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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普通胡同 这是北京景山后街上一条普通的胡同。胡同里靠墙根的地方，顺溜儿停放着一些私家的轿车，胡同里偶尔有些行人走过。 深秋的暖阳透过胡同尽头的那些老榆树，把一缕缕阳光洒在宁静的地面上。 邓小平的家是 1977 年搬来的，这以后他们就一直住在这里。 这条胡同是邓小平生前出出进进必须经过的。 顺着胡同往里走，走到头向右一拐， 两扇铁门里是一个温馨的家园。 这是一个两进的院子，灰砖灰瓦，从外表看没有什么特别的。外面的院子是秘书们办公的地方，还住着警卫、司机和其他办公人员。邓小平和家人住在里面的院子里。过了门廊，走过一道门，里面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大院子。 50 米宽， 40 米长，面积大约 2000 平方米。 院子里种满了树，种满了草，还种了一些花。 1977 年，“三落三起”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曾经说过，他还要干 20 年。 从那以后，他一直在这个院子里辛勤地耕耘着，用他的全部智慧和精力，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之路；他用 20 年的生命，给十几亿中国人带来了一个舒心的日子。 20 年后，他离开了这里，留下了这个院子，留下了不尽的思念。 他是一位伟人，他的博大精深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而他的生活又和普通人一样朴实。 站在这幢二层建筑西头的平台上俯瞰，院子里郁郁葱葱。老人在世的时候，每天都要在院子里散步锻炼，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站在院子里，可以听到墙外传来的市井的声音，紧贴着院墙外面是一些普通的民房。
第一章花雨寄托长相思
花雨寄托长相思 1997 年 2 月 19 日——邓小平从容、平静、安详地走了。 2 月 19 号，是邓小平逝世的祭日。 每年的这个日子，夫人卓琳和儿女们， 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 花雨洒落，情思绵长…… 邓小平逝世以后，夫人卓琳除了去香港、澳门参加回归庆典活动外，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她比邓小平小 12 岁，也属龙。 1973 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十年磨难，两度沉浮，世态炎凉，风云多变。风雨飘摇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 ■ 邓林（邓小平大女儿）， 1959 年师从汪慎生先生，学习中国水墨画。 1962 年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学习，主攻花鸟画专业， 1967 年毕业。 1986 年到中国画研究院工作，任专职画家。现为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理事长，常任理事。 邓林：爸爸一生所受的委屈，他内心所承受的痛苦和折磨非常人能够理解；他所经受的挫折、打击，非常人能够想像，但爸爸自己从来不提。
第一章邓小平办公室非常朴素
邓小平办公室非常朴素 绕过院子中间的老松树往前走，踏上台阶，走过挑檐下的平台，进门向左拐，沿着宽宽的甬道再往前，第二间是邓小平的办公室。办公室房间很大，约有 30 平方米。 靠门的地方放着一张老式的写字台，靠墙的地方放着一排老式的书架。办公室里的沙发也是老式的。最西边的这张沙发是邓小平常坐的。 写字台上摆放着孙子们送给他的礼物。 邓林：我爸爸这个人喜欢很完美的东西，我认为他喜欢干净，不喜欢脏兮兮的；喜欢整洁，不喜欢乱哄哄的。所以一看到谁乱哄哄的，不够干净，他就不大喜欢。他喜欢花，喜欢香味。我们每年都要弄点桂花。弄桂花的时候，院子里就特别香。他还喜欢白兰花。 书架上摆放着他生前喜爱看的书籍。 墙上挂着邓小平 86 岁生日时画家吴作人书赠他的条幅“寿比南山”。 这里的一切，如今都定格在 1997 年 2 月 19 日那个日子。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卓琳与邓小平相识相恋
卓琳与邓小平相识相恋 邓小平与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那是 1939 年的秋天…… 卓琳：那时候从云南到北京要办出国护照。先从云南滇越铁路到越南的河内，从河内转车到越南的海口，从海口坐船到香港，从香港坐船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北京。 我当时十三四岁，被选拔出来参加六十米、一百米等短跑项目。到了上海后，通知我们运动会不开了。领队对我们说，愿意回云南的就回云南，不愿意回的如果在外面有亲戚可以留下。我有一个表姐在北京女子文理大学念书，我决定去找她。领队和家里都同意了。我在表姐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参加了补习班，报考女一中，住在女青年会。我在女一中上了六年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我的四哥是一名共产党员，曾经到日本留学了一年。后来回国参加革命，我的革命思想的产生就是受他的影响。当时我四哥常把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带到家里来，实际上中共云南省委就设在我们家。他们常刻印一些进步的传单，宣传共产党的思想。我四哥还订了许多进步的期刊，如鲁迅、郭沫若等主编的。我常常去看，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的父亲浦在廷当时很开明，曾经和孙中山在广东闹过革命。那时孙中山部队中有个姓范的，名字记不得了，带部队到过我们家。我父亲是商会会长，把他们招呼得很好，姓范的就把我父亲调到广东了。孙中山革命失败后我父亲又回到云南，办起了火腿罐头厂。 后来，我的大姐、二姐也来北京上学，我们住在一起。当时我们有个体育老师是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我大姐写了一篇《妇女要解放》的文章登在杂志上。可是我们又从书上看到，社会解放不了，妇女也不能解放。没有我的两个姐姐，我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的大姐参加了“民先”组织，先到延安去了。日本人占领北京后，害怕日本人捉到我们，我们便穿着普通老百姓的大褂，什么也没有带，先从北京逃到天津，从天津到青岛 ；；； ，最后到达西安。我对我二姐说：“现在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去延安，一条是回家。”我二姐要去延安。我说：“你身体不好，延安很苦，你去得了吗？”我二姐说：“我死也要死在延安。”我说：“那好，你既然有这样的决心，那我们就到延安去吧！”我们在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但是没有介绍信，八路军办事处不接待我们，我们在办事处大哭了一场也无济于事。后来我们就住在流亡学生招待所。当时胡乔木在西安附近开了一家抗日学生招待所，经过审查，批准我们到延安，我们三十多个人一块儿步行去延安。我的二姐身体不好，我们给她雇了一头毛驴，七天后，我们到达延安。 当时延安有一所抗大，我大姐参加了抗大学习班，和康大姐住在一起。我在我大姐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我和二姐进了陕北公学，因为表现好，我入了党。 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缺乏了解。 卓琳： 1939 年秋，邓小平到延安来开会。他那时是一二九师政委，在太行山工作，还没有结婚，邓发想让他在延安找个合适的，就把他带到学习班来了。有一次我去曾希圣家，曾希圣说有人想和我结婚，问我愿不愿意。因为当时我还年轻，还想再工作几年。 曾希圣跟我谈了两次我都不愿意。后来他自己就说，我自己找她谈谈可不可以。我说，可以。于是我们一起到曾希圣家。邓小平说：“我这个人年纪大了，在前方作战很辛苦，我想和你结婚，可是曾希圣和你谈了，你不同意。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希望你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我年纪比你大几岁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在其他方面可以弥补。” 他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已经 23 岁了。我以前就认识邓小平，现在他亲自来找我了，说话又那么诚恳，我就同意了。但有个条件是结婚后马上离开延安，因为我害怕其他人笑话我也嫁了个“土包子”，邓小平也同意了。后来在杨家岭毛主席窑洞门前，他们把两张桌子拼起来说：“今天我们会餐啊！大家都来会餐吧！”也没有说要结婚。当时李富春对我说：“你也认识邓小平，大家会会餐，现在给你们腾出个窑洞，吃完饭后你们一块儿回去就算结婚了。”当时有两对夫妻，还有一对是孔原和许明。因为当时我有些勉强，没有什么准备，邓发就把他们的窑洞腾出来给我们，我们就在他们的窑洞里结婚了。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八路军的老战士们，以淳朴的方式，为邓小平和卓琳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卓琳：我们在延安结婚后，一块儿回到太行山。 邓朴方：那时妈妈随爸爸到太行山，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彭德怀说：“哎呀，邓小平你真是会找老婆呀，找的跟兄妹一样。”爸爸个子也不很高，妈妈比他稍微矮一点儿，脸都是圆圆的。 卓琳：太行山上八路军总部，朱德是总司令，彭德怀是副司令。当时总部有个妇女部，我就在妇女部工作。那时邓小平从前线到总部来开会我们才能见一面，开完会他又走了。我说夫妻俩老这样也不行，就让他给我写信，他说：“写什么呢？”我说：“就把你每天干了什么写一写。”他说：“那好，那我让秘书给我打个底稿，印十几份，每个月给你寄一份。”我一听，哎呀，那就算了。后来我对他说：“写信你也不写，我们还是在一块儿共同生活，共同理解吧。”他想了想说：行。 所以，我就和他到了一二九师，住在一块儿了。慢慢地就互相理解了。 1941 年，我生了邓林，因为我们常常转移，就寄养在老百姓家。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砍头我也要跟着他”
“砍头我也要跟着他” 卓琳：后来我就对他说，我说话你得听。你不听，我这人好说话，没人听，我跟谁说呀。听了以后呢，你觉得……我这人就是比较落后的，你有意见你就给我提意见，我对的地方你也告诉我。他就不吭气。我说，我说话你不说话，我们这样相处下去也不行啊，你得说点话呀。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我想，这个老干部，你要老让他说话也不行。你要老是让他说，他也说不了什么。算了，慢慢相处吧。就这样，慢慢互相之间就了解了。 妻子渐渐适应了丈夫的性格，也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 卓琳：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他们打完仗休整的时候，再把我们接去。后来，进军西南的时候，不准带家属，我不干。我说，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下不管，不行，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允许带着家属。 但是去的方式是，他们在前面，有侦察兵看好路了，我们带着孩子随后再跟上。那些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女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解放重庆后，干部都要下乡工作，那孩子们怎么办呢？后来想了个办法，在城里成立人民小学，由我当校长。当时学校分高、中、低年级，吃、喝、住、衣服全由我们来负责。当时有些孩子很调皮，我想我得治治他们，要治他们我决定先从我自己的孩子治起。邓朴方睡午觉时，看见我在，就假装睡觉，我一走就手舞足蹈。我为了治他，中午睡觉时就躺在他的床上，把他的胳膊腿全摁住，用手巾把他的脸蒙起来，对他说：“你不好好睡觉我就不走。”邓朴方没办法只好睡觉。其他孩子看到我这样治邓朴方，睡午觉时也都不调皮了，秩序就这样维持下来。 当时邓小平顾不上管孩子，我想我一定要把孩子们培养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专业的人才。孩子当时在八一小学住校，每个星期六晚上回家来住，我就常把他们集中起来讲个课题，增加他们的知识。每个孩子都根据他们的兴趣培养一门专业。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我给他当秘书”
“我给他当秘书” 1952 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孩子一同到了北京。 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 卓琳：我说算了，我也不出去找工作了。解放后，邓小平任总书记，文件很多。当时有很多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都在单位工作。公安局怕她们路上出事，就派人暗中保护她们上下班。她们本人并没有要求，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我想与其这样给公安局添麻烦，不如就给他当秘书，反正他一个秘书也不够用。邓小平也同意了。 卓琳：我给他当秘书。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王秘书。当时中央领导数他的文件最多，所以他的文件存档要有专人负责。他的文件看完了，就要送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存档，我就负责把那些文件登记。登记完了以后，我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那时候就数他的文件最全。所以当时中央存档的文件，都以我整理送去的为准。 邓先群：我大嫂这个人，从来不给我大哥添乱，她不去参政，就做好她的本职工作，她该做的那份工作。我大嫂就是这样，她特别体贴我大哥。家里的开支都是由我大嫂管。比如我大哥特别爱喝茶，茶叶还是比较贵的，他爱喝龙井，龙井是比较贵的。烟，都是自己买，哪有别人送的啊，所以都要精打细算。但是，我大嫂舍得买。茶呢，我大嫂是每天上午都给我大哥泡浓浓的一杯茶。我大哥喝完了以后，剩下的茶根我大嫂接着喝。下午再给他泡一。她非常地爱他，非常地体贴他。就在家里那么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大嫂特别关心体贴我大哥。 邓楠：老爷子这个人非常有规律，他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散步，几点干什么事，都非常有规律。他工作也非常有规律，而且劳逸结合，该工作的时候，集中精力工作，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他这个习惯是做总书记的时候养成的。做总书记的时候非常累，如果他每个星期没有放松的时候根本就不行。 邓榕：他的工作效率非常高，工作方法非常好。他不会把一件很简单的事处理得很复杂，也不会事无巨细地什么都自己去办、自己去过问。他就是提纲挈领。他的工作方法绝对不是把什么工作都自己去做。他是把要做的事跟你交代清楚，你可以去发挥。这样也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去做。老爷子这里只有王瑞林这一个秘书，到后来，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加了两个值班的秘书。 邓楠：大家分工去做，最忙的是王瑞林，实际我妈就是管理文件，王瑞林如果有什么事要出去或者干什么去，她就替他做一会儿。王瑞林是一天 24 小时住在办公室，离不开他，就他一个人，一个人 24 小时值班。 邓榕：可以说，爸爸、妈妈是同事，又是战友，又是夫妻。我觉得他们的夫妻关系更正常、更家庭化，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化的家庭，更人性化。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困难时期他也不单独吃饭
困难时期他也不单独吃饭 邓楠： 20 世纪 60 年代的困难时期，那时候比较困难，供应的油和肉比较少。当时，对他们这些高级领导干部，还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所以给他们多一些油和肉。当时因为我们家人口很多，除了我们几个子女以外，还有一些亲戚也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口人吃饭，所以他那点油和肉，大家一起吃就肯定不行。最后我妈妈就说让他单独吃。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好，能保证工作顺利，所以就让他单独吃饭，他不干，就说不行。后来我妈妈没办法了，就说：这样吧，派一个人陪你吃饭，所以我经常就是那个派去陪他吃饭的人。结果，只吃了很短的时间，最后，他又不干了。他说我要跟大家一起吃，没办法，他又跟全家一块儿吃。后来，我妈妈就又想办法说：给他单独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结果就这一个菜，到了饭桌上以后，他就到处分。给你点，给他点，最后他一口也没吃，全分给别人。没办法，后来就大家都吃一样的。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非常岁月……
非常岁月…… 1966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 卓琳：“文化大革命”时，我和邓小平住在中南海。有一天，有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