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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这短时的尾声只不过如露天晾衣台一般微不足道。
如此而已。
一天，双胞胎在超市买了一盒棉球棒，有300支装在盒里。每次我洗澡出来！双胞胎都坐在我左右同时掏两侧的耳朵。两人耳朵掏得着实够水平。我闭目合限，边喝啤酒边在耳里听两支棉球棒的动静。不料一天晚上正掏耳时我打了个喷嚏。这一来，两耳一下子几乎什么也听不到了。
“听得见我的声音？”右侧说。
“一丁点儿。”我说。自己的声音是用鼻侧听到的。
“这边呢？”左侧说。
“同样。”
“打喷嚏打的。”
“傻小子。”
我叹息一声。简直就像从保龄球道的一头，听7号瓶和10号瓶说话一样。
“喝水会好的吧？”一个问。
“何至于！”我气恼地吼道。
然而双胞胎还是让我喝了一铁桶分量的水，结果无非弄得肚子不适罢了。痛并不痛，肯定是订喷嚏时把耳屎捅到里头去了，只能这样认为。我从抽屉构出两支手电简，让两人查看。两人像窥视风洞似的把光射进耳内，看了好几分钟。
“一无所有。”
“什么也没有。”
“一尘不染。”
“那为什么听不见？”我又一次吼道。
“过期失效了。”
“聋了。”
我不理睬二人，翻开电话薄，给最近处的耳鼻科医院打电话。电话声听起来甚是吃力。也许这个原因，护士似乎多少有点同情。说一会儿开门，叫马上过去。我们火急火燎穿好衣服，出得宿舍沿街走去。
医生是个五十上下的女医生，发型虽如一团乱铁丝，但给人的感觉不错。她打开候诊室门，“啪啪”拍了两下手示意双胞胎别出声。然后让我坐在椅子上，不无冷漠地问怎么了。
我讲完情况，她说明白了，叫我别再吼了。接着拿出没带针头的大号注射器，满满抽了糖稀色液体进去，递我一个白铁皮喇叭简样的玩艺儿，让贴在耳朵下面。注射器插入我的耳朵，糖稀色液体在耳孔中如斑马群一股狂奔乱跳，又从耳朵淌出落进喇叭简。如此反复三次，之后医生用细棉球棒往耳孔深处捅了捅。两耳弄完时，我的听力恢复如初。
“听见了。”我说。
“耳垢。”她言辞简洁。像在做接尾令语言游戏。
‘可刚才看不见的啊。”
“弯的。”
“你的耳道比别人的弯曲得多。”
医生在火柴盒背面画出我的耳道。形状像是桌角钉的拐角铁。
“所以，如果你的耳垢拐过这个角，任谁怎么呼唤都回不来了。”
我哼了一声：“如何是好呢？”
“如何是好……掏耳时注意就行了嘛，注意。”
“耳道比别人弯这点，不会带来别的什么影响？”
“别的影响？”
“例如。—“精神上的。”
“不会。”她说。
我们绕弯从高尔夫球场穿行15分钟，回到宿舍。第11球洞的狗后腿形球道，使我想起耳道，旗让我想起棉球棒。还有，遮挡月亮的云使我想起B52轰炸机的编队，西边郁郁葱葱的树林让我想起鱼形镇纸，空中的星星令我想起发霉的洋芫荽粉…—“算了算了。总之耳朵在无比敏锐地分辨着全世界的动静，就好像世界掀掉了一层面纱。数公里远处夜鸟在鸣叫，数公里远处人在关窗，数公里远处有人在卿卿我我。
“这下好了。”一个说。
“太好了。”另一个说。
田纳西·威廉斯这样写道：过去与现在已一目了然，而未来则是“或许”。
然而当我们回头看自己走过来的暗路时，所看到的仍似乎只是依稀莫辩的“或许”。我们所能明确认知的仅仅是现在这一瞬间，而这也无非与我们擦肩而过。
送行双胞胎的路上，我一直想的大体是这样的东西。穿过高尔夫球场往西站远的汽车站行走之间，我一直默不作声。时值星期天早上7点，天空蓝得掉底一般。脚下的结缕草已充分预感到开春前那短暂的死。大概很快就要下霜要积雪，它们将在澄澈的晨光中闪烁清辉。泛白的结缕草在我们脚下讽枫作响。
“想什么呢7”双胞胎中的一个向。
“没想什么。”我说。
她们身穿我送给的毛衣，腋下夹个纸袋，纸袋里装着运动衫和一点点替换衣服。
“去哪里？”我问。
“原来的地方。”
“只是回去。”
我们穿过球场的沙坑，走过8号洞笔直的球道，走下露天扶梯。数量多得惊人的小鸟从草坪从铁丝网上注视我们。
“倒表达不好，”我说，“你们走了，我非常寂寞。”
“我们也是。”
“寂寞啊。”
“可还是走吧？”
两人点头。
“真有地方可回？”
“当然。”一个说。
“没有就不回去了。”另一个说。
我们翻过高尔夫球场铁丝网，穿过树林，坐在汽车站长凳上等车。周日早晨的汽车站静得那般令人惬意，铺满恬适的阳光。我们在阳光中玩接尾令文字游戏。玩了5分钟，公共汽车来了，我把车票钱递给两人。
“在哪里再会吧。”我说。
“再会。”一个说。
“再会！”另一个说。
声音如空谷足音在我心中回荡。
车门“啪”一声关上，双胞胎从车窗招手。一切周而复始……我一个人沿原路走回，在秋光流溢的房间里听双胞胎留下的《胶底鞋》，煮咖啡，一整天望着窗外飘逝的11月的这个星期日，这个一切都清澄得近乎透明的静静的11月的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