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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七日（阴历五月二十一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因此也就变成了中国的御前动员会议。刚毅、戴勋、载濂、戴漪、戴澜乃奉命统率义和团。载勋旋即代替祟礼出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从此九门大开，四郊义和团乃大批涌入北京。日夜不绝（见《庚于纪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大沽炮台也于此日被七国联军所攻占。（大沽之战时，美国海军拒绝参加，详见下篇。）
德使克林德溅血街头
北京情势既如此紧张，十一国公使自然也日夜开会商讨对策。他们第一目标当然还希望中国政府剿匪睦邻。在六月二十日清晨集会时，德国公使克林德（Freiher von Ketteler）乃主张与会公使集体行动，联袂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各使不愿偕往，克林德乃单独行动，乘了他那豪华的绿呢大轿，带了一个乘小轿的翻译官柯达士（ Herr Cordes）前往总署交涉。行至半途他就被载澜毫下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小队长）恩海一枪打死了。轿夫大恐乃摔轿而逃。当时坐在小轿中的柯君，也被摔在地上，把屁股捧成重伤。（据《景善日记》所载，克林德的死尸是袁昶收的，而戴澜则要戴漪下令，把死尸斩首，悬于东安门示众。史家或疑《景善日记》为荣禄伪作。然纵系伪作，书中所言故事亦大多可信。参见《庚子大事记》及摩尔斯前书。）
克林德公使一死，北京的东交民巷，就变成慈禧太后的“珍珠港”了。事已至此，一不做二不休，发疯了的老太后索性取出“内帑”（她老人家的私房钱）数十万两，重赏三军和在京津两地念咒打拳的义和团，要他们在天津攻打租界，在北京围攻使馆，务必把在华洋人赶尽杀绝，以泄心头之愤。（见《档案史料续编》页六一五～六一八。）
六月二十一日（阴历五月二十五日）她老人家乃用儿皇帝之名，写了十二道绝交书，就和英、美、法、德、义、日、俄、西、比、荷、奥匈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了（多余的一份则送给当时也被围在东交民巷之内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一诏战天下，慈禧老太后就变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最勇敢的女人了。
有四十年当国经验的慈禧老太后不是这样的人嘛！她原是一个凡事都留有退路的“政治家”嘛！这一次怎么做得这样绝呢？那时在一旁冶眼观察的费正清的老师摩尔斯，对她的评语最是入木三分。摩说：“太后一向作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这次她这个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了。”（The empress dowager had long avoided mitting herself to any position from which she could not withdraw， but now the states man was lost in the woman……见摩著前书，卷三，页二一九。）
【附注】慈禧太后在一夜之间。便从个“政治家”，变成个放泼的“女人家”，一般的当时和后世的观察家、政谕家和历史家，都认为她在这紧急情况之下，歇斯底理的失去了理智。笔者虽基本上同意此说，但亦另有解释。那便是西后心智十分狡黠，她在这绝望情况之下，以义和团小将为幌子，对十国公使（德公使已死），来个“绑票勒索”。她的“赎金”或“释放条件”便是十一国改变对华政策，不要她“归政”。否则义和团“绑匪”，就要“撕票”，大家同归于尽！西后不是个糊涂人。相反的，她是个最工于心计的女纵横家。笔者作此“大胆假设”，虽难于“小心求证”，但在现代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上，是可以言之成理的。
西太后的“珍珠港”
叶赫那拉老太太这一记轰炸“珍珠港”的行为，可把我们的国家民族弄惨了。最后闹掉十几万条人命，还赔上北京宫廷和市民千万件无价的珍宝，加上四万万五千万两雪花纹银。诸位华裔读者们要知道，你和我的祖宗，那时都各赔一两呢！说来难信，慈禧老太这个“珍珠港事变”从头到尾是从蒋干先生自作聪明偷来一件假情报搞起的。殊不知当时驻华十一国公使，本来各怀鬼胎，彼此嫉妒，搞个“七国联军”的集体行动，已非易事，不要说提出有关中国内政的“四大要求”了。这四项要求中如真能实现太后归政、光绪复位这一条，对当时中国政局可能真有起死回生之力呢！但是大清帝国的起死回生，关他们十一个帝国主义的屁事？他们才不会提出这项要求呢！等到事后中国方面发现列强并无此项要求时，大家乃怀疑这情报为端王载漪所伪造，来故意刺激太后的。其实端王那一伙哪有周瑜之才？他们才造不出这样高明的假情报呢！这个假情报来源实出自英商在上海所办的英文《北华捷报》（North…China Daily News）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九日（清历五月二十三日》的一篇社论。此文复于翌日重载于该报周刊的《字林西报》（North…China Her ald）。这篇社论文稿在刊出之前，可能被报社中华裔职工所获悉，辗转为罗嘉杰粮道所闻。他乃根据情报人员的谎报或误译，也或许是他自己为邀功而改头换面、加油加醋，译成汉文，便向荣中堂告密了。——这位粮道先生开了我们价值四万万五千万两雪花纹银和千万条人命的一个大玩笑。我们如把一百年前四万万五千万两纹银在那时的市场价值，折合成今日的物价，该值目前美金现钞几十万万元，我们“罗蒋干”先生这项乌龙，实在摆得太大了。
在这篇社论里，作者的确提到“太后和她的帮”愚蠢地蓄意与“全部列强开战”，并强调这个帮如不自动毁灭，就应被赶出北京。我们希望能使光绪皇帝复位。我们应向中国人民确切表示，目前这一战争全为西太后所发动。吾人只是与北京的窃权政府作战，而非与中国为敌也”。
这只是一篇报纸的社论。以光绪复位代替慈禧甚或有违于英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呢！至于代收钱粮，共管军事，全为情报人员所妄加。此时英美两国为防俄德等国搞瓜分勾当，对己不利。他们但愿使中国这个最无能的政府，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庶几利益均沾，维持现状。英国当时掌握了中国外贸百分之七十以上，中国进出口航运近百分之九十；美国斯时在中国无半寸殖民地可向外发展，所以“维持现况”（maintaining status quo） ——是所谓“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对他英美两国最有利也。
事实上，八国联军之后，美英二国协力维持首要战犯慈禧太后权力于下坠，其居心与二次大战后，美英联合维持日本首要战犯裕仁天皇的皇位，实如出一辙。老太后为一项假情报弄得方寸大乱，实在是知识不够，朝中无人，有以致之。那时李鸿章如仍居相位， 叫他底下的洋员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赫德（Sir Robert Hart） 或丁韪良等到使馆一问，一切不就豁然冰释？哪要老太后去上吊寻死呢， 那时中国的南方督抚都雇有“洋员”，在涉外事件中以备咨询，以供跑腿，所以情报比较灵通，交涉亦能抓着要点。这些洋员如李提摩太等，大都忠心耿耿，为雇主实心办事，在中国官场中极获好评。这种洋员所提供的服务，到民国初年就逐渐被留学归国的“博士帮”所代替了。在民初军阀时代，诸大军头们从穿西服、乘汽车、打网球到买军火、订条约都少下了他们。接着而来的国、共两党原多是以归国的留学生为骨干的，涉外事件就少烦外人了；但是在“西安事变”中，还不是有个端纳跑来跑去？等到毛泽东登台，自恃天纵英明，一切恢复土法炼钢，在对美、苏左右开弓之余，伟大的盟友，就只剩一个阿尔巴尼亚（Albania）了。嗣后江（青）太后登台，“海外关系”简直就是“里通外国”。江老太后和她的四人帮如真的掌权了，她说不定也会搞个“对十一国同时宣战”呢！江婆娘的泼辣与无知岂在叶赫那拉氏之下？
这番话当然是离题太远，但是在历史剧不断重演的近代中国大舞台中，偶把演懿贵妃的刘晓庆和演赛金花的王莹，排排坐、比较比较，可能也不算是浪费笔墨。——毛主席和他的四人帮与西太后和她的载字辈四人帮，土法炼钢的所作所为，真是如出一辙啊。
再者，西后之决定与十一国宣战，可能也是出于她自作聪明的愚蠢的权谋—— 她或许想利用义和团去劫持列强公使，以逼迫列强政变强迫其“归政”的政策。不成则以义和团为替罪羔羊！其手法与七十年后毛泽东之利用红卫兵，如出一辙。当续论之。
刘坤一与“东南互保”
西太后既假儿皇帝之名向十一个列强同时宣战矣，她和她的四人帮的战时政策，第一便是整编义和团为“八旗”，由端王统一指挥守卫禁城。六月二十二日以后诏谕亦由瑞王发布。禁军亦唯端王之命是从（见《字林西报》六月二十四日以后各期）。端王并通令全国，筹款调兵，勤王抗敌。
因此朝廷一再降旨全国督抚、上下臣工“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各将军督抚等，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务必灭洋到底”……（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二二一～二二二）。七月十四日天津失守， 廷谕再次督战，强调“天津失陷京师戒严，断无不战而和之理”（见同上，页三六六）。与此同时他们还通令全国废除洋操、洋服，而恢复用刀弓石的武考呢！
但是清廷这时有何力量能抵抗八国入侵之联军呢？这分明是螳臂当车。战事一发动，李鸿章即认为各省勤王援军无益。盖不待勤王之兵到达，北京就要沦陷，朝廷就要“西迁”。
（见《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一三，引《李文忠公电稿》致袁世凯电。）
李鸿章不是唯一的预言家呢！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尤其是铁路大臣盛宣怀等人都洞若观火。这原是常识，不待智者而后明也；只是端王把持下的中央政府太愚昧无知罢了。所以东南地区汉族督抚就借口廷谕为“矫诏”，不从“乱命”。他们就与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分别议约搞“东南互保”了。
革命精神很充沛的后世史家，兼有对“东南互保”作非议者，殊不知那时不搞“互保”，则长江中下游地区亦在战火中矣。盖宣战之诏尚未下达之时，英人即向美国驻沪总领事古德纳（Goodnow）扬言（Open talk）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及整个吴淞地区。以试探美国的反应。刘坤一得报，乃密遣洋员美人福开森（J。 C。 Furguson） 与古德纳疏通，密报华府设法制止。另外亦调兵遣将决心武力抵抗，英人才知难而止。（见“美国国家档案局秘藏原档”，古德纳于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对国务院副国务卿之密报。）
在武汉方面，张之洞亦极力维持地方稳定，减少洋人入侵借口（见同上附件）。同时诸方面大员合议，如北京失守、两宫不测，他们就选李鸿章作总统以撑持危局（这时孙中山也殊途同归，曾提出相同的建议）。鸿章对“伯理玺天德”《总统》大位，也颇有兴趣。其后慈禧与光绪安全逃到西安，此议遂寝。（见《年谱》页四三二，引《国闻周报》。）
张、刘、李这几位督抚，老实说，都是熟读圣贤之书的传统政治家啊！可恨国运如斯。形势比人强而长才不展。
悬赏捕杀洋人
西后宣战后第二项绝招便是悬赏捉拿洋人，把他们斩尽杀绝。
中国历史故事中原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说在蒙古人入侵中原时，每家都住有鞑子特务。某年中秋节民间以月饼为传媒，全国在一天之内同时动手把鞑子杀光。这次中外既然宣战，大学士徐桐等也奏请西后下诏“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坟，径听百姓歼除”（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一九六）。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等也在北京街头遍贴告示，悬赏捕杀洋人。赏格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见同书，下册，页八四二。）因此当恩海一枪把德便克林德打死之后，他不但对凶行直认下讳，他还在等着领赏呢。
笔者昔年服务哥大时，前辈老友富路德教授（Luther Carrington） 时常自笑幼年时小命只值三十两纹银。因为他在庚子年曾随他传教士父母被围于东交民巷之内。那时他才六岁。富家一直是在通州传教的。事发时就近选入北京使馆，躲掉一劫。其他不幸在山西传教的欧美传教士，就全部罹难了。
当时山西巡抚毓贤，在奉命缉捕传教士和教民时，他谎称“集中保护”， 把全省的外国传教士男女老幼四十余人，或骗或捕，都集中到他的巡抚衙门里来。七月九日他把他们全部剥掉上衣，罚跪于衙前广场，一一砍头杀死。有一位长着马克思式白胡子的老主教，起身质问毓贤为何无辜杀人。毓贤抽出佩刀，二话不说便一万劈去。老主教头面血如喷泉，白胡子顿时变成红胡子。毓贤又补上几刀，便把这位老人杀了。这一天他一共杀了传教士及家属共四十六人，包括十五个男人、二十个女人和十一个小孩。真是甚于虎狼，残忍之极。
（见管鹤著《山西省庚子教难前后纪事》及《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五〇暨Robert C。 Forsyth 著《庚子年殉难中国烈士考》（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页三〇以下。）
毓贤在山西省一共杀了多少传教士，众说不一。因为教士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统计数字不易齐全也。至于他杀了多少“二毛子”（教民）和与外事有关的人士。那就更无法计算了。
拿“二龙二虎十三羊”开刀立威
在大杀洋人和二毛子的同时，那些志在夺政权扶清灭洋的载字辈四人帮，还要在朝内立威，拿义和团所点名的二龙二虎十三羊”来开刀祭旗。
在对列强宣战后四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已故恭亲王奕欣次子）四兄弟率义和团大师兄刀斧手六十余人直闱瀛台，要去把载湉（光绪帝）干掉。这桩“弒帝”、“杀龙”行为，虽为西后所制止，但是这条“龙”也就生不如死了。他不但在御前会议中时遭端王、庄王的折辱，据说连个年方十四的“大阿哥”（载漪的儿于）也指着他叫“二毛子”。如此，则老太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人物是谁，就不言可知矣。（见《景善日记》及多种杂著，故事多有可信。）
至于“二虎”——李鸿章和奕劻——李被下放广州，远走低飞，鞭长莫及，四人帮对他无可奈何。据说鸿章初闻下放消息时，乐不可支。盖以远离虎口，颇感身心两快也。如今“北事大坏”，收拾残局，“舍我其谁”（鸿章豪语，均见《年（日）谱》），杀不得也。奕劻之罪，只是对洋人“太软”（见《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志》），不足杀也。真正倒霉的便是“十三羊”了。
“十三羊”的名单上究竟是那些人，说者不一。但是他们和其它类似的什么“十三太保”、“十八罗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等等一样前几名总归是固定的。“十三羊”前五羊应该是那五位因力主剿拳议和而被杀的“五大臣”。前驻德俄等国公使，嗣任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在七月二十八日被杀的。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前户部尚书立山，则是八月十一日被杀的，所谓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见《史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页二二），而时未经旬，北京亦为联军所陷。
慈禧为什么在弃城潜逃的绝望时期，把主和大臣一网杀尽呢？这就是一些大独裁者（不论男女）最狠毒的地方了。所有的独裁暴君对异议者都是睚眦必报的。她这次败亡出走，生死未。但她绝不能让她自己死于异己者之前，而使异己者有与敌人交通之余地也。她投鼠忌器，行前只杀珍妃不杀光绪。然洋人如真要逼得她非悬梁自尽不可之时，则太后之悬梁，亦必在皇帝悬梁之后也。朋友，奇怪吗？我们蒋公自大陆败退时，杀杨虎城而保留张学良，还不是一戏两演吗，那时如宝岛不守，蒋公向瑞士逃难，则少帅还能活到今天吗？——此理一也！
《崇陵传信录》的作者恽毓鼎，不谙此理，他把连杀五大臣的黑锅，全给端王载漪背去了。恽说：“先是载漪力主外攘，累攻战，不得逞，欲袭桓温枋头故智，多诛戮大臣， 以示威而逼上。” 这是一派胡说也。试问载漪这个花花公子的师长，曾经“攻战”过什么呢？不错，他打过东交民巷。笔者年前曾在东交民巷（社科院招待所）住过两星期。在巷内巷外绕了无数圈。细看形势才知道当年董福祥、载漪他们攻打东交民巷，直是一场民间“械斗”而已。较之红卫兵“武斗”的规模可能也差得远呢！这又叫做什么“攻战”呢？至于诛大臣以逼上，与桓温废海西公立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