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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大渡河地区的中央红军几乎没有退路：后面，有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和周浑元的追击部队；西面，有滇军孙渡部沿着雅砻江的布防；东面，有川军杨森的第二十军和郭勋祺、陈万仞等部的联合阻截；前面，大渡河上的主要渡口已经布满了川军刘文辉的部队。
毛泽东说，“顺利渡过大渡河的关键是和彝人关系的处理。”
最先受到彝人袭击的，是走在先遣队后面的工兵连。这个连奉命跟随红一军团一师一团赶往大渡河架设浮桥。临出发时，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亲自到连里进行了政治动员，强调说必须以实际行动取得彝人的信任，无论如何都不准向彝人开枪，谁开枪就是违反了红军的军纪。
工兵连跟在先遣队的后面。在古木参天的崎岖山路中行进的时候，他们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因为很多架设在山涧上的独木桥被拆毁了，山路也常常被倒下来的树木堵塞，这令红军官兵们不得不边走边砍树架桥。刚一走进俄瓦拉山口，他们发现自己掉队了。这时候，隐藏在山林中的彝人开始向他们开枪射箭。紧接着，红军官兵的身边忽然呼哨声四起，工兵连被一群手拿土枪长矛的彝人包围了。尽管在队伍最前面的三排长反复解释，但是根本没有用，随着号角的吹响，围来的彝人越来越多，并开始动手抢夺官兵们的武器和架桥器材，最后开始扒他们身上的衣服。官兵们实在忍无可忍，拉了枪栓准备战斗。但是，已经被扒得浑身精光的指导员罗荣大声地喊：“总部命令，不准开枪！”光着身子的工兵连只好往回走，没走出多远，就看见侦察连的几个同志领着一个彝人也在往回走。侦察连的同志说：这是这一带沽基家族彝人的头目，叫小叶丹，我们要带他去见咱们的总部首长。工兵连还看见了坐在路边休息的一营的官兵。一营的红军战士看见工兵连竟然是这个样子，禁不住开玩笑说：“工兵连很凉快呀！这是到哪里洗澡去了？”一营营长曾保堂赶快命令大家凑衣服，凑的衣服不够，又从供应处那里弄来了不少麻袋，让工兵连的官兵暂时围在身上。
这个事件弄得工兵连官兵情绪很大。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表扬了工兵连官兵执行纪律的坚决。同时，毛泽东还跟工兵连的官兵们打趣说：“到了人家倮倮国，你们也算是入乡随俗嘛！”
毛泽东让部队准备了一些酒、绸缎和枪支，然后请来了当地那位名叫“沽基达涅“的彝族头人谈话。彝族头人对红军将领能够平等对待他们很感动，因为平时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官员很看不起他们。从彝族头人那里，毛泽东了解了这一带彝族族系的情况，并且指示刘伯承尽快和彝人首领达成协议，以免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通过的时候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见到刘伯承，小叶丹首先解释说，刚才抢红军东西的不是他的家族，而是与他们对立的罗洪家族。在这个地区，彝人基本上分成三个族系，即沽基、罗洪和洛伍。经过三方代表的交谈，罗洪家族由于抢了红军，人都已经跑了，其头人不肯再露面；洛伍家族表示出中立的立场，而沽基家族的小叶丹愿意和红军继续谈判。刘伯承从解释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到红军北上抗日的道理，一直到满足彝人的各项要求和红军过路的种种细节，耐心地和小叶丹商谈，最后以结为兄弟为条件结盟。这是共产党人少有的举动，仪式按照彝族沽基家族的传统进行：两碗清水，杀一只雄鸡滴血入内，然后双方宣誓。刘伯承说：“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双方把血水一饮而尽。结盟仪式后，刘伯承邀请小叶丹和他的小头人们一起吃饭。红军把附近一个小集镇上的酒全部买了下来。酒席中，小叶丹表示，如果明天罗洪家族的人再袭击红军，他就带人把罗洪家族的村寨烧了。刘伯承劝解道：“彝人之间要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欺压彝人的国民党军阀。”这个观点让小叶丹很是折服。最后，刘伯承送给了小叶丹十几支步枪。按照彝族的最高礼节，小叶丹把自己骑的大黑骡子和两名漂亮的彝族女子一起送给了刘伯承。
黑骡子正好可以驮物资和伤员。彝族姑娘就算是参加红军了。
刘伯承把结盟的消息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地问一向严肃的刘伯承：“听说结盟的时候要跪下，你先跪的哪一条腿？”
红军将领和沽基家族的结盟，对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区至关重要。在以后的行军中，不
但袭击红军队伍的事件很少发生，粮食的筹集等也相对顺利了一些。小叶丹还专门派出彝人武装护送红军先遣队赶往大渡河渡口。与沽基家族对立的罗洪家族也曾经派人来试探红军，他们派来的探子是一个赤裸着身体的十四岁的彝族女孩儿，这个女孩儿直接走进了中央纵队的队伍中，她立即受到了朱德的妻子康克清等女红军的欢迎。女红军不知道这个女孩子的身份和任务，对她表示出了极大的友善和关爱。康克清给她穿上了干净的衣服，招待她吃东西，还送给她很多女孩子喜欢的小礼物。女探子高兴得连蹦带跳地地离开了，从此，罗洪家族的彝人再也没有攻击红军的举动。为了共产党人在彝人中的影响，红军专门留下了一名负伤的红军团政委，以帮助小叶丹组织起与国民党军对抗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后来联合了包括罗洪、洛伍家族在内的一千多人，几乎相当于一支红色游击队。当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追击到这里的时候，“彝务指挥官”邓秀廷把红军留下的那位团政委逮捕了，小叶丹家族倾家荡产，用一千五百块大洋把人赎了出来，但是小叶丹最终还是被邓秀廷以“通共有据”的名义杀害于大桥镇。被害之前，小叶丹对弟弟沽基尼尔说：“红军把咱们彝人当人看。刘伯承这样的大人物是守信用的。我死了之后，你要告诉刘司令，咱们彝人相信的是共产党和红军！”
五月二十四日夜，大雨。在翻越了最后一座山头后，刘伯承看见从山峡间汹涌而出的大渡河。
在安顺场防守的是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余味儒团的韩阶槐营。韩营长原来是在这一带有名的哥老会头目，他的部队基本上是上下都拜了“把子”的袍哥队伍。余味儒让他在这里防守的原因，也是认为他能利用在安顺场的势力联合这里的地方武装。韩阶槐到达安顺场后，为了确保渡口的安全，命令把南岸所有的船只和粮食全部弄到北岸，而且还在强迫安顺场街里的百姓们搬家，然后在街上堆了很多柴草，准备放火烧街以扫清射界。不知道是巧合还是韩营长有某种预感，他预定的放火时间是五月二十四日。这一天，中央红军的先遣队赶到了安顺场。而在中央红军先遣队之前，还有一支队伍赶到了安顺场，这就是在德昌至西昌间被红军击溃逃到这里的邓秀廷部的残兵，带领这些残兵的是邓秀廷的营长赖执中。要说在安顺场，赖执中的势力比韩阶槐还大，因为赖执中是安顺场最大的财主，安顺场大半条街的房屋都是赖执中的财产。五月二十四日，赖执中刚到，正好碰见韩阶槐的一个连长奉命准备烧街，结果烧街的举动立即被赖执中毫不迟疑阻止了。赖执中和那个连长争执起来，两个人一直扭打到河北岸，打到了团长余味儒那里。舍不得自己的家产的赖执中陈述了他阻止的理由，他说自己在刚从西昌那边跑回来，确切地知道红军已经顺着大路去了大树堡渡口，根本没有走安顺场这条小路。余味儒团长听了半信半疑，但赖执中一再保证说只要红军到达安顺场，他立刻带头放火烧街，于是余团长默许了。回到了南岸的赖执中还不放心，私下里违反军令，偷偷在南岸留下了一条船，准备在红军万一打来时自己逃到北岸去。
赖执中偷偷藏下的这条船，成全了三万多即将渡河的中央红军。
刘伯承率领先遣队也向安顺场出发了，他知道用不了一个昼夜，大渡河的南岸就会聚集起千军万马。眼下，大雨中的刘伯承只想着一件事：能否找到船？
刘伯承命令把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找来。看见孙继先，刘伯承说：“二营去下游牵制和吸引敌人，三营是先遣队的预备队，占领渡口的任务由你们一营完成。你马上去完成三件事。第一是拿下安顺场，占领后放上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是迅速找到船，找到了再放一堆火；第三，把一切渡河工具准备好以后，再放一堆火。三堆火都点起来，后续部队就上去！”
晚二十二时，在团长杨得志的亲自率领下，一营分三路，一连攻正面，二连和营重机枪排从东面，三连从西面，在大雨中向安顺场扑了过去。
韩阶槐和赖执中都侥幸地认为红军走大路去了大树堡。当一营已经悄悄摸进了安顺场街的时候，川军还在哨所里高声唱着川剧。枪声骤起，川军很快混乱起来，不是被打死打伤就是被俘。赖执中慌忙翻墙逃跑，翻墙的时候脚扭伤了，他的卫兵背起他跑到山上的彝民家里藏了起来。
一营二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船只，他们顺着河到处找，不见任何船的影子，正着急，看见河边有个黑乎乎的东西，细一看，是赖执中的家丁正准备划船往北岸跑，红军官兵们决不能让这条船跑了，他们在漆黑的雨夜里大叫起来，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硬是把这条船给拉了回来。营长孙继先一看有了船，立即命令把船拉到上游去做渡河准备。但是，这条大木船很大，红军官兵又没有拉船的经验，船在湍急的河水中不停地原地转圈，折腾了近一个小时船才被拉走。
刘伯承和聂荣臻在大雨中盯着安顺场方向，希望能看见孙继先点起的三堆火，但是一直等到了凌晨三点，一堆火也没看见。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渡口已经被占领，于是刘伯承跑到了河边，边跑边喊孙继先的名字。孙继先跑过来了，刘伯承大怒：“你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点火？”孙继先这才发现自己只顾作战和弄船而把点火的事忘了。刘伯承听了孙继先的汇报，尤其是听到已经搞到了一条船，火气顿时消了。本来准备立即渡河，但是百姓说无论如何晚上不能渡河，实在是太危险了。刘伯承想了想说：“一营睡觉！天亮了，街里能够搞
到什么好吃的全给你们吃，吃完了准备抢渡！”
这个夜晚，刘伯承没有睡觉，他找来有经验的船工，不但询问了渡河的种种问题，连操船的优厚报酬以及万一遇险的后事安排都谈妥了。看来红军准备在大渡河上架桥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当地的船工们都说，连在河中插一跟木桩都是不可能的，游水过去更是不可能，无论什么不等到河水中间就会被冲得没了影。
只有靠唯一的一条船，先把对岸渡口占领了再说。
五月二十五日拂晓，大雨停了。突击队十七名队员集合完毕， 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支冲锋枪，一把马刀和八颗手榴弹。
天色逐渐亮了起来。大渡河对岸被大雨洗刷过的悬崖高高矗立，悬崖下河水咆哮奔流。
刘伯承突然问：“赵成章来了没有？”
参谋回答说：“迫击炮和重机枪已设置完毕。”
刘伯承说：“告诉赵成章，咱们的炮弹没有几发，瞄准那几座碉堡，要打准！”
赵成章，那个红军中十分著名的“神炮手”，尽管他每次打炮前要先祈祷一番，但是关键的时候，他总能让红军宝贵的炮弹显示出惊人的威力。
木船离岸了。
对岸的川军很快就发现了红军的这条船，射出的子弹和炮弹把木船四周的河水打开了锅，而南岸红军的掩护火力也十分猛烈。木船在急流和弹雨中艰难地向北岸靠近的过程显得十分漫长，南岸的红军官兵眼看着船上的突击队队员中弹，眼看着船一头撞向河中的礁石上。刘伯承万分紧张，他知道，如果唯一的一条船抢渡失败，南岸也就没有船了，其后果不堪设想。在红军官兵们焦急的呐喊声中，操船的四个船工跳下了水，脚踏礁石背靠船帮拼死用力将船再次推进水中。船在极大的旋涡之中随时有翻覆的危险，船上剩下的四名船工奋力掌握着船的平衡。红军官兵们的嗓子都喊哑了：“机枪打呀！快撑船呀！”
红军的机枪手已经打红了眼，大渡河北岸硝烟弥漫。
船终于从礁石边的旋涡中挣脱了出来，在距离北岸还剩下五六米远的时候，船上的红军突击队对员们突然站了起来。在北岸的小村庄周围的阻击工事中，川军也冲出来了。对于已经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的红军突击队来说，这一刻只要稍有迟疑就会被在瞬间内消灭。
杨得志急促地命令重机枪压制川军的反击。
“神炮手”赵成章这一次没有事先祷告就开火了。这个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炮兵连连长早已把射击参数算准了。两颗炮弹出去，不偏不倚地在川军冲击队伍的正中爆炸了。
突然，从抢渡的一开始就吹响的军号停止了。
刘伯承和聂荣臻几乎同时喊道：“怎么不响了？怎么不响了？”
原来，小司号员发现首长们都聚到了前沿，怕号声引来敌人的子弹就停止了吹号。
刘伯承说：“赶紧吹！”
小司号员再举起军号时，不知是已把力气吹尽，还是因为首长在身边太紧张，竟然一时吹不出声了。
当过号兵的萧华一把拿过号用尽力气吹了起来。
木船“轰”的一声撞上了河岸。
川军的手榴弹雨点一样滚下来，岸边的悬崖石壁上响起了一连串的爆炸声。红军突击队队员从硝烟中穿过，沿着石壁上的台阶冲上了川军的阻击阵地。
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北岸被红军的突击队占领了。
将突击队送过河的那条木船掉头返回，运送第二批突击队队员到了北岸。
刘伯承对参谋说：给军委发电报，大渡河渡口已经被我军突破！
二十六日，大雨倾盆。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在大雨中向安顺场急促前进。路上休息的时候，毛泽东遇到一位当地的老秀才，毛泽东向老秀才问起渡河的事，老秀才看看毛泽东身前身后的队伍，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大军切勿在此停留！”
部队必须迅速渡河，一刻也不能耽搁。
但是，当毛泽东到达大渡河边的时候，他的担心终于成了现实。
红军一共才找到四条船。而且只有一条是好的，其余三条都需要修理。刘伯承计算了一下：一条船的最大容量是三十个人，往返一次最少要一个小时。从占领了北岸之后到现在，一天一夜仅仅渡过去了一个团。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需要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是，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已经越过了德昌正向大渡河急促挺进，川军杨森的部队距离安顺场也只有三四天的路程了。中央红军根本没有一个月的渡河时间。
一个新的渡河方案形成了：在此兵分两路。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继续从这里渡河，渡河后组成右纵队，由刘伯承和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北岸向上游的泸定方向前进，以接应从那里夺桥渡河的红军大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沿大渡河南岸奔袭至上游的泸定桥，在那里夺桥渡过大渡河。其他部队和中央纵队随后，一律立即改变行军路线向泸定桥前进。
这是一个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作出的冒险决定。首先，此刻红军无法确定上游一百六十公里外的泸定桥现在是否还在。即使那座桥还没有被川军破坏，红军也无法确定那里现在有多少川军的守桥部队。其二，命令所有的部队改路前进，从安顺场到达泸定桥有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沿途的情况未知。其三，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继续在安顺场渡河，其他部队改由泸定桥渡河，这就意味着中央红军将被大渡河分隔成两段。一旦从泸定桥渡河失败，中央红军将成为分散的两支部队，而会合将会使红军再次付出代价。最后，军委决定：从最
坏的情况打算，如果泸定夺桥渡河失败，两支红军不能会合，将由刘伯承和聂荣臻单独率领部队“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对于大渡河边的中央红军来讲，这是一个犹如破釜沉舟的决定。
中央红军的各军团再次面临极大的困难：沿着大渡河南北两岸向上游泸定桥前进的部队，必须在两天半的时间里奔袭万分崎岖又敌情未知的山路。仅就路程而言，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意味着他们必须以每天五十公里以上的速度行军。同时，位于安顺场下游的红三军团必须立即向西靠拢，不然就无法追上突然转向的主力。尤其是由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他们顺着大路到达大树堡佯装主力后，必须再不顾一切地追上在小路上主力。但是现在主力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