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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红军侦察人员突然送来情报，说敌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刚刚赶到莲塘，还没有站稳脚跟。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决定，先打敌上官云相这个师。命令下达后，红军迅速钻出树林，奔下山冈，向莲塘疾进。经过红军的英勇奋战，这次战斗共歼灭敌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一个多旅，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给敌以重创。紧接着，红军又在良村大败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良村战斗结束后，毛总政委、朱总司令率红军主力继续北进，又在龙冈歼灭了敌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的残部。
随后，政治保卫大队保卫着总司令部继续向东疾进。8月11日晨，将驻守在宁都县境内的黄陂之敌毛炳文的第八师包围起来，打得他们落花流水。
红军主力巧妙地甩掉敌群，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斗的胜利，彻底地粉碎了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警卫第一个红都——瑞金（1）
1931年9月，红军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之后，政治保卫大队保卫着总前委、总司令部和领导机关，转战到了江西瑞金的叶坪。
中央苏区人民热烈庆祝红军反“围剿”胜利
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从雩都通往瑞金县的崎岖小路上，一队身穿灰色红军服装的人骑着高头大马，飞驰前进着。在队伍中，有一位骑着白马，身材显得高大，脸庞显得有些清癯的中年人。他就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后面，有一位骑着一匹枣红色大马的红军领导人，他就是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朱德同志。还有其他一些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成员项英、任弼时、彭德怀、陈毅、顾作霖等人。
政治保卫大队高度警惕着周围的一切。
在苏区中央局确定于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召开一苏大后，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选定瑞金作为召开一苏大的地点。今天，他们此行去瑞金，是去考察即将召开的一苏大会址情况，并将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的领导机关从前线迁入瑞金，以便为在瑞金定都立国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瑞金位于风景秀丽的武夷山西侧，是一座历史名城。唐代时就置有瑞金监，五代南唐时改设瑞金县，相传建制时曾从地下挖出金子，故称瑞金。这时节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是名副其实的“瑞”气“金”城。
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来到这里，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起红色政权，解放了世代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群众。
在中央苏区，瑞金被定为红色国都，有着两个重要原因：
其一，从地理条件上看，这里处于闽赣两省的交界之处，山势险要。这里距闽西重镇长汀很近，便于领导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工作。瑞金襟闽西，倚赣南，东进可跨武夷，出长汀，入龙岩，抵海口；西行要控雩都，掣赣州；北上可以沿武夷山西侧直达赣东北苏区；南下可挥重兵进入广东。加上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敌人未驻有重兵，敌军集聚往返很不容易。与赣南各县苏区相比，这里更为偏僻，敌人“鞭长莫及”，有利于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在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瑞金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心腹地带和红军的指挥中心。
其二，瑞金在当时县委书记邓小平的精心经营下，各方面的工作都大有起色，局势稳定，红色政权巩固，全县一片红，基础坚实可靠。
红军总前委到达瑞金后，即面临着一苏大的召开。随着一苏大召开的日期的一天天临近，大会的准备工作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政治保卫大队加强警卫部署和训练，准备迎接一苏大的召开。
1931年10月底的一天，毛泽东和项英等人在曾山和邓小平的陪同、引导下，再次来到瑞金叶坪村东头的一片密林里，视察一苏大会场。
此时，树林中已经新开辟出一块能容纳万余人的红军广场。广场的四周，参天的樟树环绕着，便于隐蔽和疏散。广场的西端建起了一座用竹木石块垒筑起来的检阅台，台上悬挂着彩球彩带，一条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巨大横幅悬挂在台前。从广场向西南方向再走两百米远，便是一苏大召开的会场。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经过的瑞金武阳桥
看完会场后，负责安全保卫的邓发向毛泽东汇报了保卫工作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向他询问了警备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以及如何应急的措施。最后，毛泽东向邓发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突然出现小股敌人或反动民团的破坏，他们能阻击多久？”邓发表示：“如果敌人数量少，我们警卫部队可以就地消灭。如果敌人数量多，我们将坚持到最后！”毛泽东沉思一下，表情严肃地说：“召开一苏大，是一件大事。敌人一定会千方百计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你们警卫部队一定要注意六百多名代表的绝对安全，不能出任何问题。搞安全保卫工作，不能光有决心，还应有切实的措施和周到的安排。既要防备敌人在明处骚扰，又要预防敌人在暗中搞破坏；既要防备地面来的敌人，还要有预防敌人进行空袭的措施。”毛泽东的这些话，对政治保卫大队等负责警卫工作的部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10月底的一天，政治保卫处处长邓发同志来到保卫大队大队部，对大队长吴烈和政委海景洲说：“近几天内，苏区中央局准备在瑞金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你们担任警戒，做好警卫工作，保证出席会议人员和会场的安全。要选派政治上可靠的党员和老战士担任会场的警戒。对进入会场的人员要严格检查证件。”吴烈和海景洲意识到，虽然这次会议来得比较突然，但这次会议十分重要。政治保卫大队按照邓发处长的意见，挑选了20多名党团员、老战士，担任会场的警卫工作，并由吴烈具体负责。对通往会场的小路口的警戒由海景洲政委负责。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总书记、朱德总司令，以及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等领导。会议从11月1日开始，5日结束。在这次会议上，改选了中共苏区的中央局，毛泽东同志接替项英代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7日，在瑞金的叶坪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无疑，这次会议的警卫任务是非常繁重的。叶剑英总参谋长和邓发处长亲自给保卫大队下达任务，要求保卫大队只有一天一夜的准备时间，务必把通往叶坪的大小路口、山头、会场、代表驻地，详细察看，选好哨位，布置好哨兵。接受任务后，政治保卫大队立即开了动员部署大会，随后就现场察看地形，区分任务，布置警戒，一边看，一边定哨位、定人员，整整一天一夜都没有顾得上休息，把一切工作安排就绪。叶剑英总参谋长和邓发处长检查了政治保卫大队的安全警卫工作后，高兴地说：“你们这种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很好。”
这一天，瑞金城头洋溢着浓浓的祥和瑞气。大喜的日子给根据地的人民带来了无限的欢乐。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程序，首先是进行阅兵典礼。在阅兵的广场上，布置了一个庄严肃穆的检阅台。检阅台的正中横梁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红布标语，上面书写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检阅台”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旧址，后幕上悬挂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两边竖立着鲜艳的中国工农红军军旗，它们在晨风中招展着。参加检阅的部队单位有：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军的代表队，红军随营学校、警卫部队代表队，等等。
早晨6时半，毛泽东、朱德、项英等领导同志进入广场。顿时，广场内外，数千人欢呼雀跃，掌声雷动。当执行主席朱德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大声宣布：“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现在开始。我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今天正式成立了！”政治保卫大队的指战员们欢呼着，举起了钢枪，挥动着军帽。7时整，阅兵式正式开始。在雄壮的军乐声中，特务大队的受阅指战员与其他部队的受阅指战员们，迈着刚劲有力的步伐，由南向北，健步行进，向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敬礼。
阅兵式结束后，各路代表有秩序地退出广场，回到驻地。随后，一苏大正式开会。大会的会场设在叶坪的谢氏祠堂内。会场经过修缮，焕然一新。会场布置得庄严整齐。会场的主席台正墙挂着马克思、列宁的木刻画像和中国共产党党旗。
毛泽东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给红军授旗
下午2时，来自中央苏区及各根据地的代表、红军部队、白区、全总和海员工会的代表，以及朝鲜和越南的代表共160多人来到会场参加大会的开幕式。大会选择了37人组成的主席团，并推举项英、朱德、周以栗、张鼎丞、陈正人、曾山、邓广仁为主席团常务主席。同时，通过了大会的议程。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它是代替帝国主义——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统治，并且继续号召与组织全中国劳苦民众推翻这一统治的政权。但作为警卫部队的政治保卫大队担子却越来越重了。
这一天，是全中国充满希望的一天；这一天，是政治保卫大队指战员们刻骨铭心的一天。
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政治保卫处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任局长，欧阳毅任秘书长，李克农任红军工作部部长，李一氓任执行部部长，钱壮飞任侦察部部长，张然和任白区工作部部长，胡底任预审科科长。国家政治保卫局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领导，住在瑞金叶坪附近的庙背村。
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后，政治保卫大队改称国家政治保卫大队，直接受邓发局长领导。吴烈任大队长，马竹林任政委。国家政治保卫大队下辖三个队：一队队长杨敬光、指导员李亚古；二队队长吕玉山、指导员刘得明；三队队长石承仁、指导员孙守廷。每个队有120多人，全大队共400多人。多数是老战士、战斗骨干，党团员较多，政治素质很好，有战斗经验。
宁都与沙洲坝警卫（1）
红军主力在瑞金叶坪待了一年多。
1932年10月初的一天，邓发局长把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吴烈和政委马竹林叫了过去，对他们说：“苏区临时中央准备在宁都县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准备让你们去担任警卫工作，部队不要多了，一个队就行。”吴烈说：“一定按高标准完成任务。”政治保卫大队按照邓发局长讲的，由大队长吴烈带了一个队到达宁都，担任这次会议的警卫。
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宁都正式举行。吴烈带着这个队圆满完成了警卫任务。在这次会议上，王明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指责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打其弱点”的战略方针，说成“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义危险”，说毛泽东反对打赣州就是反对中央“争取一省数省先胜利”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同王明错误路线执行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正确的主张和正确的战略方针。这次会上，中央决定要毛泽东主持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治委员的职务，毛泽东被迫暂时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
毛泽东离开红军后，只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回到了瑞金，安全警卫任务仍然由政治保卫大队具体负责。苏区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由周恩来同志担任。周恩来同志是从上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他的安全警卫工作也由政治保卫大队担任。
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1933年冬，国家政治保卫局决定成立政治保卫队第二大队。于是，保卫局就有了两个大队，吴烈仍任第一大队大队长、马竹林仍任政委；第二大队大队长由卓雄担任，李焕章任政委。第二大队是从江西省保卫局调来的一个队和江西独立团抽调两个连合并组成的。全大队共有370多人。
11月20日，由于国民党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等将领不满蒋介石卖国投降的反动政策，与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成立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事变领导人蔡廷锴愿与红军合作反蒋，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并表示援助红军一些飞机，以利同蒋介石反动军队作战。当时决定将飞机场修在江西瑞金叶坪，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秘书长欧阳毅任机场建设委员会主任，冯达飞任工程处处长。
一天，邓发局长对吴烈说：“中央领导同志和机关感到在叶坪不方便，因为这里要修飞机场，决定搬到沙洲坝一带去。你们要做好准备。”
第二天，邓发局长带领政治保卫大队的领导一起到瑞金西面的沙洲坝附近的几个村子，看了住地的地形，选好了首长的住处。
第四天，国家政治保卫大队担任警戒，保卫中央首长和领导机关安全地迁移到了沙洲坝地区。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治委员等首长住在沙洲坝的杨溪村，苏区中央局和政府机关住在沙洲坝，中革军委住在沙洲坝附近的乌石陇村。
国家政治保卫大队第一大队的两个队住在沙洲坝，负责警卫中央和政府领导同志及机关的安全；另一个队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住在离沙洲坝约有三华里的铜罗塘，担负值勤任务。
1934年1月，中央在瑞金沙洲坝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从1月22日开始，2月1日结束。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
为了保证中央领导同志和与会代表的安全，开好这次大会，国家政治保卫大队昼夜奋战，在会场周围挖了许多防空洞。并在会场后面的山上设了防空哨，以防敌机轰炸。为了做好安全工作，在领导同志和代表住地、往返路线、会场周围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哨。同时，政治保卫大队还拟定了几条安全警戒措施，并由大会秘书处通知与会人员。具体规定是：一、代表或旁听者通过内外哨卡时，必须携带代表证或旁听证；二、各工作人员通过哨卡时，必须带工作人员证书；三、工农群众通过哨卡时，必须有路条；四、如敌机来时，用号音报警，敌机去时，用号音通知；五、敌机投掷炸弹或放毒气时，打钟报警；六、敌机来时，按照指定的防空洞隐蔽；七、晚上十二点钟以前用普通口令，十二点钟以后用特别口令；八、代表携带枪支进入会场，必须有枪证，没有枪证的，绝对禁止；九、工作人员不得携带枪支进入会场。
这些安全措施，得到了领导同志和与会代表的赞同。
在这次大会的议程中，有政府报告和形势报告，选举了新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整个会议开得十分顺利，安全警卫工作做得好，没有出任何大小事故。
闽西剿匪
1934年春，中革军委决定派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的保卫大队到闽西清剿团匪。保卫大队吴烈任大队长，欧阳毅任政治委员。保卫大队奉命率部队由瑞金进入长汀，归福建省军区指挥。当时，叶剑英是福建军区司令员。保卫大队是3月下旬到达长汀的。到达后的第一天，吴烈和欧阳毅就去军区报到。叶司令员热情地接见了他们，紧紧握着他们的手，高兴地说：“好久不见了。”叶剑英一边说，一边招呼他们坐下，并给他们倒了两杯水，还同他们谈了话。叶剑英问了保卫大队人员、武器装备和政治思想情况。以前叶剑英是红军总参谋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卫大队是保卫着叶剑英司令员的。
第二天，召开了会议，研究剿匪作战部署。参加会议的人员有：福建军区的负责同志，福建省保卫局局长汪金祥、连城军分区司令员曹狄甦，保卫大队大队长吴烈、政委欧阳毅。
会上，叶剑英司令员作了重要指示，谈了闽西地区敌人活动的情况，讲了地方党组织受损失和群众受害的情形，做了剿匪部署，交代了具体任务和政策以及注意事项。
为了集中兵力，统一指挥，决定临时组成闽西独立团，由国家政治保卫大队、福建省保卫局领导的保卫大队、明光独立营三个部队组成，吴烈兼任团长、欧阳毅同志兼政委。
随后，吴烈与欧阳毅对部队作了动员，进行了清剿土匪的教育。
第五天，闽西独立团从长汀出发，经河田进到童坊、罗坊打了一仗，敌人逃跑了。部队在罗坊住了两天，闽西独立团在周围山上进行了清剿，搜出了土豪的很多东西，分给了当地贫苦群众。随后，吴烈和欧阳毅由罗坊进入连城县城，在军分区进一步研究了剿匪的具体部署，进行了分工，研究了侦察、通信联络的办法，确定部队到罗坊、山下、雾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