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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维持了一支有效的运输船队，并不断发展壮大。
多年后，当人们重新审视民生公司的战时发展时，不仅解开了民生公司在战时如何发展的谜团，也对卢作孚的经营方法作出了准确公止的评价——
民主公司在后方营运中，承担了大量的公差运，所收运费极低，航运收入剧减，1939年第一次出现帐面亏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而未能扭转。
那么，民生公司又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能飞跃发展呢？
表面上看，民生公司一方面出现帐面亏损，而买质上民生公司又在其他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据统计，先后在48个企业投资，投资额达140万元（战前货币未贬值时）。投资总额占股本的比重，1939年为25。6％，1941年为56。％。投资的范围之广是一般的企业无与伦比的。这恰恰应验了卢作孚“将连带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全部的联络”的设想。
战时，中国几家大的航运公司如招商、三北大都萎缩，只有民生公司才得到迅速发展。这与卢作孚的经营管理思想是分不开的。《中华水运史》评述道：
“民生公司主要之业务本来在川江。国府西迁，川江运输繁要几倍于往昔，民生公司以保有多数之内河轮船，适应急切环境的需要，业务进展，自非其他公司所能及。
“民生公司轮船在抗战初期未被征用，而在沪轮船亦于江阴封锁以前驶入长江，产业保全毫无损失。
“长江中下游轮船自京沪武汉撤退，均感流亡之苦，民生公司得以廉价收买，增加它的运输力量。
“陪都人才荟萃，民生公司大事罗致，内外管理亦多改善，以上各项，时势人谋兼而有之。”
这一评论是中肯的。但所述多在“时势”，而在“人谋”方面，卢作孚煞费苦心。
战前，民生公司每收并一家轮船公司，即是增加一次股本。其在开办以来至1945年的20年中，到1937年增至350万元时，增资的方式除在接收船产时以产抵资外，还有者股增值、招募新股和发行公司债券。1937年增资时，以1936年6月30日、9月30日、12月31日以前入股为时限，老股股本分别按100％、80％、60％升值；1939年扩资时，老股又升值50％。其实质固在增股扩资，同时也是对老股进行利润的再分配。而扩招新股的对象则主要是面向银行资本家。1929年以前，官僚、地方约占全部股份的50％，1936年后，逐渐降低，1936年、1942年、1945年分别递减为30。7％、23。4％和17。2％；资产阶级股份分别为29。7％、54。4％和63％，其中银行资本由1936年的3。2％激增至1945年的39。2％，近40％的股权掌握在仅占股东总数的1％左右的14家银行的手中。这一情况表明，历次扩股使民生公司股东的社会结构逐渐由地方官绅转向城市资产阶级，并且股权日益集中于金融巨头。股本结构向城市工商业和银行资本转移，可以为公司的资金调剂带来极大便利。
发行公司债券是民生公司筹集资金的重要手段。继1935年发行100万元公司债券后，1939年为避免孔、宋财团吞并，改为发行700万元公司债券，17家银行认购，年息6厘，10年还清。卢作孚利用这笔资金，除付清购买船只及其他用途的款项外，跑买了大量的五金器材及原材料。熟悉经济的人不难看出，这笔公司债券贷款，贷期长，利息低，随着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到偿还时，只需以原购进的一小部分实物即足清还全部本息，这等于白白地获得一笔巨额资金。
此外，民生公司还同各家银行建立了广泛而经常的借贷关系。1941年到1945年，先后向“四行二局”（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央信托、邮政汇业储金局）贷款10次，以低于一般银行利息一半以下的低息，共计贷款5。28亿元（折合战前币值170多万元）。借期短的3个月，长的达4年。借款抵押，除部分是船产等实物外，许多却是“不实之物”。如1941年两次贷款共500万元，借款用途是购买油料。五金及添造新船，而契约中的抵押品则也是“借款所购油料五金”和“可能添造之新船”；1944年至1945年向中央银行3次贷款共4。65亿元，则是“库拨补贴”作抵。这种借贷关系，如果不是因为这些银行在民生公司占有巨额股份以及卢作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是不会建立起来的。
卢作孚还以民生公司修复被炸受损船舶及补贴公差亏损的名义，向政府申请了巨额补贴，自1941年至1945年，8次共获各种补贴折合战前币值280多万元，另获补贴美金7。45万元。
当然，民生公司获得发展的因素远不止上述这些。如扩大提留基金，紧缩企业开支；灵活运用资金，保持企业后劲等等。
“没有卢作孚，就没有民生公司；没有民生公司，没有这些牺牲，也就没有这些创造，也许不能造成战时的那种局面。”徐盈这样评价道。
卢作孚的眼光已投向南洋的各个岛国和太平洋彼岸的全色海岸……
歌乐山离重庆市区20多公里，终日云雾缭绕，松涛声连绵不绝。卢作孚刚搬到这里时，很喜欢这里的幽静环境，但时间一久，它的景致再也提不起卢作孚的兴致。1941年冬天，卢作孚害了一场大病，后来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又开始了奔忙。谁知不久后，他的病情又迅速恶化。为彻底治疗，民生公司向金城银行借了歌乐山上的一所房子，迫使卢作孚搬来静心养病，接受医生的治疗。
他也是个闲不住的人，又岂能安度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于是，他的病房又变成了办公室。
虽说是治病，但公司的文件还是一份又一份源源不断地送到他的床头，经他一一批注后，又一份份发出；电话铃声不绝于耳，每日会议不断。公司为此下了一道禁令：一般人员禁止打扰，一般的文件、电报禁止送来。可卢作孚不同意，但又执拗不过，只好同意每天在床头召开一次公司高级领导会议，处理极少重要文件。
卢作孚在担任了一年的全国粮食管理局长后，辞去了一切官职，只担任民生公司的职务。这样，他才总算又回到了自己的事业上来。这段时间，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读书上。
卢作孚对读书的喜欢程度超过了一般的读书人。当初他在建设北碚图书馆时，借阅须知就是他自己亲手起草的，并附在每本图书的背唇。他以“书”的自白口吻写道：
“一、请勿用龌龊的手拿我；二、勿使我被日光晒着雨点淋着，我同小孩一样，那些都是容易使我受病的；三、请勿用笔在我身上批字或作各种符号；四、勿将我的身体夹垫你的手臂；五、你读我未完而停止的时候，可用书签夹在我的身上（就是停止的篇页上）认为标记，切不可将我折角；六、勿把我放在不洁净的地方，望你时刻保持我的清洁；七。你不读我的时候，应立刻把我还给图书馆，因为我等着还要去会许多朋友，切不可把我幽禁在你的屋子里。”
卢作孚对读书有自己的深层见解。一名叫刘同仁的职工给他写了一封信，要求每日给半日的读书时间。卢作孚回店时这样写道：
“当此全部事业万分紧张的求前进之日，吾辈何忍以最少半日以上读书？最好办法，工作时间仍自己作，需要参考图书则尽量参考图书；工作以外，苟有时间，不拘多少，皆以读书……上作系经验，读书所以整理经验。即就个人立场说，亦不可重视整理，轻视经验，而况社会问题比个人问题更迫切，事业要求比家庭要求更为迫切。吾辈更不可重视个人与家庭之成功，而忽略社会与事业之成功。”
此时，他开始温习英语，构思他的文章，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图谋着民生公司的长远计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感谢这场病，它给后人留下了卢作孚先生许多见解犀利的文章，是病，给了他时间。
战争仍在继续，可卢作孚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此时此刻，他所思所想的，不仅仅是若干年后的问题，而且也是眼前的问题。在他的灵魂深处，有着最深的苦痛，而这种苦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的肉体和精神。他不是一个喜欢在公共场所谈及个人苦闷的人，总是愿意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来，将心事注入笔尖。他渴望理解，又常常不被人理解。
凡是在卢作孚身边工作、生活的人，都称他不容易被人理解。就连《大公报》的记者也这么说。张群则说卢作孚的一生“有一大堆不协调”的东西。
孙恩山于1944年在美国的一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他在这篇文章中就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自己的困惑：
“中国实业界这位第一号创造奇迹的人，于50多年前出生于一个卑下和微贱的家庭。当他还是20岁的少年时，他开始自己谋生。今天，作为一个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的全国闻名人物，他已将他童年时期的许多事物忘记，然而他却从未抛弃他在普通人民中艰苦一生所形成的个人简朴习惯和谦逊品德，尽管他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看起来多少有点儿不协调。在他的新船上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谢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瓷器，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饭桌上却只放看几只晋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他那被称为家的6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
但是卢作孚之子卢国纪在回忆录中却称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住得最宽、最好的房子了”。这所房子在红岩村4号，尽管它只有40多平方米。
1942年夏天的时候，美军司令部赠给重庆的知名人士每人一台高档收音机，卢作孚得到一台。送来时他不在家，孩子们高兴得一个个手舞足蹈，可三个星期后，卢作孚回家一看，不由分说就搬走了，送给了民生公司电台。他的这种做法，也许有人又不理解。
卢作孚已是身兼数十个职务，除交通部次长、民生公司总经理、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职务外，由于民生公司投资事业遍布川省，所以，他兼任了许多分支、投资企业的董事长。但他的清贫却是那样令人不可思议。他只在民生公司领取一份薪金，却养活一大家人。他在患病期间，家人曾想买只鸡炖给他吃，可家里连这点钱也没有！
那么，卢作孚没有钱吗？应该说是有的。按当时的惯例，一般每个企业都要送一笔可观的车马费给他，外加稿费收入，为数也不少，但他将这些收入几乎全部捐献给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了。
家人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妻子蒙淑仪一针一线缝做的。
卢作孚是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他的家人几坐公司的船，仍然照常买票，享受公司所有职工同样的半票优待。
他配有专车，但家人从未单独用过。
他吃饭，照常签字，月底从公司的薪水中扣除，家人吃饭也是如此。总之，卢作孚被人称作是“一位难以理解的人”。黄炎培先生曾在一篇游记中说卢作孚“不矜夸，不骄傲，在不断地刻苦奋斗中。把他的精神分析起来，他是耐劳耐苦的，是大公无私的，是谦和周到的，是明决爽快的，是虚心求进的，是富于理想又勇于实行的……”卢作孚正是以这种无私的献身精神，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
1942年，卢作孚病愈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北碚的建设。这时的北碚已成为战时的后方重要的科学、文化和教育中心，这里已迁入外地各种机关100多个，复旦大学也在其中，此外还有中央研究院、国家编译局、国家农业研究所及工业研究所、国立地质调查队、国立地理研究所等。周恩来、陶行知、舒舍予、陈望道、李公朴、郭沫若、阳翰笙、田汉等领导人和社会名流、学者都曾目睹过北碚的花团绵簇、盛极一时的局面。
冬去春来，卢作孚又回到了民生公司。他现在辞掉了一切官职，准备重整旗鼓。
此时的民生公司，人员已多达近8000人，轮船吨位较之战前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卢作孚隐隐地看到，民生公司正在发生变化，准确地说是“退化”。“民生精神”在一些人身上已荡然无存，更有人趁国难当头之时，投机取巧，谋取私利。有的人是公司的高级职员，也有当初和自己同甘共苦创业的元老。卢作孚感到异常痛心。
在一摞公司的档案里，他随手挑出一份人事档案。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历届公司董事变更表上。
纸张有的已经发黄，字迹依然那么清晰，每个名字他都异常地熟悉，但转眼间又变得有些陌生。
他开始一页页地认真翻阅。
他合上卷宗，闭目沉思。良久，他睁开眼，夕阳开始西下。
这份卷宗告诉他：自己离开民生公司7年了！
官僚资本正是在这7年中乘机而入，并开始侵蚀民生公司的肌体。
暮色降临，卢作孚这才意识到自己一整天都未离开办公室。
他出了门，向码头走去。
1942年10月9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有关特权，英政府不久也宣布废除一系列与中国不平等条约。这一消息，无疑是对长期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的巨大的鼓舞。卢作孚从这一消息里敏锐地看到了未来的憧憬，他的目光开始转向外部世界。他一面加紧整顿民生公司，一面与国外进行广泛的合作。
1943年7月，卢作孚结识了美国水利专家滨海，并邀请滨海先生参观了民生公司、民生机器厂等。
北碚一直是卢作孚的“理想国”，为寻求与外国的沟通，他先后邀请了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英驻华大使卡尔、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伦等赴北碚访问。
1944年6月22日，美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来到北碚，在卢作孚、卢子英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北碚。
秋天到来时，卢作孚为加深与赫尔利的关系，特地送上4幅中国仕女图！
卢作孚可谓用心良苦。显然，这时他已经看到了新的曙光。后人从他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不难看到他对战后建设的理想。
在《论中国战后建设》一文中，他以高瞻远瞩的眼光，雄才大略的气魄写道：
“凡盟国人民没有不希望胜利早日降临的，尤其是几千年来爱好和平、七年来忍受战争痛苦的中国人民不仅仅希望胜利降临了，立刻结束痛苦，恢复和平；其于和平恢复以后的国家前途，乃更怀抱有无限希望的心情，希望国家迅速建设，迅速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强有力的国家。其自力可以防御今后任何强邻的侵略，其联合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协力，更可以防御今后任何强国对于任何弱国的侵略。不要有下次的战争，不要有下次弱国再被侵略的战争……
“战后国家的建设，不仅可以防御再来的侵略，防御侵略仅为其消极的目的；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尤为吾人必须全力趋赴的积极的目的。”
紧接着，卢作孚又写道：
“一切都感落后的国家，事事皆系痛苦，不仅遏敌人的侵略而已。人民大多数穷困羸弱，食物营养不足，衣服洗涤更换不足，房屋空气光线不足，道路泥泞，市街拥挤，环境污秽，疾病流行，荒年饥谨，或水急骤发，流离转徙者动辄若万千户。凡此都是落后国家随时随地可以遇到的问题；其与国际密切接触，互为比较之后，愈益显著。秩序清洁与混乱污浊，高楼大厦与茅屋棚户，轻车疾驶与徒步重荷，触目皆是天堂地狱，其不平与难堪，日趋严重。唯有从根本上建设国家，以机器代替人力，以科学方法代替迷信与积习，使农业增产，矿业开发，工业发达，陆有火车汽车，水有轮船，空中有飞机，可资运输；人人皆有智慧，皆有工作技术，皆有职业的机会，皆有服务公众的兴趣。以自力谋生者，收入增加；被雇用者，待遇改良。由此衣食丰裕，住室宽舒，旅行便利；污秽的环境，变为清洁，混乱的环境，变为有秩序；有灌溉工程，防洪工程，可以预防天灾；有医药卫生设备，可以预防疾疫；使一切都感落后的国家，短期内即一切进步到与先进国家比美；使全国人民在最大的痛苦后，获得最大的幸福和安慰；其他国家的人一向轻视中国者变为尊敬，批评中国者变为称誉。”
这是卢作孚在战争尚正进行中，勾勒出的一幅战后建设的美好图画。
卢作孚对理想充满了坚定的信心：“我们国家的未来，却可以依了理想画成。一般已经成熟了的国家，是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