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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陈赓-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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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为出路,诱敌突围时予以追歼。这一战斗,全歼敌军一个旅,击毙其旅长。   
  当时任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的许世友,事后回忆双柳树之战时说:   
  这个战役的部署,充分表现了陈赓同志机智灵活的指挥艺术,当时我们三个团对敌人两个团,在兵力对比上并不占绝对优势,况且敌据守于工事之内,强攻硬打不易奏效。采取三面包围,网开一面的战法。   
  诱敌撤离既设阵地,这就为我军歼敌子运动之中打下了基础。   
  仅仅八个月时间,红四方面军即四战四捷。活捉赵冠英,痛打汤恩伯,生擒厉式鼎,严惩陈调元,歼敌六万多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红军声威大震。陈赓的军事指挥艺术初露锋芒,被誉为未尝一挫的红十二师师长。   
  庐山。   
  蒋介石别墅。   
  蒋介石得悉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又以失败而终,恼羞成怒,立即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湘鄂西两区红军,然后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的总战略。   
  1932 年5 月,蒋介石又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坐镇武汉。调集主力组成左、中、右三路大军,附四个航空队,总共约三十余① 见许世友著《我在红军十年》第158 页。   
  万人的强大阵势,发动了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这次,蒋介石是下了决心要一举歼灭红军。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凭借他优势的兵力和武器装备,为什么就对付不了红军?   
  形势对红军来说是异常严竣的。在严寒酷暑中转战了数月的部队已疲惫不堪,急需休整。而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当时任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却对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没有作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却反而命令红军主力向京汉线出击,从而丧失了反围攻的有利时机。当各路敌军发起总围攻后,张国焘方才如梦初醒,急忙命令红军仓促应战。   
  陈赓接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命令后,即率红十二师先行出发拒敌,星夜转移到红安七里坪,与敌展开了一场恶战。   
  陈赓所部与兄弟部队一起,冒着炽烈的炮火和敌机轮番轰炸,向敌展开猛烈反击。有的指战员与敌人肉搏十余次,血染征衣,仍轻伤不下火线,坚持战斗。胡山寨一役中,陈赓在指挥战士们向敌人发动冲击时,一颗子弹飞来,正好打中他的右腿膝盖,鲜红的血,立时染红了衣裤。陈赓咬紧牙关,继续指挥战斗。在场的徐向前总指挥看到了,命令他立即离开战场,陈赓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火线。   
  战斗仍在紧张激烈地进行着。陈赓未等卫生员将伤口包扎好,就急着要去指挥战斗,可他的腿已无法活动。陈赓心急如焚,他命令警卫:“快找一副担架,把我抬到战场去!”就这样,警卫们用担架抬着陈赓,又来到了指挥现场。   
  陈赓躺在担架上,指挥红十二师与兄弟部队红十师在河口以东击溃了敌人一个旅和胡宗南第一师一个团。第二天,敌第二师又向河口东北地区进犯,陈赓又在担架上指挥战士用刺刀、手榴弹打退了敌人七八次冲击。   
  红军艰苦作战两个多月,虽多次击溃敌人,终因张国焘战略指导思想的错误,未能扭转战局,导致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越过平汉线西进。一路上,陈赓仍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成为担架上的指挥员。   
  10 月,红四方面军来到河南,此刻伴随着战士们的,没有欢声笑语,只有疲惫和沮丧。陈赓的心情更是沉重,丢弃了无数革命志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鄂豫皖根据地,他心里痛苦极了。面对张国焘搞的那套宗派主义和肃反运动,陈赓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营垒,却被张国焘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第四次反围剿为什么失利?带着这种种疑问,陈赓陷入痛苦的思索中。他的腿在流血,他的心也在流血。   
  部队走到河南南阳、新野之间时,陈赓的伤腿已严重化脓感染,无法随部队行动。于是组织上决定让他离开部队,前往上海治疗。陈赓的腿无法行走,于是大家想出一个办法:让陈赓扮成商人,腿上生疮,去城市医院治疗。   
  另派两名机敏的战士装扮成脚夫,推着独轮小车送行。三人乔装打扮就绪,就上路了。   
  三人行至一个山乡小镇,已是太阳落山,他们决定在此歇口气。不料他们刚在一家饭铺坐下,就碰到民团的人来查店。民团的人上下打量着陈赓。   
  问:“从哪里来?”   
  陈赓急中生智回答说:“从樊城来。”   
  “干什么的?”团丁继续追问。   
  “卖桐油的。”陈赓随口答道。   
  “你们住樊城哪条街?”   
  这可把陈赓问住了,他从没到过樊城,他只依稀记得樊城滨临汉水,就顺口说道:“住河街。”   
  陈赓暗暗捏了一把汗,等着对方发作。奇怪的是那几个团丁听了,并没说什么。难道樊城当真有一条河街?陈赓心里想。   
  乔扮成“脚夫”的两名红军战士,忙端起酒杯,请团丁喝酒,民团班长把杯子一推拒绝了,又继续盘查其它人去了。   
  陈赓和两名战士暗自高兴。一名战士正欲问:“师长,你去过樊城?”   
  话未出口,团丁们又转过来了。原来他们听陈赓口音不对,对他仍有怀疑。   
  陈赓等三人吃饱饭后准备歇一晚上,明天再赶路。当晚,四个团丁也住到了这家饭铺,并把陈赓他们三人夹在了中间,盯得紧紧的,他们想等明天把陈赓等三人带到南阳详细盘查。   
  陈赓一看这阵势,退无路退,躲无处躲,怎么办?   
  陈赓见势不对,忙从身上掏出二十块银元交给饭铺老板说:“我这儿有二十块大洋,先存你这儿,明早走的时候再取,这屋里人杂,我不能不防着点儿。”   
  陈赓这话是有意识给团丁们听的。老板受了贿赂,连忙说:“你放心,明天早晨,如数奉还,我这里吃的,喝的,抽的,想用什么尽管开口!”说着拿出几瓶酒,几包烟,把四个团丁灌得酩酊大醉。然后,老板又给陈庚指了条路,两名战士又推着陈赓上路了。   
  连走了几天的路,他们一行才辗转到达郑州。这时陈赓的腿伤势更严重了。他们一到郑州,便连忙找了一家医院。说来也巧,就在两名战士扶着陈赓下地时,迎面走来一位年轻的军官。   
  尽管陈赓一副商人打扮,这位军官还是一眼认出了他。他惊奇地叫道:   
  “陈赓!你。。这是怎么啦?”   
  陈赓抬头一看,此人是黄埔一期的同学,现在是胡宗南部队的一名高级军官。   
  陈赓摇摇头,装作不认识对方,他用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说:“阿拉弗姓陈,阿拉是从上海来格搭做生意■,依格位长官认错人哦!”这位黄埔同学看看陈康的腿,又看看陈赓的脸,心中疑团仍未消除:真怪了,世上难道有长得如此酷似的人么?可陈赓是湖南人,这人一口标准的上海话,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将信将疑地走了。   
  那人一走,陈赓赶紧离开这家医院,乘火车离开了郑州。   
  陈赓暗自庆幸,多亏有一口流利的地方方言把他骗过,否则,大祸难逃。   
  “师长,你是跟谁学的这口标准的上海话呀?”一战士凑近陈赓身旁小声问。   
  “阿拉太太是上海人。”   
  “噢,你太太是上海人!俗话说:‘你学八方话,四海吃得开。’这趟出来我们要托您的福喽!”一名战士说。   
  几句上海话,闯过一险关。陈赓三人好不高兴!说笑着二名战士又推起小车吱吱呀呀地上路了。   
  1933 年3 月。春暖花开。   
  陈赓又回到了上海,第二次住进了牛惠霖骨科医院。这次牛大夫热情地接待了他,并把他安排在一间舒适且安全的病房。经牛大夫的精心治疗,不到一个月,陈赓的伤就好了。谢别牛大夫,陈赓出院回家了。   
  陈赓是个闲不住的人。出院后,他找到过去在上海地下工作时的朋友,向他们讲述红军的英勇事迹。他那些充满激情,诩诩如生的精彩讲演,常常使听者为之倾倒,深受感动。当时就有人认为这些故事比苏联小说《铁流》所反映的战斗场面更   
  激烈,气势更雄伟,如果有一个作家把它写成书,一定比《铁流》更令人惊心动魄。   
  党中央宣传部根据一些同志的记录,把这些故事油印出来,党组织叫宣传部的冯雪峰把这个油印的谈话记录送交鲁迅。鲁迅先生看了十分受感动,便邀请陈赓到他家做客。   
  听说鲁迅先生要邀请他去做客,陈赓欣喜若狂。他平时就爱读鲁迅的作品,今日有缘相会,他一定要把红军战士的生活和战斗,详详细细他讲给先生听,请先生为红军战士写书。想到这些,他兴奋极了,恨不得立刻就飞到先生家去。   
  到了预约的那天,陈赓身着灰色线呢长袍,还特地在大襟上面别了一支闪亮的金笔。陈赓照照镜子,自己也满意地笑了:“嘿嘿,行啊,我陈大将军竟是如此风度翩翩!”   
  妻子王根英在一旁听了,笑道:“瞧你美的!说不了三句话就漏馅儿了,满嘴火药味儿,告诉你,先生可是个大文人,你说话可得注意点儿!”   
  “夫人的话一定记在心里!”陈赓嬉笑道。   
  陈赓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秘密来到鲁迅先生的家。   
  还未进屋,鲁迅就出来迎接了。能见到一位真正的红军将领,鲁迅也非常激动。   
  陈赓向鲁迅先生行了个鞠躬礼,说:“啊,鲁迅先生,您好!啊,您还和从前一样!”   
  鲁迅不由得一惊:“从前?!难道我们见过?!”   
  “是见过,在照片上!”陈赓高兴而又顽皮地一笑。   
  “哦,原来如此!你很幽默!”   
  短短几句话,二人都被逗乐了。   
  鲁迅把陈赓引进书房,特意将陈赓让到书桌前环臂椅子上坐下,自己则坐在书桌旁的藤椅上。   
  谈话开始了,主要是陈赓讲述。陈赓绘声绘色地讲述红军作战情况,苏区人民生活。鲁迅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默默点头,时而浓眉紧皱,时而开怀大笑。   
  陈赓谈到军民关系时,说:“先生,自古以来,兵匪一家,可在咱们红色苏区,却是军民一家。有一次一位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在国民党军队搜查的时候,她推开敌人的刺刀,硬是扑上去,紧紧抱住了我们的伤员,说是她男人。靠着这位姑娘的掩护,我们的那位伤员才免于一死!”   
  陈赓滔滔不绝,先生为之感动,动情地说道:“多好的姑娘啊!”   
  谈到红军战士的战斗场面,陈赓更是激动不已。他说:“一天,我带着一个团,要翻山越岭,绕到敌军后面,我们刚钻出一条山沟,不好!正和来抄我军后路的敌十三师相撞了,一个团对付敌人一个师!面对如此悬殊的兵力,我军战士抢先一步爬上山头,居高临下,全团一起大声吼叫:“冲啊,杀啊!。。喊声惊天动地,敌军听到这如雷的吼声,早已吓破了胆,不战自溃,接着,战士们直向敌军扑去,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   
  鲁迅和他身旁的许广平听得入了迷,雪前的烟雾在鲁迅眼前缭绕升腾,他那双拿着陈赓勾画的草图的手在微微颤动。听罢陈赓的叙述,他久久地仁立在窗前,遥望西天,激动不已。   
  时间在极度地兴奋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不知不觉间,他们谈了整整一下午。天到傍晚,许广平邀请客人吃饭。鲁迅拉着陈赓的手步入餐厅。鲁迅亲自打开一瓶韶兴者窖,两人边饮边谈。   
  两杯酒下肚,陈赓情绪更加奔放。苏区军民的战斗,红四军战士的生活被他讲活了。   
  “先生,您写了那么多,您知道得那么多。在您面前,我简直是个文盲。”   
  陈赓谦虚地说。   
  “是的,我的确写了许多东西,但我还没有写像你这样的人,还没有写到你们红军——中国的脊梁!”   
  “啊,中国的脊梁!”陈赓的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您说红军是中国的脊梁?”   
  “是的,红军是在用血用肉、用头颅书写中国的新历史!你们是在用前赴后继的战斗,创造最伟大的作品!”   
  陈赓兴奋他说,“先生,我一定把您的话带到前线去,让红军战士们都听到您的声音,让您的声音和我们一起战斗!”   
  夜己很深,月亮已悄悄地爬上天空。鲁迅拉着陈赓的手,送他下楼出门,并为他雇了一辆黄包车。   
  在回家的路上,陈赓仍沉浸在无比的兴奋之中。   
  几天后,陈赓再次应邀来到鲁迅先生的家,将军与文豪促膝相谈,为陈赓富有传奇性的生活又增添了色彩斑澜的新篇章。   
  与陈赓的两次谈话,给鲁迅先生以极大的震动。先生对于写一部反映苏区红军战争题材的小说,在心里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几次与冯雪峰谈起要写一部像《铁流》那样的作品来反映红军生活。但鲁迅先生不熟悉红军及其战斗的实际情况,这很难给他以创作所需要的灵感和真实感,而先生的创作态度是很严谨的,终于未能动笔。后来,先生不幸早逝,这一写作愿望终于未能如愿,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坛上的一大遗憾。   
  就在陈赓即将离开上海的前一天,陈赓来到上海贵州路北京大剧院看电影,不幸被叛徒认出,当场被捕。将军蒙难,在狱中受尽折磨。蒋介石耍尽花招,终不能使陈赓“悔过”,最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被迫释放了陈赓。   
  经历了四个月监狱生活的磨难,1933 年8 月,陈赓来到上海,找到中共上海临时中央,随即又经赣东北转入红都瑞金。   
  此时红色根据地受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党内一大批正确路线的执行者受打击、遭排挤。毛泽东首当其冲!陈赓历尽千难万险,好不容易回到党的怀抱,可迎接他的却是接受审查,取消其共产党员的称号!   
  这是怎么啦?陈赓愤怒、痛苦,可他对革命、对党的一片忠心仍矢志不渝,他坚信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怀着这样的心情,他到红军学校担任教官,不久后又被任命力红军步兵学校校长。   
  不久,中央军委命令,中央红色区域的四个军事学校——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番号为“中央第一野战纵队第四梯队”,陈赓担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归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叶剑英指挥。   
  这是一支非常奇特的队伍,不仅陈赓自己的问题没有公开的结论,另外还有不少干部,也是被“左”倾错误领导者迫害打击视为“包袱”、“累赘”   
  而欲抛弃的。但干部团有优势的装备,人才济济。   
  秋风阵阵,落叶遍地,一片凄凉。   
  1934 年10 月,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怀着沉重的离情别绪和欢欣的转移战斗的兴奋,告别了瑞金,告别了中央苏区,精神抖擞地踏上了艰险的征程。   
  决定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瑞金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并不叫长征,而叫战略大转移。最初采取这一行动,有很大的被动和盲目性,只因为有了遵义会议,才使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了史诗的意义。   
  陈赓带着干部团这支特殊的部队,跟随中央红军从江西南部瑞金县铜锣湾出发,开始向西线突围。   
  夕阳西下,暮色苍茫。中央红军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一步一回头地走着。他们告别了红色故都,告别瑞金父老,告别兄弟姐妹,踏着夕阳,走远了,走远了,在苏区人民的视线内消失了。   
  两个月过去了,红军突破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湘江一役,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虽突破了湘江,但八万红军损失三万五千人。   
  在惨重的损失面前,红军指战员们越来越感到困惑。红军要转移到哪里去?红军的前途何在?这样硬拼下去能行吗?   
  即是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博古,也是六神无主,万般无奈。湘江之役,红军损失过半,博古感到责任重大,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的脑袋比划,苦恼得不能自拔。红军当时的“头羊”   
  精神面貌是这等状态,可见红军濒临什么境地了。   
  红军继续向湘西开进,只能把红军带向灭亡的绝境。在此紧要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意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开辟新的根据地。毛泽东据理力争,党内多数同志也逐步清醒过来,站在毛泽东一边。红军改向贵州方向前进,几乎没放一枪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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