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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故凡地方政治的区划的抽象名词皆从邑。
唯“县”则不然，《说文》：“县，系也。从系持县。”县即古“悬”字。本为会意字。段玉裁《说文》注曰：“自专以县为州县，则别制从心之悬挂，别其音县去悬平，古无二音也。”故与郡县之县义毫无所涉，其用作郡县之县则纯为假借字，本非用作政治上抽象名词用者。殷墟卜辞自盘庚至纣二百余年间，末见有以县字作政治上名词用者。故可断定“县”始于西周，义为“悬之”，非定制也。古人亦有释“县”义本为“悬”者。段注《说文》引《释名》曰：“县，县（悬）也；县（悬）于郡也。”是为先儒臆说。县县于郡，是秦始皇以后事，而县之制早见于春秋，断不可以县于郡而始名曰县也。或有释县为鄙者；以古者国之都为首，都之外曰鄙或曰县，县于本土之上也。是说亦嫌牵强。如楚之“实县申息”（《左传。哀公十七年》）“因县陈”（《左传。宣公十一年》），如秦之“伐邽冀戎初县之”“初县杜郑”（《史记。秦本纪》）等，是县字皆作动字，若以之与鄙字同解则未免牵强矣。
◎春秋时的县
至春秋时诸侯强弱兼并，国土日广。其灭人小国惩王周封建之失不愿以之分封附庸。然疆土渐阔，则旧有统制机构渐感不灵便。因之亦师王室遗制，灭人小国则亦县之。使人暂时治理其地，各其官曰“县尹”或“县令”或“县公”或“县大夫”。悬之终不决，县长官迭相更换而县如故，日久县乃为定制矣。故春秋时之县唯大国有之。多为毁人国家而县之者，如鲁庄公十八年“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又宣公十一年“（楚庄王）遂入陈；因县陈。”昭公八年“楚公子弃疾帅师灭陈；使穿戌封为陈公。”昭公十一年“楚子灭蔡；使弃疾为蔡公。”哀公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楚）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左传》）是皆楚王灭人社稷而县之；以家人或俘虏为其县长官之事实。嬴秦亦复如是“（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史记。秦本纪》）亦均夷人之国而县之，其县则终不决矣。至于中原霸主的晋国，且有夺大夫之田为县者，“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以为二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然晋虽县之但仍可赏人；晋襄公即曾“命先茅之田赏胥臣。”（《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亦赏士伯以孤衍之县。”（《左传。宣公十五年》）后来椒举犇晋，晋侯（平公）亦“将予之县以比叔向故国。”（《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的县尚保有古代遗风。然后来六卿坐大，终分晋国，与此自有连带关系。
齐亦有县，唯其区划极小，故其封与人之县动辄百十计。今可考者如“齐侯钟”（叔夷钟）铭文曰：“公曰，夷……女肇敏于戎功，余锡女厘都□麥刂，其县三百”。又如齐景公谓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与谷，其县十七，以为子孙封邑。”（《晏子春秋》）是则桓公时代齐已有县。孔子亦说管仲“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论语。宪问》）又如“子仲姜宝镈”（素命镈）铭文曰：“陶革叔又成荣于齐邦。侯氏锡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是所谓邑当均指县而言也。观齐之县制已异于上三者矣。
至吴国坐大，拟北上与中原诸侯争霸时亦已有县制。“王余祭三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犇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富于在齐。”（《史记。吴世家》）观此则吴之县亦可以封人也。
综观春秋时之县，唯晋、楚、秦、齐、吴等大国有之，类多侵灭四邻小国而县之者。至于小国虽亦有兼并邻邦，然则未闻有县之者。要之盖诸侯国土渐庞大，侵灭滋多，既不愿以之分封附庸，然土地日拓，旧有中央直接统制之机构渐感不便，因之不得不另设地方长官以治之。故有县尹、县令、县公、县大夫之置，使其成为独立的地方政治单位而直属于中央。故春秋县之设立可目为中国有独立机构的地方政治的开始。至于小国地本狭促，兼并他邑稍事扩张，于统制上亦既无不便，固无烦乎效颦大国而昼蛇添足也。
且观县之制春秋初朝已有之，然各国之县同名而异制，可知其非一国独创而他国效尤者，则县制之立其来有自矣。故可推源至西周之初，断其为封建之渣滓。百年演变，湘桂分流而诸国各异其制矣。
释郡
郡、县在始皇统一中国以前是显然的两回事。各自成为一政治单位，绝无联系关系。“县”之由悬演变而来前已论之甚详。至于郡则不然。《说文》：“郡从邑君声。”是形声字。似专造此字以名政治区划者，是或为适时需要而立之者。
始皇以前之郡，似均与国防军事有关。“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同上）“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同上）“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同上）观此则秦、魏、赵、燕等国之郡似均专于防胡而置者。
至于无胡是防之国则其郡亦专为防强邻侵袭而设者。“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秦，其事急，请以为郡。””又“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拒秦。”（《史记。楚世家》）则楚之郡专为防秦而设。
至于吴夫差救鲁亦是“发九郡兵伐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可知始皇以前之郡皆与军事有关。盖郡之置多在边圉，为防邻国侵袭则须经常有边防而令大将戍之。为军事上便利计，则戍边之将领须集边地军政财大权于一身，庶几运用灵活，因时制宜。国君将沿边疆土地划出一带交付戍边军官。使其有独立机构，除听中央号令外不受任何牵制。以近代术语明之或可说是“军事特别区”。这种军事特别区即是郡的起源。郡之守即是戍边的将领，土地虽然没有直接封予他，而他却可集大权于一身，俨然是边区的一个土皇帝。在那尚没有独立机构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时代，这确是值得人们重视的一个制度。如许我望文生义的话，则郡字大可视作一形声兼会意字，补充许氏之说可曰：“郡，从邑从君，君亦声。”郡与县之关系
郡县既截然是两件事，但却是同样独立的政治单位。然郡总在边圉，距中央既边远，又经常有寇患。而县呢？则或减邻国县之，或夺大夫之田为之，两两相较不用说县的确是比郡好，做官的谁不想谋个安睡饱食的“县”？那烽火无常的“郡”自然是次一等，故赵鞅誓师辞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是非以地区大小而定高下也。
再者郡为防边而置，非武将不能任郡守；且征战不时，则郡守更握有兵权。丢开做好官食厚禄不谈，则郡长官自然较县令尹为煊赫亦较有实权。再者开疆拓土既县敌国而别置县令尹，然烽燧未息．新立之县复在边区，为军事便利计则有时县令尹亦得受郡长官节制，且挥尘书生即可领县令尹，而郡守则非重臣夙将不能任。类多立有边功，说不定新立县即是彼汗马功劳换来，则新放来之文官的县令尹，于资望于实力既皆不能高出郡守，两两相较自然是等而下之。
时日推移至战国之世，征战益形频繁，武将地位当然亦随之增高，渐渐地郡之地位乃驾县而上之矣。至始皇统一天下，乃明定县县于郡，遂为后来地方政治的二级制，是自然演变之结果也。
结论
约而言之，方西周之盛也，密侯不臣，遂灭密国，夷王一怒足醯齐哀侯。天子之势亦云盛矣。迨平王东迁，千里王畿半沦于敌；仓卒东奔，赖晋郑之辅翼，苟延残喘于成周。然曾几何时，竟至周郑交质、楚庄问鼎，王室式微而封建之纪颓矣。天王尊严转赖大国维护，跋扈诸侯亦借挟天子以自重矣。因之王政失纲，而争霸之局启；强弱悬殊，而兼并之势兴矣。小国力弱遂撇天子而仰鼻息于霸主；诸侯之势盛者，灭人宗社遂亦习以为常矣。
然诸侯反顾自身之坐大，惩周室封建之失，得人土地，不复再以之分封附庸。拓殖日广，遂师王周遗制从而县之，县而不决遂为定制矣。且以长期征战而有立郡之制者兹已论之稔矣；故曰县者由封建蜕变而来；而郡者历年征战之结果也。至汉上诸姬已尽，陈蔡既县；而楚人北上；秦人南灭巴蜀，而东出关，缓冲小国既尽，列强直接冲突之局乃启。积数百年军事第一时代演变之结果，郡之地位遂驾县而上之。始皇既统一天下，彻底废除封建，乃因郡县之旧名，明定地方政治之二级制，千年以还，遂成定制焉。
跋
右〈中国郡县起源考〉一篇，原为笔者于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秋，就读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三年级，选修顾颉刚先生所授“商周史”时之期终作业也。顾师发还时，曾用朱笔作批，并附一长函，指点文中可议可取之处甚详，奖勖有加，并嘱读后将原稿寄还，“当为编入文史杂志也”云云。然其时笔者方忙于撰写一有关我国古代社会史之长篇，拟以此文为卷首，故末急于付梓。孰意全稿末竟而大学已结业，乃将积稿寄友人处，匆匆束装东返故里省亲。原冀期年再返陪都，续学于母校之历史研究所。不意返皖末几，敌军便入侵中原，大别山顿成敌后。返渝续学无望，中大同学郭秉佑君乃将寄存约十余万字之旧稿分卷寄住立煌，讵料邮件通过敌区时寄稿泰半遗失，而此篇得以幸存。嗣执教立煌安徽学院，该院院刊编辑索稿，乃以此文塞责，遂蒙编入该刊第一期。故篇前小序有“恐复失之”之语。此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冬事也。
大陆变色后，笔者在美绝粮．乃向哥伦比亚大学附设之“汉史研究计画”申请编译工作以自糊，主持人盼能交出一二篇旧作为参考，欲以证明申请者“能读通中国古书也。不获已乃禀呈慈母于合肥故里，乞于旧作中剪寄一二篇，以便申请工作。初仅试投家书，未存奢望，不意慈亲竟能于中共土改劫灰中，将此篇剪寄，捧萱堂手谕，恍如天降也。
此篇原印于战时敌后游击区，印刷校对均极粗劣，刊物更无流通之可言。笔者曾试查大陆出版之《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皖院编译委员会所出之《世界月刊》虽亦列入（见页二九九），然该刊第一期则各馆均缺，始知手边所存，竟成硕果。摩娑旧简，追念三十年来家国遭际，不禁百感潮涌。因请吴章铨夫人再为抄成清稿，寄呈宋旭轩兄重行椠印，原文中除剔除两个欠通之英文字，及将当初手民误植“叔夷钟”及“素命镈”之铭文加以改正之外，余率任其旧，虽因事忙，无暇改作，亦见三十年来，流落异邦，学无寸进之可悲也。 第六章 论帝国与民国之蜕变 第六章 论帝国与民国之蜕变
我们治“当代民国史”的史学工作者，落笔的先决条件应该是对“传统帝国史”（尤其是晚清这一段）有个本质上的了解。因为“民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帝国”慢慢地转变过来的。帝国是父，民国是子。不知其父，焉知其子呢？再者，帝国和民国的关系还不是生理学上鸡和蛋的突变关系；不是一只帝制的鸡，忽然生下一个民治的蛋来。它二者的关系，却是蚕之与蛾的关系——在本质上，在制度上是一种抽丝剥茧的蜕变关系。两朝嬗递、藕断丝连，是不可以一刀两断的。
就以九〇年代大陆和台湾的现状来说吧：时至今日，大陆上的政治制度，可以说还是蛹在茧中、去古未远。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法政。”大陆上的问题，正是这个“秦制度”无法摆脱的问题。这也是一种苏联式的“革命后”（post…revolution）方向失落而回归专制的问题。
台湾的现状呢？它这只民主白蛾是破茧起飞了。可是飞蛾都有其扑火的本性。误把烈焰当光明，万一飞翔失控，扑火自焚，也就前功尽弃了。所以宝岛今日的情况，从历史中找前例，似颇近乎德意志第三共和时期。德国当年由于仇恨加暴力曾引发过一种“排犹运动”（anti…Semitism）。国人把复兴工作中所遭遇的困难和国内外的不平现象，都迁怒到一个少数民族头上；造成一种山雨欲来的“革命前”（pre…revolution）有“恐怖主义”（terrorism）倾向的群众情绪。这种情绪最容易升级。如不能适时加以抑制，以防患于未然，其前景也是未可乐观的。
长话短说。我们海峡两岸在民主政治上的努力，都还是在德苏两个模式中寻出路。双方距“民国”的真正目标，都还有其不同的距离呢！但是怎样的一种政治社会体制，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民国”呢，请先了解一下“民国”的本质。
“民国”政体的本质
丢开繁琐的西方政治哲学不谈，且看看我们自己的现代思想家如何说法。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上说他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他的目的是“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篇〈总理遗嘱〉原是那位颇有文采的汪精卫执笔的。汪氏为迁就他那“必须、务须、尤须”的行文腔调，代孙先生撰遗嘱，就不免以辞害意了。中山革命之目的，不只是在追求中国在国际间的自由平等；他还要全中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上，彼此之间也自由平等呢。
当然从经济生活方面来说，孙先生所要求的并不是孔夫子“不患寡”，或红卫兵“反封资修”的“穷平等”。他一直强调中国人民的经济状况只是“大贫、小贫”。在大小贫之间求平等，是没有太大地意义的。孙氏所要求的是“富平等”——用目前的辞汇来诠释，那就叫做“均富”吧！要既富矣而后均之，则我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包括附属于农业经济体系之内的手工业和小城镇）就不能胜任了。简言之，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民国”，则工业化的经济发展就是个必要条件了。
再者，搞工业化的经济起飞，是全国人民都要动脑动手的，少数人如滥用权力，从事包办，这个经济是永远“起飞”不了的。这样就牵涉到政治体制上的民主开放了。且放下“现代”人类社会行为中所应享有的“人权”不谈，纵使只从经济建设这一项更迫切的实际专题来观察，则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开放也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翻看当今“已开发国家”的进化史：未有政治封闭而经济可以“起飞”者；亦未有经济已经起飞，而政治仍继续其封闭者。这一对难兄难弟，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一个真正的“民国”所应具备的第二个必要条件，便是一个真正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government）所代议的全民政治：林肯所谓“民有、民治、民享”是也。在政府运作上有任何蒙混，就不是真正的“民国”了。
有了个“民有、民治”的真民国，则民之所“享”的经济财富、教育水平、基本人权、四大自由是会与之俱来的。孙中山先生革命终生，他那个“尚未成功”的最后目标便是建立一个如上所述的真民国。
可是一个国家纵使能完成上述的两大条件如战前的日本和德国，究竟怎样才能把它维持下去，而不致走火入魔，也是个天大的难题。古人云“创业不易、守成尤难！”正是这个意思。试看日本“明治维新”诸贤苦心孤诣所建立的代议虚君制，是多么令人神往。殊不知前辈可以“创”之，而后辈却不能“守”之。等到少数暴戾无知的“少壮军人”，藉爱国之名，以暴力干政；振臂一呼，全国景从。勇则勇矣，其后果便要吃原子弹了。再看德国：一次大战后，它忍辱负重、重建共和，多么可泣可歌！不幸少数领袖，私心自用，利用群众报复心理，化仇恨为政治力量，德意志民族就重罹洁劫了。
日德这两个民族，在近代世界上都是最有效率、最有表现的优秀民族。但是为什么犯了如此愚昧的错误呢？我们读史者叹息深思之余，才悟解出，原来他们的犯罪之源是出自他们政党之内，狭隘的组织家压制了有远见的政治家；在他们近代文明中，偏激的理论家也挤掉了恢宏的思想家。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这样就使我们在中山之后，又想起了胡适之先生——孙、胡二人的思想是萧规曹随的。
适之先生早年就反对极权。认为民主政治不能走捷径。要想以法西斯、褐衫党一类的“速效”来建国救民是缘木求鱼的。胡适晚年鼓吹“容忍重于自由”。主张凡事都得想想，是人不容我？还是我不容人呢？只是单方面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那就是曹操了，还有什么民主呢？所以胡先生一生倡导民主的精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