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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真正盼望的奇迹不只是翻越大雪山，而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合。
四团已经开始下山了。下到山脚的时候，一条深沟挡在了路上，红军官兵们沿沟寻找继续北进的路。就在这时，沟口方向传来了一声枪响。
前卫二营营长曾庆林报告说：弄不清是什么队伍，喊话也听不清楚。二营立即展开了战斗队形，四连做好了出击准备。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在望远镜里观察，发现前面竟然出现了一个了小村庄，村庄的四周影影绰绰地有不少人在走动，这些人背着枪头上戴着大檐帽。
这样的装扮王开湘和杨成武从未见过。
司号员用号声联络，对方用号声回答，但是双方都没听懂是什么意思。
四团派出三个侦察员摸了上去。
主力部队以战斗队形缓慢前进，一点点地向对方靠近。
一阵风似乎把对方的喊声送了过来，但是声音微弱得还是什么也听不清。
四团官兵沉默着，依旧向对方摸过去。
对面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了：“我们是红军……”
四团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前卫，前卫的前边怎么还会有红军？
没有人跟四团的红军官兵们说过红四方面军会出现在夹金山的北麓。
但是，就在这个时刻，派出的三个侦察员飞奔而来，一便奔跑一边高声叫喊：“是红四方面军！是红四方面军！”
王开湘和杨成武终于听清了来自前面那个雪山脚下的小村庄的叫喊：“我们是红四方面军！我们是红四方面军！”
这一刻，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官兵永生难忘。
只愣了片刻，两支队伍的红军官兵们开始奔向对方，然后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这是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中午时分，地点是夹金山北麓达维小镇以南一个叫“木城沟”的藏族村庄。
那一刻，阳光下的雪上一片金黄，木城沟里的高山杜鹃迎风怒放。
长征 九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凌晨，在陕西南部户县一个叫南乡的村庄里，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正在一盏油灯下给中共中央写报告。
油灯火苗跳跃，吴焕先心情激动。报告详尽汇报了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一年来的政治与军事行动，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对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决定西进陕南作出了解释。在这份名为《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的最
后，吴焕先写道：“自离开老苏区后到现在没有上级的指示，也没有当地党的帮助，不知我们的行动是否错误。”而目前“群众工作、党的组织十分的薄弱”，红军的力量也没能扩大到足以“有力地迅速地消灭整批敌人”，以“创造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因此，是否“可以同二十六军、二十八军会合起来，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请求中央给予指示。同时，鉴于红二十五军“军事干部异常缺乏”，希望中央派来得力的团长、师长、参谋长、政委，派来得力的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
“六月十三，红军出山。”
一九三五年，陕西长安县一带开始流传这样一句民谣。
民谣指的是红二十五军于七月中旬西出秦岭逼近了陕西省府西安。
在终南山外一个叫引驾回的地方，红军官兵捉住了当地的一个国民党区长。副军长徐海东和政委吴焕先都觉得在军事上有文章可作，就让这个区长给西安打电话，想把敌人调出来一股，然后打个伏击战。吴焕先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让那个区长照着在电话里说一遍，大致的意思是：共匪有出山的模样，请赶快派兵来。电话的那一头说：“毛炳文军长已经顺着西兰公路往西去了，于学忠的部队也从凤翔往西调呢。现在无兵可派。”徐海东在这个区长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张《大公报》，随手拿起来一看，映入眼帘的一条消息令他十分兴奋。消息说，红军的两支主力部队已经在毛儿盖附近会合，其前锋正在通过松潘。
吴焕先和徐海东拿着报纸跑到了躺在担架上的军长程子华那里，程子华看完报纸后想了想说：“很有可能。”
红二十五军领导决定部队立即出发。一口气向西走了三十公里才停下来，停下来的地方叫沣峪口。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沣峪口召开了会议。会议作出的一个重要决定是：红二十五军西去陕甘苏区与那里的红军会合。同时一路争取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会议向全体红军官兵提出了“我们这三千多人就是全牺牲了，也要牵制住敌人，让红一、红四方面军顺利北进！”的口号——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决定，是鄂豫陕省委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战略性决策。这一决定使红二十五军成为从绝境中脱险的中央红军的开路前锋，并为中国红军乃至中国革命最终能够在陕北立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沣峪口会议的第二天，红二十五军上路了。
红军官兵的目标已经十分明确，因为他们刚弄到一份七月十六日的《大公报》，上面的报道是：“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对于一路转战历尽艰辛的红二十五军官兵来说，前进的目标令人鼓舞：向西，向主力红军靠拢！
红二十五军重新出发的第二天，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给所属陕军各部队发出了一封密电，密电对红二十五军向西北方向开进的目的作出了准确判断：“ 综合最近情报，徐海东股匪主力已窜至留坝、佛坪间之江口镇、黄柏楼、二郎坝附近，有进犯汉中附近或向凤县、天水一带窜扰，以牵制我军，策应朱、毛及徐向前各股之势。”密电刚刚发出不久，杨虎城就接到了前线的战报：在川陕公路上，胡宗南的一支别动队突然遭到徐海东部的袭击，四个连全部被消灭，一个兵也没能跑出来。更严重的是：一名姓何的少将参议落在了红军手里。
袭击胡宗南的别动队的是二二三团的一营，袭击地点在陕甘交界处的双石铺。双石铺，今天的凤县，位于川陕公路重要交通要道上。红军发起袭击的时候，四个连的国民党兵正押着大批民夫抢修西安至汉中的公路，他们根本没有应战准备，除了被打死的之外全部被俘。红军发起袭击之前，一营三连奉命向双石铺东北三公里处派出了一个排的警戒哨，警戒哨刚布刚置完毕，红军官兵就看见从凤县县城方向来了一副滑竿，滑竿上坐着一位国民党大官，红军官兵立即扑了上去。
吴焕先对这个少将参议进行了审问。审问的问题单刀直入：红一、红四方面军现在在哪里？少将参议回答说：“贵军两部在懋功附近会合，现在毛儿盖一带休整，有北进的企图。”再问的问题依然单刀直入：国民党军在这一带是怎么部署的？少将参议回答说：胡宗南的第一师、鲁大昌的新编十四师、王钧的第三军、邓宝珊的新编第一军以及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分别部署在川西北、甘南一线，渭河沿线和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一线。
红军在滑竿上又发现了一张七月二十二日的《大公报》，上面的报道是：“红军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郎山，向北行进……似有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迹象。”
红二十五军领导拿那着报纸立即开会，会议决定：部队进入甘肃南部，威胁天水等城市，在敌人防线的后方大造声势，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也要把陕甘的国民党军队拖住，以减轻主力红军的压力，迎接他们顺利北进。
八月三日，红二十五军自陕西凤县越过省界，手枪团和军部交通队一部化装潜入了甘肃两当县，策应随后开来的先头部队迅速攻占了县城。两当县县长朱志和声称自己率县保安队
“奋勇抵御七小时之久”，而实际上红军的杀声一起他就已经逃出县城有十里远了。红军在把县政府里的文件档案搜集了之后迅速穿城而过。红军的队伍出县城北门径直向北，翻越了麦积山，直逼天水城下。
攻击天水的行动是佯动。这座县城一共有五座城门，要打下来并不容易，红
军攻击的目的是要把西面的敌人调回来，然后乘虚西进。九日晚，军主力沿着天水城南边的一条小河悄然向西，副军长徐海东亲自率领二二三团二营猛攻天水城的北关，在占领了北关之后，他们放火点燃了一座造币厂，大火熊熊燃烧起来之后，二营的红军官兵迅速撤离。天亮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县城西北二十五里的地方吃早饭了。红军攻击天水的行动令国民党军大为吃惊，国民党军第三军第十二师的一个旅奉命紧急回援，结果被红五军袭击了其后卫部队。
绕过天水向北，就是那条横贯陕甘的大河渭河了。此时，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四师滞留在天水东北面的清水县附近，始终踌躇不前，与红二十五军隔河对峙。红二十五军遂决定从天水西面的新阳镇附近渡过渭河，以避免与牟中珩的第一一四师交火，同时还可以把身后追击的敌人甩开。
在渭河边，徐海东看了地形后，决定先派一个连渡河，占领对岸的一座小庙，以掩护主力的渡河行动。由于只弄到了一条小船，官兵们就又弄来了根又粗又长的绳子，待小船到达河对岸后，再利用河两岸的大树把绳子固定好，然后官兵们头顶着枪支弹药沿着绳子溜过去。
红军渡过了渭河，蒋介石焦急万分，他不断地发出电报，命河南、河北等地的部队向天水方向增援。八月十日，蒋介石在电报中说：“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取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匪。”蒋介石的这番话，足以证明红二十五军牵制国民党军队以减轻主力红军军事压力的意图已经初显成效。
渡过了渭河的徐海东心里有点不踏实。
应该说，部队没有遇到国民党军队的阻击，顺利地渡过了渭河，这是有很大侥幸成分的。可是，一旦过了河发展不顺，想走回头路，在军事上就十分危险了。吃了晚饭，徐海东找到吴焕先，说：“我们能接到中央更好，接不到，这条水是个大害。往回走准带尾巴，就是背水作战，搞不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吴焕先说：“我对渭水也有考虑。假如遇到敌人，怎么过好？不打死些，也要淹死些。”
渡过渭河之后的行动让吴焕先和徐海东思量了一夜。
第二天，八月十一日，红二十五军攻击并占领了秦安县城。
得知红军攻击两当县城后一路西进，接着又渡过了渭河开始北上，秦安县县长杨天柱已经有好几天寝食不宁了。他向上级请求派部队前来守城，但是请求没有任何回音。他知道红军一旦攻城定会凶多吉少，于是命令全城三千多家商户百姓将财物粮食设法藏匿，然后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出城躲避。藏匿财物和争相出城的举动持续了好几天，秦安县城终于成了一座空城。上午十点，红军到了，攻击县城的第一枪跟着就打响了。此刻，防守秦安县城的只有县保安队，一共五十四个保安员，除了放哨和担任其他任务的之外，实际守城的只有三十一人。秦安县城是一个大县城，由一座老城和三座边城组成，仅城门就有十二座。每座城门的防守兵力还不足三人。红军的枪声一响，保安队队员立即跑了。红军分三路攀城而上，打死了几个保安队队员后，秦安县城落在了红军手中。杨天柱看见红军来了才跑的，由于过度惊恐，他在事后写给上级的报告中居然说他看见红军官兵“额前系以红花”：先至城下者，约八九百人，均持短枪，并有少数自动步枪、手提机关枪，马数十匹，行动敏捷，剽悍无比，身着蓝衣，两袖围以约五分宽之红布，头戴八角帽，额前系以红花，口音混杂，各省人均有，似南方人最多。陆续至者，有二千人，枪支不全，服装褴褛。”——秦安县县长也许此前从没见过红军，他虽不敢与红军作战，却将红军个个看得十分仔细，只是将红军八角帽上的红星看走了眼。至于县城的丢失，他是这样向上级报告的：“职本与城共存亡之决心，引枪自殉，奈被左右拦阻，不得已率队分头冲出。”
红二十五军穿过秦安县城继续向北。一支不知番号的国民党军在后面紧追不舍。徐海东被吴焕先叫了去，吴焕先说：“还不作出决定的话，我又得一夜不睡。现在不需要省委开会，咱两个下决心就行。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接不到中央怎么办？”徐海东说：“能接到最好。接不到咱们就进陕北，去找刘志丹。我们不是不要陕南了，是敌人的封锁和渭河让我们回不去了，天上的牛郎织女也不愿意隔开嘛，咱们在哪里都是革命！”吴焕先说：“这个渭水很讨厌，越往下游水越大，根本不能徒涉。我同意你的意见，继续向北，接到中央更好；万一接不到，咱们就朝着陕北走！”
八月十四日，红二十五军逼近了秦安以北七十多公里的静宁县城。部队从县城的西面穿过了西兰公路，很快就越过甘肃省界进入了宁夏，到达了一个叫兴隆的小镇。
这里是回民区。许多红军都听说过回民的强悍，历史上远到左宗棠近到冯玉祥都曾兵败于回民。红二十五军领导一致认为，绝不能与回民发生任何冲突。吴焕先集合部队讲了话，要求全体官兵严格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红二十五军为此作出了很多规定：绝对不准食用猪
油；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民的经典，回避回族妇女，买卖要公平，甚至还规定即使从井里打水也不准使用自己的水桶。这是一个有数百户人家的小镇，小镇里有一条小街，街南有一座很大的清真寺。
部队开进的时候，镇子里的回民百姓都躲在屋子里，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红军。
红二十五军在这里休整了三天，由于和回民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官兵们不但没有受到排斥，反而受到了优厚的款待。吴焕先亲自召集当地的知名人士座谈，讲明红军是北上抗日去，不对回民群众征集粮款，也不拉夫派夫。军领导还吹打着洋鼓洋号去清真寺拜访了当地的阿訇，十二张桌子抬着四块银子、六只肥羊和一块写有“德高望重”的额匾。清真寺的阿訇按照民族礼节宴请了军领导，还赶着一群染成红色的羊送到军部作为回拜，他们也给红军送了一块匾，上面写着“劳苦功高”。红军官兵把镇子里的那条小街打扫得干干净净。
红二十五军离开的时候，镇子里的百姓都出来欢送红军，小街的两边摆满了香案和点心，并有向导在红军队伍的前边带路。这些向导都是回民自己安排的，而且一站接一站地传递，红军的队伍每走出数十里，前边的向导一声呼哨，立即就出现了新的向导接着给红军带路。
在兴隆镇，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召开会议。与会者综合了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情报和消息，认真分析了主力红军可能的走向，最后一致认为：主力红军如果北进一定会从这里经过，而且必然要跨越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于是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在西兰公路附近牵制敌人，并尽一切可能控制公路，等待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到来。
红二十五军官兵认为，他们盼望已久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他们预期的等待时间是半个月。
八月十七日，红二十五军从兴隆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