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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的革命外交举隅
当国内革命运动闹得如火如荼之时，孙中山先生在做什么呢？香港那时不许他入境： 日本亦作有礼貌的挡驾。中山活动的地区，只限于南洋。后来南洋荷属、法属、英属诸殖民地，为着向清廷讨价，对他亦不表欢迎，弄得中山无处存身。以致在民国前二、三年间（一九一另～一九一二）他连绕地球二匝。全部时间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寻觅有钱有势之欧美人士，同时也想加强他在美加一带同盟会的基层组织，为计划中的“起义”而筹饷。
中山对欧美当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国。他在一九零五年夏应中国留欧学生之请，路过巴黎时，被汤芗铭等所窃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国当局把他介绍给安南总督的信件。法国驻安南的殖民地官员，当时窥伺中国之不暇，何厚于孙文？显然的这些帝国主义者是想利用孙文：而孙文饥不择食也想利用他们。
后来同盟会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于是年十月自日本专程经过西贡，赶往马赛、巴黎。舟过吴淞口，并与专程来访的法国在华驻屯军参谋长作最机密的往还（简直是一种“合符将兵”的方式）。其后中山并派专精英语人员，偕同法国军官，前后凡三人，前往与法国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广西、贵州、四川三省，作实地调查。法人此举用意何在，就发人深思了。后来秘件泄露，清廷据以抗议。法国驻华公使亦为之吃惊，乃行文巴黎问询。法政府居然要其驻华公使，不必管闲事。中国政府亦无如之何（有关此事件的中国资料散见政府档案及私人杂著，包括《国父年谱》；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难查证也）。
一九零九年五月，中山作“第四次环球之行”时，亦自新加坡径赴马赛转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据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其主要牵线人则为前任法国安南总督。据说是“将有成议，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阁遽改组… …此人（资本家）迟疑。因其非得政府之许可，断不肯在国外投巨资，事遂不谐。”（《国父年谱》卷上，页二六五；亦见中山于一九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发自伦敦的，载《国父全书》页四一九。）
据吾友吴相湘、蒋永敬诸先生之考据，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捐之款，总数尚不及五十万。何来此法国千万富商？所以此一“资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国政府自己；而法国政府投此“巨资”， 意欲何为？而中山要吸引法国投此巨资，“ 条件”又为何？均史无明文。盖同盟会当年与西方诸帝国主义所办的秘密“外交”， 均由中山独任之。黄兴、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语，亦不谙西情，均不知仔细也。
从“企枱”到“总统”
中山先生此时虽病急乱求医，四处筹款，但所得则极其有限。东西帝国主义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当时在美洲华侨界的最大靠山厥为“洪门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不至。据中山先生于一九一零年（宣统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阳历三月一日），他的第九次起义之失败，实因缺款五千，而“波士顿致公室担任五千，所寄不过一千九百余元。纽约致公室许担任者，一文末寄……”。
所以近代史书如邓泽如所著《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中所罗列的十万八万之数，都是“认捐”的数目，或事后夸大之辞，不是实际的收入。这实在不是“致公室”诸公悭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个无底洞，钞票是填不满的。加以当年华侨小区之中，既无“王安”，亦无“包玉刚”。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国欺压之下，做点洗衣店、餐馆的苦力劳动；终年所得，勉却饥寒。在一身难保之下，支持革命，已尽其所能了。过分捐献，大多力不从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士死难之后，他实在已罗掘俱穷，甚至自身也衣食难周。
同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山时年四十六，正值壮年。据党史所载，他那时正北美“致公总堂”支持之下，组织个“筹饷局”，到处巡回讲演革命，筹募军饷。但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武昌起义期间，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 ver，亦译但维尔或敦复）一家卢姓唐餐馆中打工，当“企枱”（粤语茶房）。他原先对“武昌暴动”的消息，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领导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显然是黄兴打来的）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情势发展迅速，“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
——果然，两个多月以后，企枱老孙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
科州卢家的故事
笔者写出上段孙中山先生的轶事，朋友们骤读之下，可能认为是稗官野史。其实这故事的真实性相当高。因为把这份电报丢到中山餐盘内的那位“企枱”，和这家餐馆的主人卢瑞连君，据说在二次大战期间，都还健在美国。卢君的长子卢琪新君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与笔者老友，名记者龚选舞君曾长期同事并为好友。卢的次子卢琪沃君，曾任“青年归主教会”的牧师，也是交游广阔之士。他们卢家与孙公为世交好友和同乡同志，可能还是至戚。中山先生当年在他们餐馆中帮忙作企枱，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如传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恐怕会引起国内守旧分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孙公讳言之。卢家父子为亲者讳，除向至亲好友，作为革命掌故笑谈之外，亦未多为外人道。
笔者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写出中山先生当年这段小轶事，正是要宣扬一代圣贤的伟大之处。不才在美求学期间亦尝打工有年。今日台港大陆在美的清寒留学生，有几个没打过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
中山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中旬离开科州回国，便道访华府、伦敦、巴黎，想举点外债，以度艰难，却分文无着。可是中山是当时革命党人中，唯一可以结交异国贤豪、华侨巨富的最高领袖。一旦自海外归来，中外各报皆盛传他携有巨款回国来主持革命。当他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偕胡汉民抵上海时，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问。中山答曰：“我没有一文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
——我们后辈打工仔固知我们靠打工维生的前辈，一文不名也。至于“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样的。
一个“开始的结束”
中山这次自海外归来。可说是“适得其时”（perfect th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国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在南京就职。改元、易服，使用阳历。中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帝王专制，和最后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族入主，同时结束。中华民国也就正式诞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头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对这段历史，我们的执政党——国共二党的党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释。
国民党官方的解释是根据“总理遗教”，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样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全部实现，才叫做成功。如此说来，则“辛亥革命”只是个流产革命，因为它的果实被袁世凯等军阀官僚所窃取；被党内叛徒所断送，所以国民党要继续革命，二次、三次到无数次。不达目的，不能罢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后，国民党就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五院政府，应该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谁知这次革命果实，又被共产党半路窃去，所以国民党还要继续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建设中国。不达目的，则革命永远不能罢休……
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更为简单明暸。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动的和假冒为善的。算不得是个革命。因此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所制造出来的“中华民国”，也只是反动阶级所控制的一个“朝代”。一部“中华民国史”也只是一部“断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国”还是从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的。
其实从“党史”的观点来解释“国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为每个“政党”，尤其“革命政党”，都有它极其主观和排他性极强的意蒂牢结。首先肯定了一个意蒂牢结，然后再谈历史，这就不是“以马拖车”，而是“以车拖马”了。抽象的说，这就叫做“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
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搞历史的人，随着潮流前进，然后回头追本穷源去看看，哪儿是青海源头？哪儿是金沙江、三峡？哪儿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然后才能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我们如果昧于极其客观发展的历史事实，而在想象中制造一条随自己意志发展的历史，甚至对未发生的历史发展，也根据自己的意志，加以指派，这就叫做“实行某某主义”；主义实行得了，那是“客观”与“主观”的“巧合”。客观与主观如果不能巧合，甚或抵触，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轻者误民误国；重者就伏尸亿万，万劫不复了。古人常说什么“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
一个大大小小的独夫，在一位智者的眼光中，本是不难辨认的。
再回头看看“辛亥革命”吧！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两大任务：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前者是没什么可说的。重点是在后者。
什么是“建立民国”呢？简单的说，就是“把君权换成民权”。君权是“中古”的制度；民权是“现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度”换成“现代的制度”，用个抽象的名诃，便叫做“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不是任何国家所独有，它是世界历史上的共同现象。而各国又因为历史和社会等等条件的不同，其政治现代化的程序，亦有长短、缓急、迟早、逆流、顺流……之不同。
具体说来，把“君权”换成“民权”，以美国为最早！美国摆脱英皇于一七七六年。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国”（republic）。但是美国建国不是一蹴而几的。他们“英语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传统”（The Anglo…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大体说来英语民族成功地约束王权，盖始于“光荣革命”（一六八九）。自光荣革命到美国革命，他们大致挣扎了八十余年，才“建立”了一个说英语的“民国”。
法兰西民族，从君权完全换成民权，自法国大革命（一七八九）到第三共和之确立（一八七五），大致也挣扎了八十余年。
俄国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苏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中经列宁、斯大林将近四十年的独裁专制——远甚于沙皇的独裁专制，到最近的政变流产，和戈尔巴乔夫自联共主席逊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进步到真正的民主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开始。历经军阀起伏专政，直到一九四五年战败，也挣扎了八十余年，始搞出点民治的雏型来。
比诸世界先进的民治国家，老实说，咱们中国人向现代民权政治进展，也不算太坏。我们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八十年了。八十年中我们出了一个只在位八十三天的袁皇帝。一九一七年宣统爷也回来搞了几天。其外蒋、毛二公也各做了几十年的皇帝，但是二公毕竟不敢搞“黄袍加身”。最近《纽约时报》也把邓公小平封为The Emperor of China。说句公道话，“小平您好！”比蒋、毛二公毕竟要民主多了，虽然他也搞出“天安门事件”的一大败笔。但是我国近代史上，从君权到民权的转型浪潮，正如今夏（一九九一）百年一遇的洪水……
朋友，对付这场洪水，君不见官家只能“炸堤”， 哪能“筑堤”呢？“ 社会科学”还是应该多学点才好！
我们搞“炸堤泄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这时限是民主先进国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
——所以我们的成绩，不算太坏！那么，“辛亥革命”在我们这“从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转型期”中，算个什么呢？
曰：广义的“辛亥革命”（一八九零～一九一二），是我国历史上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期的“开始”。
狭义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曰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则是这个“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如此而已。请读者诸位指教。
* 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脱稿于北美新泽西州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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