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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卢作孚在战争尚正进行中，勾勒出的一幅战后建设的美好图画。
卢作孚对理想充满了坚定的信心：“我们国家的未来，却可以依了理想画成。一般已经成熟了的国家，是已经污染了的纸。我们却是在一张白纸上画丹青。因此她的美丽是完全如我们的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值得努力。而这一幅美丽的图画是完全操在我们手上，只看我们的画法了。”
卢作孚对中国未来的建设，尤其是四川的战后建设，在大量的调查了解的基础上，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不愧一位名副其实的实业家。
他在构想四川的水力资源开发蓝图时，这样写道：
“这个地区最惊人的是它的水力。一个可能修建比美国著名的田纳西水利枢纽大好几倍的、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的地址，最近已在宜昌附近找到。……这个水坝将把水面提高160米，以产生足够的水力，发电1500万千瓦。其中一半的电力即足以解决总人口约为两亿、直径为1000英里的地区内的用电问题。另外一半电力可用来生产成百万吨的化肥，除满足中国的需要外，尚可大量出口。”卢作孚认为自己的这个计划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将是农业。因为它将为土地的灌溉提供最丰富的水源。“必将大大提高食物的原材料的产量，并增加出口。”更为重要的是，如此势必带动工业建设。他写道：“如此丰富的廉价电力必将给予所有需要电解的化学工业和所有需要电力的其它工业以巨大的推动力。”正是由于水力的丰富，“运输和交通将能获得引人注目的改进。这个区域的所有铁路都可以电气化。水坝将使长江上游的水位大大提高，终年四季通航大海。一万吨以上的海轮可以从东海岸上溯1300海里，一直抵达重庆，使这个内陆城市变成一个海港……”
这，也许就是今天的葛洲坝的萌芽，遗憾的是，卢作孚先生不能亲眼目睹今日葛州坝的风采。但他在几十年前就已有了预言：
“长江三峡水电站将是最大的一个水电站，但决不是唯一的水电站，并且也不需要最先修建它。……宜昌上游沿江一带及其支流，将会找到许多适当的地点修建比较小的水电站。……一个位于灌县沿岷江上游十英里的地方，可发电82万千瓦。另一个则在大渡河与马边河之间。这两条河差不多是紧挨着并排而流，然而大渡河的标高却高得多。如果开一条隧道将两条河连接起来，将有足够的水位差发电200万千瓦。另外还有长江上游的主流金沙江，沿着西康和云南两省边界的大山脉迂回流过，最后与岷江汇合。这条江的所有沿江地带都可以修建水坝，同时解决发电和航运问题。这些水电站的总发电能力如果超过巨大的长江三峡水电站，那将是毫不奇怪的。”
许多年后，当人们读到卢作孚先生的这篇文章时，不能不拍案叫绝！
“任何开发计划，如果不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都是没有意义的。当土地本身受到自然灾害的限制或危害时，人民的生活就永远无法富裕起来。我的心中强烈地铭刻着1936年四川遭受的那一次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旱灾之一的情景。从低空飞行的飞机上望去，数百英里范围内，只能看到干涸的田野由于缺水而开裂；覆盖着大地的，不是新生作物的绿色，而是头一年留下来的枯死的残梗。一星期以后，我又一次飞过那片农村，景色却完全改变了！代替旱灾劫掠的，是一英里又一英里新生稻谷的美丽秧苗。雨已经下过了，人们已经播种。迅速改变的景色，使我留下一个信念：人的力量同等于大自然的力量。”
卢作孚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民生公司的艰难历程，对民生公司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宏远理想：
“当着一般人都在高谈战后航业问题的时候，民生公司还是只忙着战时问题。……不是它眼光短浅，不能看到战后，而是它认为问题排列的秩序应该是第一为战时，第二乃为战后。它相信国家对于战后的航业，必有整个的筹划，必责成几个主要公司分担各主要航线的责任。……民生公司在国家整个航业筹划之下，也当然是主要负责的轮船公司之一。本着它战前的计划和现在的基础，扬子江上游仍应以绝对优势，保持航业上的长期和平，使不再发生残酷的斗争。扬子江中下段，它应该是几个主力中的一个主力，使足以与它的上游航业联系；沿海它也许视能力参加，以与扬子江联系。”
卢国纪先生在回忆父亲的这段经历时，深情地写道：
“我的父亲为民生公司的战后发展制定了宏远的计划，准备从国外订造一批最新型的现代化客轮，参加长江全线航行；从国外购买或订造一批海轮，参加海洋航行，首先开办南洋航线，造较大的海船行驶香港、吕宋及南洋群岛各埠；然后开辟北洋航线行驶青岛、烟台、天津等埠；最后我们便要与列强从事海洋航业的竞争，东至太平洋，西至大西洋，都要飘扬着悬有‘民生’旗的海船。我的父亲为民生公司制订的宏远计划并不只是为了民生公司，而是为了整个国家……”
卢作孚的战后建设理想，正如孙恩山在《卢作孚与他的长江船队》一文中所说的那样：
“今天，经过六年抗战之后，透过战争的硝烟，我们开始看到了一个正在升起的新世界的广阔轮廓。中国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将居于何等地位？民生公司在新中国的生活中将居于何等地位？卢先生有他的理想。他的眼光已投向南洋的各个岛国和太平洋彼岸的金色海岸。他注视这些地方并不只是为了事业，而是为了业务上和技术上的合作，以使他为之服务并如此热爱的国家获得更大的发展。……——
1944年10月1日，这天正好是旧历八月十五——传统的中秋节。北碚传出一个特大喜讯：卢作孚将代表中国实业界出席国际通商会议。这次会议是针对二战行将结束，安排战后经济秩序的重要国际会议，将着重讨论战后工商业的发展，包括国际商业政策、航业政策、新区域的工业化等问题。
北碚各单位在中国西部科学院为卢作孚举行了一个联合欢送大会。
复旦大学校长章友三先生首先致欢送词：
“在国际上，尤其是国际外交上，说话人的成份——即个人的力量，往往影响到会议的成败，所以各国选任外交官，必选在事业学术上有成就的人，说出话来才有力量。卢先生是中国一位大实业家，一手经营北碚，艰苦缔造并主持民生公司。抗战期中，无论直接或间接，对国家贡献之大，在国际上也已风闻。卢先生简色、朴素、刻苦、笃实，不铺张，不夸大，充分表现了中国事业家的风度，其气魄已先声夺人。中国工商团体的推举，确是选择得人。
“不过在国际外交上折衷樽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今天，战事处处失利，物价飞跃暴涨，外人观感日劣，国家事实上的困难也方兴未艾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方法和他们辩护呢？中国外交上，不管代表政府或民间，都没有人民作后盾。
章友三先生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过后，又意味深长地说：
“今天是中秋佳节，今晨还可看见一轮皓月悬在太空。可惜现在云层大厚太密了，不能观赏，正象征着卢先生此时出国去艰巨重重。我们谨希望卢先生能够‘拨云雾而见青天’。”
卢作孚在家乡父老的期待目光中，兴奋而又激动地致起了答谢词：
“……我希望中国能够建成起来，先曾以北碚这个小小的地方作一度经营的试验，提出了一个理想，叫做‘将来的三峡’。最初进行起来颇困难，但毕竟能建设成功一个这样的局面。尤以迁建事业机关的帮助，两三年内便完全实现了原来的理想，甚至超越了原来的理想。以这小小地方的经营，可以证明：可爱的中国是可以建设得起来的，是能够建设得起来的；使别的国家也认识中国，必决定有希望，必决定有前途。”
卢作孚的答谢词，激起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几天后，一架美制军用运输机呼啸着冲向跑道，飞向太平洋彼岸。
飞机上满载着出席国际通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历史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
五位正式代表是：张公权、陈光甫、李铭诸、范旭东和卢作孚；
三位顾问是：张嘉璈、王志莘、李国钦；
随员是：卢作孚的秘书童少生、翻译孙恩山。
据卢国纪先生回忆，卢作孚在这次大会上就航运问题，尤其是战后世界航运问题，提出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有三点内容：
第一，我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侵略最深、损失最重的国家；我国的广大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遭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航业破坏殆尽。要求国际组织以物资和技术帮助我国恢复和发展被破坏的沿海和内河航运。
第二，为了彻底消除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德、意、日侵略集团重新抬头的可能，建议同盟国在德国和日本投降后，严格限制其航运力量和造船能力。
第三，为了帮助被压迫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求在战后消除国际上设置的各种航运障碍。
此提案与会各国代表当即一致通过。
船王卢作孚第12章 漩涡
第12章 漩涡
加拿大借款造船，宋子文百般刁难
这是卢作孚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随着飞机的轻微摇晃，他颇有些飘飘然了。半年的美、加考察行将结束，现在，他在飞向祖国。
天空出奇地晴朗，没有积云，没有风，也没有气流。飞机很平稳地飞行。
卢作孚靠在舷窗边，美、加考察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国际通商会议结束后，卢作孚在晏阳初、林语堂先生的帮助下，结识了美国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罗斯福总统的秘书——中国顾问罗福林居里博士、战时生产局局长端纳·倪儿逊、加拿大政府驻美商务代表皮尔士等名人。在各位先生的帮助下，他对全美进行了参观考察。
从西海岸到东海岸，长达万里的旅途中，卢作孚先后参观了福特汽车制造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钢铁公司、造船厂、码头、港口设施……美国工业的发达和先进的管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全美考察让卢作孚大开眼界、，但原打算在美借款造船却没有获得成功。卢作孚经一番思虑，在皮尔士的牵线搭桥下和欧德伦大使的极力举荐下，同孙恩山、童少生一起，来到渥太华。
他拜会了加拿大总理、财政部长、商务部长等政府要员，设宴款待握太华各银行巨头，不厌其烦地把民生公司介绍给这些各行各业的首脑们。
一时，加拿大渥太华对中国这个民营企业广为关注。
加拿大1926年才独立，工业生产比较发达。一方面它被垄断资本控制，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资本输出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兵工生产陡减，市场紧缩，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鉴于这种教训，二战即将结束，加拿大国会迅速通过了“输出信用保险法案”，鼓励外国在加借款订货，购买工农业产品，以保证战时经济能顺利过渡到和平时期的经济。这类输出信用借款，条件较优，承借此款的加拿大各银行由政府出面担保。民生公司很快就受到了青睐。
卢作孚偕同童少生、孙恩山等人参观了蒙特利尔、多伦多等地的造船厂后，很快就通过皮尔士与江英格利士造船厂进行洽谈，计划以这个厂的名义向加拿大政府申请贷款，利用这笔贷款在该厂造船。
卢作孚经过一番考察，发现这家所谓的造船厂其实是一家生产轻武器的工厂，他们只想当个中间人，贷款一到手，就请其它造船厂代造，从中牟利。
卢作孚断然中止了谈判，决定直接向加政府申请借款造船。
加拿大政府很快作了答复：同意借款造船，但中、加两国政府必须出面担保，承担风险。
卢作孚认为这很好办，借外国的钱来发展民族工业，又不要自己的政府出一个子，估计不成问题。
与加拿大三家银行的谈判进行得异常的顺利。
加拿大帝国银行、多伦多银行、自治领银行承诺，同意给民生公司贷款1500万加元，用于在加拿大订购轮船。
条款很快谈妥，民生公司自筹15％的现金，即225万加元，其余的85％，计1275万加元由三家银行借给，年利率3％，从1951年起，分10年还清。
卢作孚感触颇深地道：“此次北美之行，收获颇大。嗯，真想不到，欧洲一个国家还比不上我们民生公司。丹麦、南斯拉夫、匈牙利只能在加拿大借到600万到700万元，民生公司却借到了1000多万加元……”
飞机开始下降，卢作孚突感胸中有点难受，一低头，飞机已对准了跑道。
祖国到了。
1947年3月，卢作孚由加拿大回到重庆后，立即会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要求国民政府为借款担保，没想到遭到宋子文的拒绝。
宋子文说国民政府正在同美国政府商洽一笔数额巨大的借款，等到借款到手后，可以拨一部分给民生公司。加拿大的钱不必借了。
卢作孚表示民生公司不愿加重国家的负担，只求政府作保，并说明加拿大借款的事情都已安排就绪。
宋子文打断卢作孚的话，口气坚决地说：“加拿大的钱不必再借了。”
卢作孚再三恳求也无济于事。宋子文的答复是：“政府可以担保，但民生公司必须改变性质。”
卢作孚深知宋子文谈到政府在美国借一大笔款的事，纯属子虚乌有，纵使是真的，也不会借给民生公司。宋子文早就觊觎民生公司，企图据为已有，在整个抗日期间，从未放弃过这种野心。
1938年底，宋子文派他的亲信胡筠庄找民生公司业务经理童少生，流露出向民生公司投资和安插人员，以达到控制民生公司的目的，被卢作孚婉言拒绝了。
1939年初，抗战开始后，柴油进口断绝，急需改造大批烧油的旧船和建造一批烧煤的新船。由于战争，民生公司资金缺乏，准备将资本由100万元增加到700万元。
孔宋官僚集团闻风而动，争着要向民生公司投资。
孔祥熙以中央信托局的名义提出：至少要加入50％至60％的股份。卢作孚觉察这一阴谋后，立即先发制人，通过张群转告孔祥熙，又通过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转告宋子文，说民生公司的航线少，业务困难，无利可图，又是一个纯私营的企业，这样一家公司由官方投资不适宜。
但是，四大家族并不死心。后又采取收购民生公司的股票的办法，把民生公司的股票控制在手。于是，当时担任民生公司主任秘书的张梁任出马了。此人与孔祥熙有密切的联系，过去曾做过国民政府主计处处长。
一天，张梁任找到民生公司财务处襄理王世均，要王世均把民生公司主要股东的姓名和所占股份抄一张表给他。王世均照办了。过了几天，他又拉王世均出去吃饭……
这件事很快被卢作孚发觉。他立刻通知财务处，对于任何股票的过户转让，必须严加注意，不许随便买卖，一下就粉碎了孔宋官僚资本主义集团的阴谋。于是，引起孔来对民生公司的报复。
民生公司在重庆道门口有一座四层办公楼，隔壁是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孔祥熙派人找来卢作孚，提出要把这幢大楼让给中央银行。卢作孚不同意。于是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即以各种借口，拒不支付到期应付给民生公司的各种差运费和拨款。在物价飞涨的情形下，卢作孚深知如不同意将使公司蒙受巨大损失，只好忍痛割爱，将办公大楼让了出去。
这就是宋子文拒绝为民生公司担保的背景。
加拿大借款造船的事情就这样搁起来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8年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胜利的一天。
重庆到处是欢欣鼓舞的人群，庆祝胜利的狂欢，持续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当人们从胜利的喜悦中醒过来的时候，便开始纷纷涌向港口，渴望早一刻回到家乡。
重庆的码头，人山人海。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卢作孚像当年大撤退一样，又开始组织大输送。在民生公司的办公室里，卢作孚通宵达旦地做着一个又一个计划，指挥着一批又一批的轮船向长江下游扬帆远航。
为迅速恢复民生公司的航运，卢作孚随复员大军派出一批民生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去建立和恢复创伤累累的原公司各港口和分支机构。
12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