（也称布），秦以前中国的一些地方曾使用过
这种钱。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北京，1957）。
① 见《后汉书》卷十三，第 537 页。
的单位。黄金的基本单位是一斤（１６ 两或 ３８４ 铢，２４５ 克），价值铜钱一万。
常用这些单位来计算珍贵的财产；例如前汉时期的富裕之家据说是有 １０ 斤金
或 １０ 万钱。虽然黄金被作为礼物由皇帝赐给他的宠臣和大臣，但它是被用作
宝物和保值的手段，而不是用于经济交易。②后汉以银代替黄金进行高价的交
易，而且政府似乎铸造了标准银锭。
汉代的物价常用货币来表现，因此为了征税，货币是土地、房屋、车马
等的价值。这样，就存在一个价格结构以决定各种不同货物的相对价值。这
可从《史记？货殖列传》所举出的一系列货物清楚地看出，它表明为了取得
一定的利益所必须卖出的每一种货物的数量。①进一步说明相对价值的材料，
可以在多半为征税而制定的一些财产估值的断简残篇中看到。②
价格结构不仅因时因地而不同，而且依据战争和丰歉引起的供需的波动
而变化。特别是日常的必需品，如粮食。在秦亡以后的动乱时期，一石（２０
公升）粮食的价格高达 １００ 万钱，而在文帝（公元前 １８０—前 １５７ 年）的和
平时期则低到 １０ 钱左右，在宣帝（公元前 ７４—前 ４９ 年）的丰收时期低到五
钱。紧接的元帝时期（公元前 ４９—前 ３３ 年）发生了灾荒，粮价又上升到 ５００
钱。在中央和外地的各郡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价，一个奴隶的价格在 １．２
万钱和 ２ 万钱之间，这取决于年龄、性别、技术熟练程度等的不同，但在哀
帝时期（公元前 ７—前 １ 年），限制土地和奴隶数量的法令颁布后，奴隶的
价格暴跌。因此很难指明汉代货物的正常价格。但从上面提到的《史记》所
举一系列货物看来，可以推测出前汉初期的 １ 石粮食的平均价格是 １２０ 钱左
右。前汉后半期看来是接近 １００ 钱，而且在后汉初年还保持着同样的价格。③
② 关于黄金有一系列的复杂问题，如资源的供应，分布范围和地中海世界可能的影响等。见塔恩：《大夏
和印度的希腊人》，2 版（剑桥，1951），第 104 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510 页以下；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莱顿，1979），第 134 页注 333、第 218 页注 814；拉施克：《罗马与东方贸易
的新探》。第 624—625、725 页（注 305）。
① 《史记》卷一二九，第 3274 页；《汉书》卷九一，第 3687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434 页以下）。
② 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 1 卷，第 71—72 页。
③ 佐藤武敏：《前汉的谷价》，载《人文研究》，18：3（1967），第 22—38 页；布目潮沨：《半钱半谷
论》，载《立命馆文学》，148（1967），第 633—653 页。
财政管理
政府和皇室的财政
如果不涉及国家权威的种种作用，就不可能叙述汉代的社会和经济发
展，因为它通过实施各种各样的财政政策对农业、商业和制造业施加了巨大
的影响。虽然根据君权至上的集权专制主义，所有的岁入在理论上都应属于
皇帝个人，但事实上汉代在财政管理上有一个严格的区分，形成政府的或公
有的财政和皇帝宫廷私有的财政两个范畴。前汉时期，这两个财政系统分别
由两个具有独立的收入和支出的部门掌管，这就是大司农和少府。①
政府财政的主管机关是大司农。②它的岁入主要来源是向人民征收的各种
赋税，公元前 １１９ 年之后，加上盐铁专卖和均输、平准所得的利润。武帝时
期还有来自国有土地和卖爵的收入。它的主要支出是首都官员的俸禄、公共
工程（如建造陵墓、治水和灌溉工程）和军事费用（供应军需、大规模远征
的消耗、给军队的奖赏）。除去这些主要项目之外，也提供国家节日和礼仪
的花费。
少府收入的头一个来源是对有市籍商人的课税和对自然界（山、林、河、
海、湖泽）的各种产物的税收（所有的自然资源都被认为是属于皇帝的）。
这实际上意味着对鱼类、木材和广大的国家公园所有产物的课税。一个例外
是，当时专卖盐铁这两个最有利的自然产物的收入归属于大司农。这是武帝
大力增进国家财政所作的一个特殊姿态的结果。在开始专卖以前，盐铁的税
收一定归于少府。这个财源的损失，在几年后的公元前 １１３ 年，因少府的一
个新的协作机构水衡都尉专管铸钱（如上面所述）而得到了弥补。
少府收入的另一个来源是口赋，即对所有 ３ 至 １４ 岁（后改为 ７ 至 １４ 岁）
的儿童的人头税。起初是 ２０ 钱；后改为 ２３ 钱，其中 ２０ 钱归少府，３ 钱供军
费。至于这笔钱为什么不归大司农，其理由不得而知。口赋在皇帝宫廷的岁
入中是一个很大的项目，这从下面的估计可以得知。
公元 ２ 年全国的人口统计是 ５９５９４９７８ 人，假定 １／５ 的人口是 ７ 至 １４ 岁
的儿童，每人交纳口赋 ２０ 钱，那么总额就是 ３．８ 亿钱。①少府还有归它分管
的国有土地的收入。确切的数字虽不得知，但从以下的事实可推出其大略，
武帝时期河东郡新灌溉的 ５０００ 顷（５７０００ 英亩）土地，预计岁收可超过 ４０００
万公升谷物作为国家收入，这些土地归少府掌管。虽然水利设计从来没有完
全实现，但岁入一定相当可观。②
此外，诸侯王每年奉献的黄金——酎金——也都归少府。奉献者要在阴
历八月举行的节日把黄金献上，在此期间，又用八月酿造的酒供奉皇帝的宗
庙。名义上用来资助祭祀的黄金数量的征收，是按照王侯的封地人口的比例，
① 对这两个机构职权界限的全面研究，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 1 卷，第 35—156 页。
② 这个官职起初沿用秦制称治粟内史，公元前 143 年改称大农令，公元前 104 年又改称大司农。
① 这个计算是根据《汉书》卷二八下，第 1640 页所载的登记人口数字。如根据全国每个行政单位的人口计
算，则总数为 57671400 人。见毕汉斯：《公元 2 至 742 年时期的中国人口统计》，第 158 页。此外，还应
考虑从武帝时期到公元 2 年之间的人口的增长；据一位学者的估计是每年 1％（见许焯云：《汉代农业》，
第 15 页以下）。如果这个估计可接受的话，那就意味着武帝时期的登记的人口数字约 300 万。
② 《汉书》卷二九，第 1680 页。
计每 １０００ 人四两（６０ 克），另外还要检验黄金的成色。如果不够标准，奉
献者就要失去他们的全部或部分封地。武帝统治时的公元前 １１２ 年，有 １０６
个诸侯因酎金的成色低劣被夺爵而沦为平民。我们仅能对在这些情况下奉献
的黄金作一个近似的估价。按照公元 ２ 年的人口调查，诸王封地的人口总数
超过 ６３８ 万，这一年他们必须交纳 ３８０ 公斤黄金，大约相当于 １６００ 万钱。再
把诸侯的奉献包括在内，其总额一定大得多。③
虽然少府的岁入很大，但它的支出也是巨大的，它担负朝廷的全部花销。
其中包括食物、衣服、家具、器皿、医药、乐舞伎和后宫（少府对每一个后
宫都有专门机构负责）的费用，还不算近侍们的生活费用和其他奢侈品。像
衣服、器皿、车辆等的绝大部分是由少府所属的国家机构制造。其花费之大
是惊人的，以至当国家紧迫的时候一些公忠体国的大臣屡次要求削减花费，
元帝时期（公元前 ４９—前 ３３ 年）的贡禹就是如此。
少府还要支付皇帝对诸侯王、高官、幸臣、功臣等的定期和特殊的赏赐。
这些赏赐或是黄金，或是铜钱，或是二者都有，一次赏赐常是黄金百斤（２５
公斤）和铜钱百万。例如宣帝（公元前 ７４—前 ４９ 年）初期，霍光受到 １．７
万户的封地、７０００ 斤黄金（１０５０ 公斤）、６０００ 万钱、３００００ 匹绢、１７４ 名奴
隶、２０００ 匹马和一所住宅的巨大赏赐。①不仅如此，在国家紧迫时候，少府
有时还要资助大司农。在这些之外，还要支付它自己机构的铸币、薪俸、办
公等费用，以及拥有大量奴隶的水衡都尉的费用（据贡禹说，官奴隶的总数
超过 １０ 万，每年消耗五至六亿钱）。②
从以上所说可以清楚地看出，汉帝国的财政规模是庞大的，据桓谭（公
元前 ４３—公元 ２８ 年）的《新论》说，前汉政府每年取自人民的税收是 ４０ 多
亿钱，一半用于官员的俸禄，另一半储备起来以应急需。少府的岁入总数是
１３ 亿钱。③《汉书》记载元帝时期（公元前 ４９—前 ３３ 年）的财政储备如下：
大司农经管 ４０ 亿，水衡都尉经管 ２５ 亿，少府经管 １８ 亿。④所有这些巨大的
数字都必须由政府有关部门详细记帐。
构成岁入和支出的项目包括谷物、丝麻、黄金和最重要的常用来表示总
价值的钱。虽然这一时期官吏的俸禄一般是以谷物为单位来计算，但以钱交
纳的税占全部税收的很大比例，于是在政府财政部门的操持下每年有几十亿
货币流通。因而纳税者必须卖掉他们的产品去换取铜钱，这就给商人提供了
牟利的大好机会。
可能是这样：在秦代，平民向少府缴税时，宫廷所占用的比例大于政府
所占用的，但在整个前汉时代，政府的财政逐渐而稳步地扩大，终于和宫廷
财政的比例相当。后汉初期，光武帝（公元 ２５—５７ 年在位）进行了大的改革，
把少府的全部岁入转给大司农掌管；公元 ４０ 年以后，水衡都尉的官署被撤
销，铸钱也成了大司农的特权。少府这时变成了只是办理宫廷杂务的一个行
政机构，并且日益为宦官所把持。除去盐铁的机构这个小的例外（这时归郡
③ 关于这件事，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126 页以下和上面第 2 章《侯与爵》。
① 《汉书》卷六八，第 2947 页。
② 《汉书》卷七二，第 3076 页（韦慕庭：《西汉奴隶制》，第 174 页以下、397 页以下）。
③ 桓谭著作的残篇现保存于《太平御览》，见蒂莫特思？波科拉：《和桓谭的其他作品》（安阿伯，
1975），第 49 页和 59 页注 21。原文的 83 亿被认为是 13 亿之误，这里采用这个校正数。
④ 见《汉书》卷八六，第 3494 页。
县主管），大司农这时成了当时唯一的国家中央财政机构。
后汉时期，货币仍继续在经济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据《后汉书》所开
列的公元 ５０ 年的官吏俸禄，他们所收的一半是货币一半是谷物。①但是，货
币经济开始逐渐衰微。虽然纳税大部分还是付货币，但国家所得的硬通货（铜
钱）却越来越少，这是由于纳税的农民在减少，越来越多的小农处于地方上
有权势的地主的控制之下。最后，为了尽力弥补这个损失，在桓帝（公元 １４６
—１６８ 年）和灵帝（公元 １６８—１８９ 年）时期，政府对所有的土地每亩（０．０４６
公顷，０．１１３ 英亩）加征 １０ 个钱，并卖官鬻爵。灵帝把用这种方法得来的钱
存贮在西园的所谓“万金堂”；这种行为完全不顾这样的事实：独立的宫廷
财政已成为一个长久的过去事情，不能以专制君主的独断行动来恢复。
税制
汉代的税一般说来有两种，即租和赋，两者的区别开始于春秋时期。租
原是人民献给统治者的贡品，作为在他的宗祠进行礼仪和节日活动的礼物。
它也叫作税，意思是人民把他们生产品的一部分分给统治者。赋起初是一种
服兵役的义务，后来变成交纳某些物品。因而习惯地把租用作皇帝个人和朝
廷的费用，而赋用作军事费用，这就是为什么汉代把很多交纳少府的税叫作
租，而把交纳大司农的税常叫作赋的原因。但是，汉代的土地税（即由租）
形成国家岁入的一部分，而对未成年人的人头税（即口赋）归于少府；旧的
区分已不再严格保持。
然而，的确还有一些租形成朝廷岁入的一部分。这就是对登记商人的租
（市租）和对出海捕鱼收益的租（海租），这些都是取之于自然物产和工商
业的利润。赋包括对成年人的人头税（算赋）、算赋中的财产税（算訾）和
本来是代替劳役的更赋。除去口赋之外，这些赋形成国家岁入的一部分。另
外，还有劳役和兵役。可以把这些税分为所得税（如田租和商业税）、人头
税（算赋、口赋、更赋和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