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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则无一不错。”胡公闻言颇为光火，大骂我“胡说、胡说”。但他还是留我晚餐，餐后还和我这位学生清客聊到半夜。我当时所说的虽是冒犯座师的一句戏言，但是四十年后反刍之，则觉学生之言，未始没有三分哲理。盖“抽象学理”每多出于智慧，可于参禅打坐中求之；而“具体建议”若无长期“实验”安知疗效。这原是“实验主义”之精义嘛！至若“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之实验主义的抽象学理，岂非“黑猫白猫”哉？微黑猫白猫，焉有今日一千四百万之个体户？
余访大陆城乡，闻工农传语，今日之“万元户”只算“贫农”；小康者以十万元起码也。今岁春节，举国爆竹喧天、锣鼓动地，恭禧发财，万众欢腾，真是黑猫白猫不出，如苍生何？但是黑猫宗，实胡学之正宗也。邓子之徒或有异言曰：吾党“有中国特色之社会主义”也，与胡适河有？曰：无伤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不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两者究有什么区别？申韩法家岂非儒生荀卿之徒？儒法既是一家；国共又何分轩轾。分久必合，此其时矣。
以上所说的实是石破天惊的胡学回潮的大事，然究系有质无名。可是有实有名的胡适研究亦已在大陆每一地区崭露头角，而这一新阵容竟以青少年为主。盖大陆上老一辈的胡学家已所余无几，而五四以后出生的中生代知识分子，则成长于一个“大陆不知胡适，台湾不知鲁迅”的沙漠时代。他们虽经恶补，亦难知三昧。盖胡周二人在此时期都被曲解。去其脸谱，重识真面目，至不易也。可是出生于胡适死后（一九六二）的这个新生代的中国知青，就不同了。他们有自由意志、安定环境和求知的欲望和训练。他们如今阵容之大，排山倒海而来的声势之猛，真使老辈瞠目结舌。一个新的中国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正山雨欲来。一种很快就要向西方倒流的东方新文化，正在起步。此非笔者哗众取宠；实是在大洋三岸兜了几十转的实际心得！试看大陆上的社会科学院一处即有研究人员六千人。生活虽苦，个个都在孜孜不倦，埋头钻研。统治者如停止文字狱，对学术自由不加干扰（现在差不多已是如此），让他们各自成家，那还得了！我辈偷生海隅，老大徒伤悲的陈腐高知，面对此一阵容，真有滴水被卷入钱塘巨浪之感。
——这也是我对我的小友欧阳哲生博士特别看重的道理之一。
吾友欧阳哲生博士
欧阳还是一位年未而立的青年，但是他这本优秀的博士读文已使他超迁而升任至少三十七岁始能担任的副教授。前年在两岸胡学论文竞赛中，竟然在胡学老巢的台北也压倒群雄，高挂榜首。我们算是有缘，在海外一次胡适思想研讨会上不期而遇。读其文、执其手、观其人、听其言；一表青年俨然又是一位小胡适。
哲生要我替他行将出版的博士论文写篇序。我虽是个无事忙，也自觉不能不从命。哲生是他们这一代（胡适逝世后才出生的这一代），以自由意志而研究胡适，我所认识的第一人。他这本书也是他们这一代扎扎实实的第一本书。作者今后至少还有六十年的著作时间。十本八本更有分量的专著会接踵而来。在他背后，我也知道更会有几百几千和他类似的青年学者，相率出现。在他们推动之下，胡适学将有一番光辉灿烂的新天地。对他这本处女作作锦上添花的推崇或吹毛求疵的批评，都是不必要的。重要是他这第一本书，在这个启蒙后胡适学中所占的位置。因而我不想写一篇无关痛痒的序文。我想趁此机缘来谈谈我们这一辈对胡适的看法——胡适的出现是有个什么样的时代和文化的背景；在这一时代和文化的背景之中，他又起了些什么作用，把中国文明又推向另一个新时代。
胡适是个很全面的人。各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他，他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我只是提出我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尤其希望青年的这一代的朋友们能对拙见有所匡正，那就是抛砖引玉了。 第九章 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第九章 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任何思想家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的出现是有其时间和空间的背景的。胡适当然不能例外。所以我们要研究胡适，首先就是检讨他在“中国”（空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间）长河里的位置；然后才能讨论他在这段历史河流中所发生的作用。
李鸿章的惊叹，汤恩比的茫然
李鸿章以前曾说过，他所处的那段清末的时代，是中国“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为什么现代中国之“变局”为“二千年来所未有”呢？我们试为李言作注，大致可以这样说：我国自秦汉而后，二千余年的历史之中，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运作的方式，乃至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标准的厘定，一脉相承，实在没有太大的变动。可是这个一成不变的国家组织和社会型态，相沿至满清末季，忽然大“变”特“变”起来。这一“变局”，震撼了首当其冲的国家决策人李鸿章，所以他才认识到此一“变局”为中国二千年来所未有。至于这一“变局”之发生，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呢？这一点不但我们的李中堂不懂，连那位被学界恭维为史学泰斗的汤恩比大师，也为之茫然。
汤恩比说，中国文明自秦汉以后就“僵化”了，停滞不前了，没进步了。为什么停滞不前？汤氏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胡说一通了。至于李鸿章，他一不通马克思主义，二不懂现代社会科学，说不出所以然来，就更为傻眼了。
中国历史上两大“转型期”
再追根问一句，清末这个“变局”，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呢？说穿了，这个“变”原是一种社会“转型”的变动，而这个“转型”之变，在中国近两千年来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一次发生在古代的公元前二、三世纪，另一次便发生在李鸿章和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了。
发生在我国古代的社会转型期，实始于东周之末，而终于秦皇汉武之世。一“转”数百年，才又产生出另一“定型”来。一“定”两千年，直至清末，才又开始作第二次的“转型”。李中堂不明此道，才为之惊叹不置。
要知道第二次是如何的“转”法，我们得先看看第一次是怎样变动的。
那发生在古代的第一个“转型”，转变了些什么呢？长话短说，主要的有下列三项：
一曰废封建、立郡县也。“封建制”是初民“部落主义”的滥觞。“郡县制”则是更高一级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中的文官制度——清代中叶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施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便是这一转型的零星的延续。清末大臣且有主张把属国朝鲜“郡县化”，事实上也属于这一类。今日北京的人民政府，对西藏内蒙的政策，也是变相的“废封建、立郡县”。
由封建到郡县的“转型”原是人类政治管理上的一大进步。
二曰废井田、开阡陌。井田是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开阡陌”则是开放国有土地，任民买卖。化土地公有为私有。此一演变早见于东周之初。至秦孝公时，始为商鞅所落实。商君之后，一沿两千年，至二十世纪五〇年代，始为毛君土改所逆转。王莽当年亦尝试行类似的逆转土改。土改未成却把自己的脑袋搞掉。
土地公有和土地私有，孰优孰劣？大家去见仁见智吧！
三曰由百家争鸣，转变为独崇一术。秦始皇所独崇的是法家；汉武帝所独崇的即是儒家。哲学不同，独祟则一也。至于处士横议、百家争鸣，和罢黜百家、独崇一术之间的是非优劣，吾不愿主观地评论之。此地只说明这个“转型”的事实罢了。
我国古代的国家和社会就为这三椿小事而“转型”。一转敷百年，死人千万，才转出个大一统帝国制度，这个中国特有的“定型”来。此一固定的型态一延两千年未变。到清末才再度转型，面对此二千年所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就为之张目结舌了。
第二次“转型”要转出些什么来？
我国古代的第一次“转型期”，大致延长了三百年，才转出一个农业大帝国的“定型”来。根据这个定型，我们再作第二次“转型”，又能转出个什么样的“定型”来呢？将来的“定型”大致也不会超出三项主要原则。这三项应该是：
第一，化君权为民权也。这一转变，李鸿章不及见，而我们今日则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一政治权力的蜕变是层次分明的。从满清大皇帝、老太后，传子传妻的绝对权力，通过袁蒋毛三公掌权的不同形式，直到邓小平今日的“垂帘听政”，到李登辉的三权互制。如今己转了八十年。可怜的“转型期”中的中国老百姓，虽然被他们“转”得死去活来，但是君权递减的现象，还是很明显的。何时才能“转”出个民权的定型来，今日虽尚未可期，但是趋势倒是很值得乐观的。
第二，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也。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是前一期的定型。今后的生产方式，当以工商业为主流。社会经济一变，则百事随之而变。自李鸿章开路矿造洋船之后，我国经济向工业化变动，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成绩不著。时至今日，此一社会“转型”在台湾已立竿见影；而大陆还在摸索之中。中国大陆上的经济今天基本上还未脱离以农为主，则其党政制度便无法摆脱中古的老套。何时始能定型，吾不知也。历史家只是看戏的，不是演戏的。所以只有等到大轴戏落幕，才能写戏评。
【附注】本篇落笔于一九九一年，预料大陆经济也会“起飞”，初不知其起飞若是之速也。（作者补注于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四）
第三，在文化发展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也。文化的发展原是与社会经济制度同步转变的。社会经济发展至某种程度，文化亦作等位的变动。吾人翻阅世界史，未见有文化领先而经济落后者；亦未见有经济落后而文化超越者。因此经济起飞，则思想必然开放；思想开放，则经济亦会随之起飞。鸡之与蛋、蛋之与鸡，无法辨其先后也。这便是我们当前文化转型之内涵与远景。
在我国二千年历史之中的“第二个转型期”内，我们就为这三桩小事，“转”了一百多年，死人亿万，至今还未转出个“定型”来——虽然这定型的出现可能就在目前。
处士横议中的“胡适学”
读者们批阅拙篇，可能要掩卷一间：足下写了这一大篇，究竟舆“胡适”何关呢？
答曰：这本是胡适这位思想家的“时间”与“空间”的背景。他就在这样的背景里，看出了问题也想出了答案。可是根据这同一背景，看出了问题、想出了答案的现代中国的思想家并不只胡适一人。远一点的有魏源、王韬、容闳、洪秀全、洪仁⒄胖础⒗詈枵碌鹊取＝坏愕挠锌涤形⒘黄舫⑺镂摹⒊露佬恪⒗畲箢取酥磷钥湮懊挥形颐褡寰鸵跬觯幕鸵庋辍钡牧皇椋蛔匀衔拔按蟮际Α钡拿蠖秃诿ò酌ǖ氖笛橹饕逭苎Ъ业诵∑健∫槐卜铰锻方堑幕褂形壕┥⒀霞移洹裥拧⑺障怠⒘醣鲅愕鹊取Ｋ嵌际谴厦魅嘶蜃宰鞔厦魅耍凰嵌浴暗诙巫推凇蹦冢泄⒄怪巴居敕较颍灾两炊ㄐ拖吕吹挠篮隳Ｊ剑加懈髯缘目捶ㄓ胫髡拧Ｑ霞移渚涂隙ǖ乃担歉鑫蠢吹亩ㄐ褪歉觥傲钪啤薄４κ亢嵋椤偌艺媸枪倒欣恚潘灯庞欣怼Ｄ砸皇恰：手壬率瞪现皇钦庑┢咦彀松嗟墓胖欢选５撬词潜酒致鄣奈ㄒ坏亩韵蟆！ �
“胡适学”如今已再度成为显学。以后更要发扬光大。将来“注疏家”的作品，可能要敦十百倍于胡适本人的著作。笔者不学，早已不想追随时贤，重入注疏之林。只是个人曾一度追随胡师整理其“自传”。在先生生前，余即已把他光辉的一生，分为前后两大段。三十年来拙见未改，既承盛会之中老友不弃，谨再就原论补充之，以就教于通人。
几句疯话，暴得大名
胡适活了七十二岁。在他四十以前的前半生中。他是个“暴得大名”的青年（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启蒙大师。他没有枪杆、没有政权，但是年未而立便把当今世界上一个影响人口最多的，最全面、最古老的文明砸得七零八落；砸得天下喝采，砸得全民族的下一代鼓掌称快。
青年胡适究竟“启”了些什么“蒙”呢？让我们三言两语带过：曰“打倒孔家店”也；曰“全盘西化”也；曰“废除文言、使语文一致”也；甚至“废除汉字，用罗马拼音”也……这些话出诸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之口，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之中，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是罪足砍头、甚至诛九族的疯话！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初季，胡适竟靠这些疯话而“暴得大名”，享誉国际；出了一辈子锋头，至死不衰，何也？一言以蔽之，青年胡适是在替他青年期那个时代说话！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发言人，所以能一唱百和。可是胡适的青年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读者如不惮烦，且让我们为这一时代精神的发展，再来搜搜根。
李鸿章的“四个现代化”
前段已言之，我国三千年历史上，只发生过两个社会转型期，而这两个转型期的形成，却有性质上的不同。那发生在古代的“第一个转型期”是“自发的”、“主动的”——它是我国自己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舆外族无关。
但是发生在我们现代的“第二个转型期”则是“他发的”、“被动的”。我们原对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社会型态、生活方式十分满意。我们原不要“转型”，而我们终于转型。实在是外族强迫的结果。
外族怎样强迫我们呢？说来极简单。在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西方帝国主义不断地侵略我们，我们不停的打败仗、割地赔款。要对付外夷，就要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这样我们就出了第一个夷务专家魏源。他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换言之，就是要向洋人学习科技。用目前的语言来说，就是“四个现代化”。
魏源之后，把魏源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便是张之洞一黟人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用句目前的语言，那就是“四个现代化”（用），加“一个坚持”——“坚持孔孟之道”（体）。
把这项体用之学发展到最高峰的，还是我的老乡李鸿章。在甲午之前，李鸿章所搞出的一些“坛坛罐罐”（借用邓小平语），像强大的“北洋海军”，真是煞有介事。谁知李氏这写坛坛罐罐罐被日本小鬼几炮便打得精光。
魏京生、康有为、孙中山
甲午战后，搞“四化”的人泄气了。他们知道光是发展“科技”，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光是发展科技，科技也搞不上去。中国问题之真解决，还得靠“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因此一时之间，全国的进步分子，都变成了魏京生。而魏京生主义者又分为文武二派。文派主张缓进，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他们的领袖便是康有为。武派主张激进，搞美国革命式的“建立民国”。他们的领袖便是孙中山。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两派合流，就真把个民国建立起来了。
可是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在民国初年还是彻底的失败了——失败到“民国不如大清”、“袁世凯不如光绪爷”……军阀横行。
我们搞了半个世纪的“四化”（科技现代化），救不了国。再搞二十年的“政治现代化”，还是救不了国，并且愈来愈糟，何以如此呢？全国的上下阶层均不得其解，忿激之余，便激出个胡适和胡适的时代了。七十年过去了，同样的失败，在大陆上又激出个“河殇派”来。
“西化”的最后阶段：“全盘西化”
胡适（乃至今日的“河殇派”）认为只有两位西方老头“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才能救中国（这两位老头的中国名字是陈独秀取的）。但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自己的赛先生和德先生呢？那是我们民族文化里有其内在的死桔。我们民族文化害了癌症，已面临死亡了。“中国不亡、实无天理”（胡适语）。与其天要其死，不如人促其亡。“中国文化”这个病老头既然非死下可，那就把他病榻上的氧气管抽掉，让他早日死去。老头死了，孔家店打烂了，然后子孙们脱胎换骨——“全盘西化”！
这就是胡适青年期，那个“五四”前后的时代的时代精神；它也是中国近代“转型期”中，一阶段按一阶段，循序而来的“西化运勤”的最后阶段。说“疯话”时青年胡适，便是这一阶段的发言人。他在他本阶段所起的“启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