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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我，常常砸得我很疼，而且让人心里不痛快。于是，我把砸到我身上的球拾起来，扔到室外雨地里。
“干什么！”老师大声怒斥我。
现在我当然懂得老师发火的原因，可那时我还不明白。我把砸得我心烦的球拾起来扔出去，这有什么不对？
就这样，在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这段时期，我简直就像在地狱受罪一般。
现在看来，只按着老规矩行事，把智力发展较迟的孩子送进学校，简直是罪恶行动。
因为孩子的智力发展参差不齐，既有五岁时就像七岁那么聪明的孩子，但是也有虽然七岁却只有五岁智力水平的孩子。智力的发展有快有慢，一年有一年的水平，那种僵死的规定完全是错误的。
写到这里我很激动，因为我七岁的时候是那么呆头呆脑。学校生活使我深感痛苦，所以为了这样的孩子不由得把我这段生活写了下来。
据我的记忆，仿佛突然刮来一阵风一般，吹散了让我脑子处于迷茫状态的雾。我的智力清醒过来，是在我家搬到小石川之后，转校上了黑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记得，从此以后，我就像panfocus 泛焦，摄影技术专用名词，即画面内一定范围内景物全部清晰。那样，和从前截然不同了。
“酥糖”遇到天使（1）
我可能是在二年级的第二学期转到黑田小学的。
到这个学校之后我大吃一惊，因为这里和森村小学截然不同。
森村小学的建筑物是外表涂着白漆的洋房，而这里却像明治时代的一所兵营，木结构的房舍显得十分粗陋。
森村小学的学生都穿精心设计的翻领制服，这里的学生却穿和服，下着长裤。
森村的学生的书包是背在背上的皮书包，这里的学生却是手提的帆布提包。
森村小学的学生都穿皮鞋，而这里的学生却穿木屐。
脸型也根本不一样。
不一样是理所当然的。森村小学的学生都留发，这里却全得推光头。不过，就气质不同这一点而言，可能黑田小学的学生们比我更感到惊诧。
因为，在纯粹传统风俗的集体中，突然跑进来一个留着长发，上身穿背带式双排纽扣西装，下着短裤，脚上穿着红色短袜和带卡子的矮帮皮鞋的人。呆头呆脑，简直就像女孩子一样面色苍白的我，立刻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
他们有的揪我的头发，有的从我身后捅我的皮背包，有的往我西装上抹鼻涕，把我折磨得哭过好多次。
大体说来，我小时候是个爱哭的家伙，所以到了这个学校之后立刻得了“酥糖”这么个绰号。
“酥糖”这个绰号的由来，是因为当时有这么一首歌：
我家那个“酥糖”啊，
叫人太为难。
他从早直到晚，
两眼泪不干。
直到现在，每一想起“酥糖”这个绰号，我都不能不感到强烈的屈辱。
不过，和我一起转校到黑田的哥哥，在这个学校里成绩却出类拔萃。他神气得很，高高在上。如果没有他这种威风给我做后盾，我这块“酥糖”哭的次数一定更多呢。
一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叫我“酥糖”了。一年之后的我，在人前再也不哭，每个人都叫我小黑，我成了了不起的人物。
一年之间有这种变化，主要原因是在这期间，我的智力很自然地有了突出的发展。仿佛是为了追补过去似的，我开始迅速成长。我不能忘记，有三种力量促进了我的成长，其中之一便是哥哥的力量。
我们家在小石川的大曲附近。我每天早晨和哥哥顺着江户川岸边去黑田小学。
我上低年级，放学比哥哥早，所以总是一个人按原路回家。去时自然是同哥哥并肩而行。
那时哥哥每天都要把我骂个狗血喷头。我简直吃惊，他骂人的词儿和花样竟然如此之多，什么难听的话都朝我劈头盖脸地浇来。
可有一点，他决不大声吵嚷，只是小声地骂我，只有我才能勉强听得见，过往行人绝对听不到。假如他大声骂我倒也好，我可以跟他吵，不然就哭着跑开，或者两手捂住耳朵。可他偏不这么干，就是没完没了地慢声细语地咒骂我，让我无法施展对抗他的伎俩。
尽管我想把坏心眼儿的哥哥如此欺负人告诉母亲和姐姐，可是快到学校的时候他一定说：“你这家伙本来就懦弱无能，像个女孩子似的，是个窝囊废，一定会到妈和姐姐那儿告我的状，说我怎么欺负你啦。这个我是一清二楚的。你去告吧。你要敢告，我就更来劲儿！”如此等等，先把我吓唬一通，使我就范。
可是，我这位坏心眼儿的哥哥，下课之后当我受到谁欺负时，他一定会赶上前来，似乎总是站在什么地方保护着我。
他在学校里是个很受重视的人，欺负我的都是年级比他低的学生，所以看见哥哥一到立刻就缩回去了。这时哥哥理都不理他们，对我说：“小明，来一下！”说完转身就走。
有哥哥给我撑腰，我非常高兴，紧跑几步追上前去问他：“什么事？”
他只说：“什么事也没有！”
扔下这一句便大步走了。
类似这样的事屡次出现，我这糊里糊涂的脑子就不能不开始思考：上学的路上哥哥对我痛斥，在学校里哥哥对那些欺负我的学生们表现出严峻态度，究竟是什么用意？
这样，对上学路上哥哥那挖苦和申斥就不觉得那么可憎，而是渐渐能认真地听下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从这时起，我那幼年的头脑开始往少年过渡。
关于哥哥的事我还想写几笔。
那是我被叫做“酥糖”时期的暑假里的一天，父亲忽然带我到位于荒川的水府流练习游泳。
那时哥哥已经戴着三条黑杠的白帽，在练习池里游泳。他的成绩是一级，已经把比赛者们抛在后面。父亲把我暂时交到他朋友的工作地点——水府流师范学校受人家照顾，让我在那里练习游泳。
在家里我是最小的孩子，所以父亲对我有些娇宠。他认为，游泳对于像女孩子那样总和姐姐们扔小布包或者翻绳玩的我来说，就是熟能生巧的事情。
父亲让我练习游泳，说是晒得越黑越好，他将买个什么东西奖励我。可是我怕水，到了练习池就是不敢下水。结果，师范学校的教师大为光火，连让我下到仅及肚脐那么深的水，都费了好几天工夫。
往复于游泳场的路上，我倒是和哥哥结伴同行。可是他一到那里就把我扔在一边，自己急急忙忙朝竖在河中间的跳水台游去，回家之前连面都见不着。我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天，终于能勉强杂在初学者之中，抓着浮在河里的大圆木，噼里啪啦接受用脚打水的训练。有一天，哥哥摇着小船靠近我身旁，让我上船。我当然高兴，伸过手去等他拉我上船。
等我上船之后，哥哥就使劲朝河心摇去，等练习场上挂着苇帘的小屋和小旗变得很小时，他冷不丁地把我推下了水。我拼命地划水。划呀划呀，想靠近哥哥的小船。可是等我好不容易划到船前，哥哥就把船划开，如此反复几次。当水淹得我已经看不见哥哥、眼看就要沉底的时候，哥哥终于抓住我的兜裆带把我拉到船上。
出乎我的意料，我并没有喝多少水，只是吐了几口。我正在发怔，哥哥开了腔：“小明，你不是能游吗？”
从此以后，我果然不再怕水了。
我能游泳了，而且从此还喜欢上了游泳。
就在推我下水的那天回家的路上，哥哥给我买了冰镇甜小豆，这时他说：“小明，听说人快要淹死的时候都是龇牙一乐呢。还果然不假，你也龇牙乐了。”
“酥糖”遇到天使（2）
我听了真生气，不过也的确有那种感觉。因为我记得沉底之前的确有莫名其妙的安适感。
另一个帮助我成长的力量，是黑田小学的班主任老师。这位老师名叫立川精治。
我转校之后，过了大约两年半，立川老师全新的教育方针和校长的石头脑瓜发生了正面冲突，结果立川老师辞了职，后来被晓星小学聘请去，培养了许多有才华的学生。
关于这位立川老师，我将在以后的篇幅里写出他的事迹，这里我先写一个小插曲，写他如何对智力发育缓慢、性格乖僻的我多方庇护，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
那是上图画课时发生的事。
从前的图画教育可以说平平常常。教育方针要求的，不过是按照常识要求同实物相似就可以了，用平平淡淡的画做范本，只要求忠实地模仿它，最像范本的给最高分数。
但立川老师不干这傻事。
他告诉学生，自己随便画最喜欢的。大家拿出图画纸和彩色铅笔开始画起来。我也动手画了。
我画的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非常认真、使劲地画，甚至不怕把铅笔弄断。涂上色之后还用唾液洇湿涂匀，结果手上沾了各种颜色。
立川老师把大家画完的画一张一张地贴在黑板上，让学生们自由地发表观感的时候，大家对我那幅画只报以哈哈大笑。然而，立川老师怒形于色地环视耻笑我的那些同学，然后把我大大夸奖了一番。夸奖的内容我不记得了。
我模模糊糊记得，光是手指沾上唾液涂匀颜色这一点他就非常赞赏。我清楚地记得，立川老师在我那画上用红墨水画了个很大的三层的圆圈。从此以后，尽管我不喜欢上学，但只要这一天是上图画课，我总是迫不及待似的，急急忙忙到学校去。
得了三层红圈之后，我喜欢图画课了。我什么都画，而且也的确是越画越好。与此同时，其他课程的成绩也很快地提高了。立川老师离开黑田学校的时候，我已当上班长，胸前挂着有紫色绶带的金色班长徽。
立川老师在黑田小学时，还有一件使我不能忘怀的事。
一天，大概是上手工课，老师扛着一大捆厚纸进了教室。
老师摊开那捆纸，我们看到一张平面图，上面画着许多道路。老师让大家在这纸上画房屋，喜欢什么样的房屋就画什么样的，要大家自己创造一条街。
大家都认真地画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主意，不仅画了自己的家，而且还画了道路两旁的树，年代久远的老树，开着花的树篱等等。
这样，他就把这个教室的孩子们的个性很巧妙地吸引了出来，画出了一条条漂亮的街。
学生们围着这张平面图，眼睛无不闪着光彩，脸颊绯红，自豪地望着自己那条街。
当时的情景，恍如昨日。
在大正年代 大正年代指1912—1926年。初期，老师这称呼是可怕的人的代名词。这样的时代，我能碰上以自由、鲜活的感性及创造精神从事教育的老师，应该说是无上幸运的。
促进我成长的第三股力量，是一个和我同一个班、但比我还爱哭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存在，等于给我提供了一面镜子，他使我能客观地观察自己。
总而言之，这孩子跟我差不多，他使我感到，我实在让人挠头。
他给我提供了自我反省的机会。这个爱哭鬼的标本名叫植草圭之助。（小圭请别生气，难道我们俩现在不仍然是爱哭的家伙吗？不过现在你是个浪漫主义哭丧鬼，我是个人道主义哭丧鬼而已。）
植草和我，从少年直到青年时代，渊源很深，像两根扭在一起的藤一样成长起来。
这期间的情况，植草的小说《虽然已是黎明——常葆青春的黑泽明》里写得很详细。
不过植草有植草的视角，我有我的视角。
其次，人有这种秉性：对关于自己的事情，会因为自己的主观愿望而产生认识偏差。所以，我按自己的想法写我和植草年轻时代的情况，读者把它和植草的小说对照来看，也许最接近真实。
植草是我青少年期重要的一部分，正如植草如果不写我从少年期到青年期的情况就不能写他自己一样，我如果不写植草，也就不能下笔写我自己。
所以，我只好请读者原谅同植草的小说难免重复，继续写下去。
江户川上
雨天，两个六十开外的男人打着一把雨伞，站在坡度很大的一条混凝土马路上拍照。
其中一个人回过头来，望着一直延伸到坡道高处的那道砖墙，抚摸着那黑褐色的砖。
“小圭，这还和从前一样啊。”
这时，那个被称作小圭的人也回过头来“嗯”了一声，点了点头。
“小黑，你还记得这家的孩子吗？”
“记得，咱们班里的那个胖子吧？他现在干什么呢？”
“死啦。”
两人沉默不语。只有闪光灯的光和快门的喀喀声。
拿照相机的那人对身旁的男人说：“这里就到这儿了。下面以这边做背景。”他指着砖墙的对面。
共打一把伞的两个人彼此瞧了瞧。
“拿它做背景多没意思。”
“可也是，可供回忆的影子一点儿也没啦。”
“没想到学校的房舍一如往昔，但更没想到黑田小学已经不存在了。”
两人斜穿过坡道，进了神社。
“这里的石阶还依然如故呢。”
“牌坊也是如此。”
“不过，那棵大银杏树似乎比从前小了。”
“是我们长大了嘛。”
这就是为《文艺春秋》杂志社的“旧友联欢”栏目拍摄照片时，我和植草阔别二十年之后重逢时的情景。
那是十一月十五日，是“七五三节 七五三节，日本传统节日。日本男孩三岁和五岁，女孩三岁和七岁时，为了祝愿他们健康成长而去神社参拜。”。冷雨敲击着银杏的金黄色落叶，神社内有两三对父母打着伞，带着他们盛装的年幼孩子前来参拜。
可能是这种情感勾起了我们的怀旧思绪，拍完照之后，我们就乘《文艺春秋》杂志社的车，去了我们小学时代常去散步和游玩的地方。
车窗外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陌生的。
我曾划过船、曾捕鱼为戏的江户川上，已经架起高速公路，公路仿佛盖子似的横跨江面。江水犹如排污水的暗渠一般，显得那么阴郁。
坐在我身旁的植草，对我津津有味地谈着我们少年时代的情景，可是我却注视着车窗外面，一声未答。
雨敲打着车窗。
窗外的景色虽然变了，可是我却没有改变。
这时的我，真想像从前的“酥糖”那样哭一通。
灿烂花开向阳处
一想起要写黑田小学时代的植草和我，不知什么缘故，只能回想起仿佛风景画中小小的点景人物似的我俩。比如，校园里随风摇曳、花萼累累的藤萝架下的我俩，去服部坂、基督坂、神乐坂的我俩，站在大榉树下面、用钉子把丑时参拜者上供用的稻草人钉在大树上的我俩，如此等等。风景和环境都能比较鲜明地回忆起来，然而我们两人，只不过是记忆中的剪影而已。
我不知道这是由于年代久远了，还是由于我本人的资质，总之，要把我们两人当年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回忆起来，那是需要经过一番努力的。
看起来，不把广角镜头换成望远镜头是不行了。
而且，如果不把照明全部集中到对好焦点的我俩身上，光圈缩到最小，那就不会出现鲜明的记录。
用望远镜头观察之下的植草圭之助，在黑田小学的学生中间，和我一样，也是个性格大与人殊的孩子。
就说衣服吧，他穿的都是绸缎之类做的肥肥大大的衣裳，裤子也不是小仓 小仓是日本和服面料的著名产地之一。的料子做的，也是软绵绵的。
就整个印象来说，我总觉得他像个梨园子弟——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好像一碰就倒的小小美少年式的人物。（请小圭别生气，因为直到现在还有人这么说你，这足可证明我的印象没有错。）
说起一碰就倒，小学时代的植草的确是常常因跌倒而大哭。
我记得，有一次因为路不好走，植草跌了一跤，一身漂亮衣服全毁了。他大哭，我把他送回了家。
还有一次是开运动会的时候，他跌到有积水的洼地里，雪白的运动员成了黑泥人，他抽抽搭搭地哭个没完，我好好安慰了他一番才罢休。
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吧，爱哭的植草和爱哭的我，彼此都怀有亲近感，热诚相待，所以我们两人总是在一起。
这样，我就以哥哥对待我的态度对待植草了。
这种关系，后来被植草写进他的小说中。他是在小说的“运动会发生的事”这一部分里写的。
植草在每次运动会的赛跑项目中总是倒数第一，但有一次他突然跑了个第二，这时我一个箭步蹿了上去：“好啊，好啊！加油！加油！”我边喊边跟他一起跑，一直跑到终点，大为高兴的立川老师把我们两人紧紧抱住。
那时，植草拿着领的奖品——记不得是彩色铅笔还是水彩颜料——走到卧病的母亲跟前。他母亲喜泪纵横，替植草向我连连道谢。
现在回想起来，我倒是必须向他们道谢才对。
因为，懦弱的植草使我产生了应该庇护他的想法，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