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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六日，中央红军突破安顺场渡口后兵分两路夺取泸定铁索桥的决定，当天就被国民党军的情报部门所截获。蒋介石紧急由重庆飞往成都，重新部署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剿”计划。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不敢怠慢，立即命令第四旅袁国瑞部火速向泸定方向增援。袁国瑞命令其三十八团团长李金山沿大渡河南岸阻击向泸定桥前进的红军，十一团团长杨开诚沿大渡河北岸阻击向泸定方向接应的红军，十团团长谢洪康率领部队为总预备队，第四旅旅部进驻龙八部。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都是沿大渡河两岸崖壁凿出来的山路。头顶巨石高悬，脚下万丈深渊，深渊下是蜿蜒奔腾的河水。
这是敌对两军的赛跑，目标是泸定县城西面那座在十三根铁索上搭成的摇摇晃晃的吊桥。
夜深了，一道闪电划过深谷，暴雨瓢泼而下。
这是一个万分艰难的夜晚。大雨中四周一片迷茫，伸手不见五指。因为有敌情，不能点火照明。但山路湿滑崎岖，一脚踏空就会跌下深渊。在这样的路上，红军官兵不能缓慢地移动，而是要竭力奔跑。更严重的是，官兵们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停下来吃口饭了，每个人的体力透支几乎都到了极限，如果一旦倒下就很可能再也起不来了。这时候，红军中所有的党员都分散到了战士们中间，他们用绳子把体力不支的战士绑在自己的身上，用最后一点体力拉着他们，显示出与每一个战士同生共死的决心。他们在黑暗的大雨中把身上背着的米拿出来，让战士仰起脸喝一口雨水，然后边跑边嚼湿漉漉的生大米。
大雨停了，突然间，四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看见大渡河对岸出现了一串火把，经过辨认，认出是川军的行军队伍。川军能够打着火把走，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如果对岸向这边联络，就让队伍里的川军俘虏用四川话骗他们。于是，四团官兵也点起了火把，而且比对岸川军的火把还要亮。点着了火把之后，王开湘和杨成武规定把所有的牲口、行李和重武器统统留下，由一个排在后面看管，其余的官兵必须以每小时奔跑十里之上的速度前进。暗夜中的大渡河两岸，红军在南岸，川军在北岸，敌对双方的两条火龙在齐头并进。
与四团齐头并进的是川军第三十八团的一个营，营长叫周桂。周桂正奉命率部火速前往泸定桥。他挑选出全营最精壮的官兵组成了一个突击排，远远地跑在了全营的前面。这个排的任务是把这支部队的军旗插到泸定县城的城墙上，并且负责把泸定铁索桥上的木板拆卸下来。
周桂营果然向南岸的四团发出了询问信号，红军司号员根据川军俘虏的指点，用号声回答说是“自己的队伍”。并行跑出了几十里后，北岸川军的火龙突然不见了，司号员赶快吹号询问，对岸的川军这次也用号声回答说：“我们宿营了。”
天色逐渐亮了起来。
前面，就是泸定桥了。
大渡河的这段河段古称“泸水”。海拔七千多米的贡嘎雪山和海拔三千多米的二郎山隔河对峙，大渡河在奇峰险山切出的深谷中冲出，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这里是川康要道上的天堑。康熙四十四年，为了打通京城、成都至拉萨的通道，清廷下令在这个巨大的峡谷上架桥。这是一座由铁索支撑起来的空中吊桥，桥长一百零一点六七米，十三根碗口粗的铁索连接两岸，其中九根为桥面，四根为扶手，铁索被分别固定在两岸的两块铁桩上。一九三五年六月末，以往在桥上通过的客商骡马不见了，桥面铁索上铺的木板已被拆去，大渡河两岸间的峡谷上铁索空悬。北岸桥头的桥楼已经被沙袋围严，形成一个坚固的桥头堡垒，从堡垒的射击孔中伸出的机枪面对铁索。泸定城一半在山腰，一半紧贴河边，正对桥的城门上城墙高两丈，上面也修筑了几座堡垒，配置的火力在桥面上形成了一张火网。
在北岸防守的是川军李天全部的第三十八团。这个团的先头部队三营，就是与红军隔河举着火把齐头并进的那支川军。三营的先头连比红一军团四团早两个小时到达泸定桥，连长饶杰命令士兵立即拆桥板，但是由于士兵们实在太累了，天又下着大雨，同时有不少人鸦片烟瘾犯了，因此桥板拆得极其缓慢。三营营长周桂到达之后，增派了士兵去拆桥板，同时开始构筑阻击工事。天亮的时候，团长李天全率李昭营到达，南岸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也到了，双方都没有犹豫就开始了射击。
万丈深渊之上，仅凭几根铁索就想突击到河这边来，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至少川军这么想。因此，他们一边向河对岸射击，一边不断地向红军高喊：“有种的你们飞过来！”
下午，四团夺桥的作战方案定了：二营和三营火力掩护，特别注意用火力阻击两侧的增援之敌，一营分三个梯队正面强攻。首先发动进攻的是由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带领的二十二人组成的突击队，他们强行攀索向北岸冲去。三连在他们的身后，任务是跟在后面铺桥板；三连的后面是一连，任务是在铺好的桥板上发起最后的冲锋。
下午四时，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打响了。
四团政委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当事先准备的全团数十名司号员组成的司号队同时吹响冲锋号时，我方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枪弹向旋风般地刮向敌人阵地，一片喊杀之声犹如惊涛裂岸。”
二十二个年轻的红军勇士向铁索冲去。
铁索剧烈地摇晃起来。
川军开始了疯狂的射击，红军的掩护火力也开始了猛烈的压制。炮弹呼啸，大河两岸皆成一片火海。川军的子弹打在铁索上，火星迸溅。红军一手持枪，一手抓索，毫无畏惧地一点点向北岸靠近。
三连连长王友才带领的官兵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们人人抱着木板，只要前面的突击队员前进一步，他们就在铁索上铺上一寸。
川军无法想到红军竟然就这样向他们靠近了。看着在铁索上越来越近的红军，他们惊骇地瞪大了眼睛，他们不知道世间除了红军还有什么人能够空悬在万丈深渊上顺着那些摇晃的铁索发起冲击。
红军的军号声连续不断地怒号着，所有火力的愤怒喷射声惊天动地。
二十二名红军突击队队员已经靠近了泸定桥北岸桥头堡。
就在红军勇士即将接近北岸的时候，北岸桥头突然燃起了大火，川军把拆下来的木板堆在桥口，泼上煤油点燃了。
火势凶猛，顿时映红了渐渐暗下来的黄昏天色。
南岸的杨成武大声喊：“同志们！这是最后的关头！莫怕火！冲过去！冲呀！敌人垮了！冲呀！”
南岸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呐喊起来：“冲呀！莫怕火！冲过去就是胜利！”
冲最前面的廖大珠连长一挥手：“同志们，跟我前进！”然后他站起身，第一个冲进了火海。
第二个迎着火海冲去的，是一个苗族小战士。
接着，突击队员们一个跟着一个冲过了火焰，冲上了川军丟下的泸定桥桥头堡阵地。
后续梯队踩着桥板，不顾一切地过了桥，蜂拥进泸定县城。
泸定县城里的巷战进行了两个小时。
最后的时刻，川军团长李天全得知自己的身后也出现了红军，他立即命令周桂的三营掩护团主力撤退，而周桂营长则把掩护任务交给了饶杰连长。但是，饶杰连长没等红军到跟前就先跑了。周桂营长一边撤退一边收容自己的官兵，最后发现他的三营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傍晚时分，刘伯承率领的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沿大渡河北岸到达了泸定桥边。与二师四团在桥头会合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晚十时，大渡河谷夜风强劲，刘伯承和聂荣臻提着马灯，在王开湘和杨成武的引导下，走上了泸定铁索桥。刘伯承从桥的这头走到那一头，然后又从那头走回来。在桥中心，他停下了片刻，用脚跺了几下桥板，铁索桥剧烈地晃动起来。刘伯承喃喃自语道：“泸定桥，泸定桥，我们胜利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走上了泸定铁索桥。走到桥中央，毛泽东停下来扶着冰冷的铁索说：“应该在这里立一块碑。”
从泸定向北有三条路可以选择：走西面，要从大雪山的西麓绕过去，是一条马帮走的小路，通往川北的阿坝地域，由于绕路这条路的路程较长。走东面，是一条传统的大路，沿途都是人口稠密的城镇，可以直通成都，但是这条路上肯定会有敌人重兵把守。还有一条路，在东西两条路的中间，由于需要翻越险峻的雪山，连马帮都很少通过。
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走中间这条路。
当时中央红军并不知道红四方面军的确切位置。但事后证明，这条路恰恰是两军会合距离最近的一条路——此时此刻，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中间，仅仅隔着一座雪山。
向雪山前进首先要翻过大渡河北岸的二郎山，翻越二郎山必须经过一个叫林化坪的集镇。从大渡河沿岸溃败下来的川军袁国瑞旅堵在了红军的这条必经之路上。
没有可以绕行的路，红军必须打过去。
红一军团一师向被土围子围起来的林化坪镇发起了攻击，镇子很快就被红军占领。阻击的川军逃到了镇北的一个险要的山垭口凭险据守，一师的攻击持续了一个晚上，山垭口依旧没有被攻破。
清晨时分，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把王开湘和杨成武叫来了：这里距离大渡河仅仅几十公里，中央红军的大对人马全都聚集在这里，如果不赶快开辟出前进的道路，调动完毕的敌人一旦发动反击，情况就会非常危险。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拿下这个山垭口。
细雨霏霏，莽莽丛林和层层山峦全都被遮盖在浓重的雨雾中。只有一条很窄的小路顺着
山势蜿蜒向上，小路的一面是悬崖，一面是峭壁，川军在小路上和路的两旁都埋了地雷，阻击主阵地就在峭壁的顶端。
攻击的任务交给了四团六连。
刘亚楼政委问六连连长黄霖有什么困难，黄霖说：“我的连队一天多没吃饭了。”
刘亚楼说：“告诉师机关和直属队，把干粮全给六连！”
吃了点干粮的六连很快了消失在被雾气笼罩着的山林里了。
红军官兵刚开向崖壁攀爬，川军的冷枪就飞过来了，其中一颗流弹把指导员的脸擦伤了。连长黄霖说：“好兆头，好兆头，这叫见面红！”
六连攀上了山腰上，山风渐渐强劲起来，吹散了云与雾气。黄霖观察了川军的阻击阵地，发现左边的崖壁是没有设防，于是决定从左边爬上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六连开始在野藤和乱石中登崖。遇到笔直的峭壁，他们就搭人梯，有官兵被苔藓滑倒，坠落了下去。在接近崖顶的一道石壁前，一名战士爬上了一棵古树，利用树梢的柔韧，居然荡到了悬崖顶的边沿。他在那里落下站稳后，从上面放下了连接在一起的绑腿带子，下面的官兵一个跟一个拉着绑腿带子往上爬。爬上崖顶，每一个人都大汗淋漓。黄霖督促官兵检查枪支准备战斗。这时，一个战士看见一股白雾飘上了崖顶，再一细看就看出了蹊跷：这不是雾而是烟，冒烟的地方就是敌人的主阵地。
黄霖一声令下，六连的官兵们抱着枪，从陡坡上开始往下滑。不管下面是什么，只管直接向敌人滑下去！
果然是川军的阵地。
川军受不住湿冷的天气，正在烤火，红军从头顶伸出的悬壁上落下来了。
六连没有任何犹豫，管他是一个团还是一个旅，机枪朝着阵地来回扫射。
川军借助兵力优势试图将六连压下去，但是身后是绝壁的六连如同大树一样死死地扎在山崖上。黄霖下达了上刺刀的命令，在敌人近得可以听见喘息声时，六连的决死拼搏开始了。在六连牵制敌人的同时，四团主力从正面冲上了阻击阵地。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看见了令他们震惊的情景：山崖上到处是川军丢弃的武器和尸体，数百名俘虏龟缩在崖壁下瑟瑟发抖。而在敌人的尸体中，数十名红军官兵躺在血泊中，和敌人的尸体摞在一起。三排长的身后是一条长长的血迹，他一直爬到敌人的机枪跟前与这个川军射手紧紧地抱在了一起。王开湘看见牺牲的三排长时，忍不住落了泪，年轻的红军排长身上布满了凝着血的弹孔。二排长已经奄奄一息，手里还握着刺刀，刺刀的刀刃深深地插在一个川军的肩胛骨里。一排长没负重伤，但也是浑身是血，王开湘和杨成武上来的时候，的正抱着一挺“花机关”向川军逃跑的方向来回扫射，他一边打一边说：“我早就想缴获一挺这玩意了。好使！真好使！”看见主力来了，他扔掉手中的机枪，蹲在牺牲了的三排长跟前哭了。杨成武悲痛万分。他们都是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在以往艰苦征战的日子里，他和他们每个人都拉过家常，他知道他们每个人梦想着什么。梦想还没有实现，他们就死在了这个细雨中的山崖上不知道以后当革命胜利了是否还会有人记得他们，自己是否能有机会再来这个荒僻的山崖看望他们。杨成武走到一排长身边，替他擦着脸上的血，将他抱了很久。这位一直想得到一挺“花机关”的红军排长在不久后的战斗中也牺牲了。
中央红军开始通过林化坪，整整一夜，周恩来站在没过脚脖子的烂泥之中指挥部队。毛泽东也在徒步行军，他把担架让给了身边一位正生着病的工作人员。突然，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了。毛泽东仰起头去看，一颗炸弹朝着他落了下来，警卫员飞身扑了过去，巨大的爆炸声过后，警卫员陈昌奉被爆炸的气浪推出去很远，警卫员胡昌保被严重炸伤。毛泽东和医生们赶快给他包扎，但是这个小红军已经呼吸微弱了。毛泽东抱着胡昌保轻轻地说：“会好起来的，我们抬着你走！”小红军胡昌保说：“主席，我感觉血都流进我的肚子里了。我不行了。我没什么牵挂，主席多多保重！”胡昌保死了在毛泽东的怀中。毛泽东把胡昌保平放在地上，当他站起身的时候，他掉了泪。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黄有凤说，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毛泽东掉泪。战士们挖了个简单的墓穴，毛泽东把一条毛毯盖在胡昌保的身上，安葬了这个小红军。红军走出很远后，毛泽东又迈着大步折了回来，他在胡昌保的坟头上添上了一把土，然后才离去。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翻过二郎山后，迅速突破了川军在天全、芦山的阻击线，接近了大雪山夹金山的脚下。
对于大部分官兵都是南方人的中央红军来讲，即将翻越雪山比面临一场战斗更为令他们心情紧张。有从福建参军的小红军问十九岁的少共国际师师长萧华：“师长，雪是什么样子？”萧华说：“和面粉差不多，但是比面粉还白。”而从江西参军的小红军接着问：“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云吗？”萧华愣了一下，认真地看看这个江西小老俵，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文化！”在和当地老乡们的交谈中，红军官兵对有关雪山的一切譬如雪崩、寒冷、缺氧有了初步的了解。年长的老乡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过的话，早晨和黄昏是一定不行的，要过，必须在上午九时以后、下午三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壮气，最好手里再拄根拐棍。”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一早，前卫部队红一军团四团将仅存的两串辣椒煮成了两大锅辣椒水，每个官兵一人一碗，喝完，上午九时部队向着夹金山大雪山出发了。 四团的前卫是二营六连。在陡峭的雪路上，穿着单衣的六连官兵用刺刀在坚硬的冰面上挖出脚窝，后面的队伍踩着这些脚窝前进。由于行进极其缓慢，没过多久，队伍便拉得很长很长。遵义会议后，李德的翻译伍修权被调到红三军团任副参谋长。他走在缓慢的爬山队伍中，亲眼看见有官兵只要坐下来休息就再也没有站起来，于是他反复告诫自己决不能停下来一步。接近山顶的时
候，伍修权看见雪地上躺着几十具姿态各异的红军官兵的尸体。中央纵队中的女红军们也是一身单衣。贺子珍和刘群先一起拉着马尾巴爬山。无论刘群先如何劝说，贺子珍都不肯骑在马上，她认为红军要走的路还很远，如果把马累死了，困难就更大了。一向身强力壮的担架队员刘彩香实在太累了，她一头栽倒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