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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勘察后，发现万流轮沉没之处在险滩流急的河道中，认为无法打捞。太古公司无可奈何，只好标价拍卖。然而，并无一家公司购买。
卢作孚得知这一消息后，亲派民生公司和民生机器厂的驾引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张干霆等赶赴柴盘子出事地点勘察。张干霆仔细勘察后认为，万流轮完全可以打捞起来。于是，卢作孚亲自出马，与太古公司交涉，以5000元的价格，买下了万流轮。
这一举措，令航业界吃惊不小。虽然万流轮价值60万两银子，但此时却在水中，扔多少都等于是白扔。
卢作孚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是3月8日，他与太古的老板签了约……
5月19日，万流轮水中重见天日，并被拖到了民生机器厂，前后才不过两个来月的时间。
民生机器厂的修造能力更是让同业者们吃惊。万流轮长206英尺，民生机器厂将其拦腰切断，接长14英尺，使它变成一只长达220英尺，马力达3500匹，航速达17海里的新船，创下了川江修造史上的新纪元。
卢作孚将万流轮改名为“民权”。
太古公司老板对此十分恼怒旧本人还派人到民生机器厂刺探情况。一时，航业界对民生公司的实力摸不清到底多大。
同行们称赞的第二大奇迹，是民生公司粉碎了外国轮船公司对它的围攻。
1935年秋天到来的时候，一场残酷的竞争接近了尾声，外国轮船公司对民生公司的围攻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民生公司不但没有被压垮，反而获得进一步发展，更加壮大起来。从此，英、日等国的轮船公司再也不敢小看它，许多外国的报纸、书刊也开始注意到它，纷纷著文报道民生公司的消息。
这一年，长江上游的大约80多只轮船中，几乎已有一半属于民生公司，而属于外国公司的轮船，只有十几只。外国国旗在长江上游已不再容易看到了。至此，卢作孚收回内河航权的愿望已初步实现。
同行们所称道的第三大奇迹是指卢作孚独创的枯水季节三段航行。
长江上游从每年12月初到次年的2月末即进入枯水季节。枯水季节里，水位低落。当水位降到10英尺以下时，长200英尺以上的大船就要停航；当水位降到零以上数英尺时，所有中外轮船，全部都要停航。到了这个时候，四川通往外界的唯一交通要道就要断绝。在最危难的一次枯水季节里，水位竟降到零以上2英尺，所有轮船被迫停航。当时，四川的建设刚刚开始，中断运输，势必严重影响四川的建设，而民生公司也势将遭受重大损失。
在这严峻的时刻，卢作孚赶到了重庆，与专家们一起，搞出了个三段航行方案。这个方案是根据重庆宜昌间的水位情况，险恶河段的水流情况，以及民生公司的船舶性能、吃水深浅情况，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制定出来的。它将宜昌到重庆一段航线划分为三段，调集所有的大小轮船，分别参加各段的航行。卢国纪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详尽地作了叙述。他说开始的时候，第一段由宜昌到青滩的下旦仓，以民福、民治、民安等轮行驶；第二段由米仓峡到万县，以民康、民主等轮行驶；第三段由万县到重庆，以民意、民享等轮行驶。客货都在青滩和万县两地经过陆上转运。这样，完全不可能恢复的川江枯水航行，终于奇迹般地恢复了。
对于第三大奇迹，卢作孚自己这样评价道：“这一个伟大的事迹，一位船长周海清的帮助是很大的。他利用了这最枯的水位，领导了一群驾驶人员，细细地探察长江航道和一切险滩，遂使一般航运的安全也大大的进步了。”
后人在评价这三大奇迹时这样写道：“如果没有打捞和改造万流轮的经验，很难想象民生机器厂能那样迅速地在（以后的）战时承担起如此艰巨、复杂的打捞沉船和改造旧船的任务；如果没有粉碎外国轮船公司对民生公司的围攻，民生公司也像捷江公司那样倒闭，很难想象战时后方的运输将如何进行；如果没有创造出长江上游三段航行的宝贵经验，很难想象紧张的宜昌撤退任务能那样及时和顺利地完成。”
卢作孚正在上海为建造一批新船而奔走时，一封电报追到了旅馆。
电报是何北衡先生从成都发来的，透露了四川省主席刘湘即将发表卢作孚出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的消息。何北衡在电报中还说明这是刘湘的意见，劝他不要推脱。
卢作孚心里极不乐意。民生公司的事业正在蓬勃向前发展，需要自己，偏偏刘湘又要他当官。他毫不犹豫地回电一封，表示难以从命。
刘湘岂肯应允？只要在报上一登出消息，还怕卢作孚不从？于是，刘湘不顾卢作孚的坚决反对，在报上将任命书发表了。
卢作孚匆匆踏上返川之路。在重庆找到何北衡，一同面见刘湘，请刘湘收回任命。
任命已发表，岂有收回之理！刘湘不答应。双方僵持了整整16个小时。
刘湘的理由是：卢作孚对四川的情况清楚，早年就四川建设做过调查，著有专文专著，如《四川底新生命》、《四川人的大梦其醒》、《四川底问题》等等。这些文章，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四川建设中的要点。
卢作孚只好勉强应允了下来。
卢作孚就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值军阀混乱刚刚结束，目极之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这就加重了卢作孚的担子。
卢作孚上任伊始，亲自主持拟定了“1936年建设施政纲一要”。他为四川的建设指出了三个指导原则：
第一，必须先有明确的目的。从事建设，绝非供人观赏，而是下有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上有助于使国家富强。因此，应当集中全力发展生产，以及发展与生产有紧密关联的交通。
第二，必须先有充分的准备。首先应搜集可供参考的材料，这就必须展开农业、工商业、矿产及森林资源的调查工作，展开水利建设、水力发电和矿区的测量工作，展开各个地区的气象观测工作，以及展开农业改良及除灭虫害的试验研究工作。
第三，必须先有整个的计划。一切建设都必须在整个的计划下面进行。一方面，凡相关的事业，必须同时建设，同时经营，使有需要，即有供给。如产了多少茧，就必须缫多少丝；建设一个电厂，即应同时建设若干用电的工厂。另一方面，凡建设事业，都必须联合成一个整体，以避免相互间的残酷竞争，保障共同的利益。为了防止任何事业实行垄断，必须作出限制物价及限制盈余分配的规定。
卢作孚正是按照这些原则，开始了建设全川的工作。
1935年冬，民生公司在上海订造的轮船已达21艘。卢作孚一边着手抓四川的建设，一边加快民生公司的发展步伐，还念念不忘北碚的乡村建设运动。他现在已是一心三用。而这三者之间又并不是独立的，却是相互关联——为了整个四川的建设。它亦如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就有两个目的：一是以民生公司为基础，发展民族航业和民族工业，尽快地将国家建设起来；另一个目的是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进行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第三个试验。卢作孚在《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文中写道：
“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有不亡的保障；是要从国防上建设现代的海陆空军，从交通上建设现代的铁路、汽车路、轮船、飞机、电报、电话，从产业上建设现代的矿山、工厂、农场，从文化上建设现代的科学研究机关、社会教育机关和学校。这些建设都是国家的根本，然而建设现代的集团生活更是建设一切事业以至整个国家的根本。在现代的集团生活没有建设成功以前，是不容易看见上面那许多建设事业的，只会看出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的关系在那里毁坏许多建设事业而已。”
卢作孚正是依据自己的理想，去试验他的新生活。他为此在民生公司响亮地提出一个公司要有精神：民生公司要有民生精神。
他提出两个口号：
“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
“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润的。”
民生公司的一切活动，正是围绕着这两个口号的精神进行的。
他别出心裁地在民生公司的信封背面印着“逐日应有的检讨”。检讨共10条：
1．今天的工作尽力做完没有？
2．每一工作，在事前确定计划没有？
3．每一工作，在事后整理清楚没有？
4．工作的成绩，比昨天进步没有？比他人落后没有？
5．事务上有悬着没有解决的问题没有？
6．有一钱一物的浪费没有？
7．如果离开现有职务，交代清楚没有？
8．个人的知识能力逐渐提高没有？
9．事业得着我们的帮助没有？
10．社会得着我们的帮助没有？
从中不难看出卢作孚对民生公司的要求是何等严肃、认真。为把自己的思想真正传达给公司的每一名职员，他强调：
“我们任何活动都必须正确，……看一样东西必须正确，听一句话必须正确。正确的第一个要求是形式。正方必须每一边等长，每一角都是90度。正圆必须是正圆，从圆心到圆周上的任何点都是等距离。第二个要求是数目字。是352个人，不能说是大约是300余人；是14863元，不能说大约是万余元……”
卢国纪回忆说：有一次，卢作孚乘公司的民本轮去汉口，与船上的服务生刘儒讨论关于改进旅客服务工作的问题。刘儒提了一个建议，卢作孚认为很重要，当即让刘儒写个具体计划来，后来公司采纳了这一计划。
这就是卢作孚的工作作风。
民生公司着制服上班制度，是从1933年3月21日开始实行的。制服为中山服样式，俗称为“麻制服”。
在别人眼里，着制服属小事一桩。可卢作孚却不这样认为。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刊登在《新世界》杂志第67期卜，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我们为什么要穿布质短衣——公司制服？
“第一是要造起节约的风气。当前的社会，正在淫糜奢侈中迈进，比赛着谁的衣服漂亮，谁的衣服华贵。我们为要纠正名，另外造起节约的风气，造成功一个朴质而有意义的新社会，即从穿衣服起，去影响一切的一切。
“第二是要表现事业精神。事业是我们这一群人的力量创造出来的，而这一群人有一样的形式，一样的颜色的制服，每一个人穿起，不论他是什么职务，都可以代表整个事业的精神。这是何等的光荣！决不是耻辱……
“要如此，才可建立公司，不致为社会摧毁。要如此，才可以影响社会，创造出现代需要的新社会。”
卢作孚对每一件事情的理解，都从社会这个大处着眼。他在这一时期，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大多都刊登在《新世界》杂志上。如《快乐与痛苦》这篇文章，卢作孚是针对民生公司职工的思想品质方面而撰写的：
“快乐与痛苦是产生于人们的感觉，尤其是产生于人们的要求，而非产生于环境或刺激。我们要求什么，什么便是快乐。相反或不同的刺激，便是痛苦……
“人不明白快乐与痛苦的来源在自己，却每每埋怨着社会。其要求愈缩小——缩小到个人的前途，个人的装饰，个人的舒服，……其痛苦愈扩大，扩大到社会环境的全部。因此为社会的要求而工作，是非常快乐的工作……
“个人身上是不会产生快乐的，快乐只有在社会中间去寻求……个人的活动，全为社会的感情所紧紧包围，沉酣在社会的强烈刺激当中，乃是人生无穷的快乐。在今天，不但这样的快乐需我们去寻求，这样的社会还待我们去创造。……”
卢作孚在《工作的报酬》一文中又这样写道：
“在商品交易的市场当中，凡商品都是以价钱决定它的高低。工作亦是商品，待遇就是这种商品的价钱。不问这种工作是有意义，无意义，而问的只是月薪，地位，红余……以为这乃是工作的报酬，其实乃是错误。”
那么，卢作孚又是如何认识的呢？“工作的意义是应在社会上的，工作的报酬亦应是在社会上的。它有直接的报酬，是你做什么就成功什么。你要办一个学校，就成功一个学校；要修一条铁路，就成功一条铁路；这便是直接的报酬，是你的成功在事业，帮助却在社会上。你成功了一个学校，帮助了社会上无数读书的小孩子，或培植了社会上无数需要的人材；你成功了一条铁路，帮助了无数的客和货，帮助了生产建设或文化传播，这便是间接的报酬。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公园，便酬报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酬报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一点儿月薪、地位……算得了什么……”
卢作孚的见解是深刻的。他的目光永远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总是深入其里，看清事物的本质。因此，后人在评价一代船王卢作孚时，有的人冠以“文化船王”之美称。
当1935年底，国民政府通过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向法国借款修筑成渝铁路时，正准备造船装运筑路器材。卢作孚获悉后，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他不能不担心宋子文的建设银公司插手川江航运，从而会成为民生公司发展中的劲敌。于是，卢作孚一面通过政学系向蒋介石说项，民生公司愿意低价包运全部筑路器材，并请贷款添造新船；另一方面卢作孚又以聘请顾问作为晋礼，拉拢宋子文的心腹韦焕章，使其向宋子文疏解。宋子文考虑包给民生公司比自己造船合算，遂同意贷款160万元。
卢作孚获得这笔贷款后，新造4艘大型轮船，既发展了自己的船队，又避免了新添竞争对手。事后，民生公司特聘宋子文、胡筠庄为常务董事。
1936年3月15日，民生公司举行了第十一届股东大会，改选了董事会，财政部长宋子文、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交通部长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训康银行总经理康心如、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等各路头面人物当选为民生公司董事。后来，上海青帮的另一个鼎鼎大名的头子黄金荣也加入了民生公司董事。“这是为了适应旧中国复杂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而采取的措施，自然，这些显赫的要人对民生公司也不是没有好处的。但是，危机也悄悄潜伏进公司——中国官僚资本集团开始对民生公司起了觊觎之心。”
卢作孚的名言就是：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1936年4月13日早晨，蒋介石在宜昌乘民生公司的民主轮第一次入川。航行4天，于4月16日午后抵渝。
蒋介石一上岸，大声吩咐身边的随员：
“奖给这条船1000块！”
1936年底，民生公司召开了10周年纪念大会。卢作孚10年的苦心经营，逐渐改变了初期资金微薄、船只少、航线短的劣势，在航商如林、竞争激烈的川江，先后兼并了24家中外轮船公司，收购大小轮船44艘，已是拥有45艘计19817吨位的航运企业。
在民生公司的会议室里，挂着一张图表，它将民生公司10年的发展情况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鞭炮和欢声笑语中，卢作孚再一次眺望着嘉陵江——民生公司的发祥地，他的眼眶有些湿润……
多年以后，当航业史学家们回头总结民生公司的成功时，对民生公司确立巨大优势的种种因素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史学家们认为。一是社会舆论上的优势。民生公司以爱国企业自评，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帝爱国运动，并在自己的企业中采取措施，消除封建的洋行买办的各种影响，树立起爱国企业公司的人事制度和它在职工中大力灌输的“民生精神”，造就了在文化素质、技术素质和BK＆素质上，都优于其他公司的职工队伍，从而有利于推动企业经营走向现代化，和企业素质的全面进步，推动民生公司生产力的发展，成为长江航运事业中的一支有生力量。三是民生公司拥有一支庞大的川江船队。1936年时，民生公司在川江上1000多公里的航线投入了它全部运力约36。4％，计7000多吨的船只。假如把行驶渝沪和季节性航行川江的运力分别按照五分之一和四分之三折算计入，则达11600总吨，占公司运力的57％。从下面这份比较表中可看出民生公司的实力。
几家航业公司宜渝线货运量比较表
年份 货运量 合计 招商 太古 怡和 日清 其他
1934 吨 116657 14532 10267 1923 89935
％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