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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装傻啦。你叫我来就是这件事吗？”
“来杯味美思好吗？”
“好的。喝完我就得走了。”她从镜橱里取出一只杯子。
“你拿杯子喝，”我说。“我就拿瓶子喝。”
“这杯敬你，”盖琪小姐说。
“范坎本女士还说什么我上午睡到很晚才醒？”
“她不过是唠叨一番。她说你是我们的特权病人。”
“见她的鬼。”
“她人倒不见得恶劣，”盖琪小姐说。“她不过是又老又怪。她一向不喜欢你。”
“是的。”
“嗯，我倒是喜欢你的。而且我是你的朋友。不要忘记这一点。”
“你待我太好了。”
“那也不见得。我知道你心中认为好的是哪一个。不过我还是你的朋友。你的腿觉得怎么样？”
“好。”
“我去拿一点冷矿泉水来洒一洒。腿在石膏底下一定好痒吧。外边天气很热。”
“你真好。”
“很痒吗？”
“不，还好。”
“我来把那些沙袋摆摆好。”她弯下身来。“我是你的朋友。”
“我早就知道。”
“不见得吧。但是有一天你总会知道的。”
凯瑟琳·巴克莱停做了三个夜晚的夜班，到第四夜她又回来了。当时的心情，就好比是各自作了长期旅行后的重逢。
那年夏天我们过得幸福快乐。等我可以走动了，我们便在公园里坐马车玩。我还记得那马车、慢慢走着的马和前面高高的车座上那个车夫的背影，他头上戴着一顶光闪闪的高帽子，还有坐在我身边的凯瑟琳·巴克莱。要是我们手碰上手，哪怕只是我的手的边沿碰上她的，我们就会兴奋起来。后来我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我们便上宓妃或意大利大饭店，坐在屋外拱廊上吃饭。侍者们进进出出，街上有行人来来往往；铺台布的桌子上点着蜡烛，上面还罩着罩子。后来我们觉得还是经常上意大利大饭店比较好，那儿的侍者头目乔治就经常给我们留一张桌子。乔治是个好侍者，我们总是由他去点菜，自去观看来往的人们，望望黄昏里的大拱廊，或者默然相对。我们喝冰在桶里的不加甜味的卡普里白葡萄酒；虽则我们还试过许多旁的酒，例如飞来莎、巴勃拉①和甜白葡萄酒。因为战事关系，饭店里不雇用专门管酒的侍者，我一点飞来莎这一类酒，乔治就会怪不好意思地笑笑。
“你们想想看，有个国家，只要那东西有点草莓味，便把它酿起酒来，”他说。
“为什么不呢？”凯瑟琳问。“这酒的名字听起来倒怪好听的。”
“你要试的话，小姐，就试试吧，”乔治说。“我给中尉另外拿一小瓶法国玛谷葡萄酒来。”
“我也试试飞来莎吧，乔治。”
“先生，这我可不敢推荐。这种酒连草莓味都没有哩。”
“那也不一定，”凯瑟琳说。“倘若有草莓味当然最好。”
“我去拿来，”乔治说，“等小姐试了以后我才拿走。”
那酒果真不像酒。正如他所说的，连草莓味都没有。我们到末了还是喝卡普里。有天晚上，我身边的钱不够，乔治还借给我一百里拉。“没关系，中尉，”他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个人手头不方便总是难免的。倘若先生或者小姐有需要，尽管说一声就是了。”
饭后我们穿过拱廊散步，经过旁的酒家饭店和那些已经上了钢窗板的店铺，在一个卖三明治的小摊前停下来，买了火腿生菜三明治和鳀鱼三明治，后者是用很细的涂过糖的褐色面包卷做成，只有人的手指那么长。这些点心是我们预备夜间肚子饿时吃的。走出拱廊，我们在大教堂前雇了部敞篷马车回医院。到了医院门口，门房出来帮我拄起拐杖。我付了车钱，一同坐电梯上楼。凯瑟琳到了护士住的那一层楼，先出去了，我继续上升，拄着拐杖穿过走廊，走进自己的房间；有时候我脱下衣服上床，有时候坐在外边阳台上，把受伤的腿搁在另外一张椅子上，边看着燕子绕着屋顶飞翔，边等待着凯瑟琳。到她上楼来时，仿佛她是经过一次长途旅行才回来似的，我拄着拐杖陪她在走廊上走，帮她拿盆子，在一间间病房门外等，或者跟她一同走进去；那要看病人是否是我们的朋友，一直等到她职务完毕后，我们才在我房间外的阳台上坐坐。过后我上床去，她则等到病人都睡着了，没有人会再喊她，才走进来。我喜欢解开她的头发，她坐在床上，动都不动，除了偶尔突然钻下头来吻我；我把她的发针一根根取下来，放在被单上，她的头发就散开来，我定睛看着她，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等到最后两根发针取了下来，头发就全都垂下来，她的头一低，于是我们俩都在头发中，那时的感觉就好比是在帐幕里或者在一道瀑布的后边。
① 巴勃拉是意大利西北部皮德蒙州出产的红葡萄酒。
她的头发非常美丽，我有时躺着看她，借着敞开的门外透进来的光线，看她卷起头发。她的头发在夜里也发亮，就像水在天快亮前有时闪闪发亮一样。她有张可爱的脸和身体，皮肤又光滑又可爱。我们时常躺在一起，我用指尖抚摩她的脸颊、前额、眼睛下边、下巴和喉咙说：“光滑得像琴键。”
而她也用手指摸摸我的下巴说：“光滑得像砂纸，磨擦琴键可很不好受。”
“很粗糙吧？”
“不是，亲爱的。我不过是说说笑话。”
夜间真可爱，我们只要互相接触一下，便觉得快活幸福。除了一切欢乐的时刻外，我们还有许多种谈情说爱的小玩意儿，有时我们不在同一房间，想靠心灵传达意念。有时竟也能成功，这大概是因为我们所转的念头毕竟是相同的吧。
我们彼此都这么说，我们打她来到医院那天起就已结婚了，算来已经结婚好几个月了。我倒想真的举行结婚仪式，但凯瑟琳说，如果我们结婚的话，人家会把她调走，如果我们只是开始办理手续的话，人家就会注意她，把我们拆散的。我们要结婚，不得不遵守意大利法律，那礼节的繁杂，实是惊人。我想正式结婚，因为担心有了孩子，不过我们装做已经结了婚，并不十分担忧，而且我本人很可能实在在图个没结婚的快乐。我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谈起这件事，凯瑟琳说：“不过，亲爱的，他们会把我调走的。”“或许不会吧。”
“会的。他们会打发我回国，这样我们得等到战后才能见面。”“休假期间我可以去找你。”
“休假时间那么短，你怎么可以往苏格兰跑个来回，况且，我不愿离开你。现在结婚还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实际已经结了婚。没法子叫我更进一步结婚。”
“我要结婚本是为你打算。”
“哪里还有什么我。我就是你。别再分出一个独立的我。”“我本以为姑娘们总是想结婚的。”
“你猜得不错。但是，亲爱的，我已经结了婚。我已经和你结了婚。我这妻子还不坏吧？”
“你是个可爱的妻子。”
“你知道，亲爱的，我已经有一次等待结婚的经验。”
“关于那个，我不想听。”
“你知道我不爱任何人，只爱你。你不应该在乎有个人曾爱过我。”
“我是在乎的。”
“我的一切都属于你，人家早已死了，你不该妒忌他。”
“我没妒忌，不过我也不想听它。”
“你这可怜的宝贝。我也知道你跟什么样的女人都混过，我倒不以为意。”
“我们可不可以想个法子私下结婚？这样，万一我有什么长短，或者你有了小孩，就不妨了。”
“要结婚只得通过教会或是政府。我们其实已经私下结婚了。你看，亲爱的，倘若我信仰什么教，那么结婚就是最重要的事。但是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你给过我圣安东尼像。”
“那是件吉祥品。也是人家送我的。”“那么你一点也不担忧吗？”
“我只愁被人家调走，和你分离。你是我的宗教。你是我的一切。”“好吧。你哪一天说要结婚，我们就结婚。”
“亲爱的，听你的口气，好像非要跟我正式结婚不可，以便保全我的体面。我是个非常体面的女人。随便什么事情，只要你觉得幸福并引以为骄傲，那么便没有什么可以难为情的。你岂不是很幸福吗？”“但是将来你不要离开我，另找别人。”
“不会的，亲爱的。我永远不会离开你去另找别人。照我想，我们可能遭遇到各式各样可怕的事。关于你说的那一点，你可不必担心。”“我不担心。但是我太爱你，而你从前爱过别人。”
“那别人后来又怎么样呢？”
“他死啦。”
“对啦，要是他还在的话，我就不会碰上你。我并不是不忠实的，亲爱的。我有好多短处，但人倒是非常忠实的。就怕我的人太忠实，你会觉得腻味。”
“我不久就得回前线。”
“等到你要走的时候再说吧。你看，我是快乐的，亲爱的，我们过得多么幸福。我没有快乐，已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认识你的时候，几乎快发疯了。也许已经发疯了。但是现在我们快乐幸福，彼此相爱。你我只要快乐就是了，我求你。你是快乐的吧？我做了什么你不喜欢的事没有？我能做些什么讨你喜欢的事？你要不要我把头发散下来？你要耍弄吗？”“要，上床来。”
“好的。等我先去看看病号再来。”
那年夏天就那么过去了。那些日子我已不大记得清楚了，只记得当时天气炎热，报纸上刊载了许多打胜仗的消息。我身体很健康，两条腿好得很快，拄拐杖不久以后便改用手杖走路了。随后我开始上马焦莱医院去接受机械治疗，恢复膝部的弯曲功能，在装满镜子的小间里晒紫外线，还有按摩，沐浴等等。我到那边去是在下午，事后上咖啡店喝点酒，看看报纸。我并不在城里随便乱逛，到了咖啡店就想回医院。我一心只想看到凯瑟琳。其余的时间我随便消磨。上午我大抵是睡觉，午后有时上跑马场去玩，以后才去接受机械治疗。有时我也去英美俱乐部呆一会，坐在窗前一张很深的有皮垫的椅了上，翻阅杂志。我不用拐杖后，人家就不许凯瑟琳陪我一道出去，因为像我这样一个看起来不需要照应的病人，单独叫个护士陪着走，太不成体统了，因此午后的时间我们不大在一起。不过有时有弗格逊作陪，我们还是一同出去吃饭。范坎本女士现已承认我和凯瑟琳是好朋友这种关系，因为凯瑟琳很肯替她卖力办事。她以为凯瑟琳出身于很好的上等家庭，因此终于也喜欢她了。范坎本女士很钦佩高贵的家庭，她本人就是个出身很好的人。况且医院事务繁忙，她也没空多管闲事。那年夏天很燥热，我在米兰本有许多熟人，但是一到傍晚我总是想赶回医院去。前线意军正在卡索高原上挺进，已经占领了普拉伐河对面的库克，现在正在攻占培恩西柴高原。西线消息可没有这么好。战争好像还要打一个长时期。我们美国已经参战，但是我想，要运输大批人马过来，要训练他们作战，非得有一年工夫不可。明年或许是吉年，或许是凶年。意军已经消耗了数目惊人的人员。我不晓得怎么熬得下去。即使他们全部攻占了培恩西柴高原和圣迦伯烈山，奥军可以盘踞的还有许多高山峻岭哩。我亲眼见到过。那些最高的山岭还在后边。意军在卡索高原上进军，但是下面的海边尽是一片沼地泽国。要是拿破仑，一定会在平原上击溃奥军。他才不会在山间作战哩。他会让他们先下山来，然后在维罗纳附近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不过在西线也没听见谁在痛击谁。也许战争已经无所谓胜败了。也许会永远打个不停。也许又是一场百年战争。我把报纸摆回架子上，离开了俱乐部。我小心地走下石阶，沿着曼佐尼大街走。我在大旅馆前碰见了迈耶斯老头和他的妻子从一部马车上下来。他们刚从跑马场回来。她是个胸围宽大的女人，身穿黑缎衫裙。他则又矮又老，长着白色的小胡子，拄着根手杖。一步步拖着脚步走。
“你好啊？你好啊？”她和我握手。“哈罗，”迈耶斯说。
“跑马财运怎么样？”
“不错。挺好玩的。我赢了三次。”
“你怎么样？”我问迈耶斯。
“不坏。我中了一次。”“他输赢怎么样我总不知道，”迈耶斯太太说。
“他从来不告诉我。”“我运气不错，”迈耶斯说。他表示亲切关心。“你应当去玩玩啊。”他讲话时，你总觉得他不在看你，或是把你误当做别人。
“我要去的，”我说。
“我正想上医院去探望你们，”迈耶斯太太说。“我有点东西要给我的孩子们。你们都是我的孩子。你们真是我的好孩子。”
“大家见到你一定高兴。”
“那些好孩子。你也是。你也是我的一个孩子。”
“我得回去啦，”我说。
“代我问候所有的好孩子。我有许多东西要带去。我有一些上好的马萨拉酒①和蛋糕。”“再会，”我说。“大家见到你一定非常高兴。”
“再会，”迈耶斯说。“你上拱廊来玩玩吧。你知道我的桌子在什么地方。我们每天下午都在那儿。”我继续沿街走去。我想到科伐去买点东西给凯瑟琳。走进科伐，我买了一盒巧克力，趁女店员包糖的当儿，我走到酒吧间去。那儿有两个英国人和几名飞行员。我独自喝了一杯马丁尼鸡尾酒，付了账，跑到外边柜台前，捡起那盒巧克力便回医院去。在歌剧院旁边那条街上的小酒吧外，我碰到几个熟人，一个是副领事，两个学唱歌的家伙，还有一个来自旧金山的意大利人，叫做爱多亚·摩里蒂，现在在意大利军队中。我跟大家喝了一杯酒。歌唱家中有一个叫做拉夫·西蒙斯，歌唱时改用意大利姓名：恩利科·戴尔克利多。我不晓得他唱得怎么样，不过他老在说有件伟大的事就要发生了。他人长得胖，鼻子和嘴巴显出一副饱经风霜的可怜相，好像患着枯草热②。他刚从皮阿辰扎城演唱回来。他唱的是歌剧《托斯加》③， 他自己说成绩很好。“自然你还没听我唱过，”他说。
“这儿你什么时候登台？”
“今年秋天，就在那歌剧院里。”“我可以打赌，人家准会拿起凳子来扔你的，”爱多亚说。“你们听见他在摩得那给人家扔凳子了没有？”
“该死的撒谎。”
“人家拿起凳子来扔他，”爱多亚说。“我当时在场。我亲自扔了六只凳子。”
“你无非是个旧金山来的意大利佬罢了。”
“他念不准意大利语，”爱多亚说。“他到处被人家扔凳子。”
“皮阿辰扎的歌剧院是意大利北部最难对付的，”另外一个男高音说。“说真话，那座小歌剧院可很难对付。”这位男高音的姓名是艾得加·桑达斯，登台歌唱时改名为爱德华多·佐凡尼。
“我倒很想在那儿看着人家给你扔凳子，”爱多亚说。“用意大利语唱歌你不行。”
“他是个傻子，”艾得加·桑达斯说。“他只会说扔凳子。”“你们俩一唱起歌来，人家也只知道扔凳子，”爱多亚说。“往后你们回到美国，就会到处瞎吹你们在米兰歌剧院的大成功。其实他们在这儿登台，包你唱不完第一句。”
“我就要在这歌剧院演唱了，”西蒙斯说。“十月里我要唱《托斯加》。”
“我们准去，可不是吗，麦克？”爱多亚对副领事说。“他们得找些人做保镖。”
“也许还得把美国军队开去保护他们，”副领事说。“再来一杯吧，西蒙斯？你也要一杯吧，桑达斯？”
“好的，”桑达斯说。
“听说你要得银质勋章了，”爱多亚对我说。“你会得到哪一种嘉奖呢？”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我会得勋章。”
① 马萨拉是西西里岛西部的一海滨城市，这里指该地区出产的白葡萄酒。
② 患枯草热的人，容易伤风流鼻涕。
③《托斯加》是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1858—1924）的杰作之一；1900 年首次演出。
“你会得到的。科伐的姑娘们到那时候一定把你看做了不起的。她们都会以为你杀死了二百名奥国兵，或者单身占领了一条战壕。嗯，为了得勋章我得奋发图强。”
“你已经得了几枚，爱多亚？”副领事问。
“他什么都有啦，”西蒙斯说。“战争就是为他这种人打的。”“我应该得两枚铜质勋章，三枚银的，”爱多亚说。“但是公文上说只通过一枚。”
“其余的怎么啦？”西蒙斯问。
“战役失利，”爱多亚说。“战役一失利，所有的勋章都给压下了。”
“你受了几次伤，爱多亚？”
“三次重伤。我有三条受伤的杠杠。看见吗？”他把袖管扭过来给大家看。所谓杠杠是黑底上三条平行的银钱，缝在袖管的布料上，在他肩头下八英寸的地方。
“你也有一条，”爱多亚对我说。“佩戴这东西真好。我认为比勋章好得多。相信我，小伙子，等你有了三条，那就显得你有能耐啦。你要受了得住院三个月的重伤，人家才肯给你这种杠杠。”
“你哪儿受伤啊，爱多亚？”副领事问。
爱多亚拉起袖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