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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侍者去叫一部马车，他从我手里接过凯瑟琳的包裹，撑了一把雨伞走出去。我们从窗口看见他冒雨过街。我们站在那间小房间里望着窗外。
“你觉得怎么样，凯瑟琳？”
“想睡觉。”
“我觉得空虚饥饿。”
“吃的东西你有没有？”
“有，在我的野战背包里。”
我看见马车来了。车子停下，马的头在雨中低垂着，侍者下了车，打开伞，走回旅馆来。我们在大门口迎上他，在雨伞下顺着给打湿的走道走，上了路石边的马车。水在明沟里流着。
“你们的包裹在座位上，”侍者说。他打着雨伞站着，等待我们上了车付了小帐。
“多谢多谢。一路愉快，”他说。赶车的一拉起缰，马就走了。撑着雨伞的侍者也就转身回旅馆。我们沿街赶车，向左转弯，然后再朝右拐，到了火车站前面。灯光下站着两名宪兵，站在雨刚刚打不到的地方。灯光映照着他们的帽子。在车站灯光下，雨丝清晰透明。有名搬行李工人从车站的拱廊下走出来，他拱着肩膀迎着雨。
“不用，”我说。“谢谢，用不着你。”
他又回到拱廊下去躲雨。我转向凯瑟琳。她的脸在车盖的暗影中。“我们不如就在这里告别吧。”
“我不能进去吗？”
“不行。”
“再会，凯特。”
“你把医院的地址告诉他吧？”
“好的。”
我把地址告诉了赶车的。他点点头。
“再会，”我说。“保重自己和小凯瑟琳。”
“再会，亲爱的。”
“再会，”我说。我踏进雨中，车子走了。凯瑟琳探出头来，我看见她在灯光下的脸。她笑一笑，挥挥手。马车顺着街道驶去，凯瑟琳指指拱廊。我顺着她的手望去，只望见那两名宪兵和那拱廊。原来她要我走到里边去躲雨。我走了进去，站着观望马车转弯。随后我穿过车站，走下跑道去找火车。
医院的门房正在月台上等我。我跟着他上车，挤过人群，顺着车厢中的通道走，穿过一道门，看见那机枪手正坐在一个单间的一角，单间里坐满了人。我的背包和野战背包就摆在他头顶上的行李架上。通廊上站着许多人，我们进去时，单间中的人都看着我们。车里的座位不够，人人板起敌意的脸。
机枪手站起来让我坐。有人拍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个瘦削而个子很高的炮兵上尉，下巴上有一条红色的伤疤。他刚才从通廊的玻璃窗外朝里看了看，然后才走进来。
“你怎么说？”我问。我转身面对着他。他个子比我高，他的脸在帽舌的暗影下显得很瘦削，伤疤又新又亮。单间里的每个人都在望着我。“你这样不行呀，”他说。“你不可以叫个士兵替你占座位。”“我已经这么做了。”
他咽了一口口水，我看见他的喉结一上一下。机枪手站在座位前。通廊上的其他人从玻璃窗外望进来。单间里的人都没有说什么。“你没有这种权利。我比你早两个钟头就来了。”
“那你要的是什么呢？”
“座位。”
“我也要。”
我注视着他的脸，感觉到单间里的人都反对我。我也不怪他们。他有理。但是我要座位。还是没人作声。
哼，真见鬼，我想道。
“坐下吧，上尉先生，”我说。机枪手一让开身，高个子上尉便坐了下去。他望望我。他的脸好像挨了一下似的。不过他座位总算有了。“把我的东西拿下来。”我对机枪手说。我们走到通廊上。列车满了，我知道再也找不到座位了。我给医院门房和机枪手每人十里拉。他们沿着通廊走去，到了外边月台上，还朝各车窗内张望，但是找不到座位。“到了布里西亚或许有人下车，”门房说。
“到了布里西亚上来的人更多，”机枪手说。我和他们告别，我们握握手，于是他们走了。他们俩都觉得怪不好意思。在车上，大家都站在通廊上，车子开了。列车开出站去，我看着车站的灯光和车场。外边还在下雨，不一会，玻璃窗湿了，外面的景物看不见了。后来我睡在通廊的地板上；睡前先把藏着金钱和证件的皮夹子塞在衬衫和裤子内，使它搁在马裤的裤腿内。我整夜睡觉，到了布里西亚和维罗那，都有更多的人上车，我醒一醒又睡着了。我的头枕着一只野战背包，双手抱着另一只，同时又摸得着我的背包，所以尽管让人家跨过我的身体，只要不踩着我。通廊地板上到处躺着人。有些人站着，扳住了窗上的铁杆子，或者靠在门上。这班车子总是拥挤的。
现在到了秋天，叶落树空，道路泥泞。我从乌迪内乘军用卡车上哥里察。我们沿途遇到旁的军用卡车，我望望乡间景色。桑树已秃，田野一片褐色。路边一排排光秃的树木，路上布满着湿的落叶，有人在修路，正从路边树木间堆积的碎石堆里，搬石头来填补车辙。我们看见哥里察城罩着雾，那雾把高山峻岭也遮断了。我们渡河的时候，我发觉河水在高涨。这是因为高山间下雨的缘故。我们进了城，经过一些工厂，接着便是房屋和别墅，我看到又有许多房屋中了炮弹。我们在一条狭窄的街上驶过一部英国红十字会救护车。那司机戴着帽子，脸孔瘦削，晒得黑黑的。我不认得他。我在大广场上镇长的屋前下了卡车，司机把背包递给我，我背在身上，再加上两只野战背包，就朝我们的别墅走去。没有回到家的感觉。我在潮湿的沙砾车路上走，从树木缝隙间望望别墅。所有的窗子都关闭着，只有大门开着。我走进去，发现少校坐在桌子边，房中孑然无物，墙上挂着地图和打字机打的布告。
“哈罗，”他说。“你好？”他样子苍老了一点，干瘪了一点。“我很好，”我说。“这里情况怎么样？”
“没事了，”他说。“你把行李放下来，坐一坐。”我把背包和两只野战包搁在地板上，我的帽子摆在背包上。我从墙边拉过另外一张椅子来，在他桌边坐下。
“今年夏天很不好，”少校说。“你现在身体健壮了吧？”
“健壮了。”
“你可曾受勋了？”
“受了。我稳稳妥妥收到了。非常感谢你。”
“我们来看一看。”
我拉开披肩，让他看那两条勋表。“你还收到用匣子装的勋章吗？”
“没有。单收到了证书。”
“匣子以后会来的。得费一点时间。”
“关于我的工作，你有什么吩咐？”
“车子都开走了。有六部在北方的卡波雷多。你熟悉卡波雷多吧？”
“熟悉，”我说。我记得那是一座白色的小城镇，在一个山谷里，城里有一座钟楼。倒是个干干净净的小城，广场上有个出色的喷水池。“他们以那地方做根据地。现在有好多病员。战斗倒是结束了。”“其余的车子在哪儿？”
“山里边有两部，四部还在培恩西柴高原。其余两个救护车队在卡索高原，跟第三军在一起。”
“你要我做什么呢？”
“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上培恩西柴去接管那四部救护车。吉诺在那儿好久了。你没上那儿去过吧？”
“没有。”
“夏天的战斗很不好。我们损失了三部车子。”
“我听说过了。”
“对啦，雷那蒂给你写过信。”
“雷那蒂在哪儿？”
“他在这儿医院里。他忙了整个夏天和秋天。”
“我相信是忙的。”
“夏天的情况很不好，”少校说。“糟得你不会相信。我常常在想，你那次中弹还算是你运气好。”
“我知道我是幸运的。”
“明年情况还要糟，”少校说。“也许他们现在就要进攻。他们说是要进攻，我倒不相信。现在季节已经太迟了。你来时看见河水吗？”“看见啦。已经涨高了。”
“现在雨季一开始，我不相信他们还会进攻。这儿不久就要下雨了。贵国同胞怎么样？除了你以外，还有旁的美国人要来吗？”
“他们正在训练一支一千万的大军。”
“我希望他们调派一部分到这边来。但是法国人一定会把他们抢个光的。我们一个人都分不到。好吧。你今天夜里在这儿睡，明天开那部小汽车出去，调吉诺回来。我打发个认得路的人陪你一起去。吉诺会把一切告诉你的。他们近来还有一点炮轰，不过战斗已经过去了。你看见培恩西柴高原一定会喜欢的。”
“难得有这机会。少校长官，能够回来再和你在一起，我心里高兴。”他笑了一笑。“亏你说得这么好。我对于这场战争已经很厌倦了。要是我离开这里的话，我是不想回来的。”
“糟到这个地步吗？”
“是这么糟。实在还要更糟。你去洗一洗，找你的朋友雷那蒂去吧。”我走出来，把背包背上楼。雷那蒂不在房间里，他的东西可都在。我便在床上坐下，解开绑腿，脱掉右脚的鞋子。随后我躺倒在床上，我身子疲乏，右脚又疼。不过这样子只脱一只鞋子躺在床上，未免滑稽，于是我坐起来，解开另一只鞋子的鞋带，让鞋子掉在地上，身子又往毯子上一倒。因为关着窗子，房里闷不透气，但是我太疲乏了，不愿意再起来开窗。我看见我的东西堆在一个角落里。外面天渐渐黑了。我躺在床上想凯瑟琳，等着雷那蒂回来。我本想，除了夜里临睡以前，再也不去想她。无奈我现在很累，没事可做，只好躺着想想她。我还在想她的时候，雷那蒂进来了。他还是老样子。也许稍为瘦一点。
“啊，乖乖，”他说。我在床上坐起身。他跑过来，坐下，伸出一臂抱住我。“好乖乖。”他用力拍拍我的背，我抱住他的双臂。
“老乖乖，”他说。“让我看看你的膝头。”
“那我得脱下裤子。”
“那就脱好了，乖乖。我们这里都是熟人。我想看看他们的治疗功夫。”我站起身，解下裤子，拉开护膝。雷那蒂坐在地板上，把我的膝头轻轻来回弯动。他用手指沿着伤疤摸下去；用他双手的拇指一齐按在膝盖骨上，用其余的手指轻轻地摇摇膝盖。
“你的关节联接只到这个地步吗？”
“是的。”
“这样子就送你回来，真罪过。他们应该等到关节联接完全恢复。”“这比以前好多了。本来硬得像木板一样。”
雷那蒂把它再往下弯。我注视着他的双手。他有一双外科医师的好手。
我看他的头顶，头发光亮，头路挑得分明。他把膝头弯得太下了。“嗳哟！”
我说。“你应当多做几次机械治疗，”雷那蒂说。
“比以前是好一点。”
“这我看得出，乖乖。这方面我比你知道得多。”他站起身，坐在床沿上。“膝盖本身的手术很不错。”膝盖他已经看好了。“把一切都告诉我。”
“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说。“我过得安安静静。”
“你这样子可像是个结了婚的人，”他说。“你怎么啦？”“没什么，”
我说。“你怎么啦？”
“这战争可把我折磨死了，”雷那蒂说，“我给它弄得郁郁不乐。”他双手抱着他的膝盖。
“哦，”我说。
“怎么啦？难道我连人的冲动都不应当有吗？”
“不应当有。我看得出你日子过得很好。告诉我。”
“整个夏季和秋季我都在动手术。我时时都在工作。人家的事我都拿来做。他们把难的手术都留给我。天主啊，乖乖，我变成一个很讨人喜爱的外科医生了。”
“这才像话啦。”
“我从来不思想。天主啊，我不思想；我只是开刀。”
“这才对啦。”
“但是现在，乖乖，工作都完了。我现在不开刀了，就闷得慌。这战争太可怕了，乖乖。你相信我，我这是真话。现在你来了，叫我高兴了。唱片带来了没有？”
“带来了。”
唱片用纸包着，装在我背包中一只纸板匣里。我太累了，懒得去拿。“难道你自己不好受吗，乖乖？”
“我感觉糟透了。”
“这战争太可怕了，”雷那蒂说。“来吧。我们俩都来喝个醉，鼓起兴致来。然后找什么来解解闷，人就会好过了。”
“我害过黄疸，”我说。“不可以喝醉。”
“哦，乖乖，你回来竟然变成这样一个人。你一回来就一本正经，还有肝病。我告诉你吧，这战争是件坏东西。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战争呢？”“我们喝它一杯吧。我不想喝醉，不过我们可以来一杯。”雷那蒂走到房间的另一头的洗脸架前，拿回来两只玻璃杯和一瓶科涅克白兰地。
“是奥国货，”他说。“七星白兰地。他们在圣迦伯烈山缴获的就是这些酒。”
“你也上那边去过吗？”
“没有。我什么地方都没有去。我一直在这儿动手术。你瞧，乖乖，这就是你从前的漱口杯。我一直保存了下来，使我想起你。”“恐怕还是使你不忘记刷牙的吧。”
“不，我有自己的漱口杯。我保存这杯子，为的是提醒我你怎样在早晨想用牙刷刷掉‘玫瑰别墅’的气味，一面咒骂，一面吞服阿司匹灵，诅咒那些妓女。我每次看到那只杯子，便想起你怎样用牙刷来刷清你的良心。”他走到床边来。“亲我一次，告诉我你并不是真的一本正经。”“我从来不亲你。你是头人猿。”
“我知道，你是个又好又规矩的盎格鲁…撒克逊小伙子。我知道。你是个悔过的小伙子。我等着看你用牙刷把妓女刷掉吧。”
“在杯子里倒点科涅克白兰地。”
我们碰杯喝酒。雷那蒂对我大笑起来。
“我要把你灌醉，挖出你的肝，换上一只意大利人的好肝，叫你再像个男子汉。”
我拿着杯子再要一些白兰地。外边现在天黑了。我手里拿着一杯白兰地，走过去打开窗子。雨已经停了。外边寒冷一点，树木间有雾。“别把白兰地倒到窗外去，”雷那蒂说。“你喝不了就倒给我吧。”“见你的鬼，”我说。又看到雷那蒂，我心中很高兴。他两年来时常笑我逗我，我也无所谓。我们彼此很了解。
“你结了婚吧？”他坐在床上问。我正靠着窗边的墙壁站着。“还没有。”
“你闹恋爱吧？”
“是的。”
“就是那个英国姑娘？”
“是的。”
“可怜的乖乖。她待你好吗？”
“当然好。”
“我的意思是说，她的实际功夫怎么样？”
“闭嘴。”
“我还是要说。你会明白，我是个非常慎重婉转的人。她可——？”
“雷宁，”我说。“请你闭住嘴。要是你想做我朋友的话，就闭嘴吧。”“我倒不想做你的朋友，乖乖。我正是你的朋友啊。”
“那么就闭嘴吧。”
“好的。”
我走到床边去，在他身边坐下。他手里拿着杯子，眼睛望着地板。“你明白吗，雷宁？”
“哦，明白了。我一辈子碰到许多神圣禁忌的事。你身上倒是很少有的。现在大概连你也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了。”他望着地板。“你自己一个禁忌都没有吗？”
“没有。”
“一个都没有？”
“没有。”
“我可以随便乱说你母亲或你的姐妹吗？”
“还可以乱说你那位‘姐妹’①啊，”雷那蒂抢着说。我们两人都笑起来。
“还是那老超人的本色，”我说。
“或许是我妒忌吧，”他说。
“不，你不会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讲别的。你有没有结了婚的朋友？”“有，”我说。
“我可没有，”雷那蒂说。“除非是人家夫妇彼此不相爱的。”“为什么？”
“他们不喜欢我。”
“为什么？”
① 关于瞎想这一段，详见本书第7 章。加富尔是米兰最高贵的旅馆之一，不招待普通尉级军官。
“我是那条蛇。我是那条理智的蛇。”
“你搞错了。苹果才是理智。①”“不，是那条蛇。”他愉快一点了。
“你的思想不要太深刻，人就好一点，”我说。
“我真爱你，乖乖，”他说。“等我当了意大利的伟大思想家，你再来拆穿我吧。但是我知道许多事情，我还说不出来。我知道得比你多。”
“对。你知道得多。”
“但是你还是可以过比较好的日子的。你就是后悔，也还可以过好一点的日子。”
“不见得吧。”
“哦，是这样的。这是真话。我已经只在工作时才感到快乐。”他又瞅着地板。
“你再过一阵子就不这样想了。”
“不会的。工作以外我只喜欢两件事：一件事对我的工作有妨碍，另一件一做就完，或是半小时，或是一刻钟。有时时间还要少一点。”
“有时还要少得多吧。”
“或许我进步了，乖乖。你哪里知道。但是我现在只有这两件事和我的工作。”
“你还会有别的兴趣的。”
“不。我们从来不会有任何别的。我们生下来有什么就是什么，从来学不会别的。我们从来不吸收任何新的东西。我们一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你不是拉丁人，真应当高兴哩。”
“哪里有什么拉丁人。那只是‘拉丁’式的思想。你对于你的缺点太得意扬扬了，”我说。雷那蒂抬起头来大笑。
“我们就住口吧，乖乖。想得太多，我累了。”他进房间时就看上去很疲乏了。“快到吃饭的时间了。你回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