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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官府对土匪一是剿灭，二是招安。华莹山顶有个庙叫宝鼎庙，是土匪的老窝，四川军阀对其招安，一夜之间封为军官，人们讥讽他们是‘宝鼎军官学校’毕业的。其中匪首唐大鼻子被封为川军2师5营营长，带着人马驻守北碚。他公开宣称，在他的防区内他要保民，不出抢案，交换条件就是地方按月给他纳‘保险金’。结果，他不抢此地，就去抢彼地，冒犯了另一股土匪，互相残杀，唐大鼻子被人乱枪打死。这样一来，官匪难分，土匪日多，波及面日大，不管是富室，还是穷家，都实在受不了这种折腾……峡防局成立后，以防范为主，虽然也剿了几次匪，但收效不大……”
如果不从根上清除匪患，只一味地围剿，土匪势必像割野草一样，割完一茬又长出新的一茬来。卢作孚寻思道：必须进行人的训练，从提高乡村人的整体素质着手。
主意已定，卢作孚吹灭油灯，才发觉天已黎明。
一夜之间，北碚大街小巷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
“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
“造公众福，急公众难。”
……
卢作孚深知，要建设，要创造，必须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有秩序的社会。他一面整顿峡防局，训练士兵，一面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发动群众参加肃匪斗争。
他大声疾呼；
“社会不安宁，绝没有安宁的个人或家庭。”
“要使地方安宁，必须使匪不安宁。”
他多次召开民众大会，号召整个社会都武装起来，消灭匪患：
“团防是被匪徒抢劫、逼迫得无地偷安了，才办起来的。我们要想身家性命得到安全，社会有秩序，不是仗恃有团，而是仗恃无匪……必须使大家行动起来，不说使民众武力化，也应使武力民众化！”
一场全民肃匪运动序幕拉开了。
熊明甫这位副局长万万没想到，一介书生意气的卢作孚刚来北碚不多日，就在犹如一团死水的北碚，突然投入一块巨石，激起冲天巨浪。
熊明甫服了这位新来的局长：“多少年的隐患，你一来就没了，我彻底服了。”
“这才是一个开头啊！”卢作孚道，“要肃清土匪，一要寓兵于民，二要化匪为民。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攻心为上，杀戮宜少，以匪治匪，鼓励自新。还得稽查奸究，就必须认真调查和登记户口；要防止流氓的产生，以杜绝匪源，必须禁绝赌场、烟馆。真正做到长期无匪，不产生新匪徒，还需从各方入手，来它个斩草除根！”
卢作孚抬起手猛地往下一劈：“这就是我的乡村建设理想。”
卢作孚为北碚的乡村建设营构着一个“现代中国的缩影”。他在《乡村建设》中写道；
“建设的意义是说：今天以前没有举办的事情，把它举办起来。这是好多乡村朋友不很明白的，因为他们骤然见着今天以前没有举办过的事情，他们不会明白这事情的意义。……乡村的朋友不但不懂得建设事业，而且不愿有，深怕有建设的事业；不但是无知识的人们是这样，尤其是那些在乡村的地位很高，名望很好，权力很大的人是这样。因为他们另有经营的事业，是他们向来把持着经营的。
“第一便是赌博，赌博愈多愈大便愈有希望。第二便是店子，唱戏，酬客，一年大闹一两个月，是他们的面子。你要在场上去办一桩什么建设事业，绝对找不出一文钱来。他们却是每天可以有上千块钱以上的输赢，每年有上万块钱以上的戏钱、席钱的开支……
“我们要提倡的事业意义却不同，在消极方面是要减轻人民的苦痛，在积极方面是要增进人民的幸福。怎样减轻苦痛呢？是要他们少些骚扰，少些病痛，少些天灾，少些强力的压迫，少些不应该有的负担。怎么样增进幸福呢？是要他们多些收获，多些寿数，多些知识和能力，多些需要的供给，多些娱乐的机会。”
卢作孚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社会的背景，更认准认清了北碚的真面目。他将北碚匪患的症结归于乡村建设不力。
每每盗匪问题是起于乡村，不起于城市，在历史上只听说盗匪满山，
不容易遇着盗匪满城。盗匪一起，发生了乡村的治安问题，乡村地位之重
要，就此更可证明。乡村人民不能自治，不肯过问利害切身的乡村问题，
便完全让土豪劣绅专横；自然，他们更不肯过问眼前以外的地方乃至国家
的政治问题，便完全让军阀专横。一个乡村问题放大起来，便是国家的问
题。乡村地位之重要，就此愈可证明了。
卢作孚不改教育救国初衷，认为“乡村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其后是经济、交通。治安、卫生、自治等方面的建设。
杨继仁和唐文光先生评价道：“纵观卢作孚一生，他以毕生精力做了三件大事，即教育、乡村建设、实业（主要是航运），这三件大事紧密相连，互相影响，都具有重大意义，构成了卢作孚生命的三部曲。”
1927年夏天，对于刘湘来说，再也没有什么好的消息令他慰藉的了。卢作孚在北碚推行的乡村运动，很快就传遍了全川。这对于偏僻、保守、落后的四川来说，无异于一部新的神话的诞生。谁不知道北碚是个四不管、匪患猖獗、民不聊生的穷山恶水之地。仅仅因了一个卢作孚，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是不是一部“卢作孚神话”。
刘湘派秘书去看看。秘书很快就回来了。他的秘书一五一十地向他汇报说——
街道很宽，也很清净。匪患基本上肃清。见不到烟馆、赌场、妓院。民众精神振作。每个方面看起来都井井有条。
“他靠什么将北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建设成这模样？”刘湘不解。
“靠人。卢作孚认为人是第一位的，也就是乡村建设的第一需要，需要一群立志改革和献身建设事业的人。卢作孚先生的理论是：现代是由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形成的，而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又都是由人们协力经营起来的，人都是训练起来的。他对于人的训练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是要他们的头脑有现代整个世界那样大，能在非常明瞭世界的状态下决定自己的办法；第二是要他们的问题至少有中国那样大；第三是要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创造一个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关于人的训练问题，他曾专门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秘书伸手在公文包里掏出一张报纸，递给刘湘。“这是卢作孚先生结合自己在北碚的工作经验写的，我带回来一张，你看。”
刘湘接过报纸，一行醒目的大字竖幅标题跃入眼帘：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
他不由轻声念出声来：
“……为解决乡村建设所需人才，须采取两个途径，即‘大才过找，小才过考’。根据事业的需要……”
卢作孚对人才之重视无与伦比。如同他曾经两度为官办教育一样，四处搜集人才。他每到一地，人才就汇聚一堆。在北碚也是如此。他寻求的人才中，有擅长民众教育的，也有会园林艺术的；有教育专家，也有金融里手；有懂经营管理的，也有会科研技术的，应有尽有。这些人才，来自五湖四海，大多是慕名而来，还有一部分是为寻求中国出路而来的有志之士。其中包括外国人才：法国人傅德利（昆虫学者）、丹麦人宋而慈（铁路工程师）、留学国外的唐瑞五（工程师）等等。
刘湘怎么也不明白，卢作孚在经费紧张，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竟然能够把形形色色的人都召集到一起。
“卢作孚在北碚搞了个训练基地，设在公共体育场东端的一座一进三大间的草房内。两边各写着一丈见方的五个大字：“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
秘书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一点不漏地汇报给刘湘：
“训练的内容，首先是纪律，还有政治知识、思想品德和业务知识。并且要经受社会服务的实习，都要经历险阻，吃尽苦头，目的在于养成他们的坚强意志、健康的体格、良好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
刘湘听完秘书汇报，连声称赞道：“难得的人才！栋梁之材！”
正当刘湘对卢作孚赞不绝口的时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全北碚的老百姓异口同声地骂起这个不嗜烟酒、衣着朴素、和蔼可亲的峡防局长来。
“你们峡防局的人打了菩萨，不怕上天报应吗？你们这些遭雷劈的！”
这还是比较温柔的骂法。
有的人竟指名道姓地骂。
老头老太太更是如丧考妣，捶胸跺足，呼天唤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又哭又叫。
原来，卢作孚要办学校、公共图书馆、医院和公用设施，苦于没经费，无钱盖房子。北碚老百姓很穷，他不忍心摊派；办实业一时半晌又不能奏效。思考再三，决定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动员峡防局和学生队一口气将北碚的8座庙宇神像砸了个精光，准备用来做公共设施用房。
他说：“北碚才800多户人家，3000多人口，却修了8座大庙，老百姓连房子都没住，却让这位泥巴石灰像占着这么好的地方。现在，让我把它们请出去！”
没想到，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盘踞在老百姓头脑中的迷信、愚昧、保守等封建思想一齐向他开火了。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闻讯后，跌跌撞撞地冲到峡防局门口，指着卢作孚的鼻子：“老天会报应你，叫你不得好死！”
卢作孚笑了笑，没事人一般。
峡防局的士兵气愤地说：“卢局长，你可是我们这里的父母官，怎么说也是官府，哪能让人随便骂。我们抓他几个，煞煞他们的威风！”
卢作孚摇摇头：“不能怨他们，应该怨几千年的封建思想。”
熊明甫副局长感到事情严重：“要不要开个民众大会？”
大会在公共体育场举行。
卢作孚不气不恼，以理服人。
“庙里的菩萨是什么？只不过是泥巴和草塑的，人想怎样塑它就怎样塑它，假若屋顶漏雨，淋在它身上，还不是照样啼哩哗啦垮坍下来，有什么可怕！可怕的不是庙里的菩萨，是我们心中的菩萨。它在我们心里压了那么久，几百年，几千年！必须打倒它！不打倒它，就不能建设美满的三峡！”
会后，峡防局张贴布告，规定：“凡测字算命、观亡相面、跳神圆光诸色人等，亟应一体革除。”布告内容还有质问：
“如谓巫觋可通鬼神解灾者，星命可以知吉凶，应有灾皆解，何以到处还有病死、穷困无告之人？”
自此布告一经贴出，即派士兵巡逻，宣告，对职业迷信者，一经查获，定即分别处办不贷。
中国西部科学院建起来了。
医院建起来了。
学校建起来了。
……
北碚的老百姓等了又等，苍天没有报应。倒是卢作孚创建的事业给北碚人民群众带来了安宁和幸福！
深秋的一个清晨，卢作孚推开窗，一阵嘹亮的歌声从山岗上传来：
争先复争先，
争上山之巅。
上有金壁之云天，
下有锦绣之田园，
中有五千余年神明华胄之少年。
嗟我少年不发愤，
何以慰此美丽之山川？
嗟我少年不发愤，
河以慰此锦绣之田园？
嗟我少年不发愤，
何以慰我创业之先贤！
卢作孚舒心地笑了。这是他请周孝怀先生为少年义勇队所作的队歌《争先少年》。
卢作孚在北碚建起了学生队、少年义勇军、警察队，共培养了500多人，为北碚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卢作孚开了门，开始了每日的跑步锻炼。他的脚步从来就没停止过，他的思维也总在运动之中。
绕过北碚博物馆，再绕过禹王宫变成的织布厂，他突然转向了街道——阴沟代替了阳沟，街道平整而清洁。人们纷纷向他挥手致意、问候。
“卢先生早！”
“卢局长早！”
卢作孚忽然想起刚建街道时的情景。他要求街道两侧拆除伸出的屋檐，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和诅骂：
“自有北碚场，便是这个样的街道，至少也有几百上千年，大家走得好好的，你偏偏一来就见不得，走不得了！”
想到这里，卢作孚笑了。出得街口，卢作孚上了一座小山。树叶沙沙作响响，满山红叶如染。
秋天到了。
三艘轮船，两条航线。卢作孚水陆并进……
1928年春天快要过去的时候，卢作孚在两岸叠翠的嘉陵江边望见了他的第2只轮船——新民号，正破浪向他驶来。这是一只载重仅34吨、吃水更浅的小船，能适合川江上游各个季节水位。这只船后来改名“民用号”。
这段时间里，卢作孚一直身兼两职：峡防局长兼民生公司总经理。两边的工作均处在初创时期，困难重重，他不得不两头奔波。
民用号轮船解决了川江枯水季节的客运难题，保证了合川至重庆之间的四季客运，了却了卢作孚造福于民众的心愿。
就在这时，卢作孚又意外地获得了第3只船。这第3只船载重125吨，是南充的一位名叫谭谦禄的商人在上海订造的，取名“顺庆”。顺庆轮竣工后，刚开到重庆，即被重庆驻军范绍增师长扣留。谭谦禄四处托人求情屡次交涉无效，最后找到曾在南充任过知县的郑东琴。经郑东琴说合，谭谦禄才将船领了回来。
谭谦禄原本是个商人，不懂航业。经此波折，方知隔行如隔山，于是要求与民生公司合作，成立一个“长江轮船公司”，将“顺庆”改名“长江”，委托民生公司代管，专门行驶重庆到涪陵之间的航线。这只船后来被民生公司收购，易名“民望”。
重庆到涪陵和重庆到合川的两条航线，被航运界称为“黄金水道”。在这两余航线上，货多客多，加上卢作孚的地位和名望，匪患的肃除，往来客货安全可靠，因此，旅客一般都愿乘民生公司的船。
民生公司的3只轮船，每天在这两条航线上奔波，但仍难以满足客货运输的需要。卢作孚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两条航线上每天都应该有对开的船，但必须有4条船才能对开。眼下只有3只，资金吃紧，不能订造，如何是好呢？
在察遍川江水情之后，卢作孚获取了川江水系的重要资料，并将这两条航线亲自动手绘制了草图。他对江水的流速和轮船的时速作了比较，不禁恍然大悟——川江航运史上的奇迹诞生了——3只轮船，两条航线。他的理论是：
合川→重庆→涪陵均系下水，
涪陵→重庆及重庆→合川均系上水，
按江水的流速和轮船的时速计算：
上水需一日，下水需半日。也就是说，两条航线两只船上水各需一整日，而两条航线下水只需一只船一整日。他设想：
第一只船由合→渝→涪，需一日；
第二只船由涪→渝，需一日；
第三只船由渝→合，需一日。
如此循环往复，3只船就能当作4只船来用了。
试航顺利。从此，合川、重庆、涪陵三座城市每天都有对开船了。
经过几次反复试验，3条轮船，行驶两条航线，每天对开，准时到达，作为民生公司的轮船航线确定了下来。
卢作孚的创兴弥补了民生公司轮船数量的先天不足，在川江航运业上传为经营佳话。因为这时，各个航运公司的轮船极少定航线、定时定期航行，唯有民生公司一如既往地按部就班在川江上运行着，这本身就是民生公司的一次胜利。当一些人还在津津乐道地传诵着卢作孚的经营天才时，卢作孚又开始筹谋另一个惊人之举。
1928年夏，卢作孚瞄准了川江航运业的空白，计划在重庆投资建设民生机器厂，主要用来修理船舶。当他的计划刚刚透露出半爪一鳞时，遭到了部分股东的坚决反对。
反应最强烈的是一些小股东、他们认为卢作孚的这个计划不符合实际，投资大，不适于本公司；认为民生公司眼下只有3条船，不需修理；厂址、设备将花费大笔资金，民生公司能否承受得住……
卢作孚坚持自己的主见。他的理由是，川江上共有120多条船投入营运，因整个川江尚无一家可修理船舶的机器厂，轮船损坏均需拖到2500公里之遥的上海去修理，费时、费力不说，还需昂贵的修理费用。民生公司的船眼下是不用修理，但将来呢？以后发展壮大了呢？不能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
郑东琴、陈伯遵等一批民生公司的“元老派”支持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