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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没有请法国人做皇帝。满洲人是“读汉文”的，但革命以前，是我们的征服者，以后，即五族共和〔８〕，和我们共存同在，何尝变了汉人。但正因为“读汉文”，传染上了“僵尸的乐观”，所以不能如蒙古人那样，来蹂躏一通之后就跑回去，只好和汉人一同恭候别族的进来，使他同化了。但假如进来的又像蒙古人那样，岂不又折了很大的资本么？
大作又说我“大声急呼”之后，不过几年，青年就只能说外国话。我以为是不省人事之谈。国语的统一鼓吹了这些年了，不必说一切青年，便是在学校的学生，可曾都忘却了家乡话？即使只能说外国话了，何以就“只能爱外国的国”？蔡松坡反对袁世凯〔９〕，因为他们国语不同之故么？满人入关，因为汉人都能说满洲话，爱了他们之故么？清末革命，因为满人都忽而不读汉文了，所以我们就不爱他们了之故么？浅显的人事尚且不省，谈什么光荣，估什么价值。
六、你也同别的一两个反对论者一样，很替我本身打算
利害，照例是应该感谢的。我虽不学无术，而于相传“处于才与不才之间”〔１０〕的不死不活或入世妙法，也还不无所知，但我不愿意照办。所谓“素负学者声名”，“站在中国青年前面”这些荣名，都是你随意给我加上的，现在既然觉得“浅薄无知识”了，当然就可以仍由你随意革去。我自愧不能说些讨人喜欢的话，尤其是合于你先生一流人的尊意的话。但你所推测的我的私意，是不对的，我还活着，不像杨朱墨翟〔１１〕们的死无对证，可以确定为只有你一个懂得。我也没有做什么《阿鼠传》，只做过一篇《阿Ｑ正传》。
到这里，就答你篇末的诘问了：“既说‘从来没有留心过’”者，指“青年必读书”，写在本栏内：“何以果决地说这种话”者，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写在“附记”内。虽然自歉句子不如古书之易懂，但也就可以不理你最后的要求。而且，也不待你们论定。纵使论定，不过空言，决不会就此通行天下，何况照例是永远论不定，至多不过是“中虽有坏的，而亦有好的；西虽有好的，而亦有坏的”之类的微温说而已。我虽至愚，亦何至呈书目于如先生者之前乎？
临末，我还要“果决地”说几句：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１２〕也还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样。
备考B：
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 熊以谦的鲁迅先生说出这样浅薄无知识的话来了！鲁先生在
《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里面说：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鲁先生！这不是中国书贻误了你，是你糟踏了中国书。我不知道先生平日读的中国书是些甚么书？或者先生所读的中国书——使先生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的书——是我们一班人所未读到的书。以我现在所读到的中国书，实实在在没有一本书是和鲁先生所说的那样。
鲁先生！无论古今中外，凡是能够著书立说的，都有他一种积极的精神；他所说的话，都是现世人生的话。他如若没有积极的精神，他决不会作千言万语的书，决不会立万古不磨的说。后来的人读他的书，不懂他的文辞，不解他的理论则有之，若说他一定使你沉静，一定使你与人生离开，这恐怕太冤枉中国书了，这恐怕是明白说不懂中国书，不解中国书。不懂就不懂，不解就不解，何以要说这种冤枉话，浅薄话呢？古人的书，贻留到现在的，无论是经，是史，是子，是集，都是说的实人生的话。舍了实人生，再没有话可说了。不过各人对于人生的观察点有不同。因为不同，说他对不对（？）是可以的，说他离开了实人生是不可以的。鲁先生！请问你，你是爱做小说的人，不管你做的是写实的也好，是浪漫的也好，是《狂人日记》也好，是《阿鼠传》也好，你离开了实人生做根据，你能说出一句话来吗？所以我读中国书，——外国书也一样，适与鲁先生相反。我以为鲁先生只管自己不读中国书，不应教青年都不读；只能说自己不懂中国书，不能说中国书都不好。
鲁迅先生又说：
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承认外国书即是颓唐和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但是，鲁先生，你独不知道中国书也是即是颓唐和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吗？不有活人，那里会有书？
既有书，书中的颓唐和厌世，当然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难道外国的书，是活人的书，中国的书，是死人的书吗？
死人能著书吗？鲁先生！说得通吗？况且中国除了几种谈神谈仙的书之外，没有那种有价值的书不是入世的。不过各人入世的道路不同，所以各人说的话不同。我不知鲁先生平日读的甚么书，使他感觉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我想除了葛洪的《抱朴子》这类的书，像关于儒家的书，没有一本书，每本书里没有一句话不是入世的。墨家不用说，积极入世的精神更显而易见。道家的学说以老子《道德经》及《庄子》为主，而这两部书更有它们积极的精神，入世的精神，可惜后人学他们学错了，学得像鲁先生所说的颓唐和厌世了。然而即就学错了的人说，也怕不是死人的颓唐和厌世吧！杨朱的学说似乎是鲁先生所说的“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但是果真领略到杨朱的精神，也会知道杨朱的精神是积极的，是入世的，不过他积极的方向不同，入世的道路不同就是了。我不便多引证了，更不便在这篇短文里实举书的例。我只要请教鲁先生！先生所读的是那类中国书，这些书都是僵尸的乐观，都是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佩服鲁先生的胆量！我佩服鲁先生的武断！鲁先生公然有胆子武断这样说：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鲁先生所以有这胆量武断的理由是：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
鲁先生：你知道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但你也知道行也要学来辅助么？古人已有“不学无术”的讥言。但古人做事，——即使做国家大事，——有一种家庭和社会的传统思想做指导，纵不从书本子上学，误事的地方还少。
时至今日，世界大变，人事大改，漫说家庭社会里的传统思想多成了过去的，即圣经贤传上的嘉言懿行，我们也要从新估定他的价值，然后才可以拿来做我们的指导。
夫有古人的嘉言懿行做指导，犹恐行有不当，要从新估定，今鲁先生一口抹煞了中国书，只要行，不要读书，那种行，明白点说，怕不是糊闹，就是横闯吧！鲁先生也看见现在不爱读书专爱出锋头的青年么？这种青年，做代表，当主席是有余，要他拿出见解，揭明理由就见鬼了。
倡破坏，倡捣乱就有余，想他有什么建设，有什么成功就失望了。青年出了这种流弊，鲁先生乃青年前面的人，不加以挽救，还要推波助澜的说要少或竟不读中国书，因为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这种贻误青年的话，请鲁先生再少说吧！鲁先生尤其说得不通的是“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难道中国古今所有的书都是教人作文，没有教人做事的吗？鲁先生！我不必多说，请你自己想，你的说话通不通？
好的鲁先生虽教青年不看中国书，还教青年看外国书。以鲁先生最推尊的外国书，当然也就是人们行为的模范。读了外国书，再来做事，当然不是胸无点墨，不是不学无术。不过鲁先生要知道，一国有一国的国情，一国有一国的历史。你既是中国人，你既想替中国做事，那么，关于中国的书，还是请你要读吧！你是要做文学家的人，那么，请你还是要做中国的文学家吧！即使先生之志不在中国，欲做世界的文学家，那么，也请你做个中国的世界文学家吧！莫从大处希望，就把根本忘了吧！从前的五胡人不读他们五胡的书，要读中国书，五胡的人都中国化了。回纥人不读他们回纥的书，要读中国书，回纥人也都中国化了。满洲人不读他们的满文，要入关来读汉文，现在把满人也都读成汉人了。日本要灭朝鲜，首先就要朝鲜人读日文。英国要灭印度，首先就要印度人读英文。好了，现在外国人都要灭中国，外国人方挟其文字作他们灭中国的利器，惟恐一时生不出急效，现在站在中国青年前面的鲁迅先生来大声急呼，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只多读外国书，不过几年，所有青年，字只能认外国的字，书只能读外国的书，文只能作外国的文，话只能说外国的话，推到极点，事也只能做外国的事，国也只能爱外国的国，古先圣贤都只知尊崇外国的，学理主义都只知道信仰外国的，换句话说，就是外国的人不费丝毫的力，你自自然然会变成一个外国人，你不称我们大日本，就会称我们大美国，否则就大英国，大德国，大意国的大起来，这还不光荣吗，不做弱国的百姓，做强国的百姓！？
我最后要请教鲁先生一句：鲁先生既说“从来没有留心过”，何以有这样果决说这种话？既说了这种话，可不可以把先生平日看的中国书明白指示出来，公诸大家评论，看到底是中国书误害了先生呢？还是先生冤枉了中国书？
十四，二，二十一，北京。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京报副刊》。
〔２〕 《易经》 又名《周易》，儒家经典，古代记载占卜的书。
其中卦辞、爻辞部分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
〔３〕 《抱朴子》 晋代葛洪撰，共八卷，分内外二篇。内篇论神仙方药，外篇论时政人事。
〔４〕 杨朱 字子居，战国初期魏国人，思想家。他没有留下著作，关于他的记载散见于先秦诸子书中。
〔５〕 《列子》 相传战国时列御寇撰。《汉书g艺文志》道家类著录八篇，已佚。？癖尽读凶印钒似赡芪怂鳌？
〔６〕 赵尔巽（１８４４—１９２７） 字公镶，奉天铁岭（今属辽宁）人。
清末曾任湖南巡抚、四川总督等。辛亥革命后，又任北洋政府临时参政院议长、奉天都督、清史馆馆长等职。
〔７〕 五胡乱华 西晋末年，匈奴、1
、鲜卑、氐、羌等五个少
数民族的统治者先后在中国北方和巴蜀地区建立了十六个割据政权，旧史称为“五胡乱华”。
〔８〕 五族共和 指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由汉、满、蒙、回、藏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共和政体，建立中华民国。
〔９〕 蔡松坡（１８８２—１９１６），名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被推为云南都督。袁世凯阴谋称帝时，他在云南组织护国军，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起讨袁战争。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的首领。
〔１０〕 “处于才与不才之间” 语出《庄子g山木》：“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１１〕 墨翟（约前４６８—前３７６） 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墨家学派创始者。
现有《墨子》五十三篇，其中多为其弟子所记述。
〔１２〕 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 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儒家学派创始者。元大德十一年（１３０７）加谥他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定瞻“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１〕陶璇卿君是一个潜心研究了二十多年的画家
，为艺术上的修养起见，去年才到这暗赭色的北京来的。到现在，就是有携来的和新制的作品二十余种藏在他自己的卧室里，谁也没有知道，——但自然除了几个他熟识的人们。
在那黯然埋藏着的作品中，却满显出作者个人的主观和情绪，尤可以看见他对于笔触，色采和趣味，是怎样的尽力与经心，而且，作者是夙擅中国画的，于是固有的东方情调，又自然而然地从作品中渗出，融成特别的丰神了，然而又并不由于故意的。
将来，会当更进于神化之域罢，但现在他已经要回去了。
几个人惜其独往独来，因将那不多的作品，作一个小结构的短时期的展览会，以供有意于此的人的一览。但是，在京的点缀和离京的纪念，当然也都可以说得的罢。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六日，鲁迅。D
D D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京报副刊》。
陶元庆（１８９３—１９２９） 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曾任浙江台州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教员、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教授。他曾为鲁迅著译的《彷徨》、《坟》、《朝花夕拾》、《苦闷的象征》等设计封面。当时他在北京举办个人的西洋绘画展览会，鲁迅为他写了这篇序。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１〕
从赵雪阳先生的通信（三月三十一日本刊）里，知道对于我那篇“青年必读书”的答案曾有一位学者向学生发议论，以为我“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让人家读，……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读确是读过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有谁要读，当然随便。只是倘若问我的意见，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
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正如还要翻翻中国书一样。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听的人虽然知道我曾经纵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决不因此反对牛痘；即使开了棺材铺，也不来讴歌瘟疫的。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还有一种顺便而不相干的声明。一个朋友告诉我，《晨报副刊》上有评玉君的文章〔２〕，其中提起我在《民众文艺》〔３〕上所载的《战士和苍蝇》的话。其实我做那篇短文的本意，并不是说现在的文坛。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
至于文坛上，我觉得现在似乎还没有战士，那些批评家虽然其中也难免有有名无实之辈，但还不至于可厌到像苍蝇。现在一并写出，庶几乎免于误会。
备考B：
青年必读书
伏园先生：
青年必读十部书的征求，先生费尽苦心为青年求一指导。各家所答，依各人之主观，原是当然的结果；富于传统思想的，贻误青年匪浅。鲁迅先生缴白卷，在我看起来，实比选十部书得的教训多，不想竟惹起非议。发表过的除掉副刊上熊以谦先生那篇文章，我还听说一位学者关于这件事向学生发过议论，则熊先生那篇文章实在不敢过责为浅薄，不知现在青年多少韫藏那种思想而未发呢！兹将那位学者的话录后，多么令人可惊呵！
他们弟兄（自然连周二先生也在内了）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他家中藏的书很多，家中又便易，凡想着看而没有的书，总要买到。中国书好的很多，如今他们偏不让人家读，而自家读得那么多，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真是什么意思呢！试过的此路不通行，宣告了还有罪么？鲁迅先生那一点革命精神，不彀他这几句话扑灭，这是多么可悲呵！
这几年以来，各种反动的思想，影响于青年，实在不堪设想；其腐败较在《新青年》杂志上思想革命以前还甚；腐朽之上，还加以麻木的外套，这比较的要难于改革了。偏僻之地还不晓得“新”是什么，譬如弹簧之一伸，他们永远看那静的故态吧。请不要动气，不要自饰，不要闭户空想，实地去观察，看看得的结果惊人不惊？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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