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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不止，要把我带去别的什么世界。
电话响了，我这样想道，有谁要对谁诉说什么。找我本身的电话几乎没有。想向我诉说什么的人一个也没有，至少我希望别人诉说的无人向我诉说。
或多或少，任何人都已开始按自己的模式活着。别人的若与自己的差别太大，未免气恼；而若一模一样，又不由悲哀。如此而已。
最后一次为她接电话，已是冬末了。3月初，一个晴空万里的周六早上。说是早上，其实已快10点了。小房间每个角落都塞满冬日透明的阳光。我一边在脑袋里半听不听地听着铃声，一边从床头窗口俯视甘蓝田。黑乎乎的田地上，残存的积雪如水洼一般到处闪着白亮亮的光；最后的寒流留下的最后的雪。
铃响十多遍也没人接，便不再响了。五分钟后再次响起。我以很无奈的心情在睡衣外披上对襟毛衣，开门拿起听筒。
“请问……在吗？”男人的语声。语声平板板、飘忽忽的。
我含糊应了一声，慢慢上楼，敲她的门。
“电话！” 。
“谢谢！”
我折回房间，在床上摊开四肢望天花板。响起她下楼的声音，随即传来一如往常的唧唧咕咕。就她来说，电话非常之短，也就十五六秒吧。放听筒声响过后，沉默笼罩四周。脚步声也没听到。
间隔一会儿，迟缓的脚步声朝我房间临近，并响起敲门声。响两次，之间隔有一次深呼吸所需要的时间。
打开门，身穿白色厚毛衣和蓝牛仔裤的她站在那里。一瞬间我还以为传错了电话。她一言不发，只管把双臂牢牢抱在胸前，瑟瑟发抖地看着我，眼神就像从救生艇上注视下沉的轮船。不，或者相反亦末可知。
“可以进去么？冷得要死。”
我不明所以地放她进来，关上门。她坐在煤气炉前，边烤手边环顾房间。
“房间一无所有啊2”
我点头。的确一无所有。只窗前一张床。作为单人床偏大，作为小双人床又过小。其实床也不是我买的。朋友送的。我和他不怎么亲密，想象不出为何送我张床。两人几乎没说过话。他是地方上一个有钱人的儿子，在学校中院给另一伙人打了，脸被施工靴踢得够呛，眼睛都踢坏了，遂退学离校。我带他去校医室的时间里，他抽抽搭搭哭个不停，弄得我甚是心烦。几天后，他说回老家去，床送给了我。
“没什么热乎东西可喝？”她问。
我摇下头，什么也没有，我说。没有咖啡没有粗茶，壶都没有。仅有一个小锅，每天早晨用来烧水刮须。她叹息一声站起，说声等等，走出房间。五分钟后两手抱着一个纸壳箱折回。箱里有半斤分量的袋红茶和绿茶，两袋饼干、细砂糖、水壶和一套餐具，还有两个印有史努比漫画的大号玻璃杯。她把纸壳箱重重地放在床上，用壶烧水。
“你到底怎么过的日子？岂不成了鲁宾逊漂流记了？”
“是不怎么有滋味。”
“想必。”
我们默默喝红茶。
“全给你。”
我惊得呛了口茶：
“为什么给？” ．
“劳你传了好多好多电话，算是谢意吧。”
“你也是需要的嘛。”
她摇了几下头：
“明天搬走，什么都不再需要了。”
我默默思索事情的演变，但想象不出她身上发生了什么。
“好事？还是坏事？”
“不怎么好啊，退学回老家。”
洒满房间的冬日阳光阴暗下来，很快又变亮了。
“不过你不想听的吧？换上我也不听，不愿意用留下不快记忆人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就下冷雨。细雨，可还是透过雨衣弄湿了我的毛衣。我拿的大号手提箱也好，她拿的旅行衣箱和挎包也好，全淋得黑乎乎的。出租车司机没好气地说别把行李放在车座上。车内空气给空调和烟味弄得令人窒息，收音机正大声吼着一支老情歌，老得跟跳跃式方向指示器差不多。树叶脱尽的杂木林宛如海底珊瑚在路两侧展开湿漉漉的枝条。
“第一眼就没喜欢上东京的景致。”
“是么？”
“土太黑，河又脏，又没山……你呢？”
“没注意过什么景致。”
她叹气笑道： ·
“你肯定顺利活到最后。” —
东西放在月台后，她对我说实在谢谢了。
“往下一个人回去。”
“回哪里？”
“大北边。”
“冷吧？”
“不怕，习惯了。”
列车开动时，她从车窗招手。我也把手举到耳朵那里。车消失后，手不知往哪儿放，顺势插进了雨衣袋。
天黑雨也没停。我在附近酒铺买两瓶啤酒，倒在她给的玻璃杯里喝着。简直要冻透骨髓。玻璃杯上画的是史努比和伍德斯特克在小狗舍上面快乐嬉闹的场景，表示人物说话内容的泡泡圈里印着这么一句：
“幸福就是有温暖的同伴”。
双胞胎睡熟后我睁眼醒来。后半夜3点。从卫生问窗口可以看见亮得近乎不自然的秋月。我在洗涤槽横头坐下，喝两杯自来水，用煤气灶给香烟点上火。月光照亮的高尔夫球场草坪上，数干只秋虫拥作一团似的鸣叫不已。
我把立在洗涤槽旁边的配电盘拿在手上，专心致志地细看。再翻来覆去地看，也终不过一块脏兮兮的并无意义可言的板。我不再看，放回原位，拍去手上沾的灰，大吸一口香烟。月光下，一切都显得苍白。任何东西都好像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方向。影子都若有若无。我把烟在洗涤槽碾死，紧接着点燃第二支。
去哪里才能找到属于我自身的场所呢？到底哪里呢？双座鱼雷攻击机是我花很长时间想到的唯一场所。可它又傻里傻气。何况鱼雷攻击机那玩艺儿至少落后于时代三十年，不是么？我折身上床，钻进双胞胎中间。双胞胎分别蜷起肢体，头朝外睡得呼呼有声。我拉过毛巾被，打量天花板。
6
女子关上浴室门。随后传来淋浴声。
鼠在褥单上坐起，心神不定地叼上一支烟，找打火机。桌面上裤袋里都没有。连根火柴都没有。女子手袋里也没有类似的玩艺儿。他只好打开房间灯，逐个搜查桌子抽屉，找出一盒印有宾馆名称的旧的纸盒火柴，点燃烟。
窗边藤椅上整齐叠放着她的长筒袜和内衣，椅背搭着做工精良的芥末色连衣裙。床旁茶几上放着虽然不新但保养得很好的“芭嘉杰莉”挎包和小巧的手表。
鼠坐在对面藤椅上，叼着烟征征服望窗外。
他住的公寓位于山半腰，可以真切地俯视杂乱无章地分布在夜色中的人们的活动。鼠不时双手叉腰，俨然站在下坡球道上的高尔夫球选手，好几个小时聚精会神地看这番光景。斜坡拾带着三三两两的人家灯火，朝脚下缓缓伸展。黑黑的树林，小小的山包，白色水银灯不时照出私人游泳池的水面。斜坡好歹不太斜的地方，高速公路宛如地面上编织的光带蜿蜒而去。从那里到海边一公里宽的地带，便由呆板的街区占据了。黑暗的海面。海的黑色与天空的黑色难分难解地融在一起。灯塔的橙色光芒从中闪出，继而消失。在这些错落有致的断层之间有条球道一以贯之： 河！
鼠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天空多少保留夏日光耀的9月初。
鼠看报纸地方版每周刊载的剩余物品交易栏时，在婴儿安全护圈、“灵格风”和儿童自行车之间找出了电动打字机，遂打电话联系。接电话的女子用事务性声音说用了一年再保用一年按月分期付款不行要就请来取。买卖谈成。鼠开车去那女子公寓，付了款，接过打字机。夏天打零工嫌了点钱，数目正好用来付这笔款。
女子长得小巧玲拢，穿一件蛮别致的无袖连衣裙。门口一盆挨一盆摆着形形色色的赏叶植物。脸形端庄，头发束在脑后。年龄看不确切，22到28，说出哪个数字都只能认可。
三天后有电话打来，女子说打字机色带有半打，需要的话请过来取。鼠于是去取，顺便进她去爵士酒吧，招待几杯鸡尾酒算是对色带的回礼。话倒没说几句。
第三次见面是在那四天后。地点是市区一家室内游泳池。鼠开车把她送回住处，并且睡了。鼠也不明白何以那样。谁先有意的也记不得了。大概类似空气的流移吧。
几天过后，同她交往的实感像打进日常生活的软楔子在鼠的体内膨胀开来。有什么在一点点捅他。每当想起女子搂在他身上的细弱的手臂，便觉得有一种久已遗忘的温柔感在自己心里化开。
的确，看上去她在她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努力构筑某种完美。而且鼠知道那种努力非比寻常。她总是身穿虽不醒目却很得体的连衣裙，穿整洁清爽的内衣，往身上喷清晨葡萄园那般清香的科隆香水，说话小心翼翼地字斟句酌，不问多余的问题，微笑方式就像对着镜子练过多少次似的。而这每一种都让鼠心里泛起些许悲哀。见了几次之后，鼠估计她二十七岁，结果一岁不差。
她乳房不大，没有多余脂肪的苗条身段晒得甚是耐看，那晒法就像是说原本没打算晒似的。尖颧骨和薄嘴唇显示出其良好的教养和刚强的个性，但牵动全身的细微的表情变化却又表明她骨子里全无戒心的单纯。
她说她从美术大学毕业，在设计事务所工作。出生地不是这里。大学毕业后来这里的。每星期去一次游泳池，星期天晚上乘电车去学中提琴。
两人每星期六晚上见一次。星期天鼠空落落度过一天，她弹莫扎特。
7
感冒休息三天，工作堆成了山。口中“沙拉沙拉”作响，全身像给砂纸打磨过。小册子、文件、薄本书、杂志和蚁冢高高堆在我桌子周围。合伙人进来向我咕咕哝哝大约说了句注意休息，说完折回自己房间。管杂务的女孩按常规在桌面放下热咖啡和两个羊角面包，转身不见了。我忘了买烟，朝合伙人讨了一包“七星”，掐掉过滤嘴，在另一头点燃吸起来。天空灰潦渍地明了，分不清截止哪里是空气哪里开始是云层。四下散发出拼命焚烧湿落叶的气味儿。或者是自己发烧的关系也未可知。
我做了个深呼吸，之后开始捅最前面的蚁累。全部盖有“特色”橡胶印，下端用万能笔标明期限；所幸“特急”蚁家只此一堆。更庆幸的是没有要两三天内赶出来的，期限均为一两周。看来若把一半交给译第一稿的临时工，还是完全应付得来的。我一册册拿在手上，按处理顺序重新堆放。结果蚁冢较刚才不稳定得多。形状像是报纸整版刊登的性别年龄内阁支持率图表。不仅形状，内容搭配本身也足以令人欢欣鼓舞。
①查尔斯·兰金著
·《科学疑问箱》动物篇
．P68“猫为什么洗脸？”至P89“熊如何捕鱼2”
·10月12日前完成
⑨美国护理协会编
·《与绝症患者的谈话》
·共16页
·10月19日前完成
⑧弗兰克·迪西特·乔尼亚著
·《作家病历》第三章“息花粉过敏症的作家们”
·共23页
·10月23日前完成
④鲁涅·克列克著
·《意大利的草帽》（英语版，剧本）
·共39页
·10月26日前完成
万分遗憾的是没写委托人姓名。猜不出是何人出于何原因求译如此篇章的（且为特急）。大概熊正站在河边衷心盼望我赶快译完。也可能守护绝症患者的护士正不声不响地一等再等。
我把单手洗脸的猫照片扔在桌面不理，只管喝茶，吃了一个羊角面包。面包竟有一股粘土状纸浆味儿。吃罢，脑袋多少清醒过来，但手指尖脚趾尖仍有发烧造成的酸麻感。我从桌子抽屉里取出小刀，充分投入时间一丝不苟地削了六支铅笔，之后不紧不但地动手翻译。
我边译边用盒式磁带听斯坦·盖茨，如此译到中午。斯坦·盖茨、阿尔·黑格、吉米·雷尼、丁狄·柯蒂克、泰尼·坎思，乐队登蜂造极。我随着磁带用口哨全部吹了一遍盖茨的独奏曲《跳吧，随着交响乐》，吹完心情畅快多了。
午休时我下楼出门，顺下坡路走了5分钟，在人多拥挤的餐馆吃了炸鱼，在汉堡包台前接连喝了两杯橙汁。然后顺路走进宠物店，从玻璃缝探进手指，同阿比尼西亚猫玩了10分钟。一如往常的午休。
返回房间，在时针指向1点之前心不在焉地看了一会儿晨报，为下午重新削好六支铅笔，一一掐掉所剩“七星”烟的过滤嘴在桌面排开。女孩端来热乎乎的日本茶。
“心情如何？”
“不坏。”
“翻译呢？”
“更妙。”
天空又沉沉明了下来，那灰色比上午似乎还浓了些。从窗口伸出脖子，有一丝下雨的预感。几只秋鸟横空飞过。都市特有的沉闷的声响（地铁声、烤汉堡包声、高速公路汽车声、自动门开合声，如此无数声响的组合）笼罩四周。
我关好窗，一边用盒式磁带听查利·帕克的《正合其意》，一边翻译下一项：“候乌什么时候睡觉？”
4时结束工作，把一天译好的原稿递给女孩，走出事务所。没带伞，遂穿上一直放在这里的薄雨衣。在车站买份晚报，上得拥挤的电车晃了一个小时。电车里都有雨味儿，却一滴也没下。
在车站前超市快买完东西的时候，雨下了起来。雨细小得难以看清。但脚下人行道一点点变成雨淋的灰色。我计算好公交车时间，走进旁边一家饮食店喝咖啡。店很挤，这回才真真正正有了雨味儿。无论店里打工的女孩衬衫还是咖啡都漾出雨味儿。
暮色中，环绕公交车总站的街灯开始一盏一盏闪亮，其问有好几辆巴士如河中上下的大马哈鱼开来开去。车上满满挤着工薪族、学生和主妇，分别消失在淡淡的夜色中。一个中年妇女牵一条黑黑的德国牧羊犬从窗外穿过。几个小学生边走边“呼吁”在地面拍皮球。我熄掉第五支烟，咽下最后一口冰镇啤酒。
接下去，我定定注视映在窗玻璃上的自己的脸。由于发烧，眼约略下陷，由它去吧。傍晚5时半的胡须弄得脸有点儿发暗，也不管它了。问题是这根本不像我的脸，而是碰巧坐在通勤电车对面座位上的24岁男人的脸。无论我的脸还是我的心，都不过是对任何人都无意义可言的死骸罢了。我的心同某人的相擦而过。啊，我说。嗅，对方应道。如此而已。谁也不举手。谁都不再回头。
假如我在两个耳孔插上桅子花并在两手的指头安上脚度，说不定会有几个人回头。但也不过尔尔。走上两三步就都忘个精光。他们的眼睛什么也没看，包括我的眼睛。我觉得自己彻底成了空壳，说不定再不可能给任何人以任何东西了。
双胞胎在等我。
我把超市的褐色纸袋递给其中一个，叼烟进浴室淋浴。香皂也没打，一任喷头冲洗，茫然盯视瓷片墙壁。电灯没开，黑暗的浴室墙壁有什么往来彷徨，俄尔消失。影子。我不能触摸不能唤回的影子。
我就那样从浴室出来，用浴巾擦罢身体，歪倒在床上。珊瑚蓝床罩刚刚洗过晾干，一道摺也没有。我一边对着天花板吸烟，一边在脑海中推出一天发生的事。这时间里，双脑胎切菜、炒肉、煮饭。
“喝啤酒？”一个问我。
“啊。”
穿208衫的把啤酒和杯子拿到床前。
“音乐？”
“来点好。”
她从唱片架抽出亨德尔的木箫奏鸣曲，置于唱盘，移下唱针。唱片是好几年前一个情人节女友送给的。炒肉片的声音如通奏低音一般加进木箫声和中提琴声和羽管键琴声之间。我和我的女友有好几次在放这张唱片的时间里做爱。唱片放完只有唱针唧唧吱吱转动之后，我们仍不声不响地久久抱在一起。
窃外，雨悄无声息地洒落在黑暗中的高尔夫球场。当我喝完啤酒，汉斯马尔廷吹完F长调奏鸣曲最后一个音节的时候，饭做好了。晚饭桌上我们三人一反常态地寡言少语。唱片已经转完，除了雨打房檐声和三人嚼肉声以外，房间别无其他声响。吃罢饭，双胞胎收拾餐具，在厨房烧咖啡。三人又喝起热咖啡。咖啡像被赋予生命一般芳香扑鼻。一人起身放唱片。“甲壳虫”的《胶底鞋》。
“没买过这种唱片呀？”我惊叫。
“我们买的。”
“你给的钱一点点攒了起来。”
我摇头。
“讨厌‘甲壳虫’？”
我默然。
“遗憾呐。以为你喜欢呢。”
“对不起。”
一个站起撤下唱片，小心拂去灰尘塞进唱片套。三人陷入沉默。我叹息一声。
“不是那个意思。”我解释说；“只是有点累，心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