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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两本的好处有些相像呢？我虽然没有见过那一译本，也不知所据的是谁的英译，但想来，大约所据的是同一英译，而第二部也比第一部容易译，彼此三位的英文程度又相仿佛，所以去年是相像的，而鹤西先生们的译本至今未出，英文程度也大有进步了，改了一回，于是好处就多起来了。
因为鹤西先生的译本至今未出，所以也无从知道类似之度，究竟如何。倘仅有彼此神似之处，我以为那是因为同一原书的译本，并不足异的，正不必如此神经过敏，只因“疑心”
，而竟想入非非，根据“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尽有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理由，而先发制人，诬别人为“抄袭”，而且还要被诬者“给一个答复”，这真是“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了。
但倘若很是相同呢？则只要证明了梅川并无看见鹤西先生们的译稿的“可能”以后，即不用“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的论法，嫌疑也总要在后出这一本了。
北平的日报，我不寄去，梅川是决不会看见的。我就先说几句，俟印出时一并寄去。大约这也就够了，阿弥陀佛。
四月二十日。
写了上面这些话之后，又陆续看到《华北日报》副刊上《关于红笑》的文章，其中举了许多不通和误译之后，以这样的一段作结：
“此外或者还有些，但我想我们或许总要比梅川君错得少点，而且也较为通顺，好在是不是，我们底译稿不久自可以证明。”
那就是我先前的话都多说了。因为鹤西先生已在自己切实证明了他和梅川的两本之不同。他的较好，而“抄袭”都成了“不通”和错误的较坏，岂非奇谈？倘说是改掉的，那就是并非“抄袭”了。倘说鹤西译本原也是这样地“不通”和错误的，那不是许多刻薄话，都是“今日之我”在打“昨日之我”的嘴巴么？总之，一篇《关于红笑》的大文，只证明了焦躁的自己广告和参看先出译本，加以修正，而反诬别人为“抄袭”的苦心。这种手段，是中国翻译界的第一次。
四月二十四日，补记。
这一篇还未在《语丝》登出，就收到小说月报社的一封信，里面是剪下的《华北日报》副刊，就是那一篇鹤西先生的《关于红笑》。据说是北平寄来，给编辑先生的。我想，这大约就是作者所玩的把戏。倘使真的，盖未免恶辣一点；同一著作有几种译本，又何必如此惶惶上诉。但一面说别人不通，自己却通，别人错多，自己错少。而一面又要证明别人抄袭自己之作，则未免恶辣得可怜可笑。然而在我，乃又颇叹绍介译作之难于今为甚也。为刷清和报答起见，我确信我也有将这篇送给《小说月报》编辑先生，要求再在本书上发表的义务和权利，于是乎亦寄之。
五月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五卷第八期，后印入梅川所译《红的笑》一书，最后一节是印入该书时所加。
《红笑》，即《红的笑》，俄国安德烈夫的中篇小说。梅川的译本于一九三○年七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２〕 《华北日报》 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机关报。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在北平创刊，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后停刊。一九四五年八月复刊，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查封。
〔３〕 鹤西 即程侃声，湖北人，当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一些诗作。他的《关于红笑》一文连载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华北日报》副刊。
〔４〕 《域外小说集》 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用文言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选集。一九○九年三月、七月先后出版两册，共收十六篇，由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印行。
〔５〕 《小说月报》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七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最初由恽铁樵主编，一九一八年起，改由王蕴章（西神）主编，成为礼拜六派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第十二卷第一期起，由沈雁冰主编，内容大加改革，一九二三年第十四卷第一期起改由郑振铎主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停刊。
〔６〕 梅川 即王方仁，浙江镇海人。鲁迅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朝花社”成员。
〔７〕 二叶亭四迷（１８６４—１９０９） 原名长谷川辰之助，日本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浮云》、《面影》等。翻译过屠格涅夫、果戈理等俄国作家的作品。
〔８〕 《竖琴》 苏联作家理定（G。＇。QJeJU）的短篇小说。鲁迅的译文刊载于一？哦拍暌辉隆缎∷翟卤ā返诙淼谝缓拧？
通讯〔１〕
逢汉先生：
接到来信，我们很感谢先生的好意。
大约凡是译本，倘不标明“并无删节”或“正确的翻译”，或鼎鼎大名的专家所译的，欧美的本子也每不免有些节略或差异。译诗就更其难，因为要顾全音调和协韵，就总要加添或减去些原有的文字。世界语译本大约也如此，倘若译出来的还是诗的格式而非散文。但我们因为想介绍些名家所不屑道的东欧和北欧文学，而又少懂得原文的人，所以暂时只能用重译本，尤其是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品。原来的意思，实在不过是聊胜于无，且给读书界知道一点所谓文学家，世界上并不止几个受奖的泰戈尔〔２〕和漂亮的曼殊斐儿〔３〕之类。但倘有能从原文直接译出的稿子见寄，或加以指正，我们自然是十分愿意领受的。
这里有一件事很抱歉，就是我们所交易的印刷所里没有俄国字母，所以来信中的原文，只得省略，仅能将译文发出，以供读者的参考了。希见谅为幸。
鲁迅。六月二十五日，于上海。
备考B：
关于孙用〔４〕先生的几首译诗编者先生：
我从均风兄处借来《奔流》第九期一册，看见孙用先生自世界语译的莱芒托夫几首诗，我发觉有些处与原本不合。孙先生是由世界语转译的，想必经手许多，有几次是失掉了原文的精彩的。孙先生第一首译诗《帆》原文是：
（原文从略——编者。）
按着我的意思应当译为（曾刊登于《语丝》第五卷第三期）：
孤独发白的船帆，
在云雾中蔚蓝色的大海里……
他到很远的境域去寻找些什么？
他在故土里留弃着什么？
波涛汹涌，微风吼啸，
船桅杆怒愤着而发着噶吱吱的音调……
喂！他不寻找幸福，也不是从幸福中走逃！
他底下是一行发亮光的苍色水流，他顶上是太阳的金色的光芒；可是他，反叛的，希求着巨风，好像在巨风中有什么安宁！
第二首《天使》，孙先生译的有几处和我译的不同。
（原文从略——编者。）我是这样的译：
夜半天使沿着天空飞翔，
寂静的歌曲他唱着；
月，星，和乌云一起很用心听那神的歌曲。
他歌着在天堂花园里树叶子的底上那无罪
灵魂的幸福，他歌咏着伟大的上帝，真实的赞美着他。
他抱拢了年青们的心灵，为的是这悲苦和泪的世界；歌曲的声音，留在青年人的灵魂里是——没有只字，但却是活着。
为薇叩钠婀值南Ｍ？ 在这心灵，长久的于世界上不得安静，
人间苦闷的乐曲，是不能够代替天上的歌声。
其余孙先生所译两首《我出来》和《三棵棕榈树》，可惜原本现时不在我手里。以后有工夫时可向俄国朋友处借看。我对孙先生的译诗，并不是来改正，乃本着真挚的心情，随便谈谈，请孙先生原谅！此请撰安。
张逢汉。一九二九，五，七，于哈尔滨灿星社。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奔流》月刊第二卷第三期。
〔２〕 泰戈尔（Ｒ。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 印度诗人。著有《新月集》、《园丁集》等。他的诗集《吉檀迦利》获得一九一三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
〔３〕 曼殊斐儿（Ｋ。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８８８—１９２３） 通译曼斯菲尔德，英国女作家。著有《幸福》、《鸽巢》等中短篇小说集。徐志摩在《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五号（一九二三年五月）发表的《曼殊斐儿》一文中，以轻佻的笔调和许多譬喻描写了曼殊斐儿的身态，又用许多艳丽的词句形容她的衣饰。
〔４〕 孙用 原名卜成中，浙江杭州人，翻译家。
一九三二年
《淑姿的信》序〔１〕
夫嘉葩失荫，薄寒夺其芳菲，思士陵天，骄阳毁其羽翮〔２〕。
盖幽居一出，每仓皇于太空，坐驰〔３〕无穷，终陨颠于实有也。
爰有静女〔４〕，长自山家，林泉陶其慧心，峰嶂隔兹尘俗，夜看朗月，觉天人之必圆，春撷繁花，谓芳馨之永住。虽生旧第，亦溅新流，既茁爱萌，遂通佳讯，排微波而径逝，矢坚石以偕行，向曼远之将来，构辉煌之好梦。然而年华春短，人海澜翻。远瞩所至，始见来日之大难，修眉渐颦，终敛当年之巧笑，衔深哀于不答，铸孤愤以成辞，远人焉居，长途难即。
何期忽逢二竖〔５〕，遽释诸纷，门必绮颜于一棺，腐芳心于'g土。
从此西楼良夜，凭槛无人，而中国韶年，乐生依旧。呜呼，亦可悲矣，不能久也。逝者如是，遗简廑存，则有生人〔６〕，付之活字，文无雕饰，呈天真之纷纶，事具悲欢，露人生之鳞爪，既娱以善始，遂凄恻而令终。诚足以分追悼于有情，散余悲于无著者也。属为小引，愧乏长才，率缀芜词，聊陈涯略云尔。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鲁迅撰。
〔１〕 本篇最初以手迹制版印入金淑姿的《信》一书。该书于一九三二年以新造社名义印行，称“《断虹室丛书》第一种”。
〔２〕 陵天毁羽翮的故事，出于希腊神话：伊卡洛斯和他的父亲巧匠德达拉斯用蜡粘着翅膀从空中逃离克里村岛，他未听从父亲的警告，飞近太阳，蜡被融化，坠落海中而死。
思士，见《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
〔３〕 坐驰 静坐幻想的意思。《庄子。人间世》：“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
〔４〕 静女 见《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姝”。
〔５〕 二竖 指难治的病。《左传》成公十年：“（晋景）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６〕 生人 指程鼎兴，金淑姿的丈夫。金死后他整理其遗书出版，并托人请鲁迅写序。
一九三三年
选本〔１〕
今年秋天，在上海的日报上有一点可以算是关于文学的小小的辩论，就是为了一般的青年，应否去看《庄子》与《文选》〔２〕以作文学上的修养之助。不过这类的辩论，照例是不会有结果的，往复几回之后，有一面一定拉出“动机论”〔３〕来，不是说反对者“别有用心”，便是“哗众取宠”；客气一点，也就“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问题于是呜呼哀哉了。
但我因此又想到“选本”的势力。孔子究竟删过《诗》〔４〕没有，我不能确说，但看它先“风”后“雅”而末“颂”，排得这么整齐，恐怕至少总也费过乐师的手脚，是中国现存的最古的诗选。由周至汉，社会情形太不同了，中间又受了《楚辞》〔５〕的打击，晋宋文人如二陆束皙陶潜〔６〕之流，虽然也做四言诗以支持场面，其实都不过是每句省去一字的五言诗，“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了。不过选者总是层出不穷的，至今尚存，影响也最广大者，我以为一部是《世说新语》〔７〕，一部就是《文选》。
《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的，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但检唐宋类书中所存裴启《语林》〔８〕的遗文，往往和《世说新语》相同，可见它也是一部钞撮故书之作，正和《幽明录》〔９〕一样。它的被清代学者所宝重，自然因为注中多有现今的逸书〔１０〕，但在一般读者，却还是为了本文，自唐迄今，拟作者不绝，甚至于自己兼加注解。〔１１〕袁宏道〔１２〕在野时要做官，做了官又大叫苦，便是中了这书的毒，误明为晋的缘故。
有些清朝人却较为聪明，虽然辫发胡服，厚禄高官，他也一声不响，只在倩人写照的时候，在纸上改作斜领方巾，或芒鞋竹笠，聊过“世说”式瘾罢了。
《文选》的影响却更大。从曹宪至李善加五臣〔１３〕，音训注释书类之多，远非拟《世说新语》可比。那些烦难字面，如草头诸字，水旁山旁诸字，不断谋徽奈恼吕？面去，五四运动时虽受奚落，得“妖孽”〔１４〕之称，现在却又很有复辟的趋势了。而《古文观止》〔１５〕也一同渐渐的露了脸。
以《古文观止》和《文选》并称，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却一样的不可轻视。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
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１６〕只剩一点辑本了，而《文选》却在的。读《古文辞类纂》者多，读《惜抱轩全集》的却少〔１７〕。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
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１８〕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
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１９〕，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２０〕，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２１〕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狎。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纵使选者非常胡涂，如《儒林外史》所写的马二先生〔２２〕，游西湖漫无准备，须问路人，吃点心又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一点，由此可见其衡文之毫无把握罢，然而他是处州人，一定要吃“处片”
，又可见虽是马二先生，也自有其“处片”式的标准了。
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罢。
十一月二十四日记。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北平《文学季刊》创刊号，署名唐俟。
〔２〕 《庄子》 亦称《南华经》，战国时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集，现存三十三篇。
《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先秦至齐梁的诗文总集，三十卷。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关于“《庄子》与《文选》”的争论，参看《准风月谈》的《重三感旧》、《“感旧”以后》等篇。
〔３〕 “动机论” 施蛰存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致黎
烈文先生书——兼示丰之余先生》一文中说：“对于这《‘庄子’与‘文选’》的问题我没
有要说的话了。我曾经在《自由谈》的壁上，看过几次的文字争，觉得每次总是愈争愈闹意气，而离本题愈远，甚至到后来有些参加者的动机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昨晚套了一个现成的偈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无是非观，庶几免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语见《庄子。齐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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