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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第三军转战在湖南西部，中国革命史中称那片开满高高的巴茅花的土地为湘西。红三军的领导人名叫贺龙。
第六军团在撤出根据地后的一次次突围中损失严重，唯一的收获是他们发现在所有企图消灭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黔军的战斗力是最弱的。于是，第六军团决定迎着黔军打开缺口以冲出包围圈。这个判断果然正确，红军最终击溃了黔军的阻击一路进入贵州，占领了贵州东北部的一个小城镇——旧州。在旧州，军团长萧克万分惊喜，因为他得到了一张一平方米大的地图。这张珍贵的地图上的文字是红军不认识的洋文，为此，萧克把旧州天主教堂里一个叫薄复礼的英国传教士叫来了。
三十六岁的薄复礼原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出生在瑞士德语区，后移居到英国曼彻斯特。他在一个从中国回到曼彻斯特国的传教士那里知道了中国，并开始向往去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这天夜里，这位又细又瘦又贫穷的传教士在担心失去生命的巨大恐惧中，就着一盏煤油灯的亮光，用了大半夜的时间将那张地图上的法文全部翻译成了中文。这个举动一下就缓解了红军与传教士之间的敌对情绪。但最终薄复礼还是被要求留在红军队伍中，因为面对日益严重的伤亡红军认为他能搞到药。传教士薄复礼就这样跟随着中国
工农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并且在历尽艰难困苦之后活了下来。他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在昆明附近被释放，当时军团长萧克主持了一个小小的欢送会，红军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只鸡让他品尝。薄复礼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后对全世界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
对旧州的占领并没有缓解第六军团所面临的危机，萧克在地图上找到了与红三军会合的准确位置，而去往那个方向必会陷入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第六军团决定暂时放弃直接向北，转向西，渡过纵贯贵州境内的水流湍急的乌江，再以乌江为屏障寻找机会向红三军靠近。但是，当第六军团到达乌江岸边准备冲破黔军防线的时候，中革军委的电报又到了，电报严令他们“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动”。电报同时说，贺龙的部队已经占领贵州与湖南交界处的印江，作好了接应第六军团的准备；而追击的国民党军正在向南移动，第六军团应该立即向贵州东北部的石阡一带前进。从地图上看，这确实是与红三军会合的最近的一条路线。但是，随后发生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军已经向南移动的情报是毫无根据的推测，而这一推测几乎断送了整个第六军团。此刻，敌人已准确地判断出第六军团如果急切地想与贺龙的部队会合，于是，当第六军团在乌江岸边研究如何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军、黔军、桂军和湘军已经制订出了完整的大规模合围计划。第六军团就这样从乌江边折回，一步步走进了一个埋伏着巨大危险的包围圈中。
十月七日凌晨，第六军团从乌江边的走马坪出发了。三营为前卫团的前卫营，三营营长周仁杰处在团侦察班与营尖兵排之间，他认为这个位置有利于处置随时发生的各种情况。
前卫营进入甘溪镇后，团侦察班和营尖兵排伸出镇外，向石阡方向观察警戒。此时，第六军团的大部已行至官庄至甘溪的十几公里的山路上。尽管中革军委的电报说敌人已经向南移动了，也就是说，至少今天可以放心地按照预定路线前进，因为无论是前面和还是后面都没有敌情，但是军团指挥员们还是无法完全放心。队伍出发后不久，军团部特别询问了在路上遇到的邮差，并且仔细研读了从邮差那里获得的报纸，而无论邮差的话还是报纸的报道，都证明中革军委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这一切似乎很好，因为很久没有这样的情况了。数月来第六军团一直处在被堵截和追击之中，每天传给部队的行军命令只能含糊地把宿营地点写成“相机宿营”，而今天关于宿营地点的命令中明确地写着：甘溪。可是，尽管情况很好，却总是好得令人有点不那么放心。此刻，第六军团的士兵们坐在湿漉漉的路边开始休息，女战士甚至开始梳理让雨水淋湿的头发。马上就要到达宿营地了，如果太阳能够出来，找到些干柴烧些热水把肿胀的脚泡一泡，幸运的话再找到些包谷山芋什么的塞到嘴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第六军团红军官兵的所有美好的期望，都被那三个在雨雾突然出现的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跟在他们身后的那条土黄色的狗彻底粉碎了。
周仁杰的手下意识地伸进衣服摸出驳壳枪，同时向穿着便衣的侦察班长周来仔递了个极特殊的眼神。周来仔带领几个同样穿着便衣的侦察员迅速迎了上去，然后突然扑倒了两个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另一个人连同那条土黄色的狗跑掉了。狗在奔跑时狂吠不已，凄厉的叫声打破了山野的寂静。被红军侦察员抓获的人咿哩哇啦，说的是周仁杰听不大懂的土话，这些发音奇怪的土话和疯狂不止的狗叫混杂在一起，使周仁杰顿时紧张起来。土话是广西方言，可以肯定，眼前的这两个人是桂军的侦察员。接着，俘虏的口供令周仁杰的脑袋像炸开了一样：桂军十九师的先头部队已经接近甘溪镇北面的山脊了。
周仁杰立刻命令把这两个俘虏送到军团部去，同时命令两个连沿着镇边的土墙火速散开，机枪配置在侧翼，另一个连跑步上山占领前面的无名高地——这一切，都是周仁杰的本能反应，是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瞬间作出的决定。
但是，俘虏送走了好一会儿，周仁杰仍没有接到军团传来的行动命令，他看见的依旧是正常行军的景象：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一部已经陆续进入了甘溪镇，几个干部坐在一家店铺门口好像在开会，红军士兵已经开始做饭，炊烟正慢慢地向镇子的上空飘散。而主力部队仍在镇外远处的土道旁休息。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过去。
接近中午十二时的时候，枪声响了。
枪声居然来自镇中！
镇子里传出的枪声令红军惊异万分，他们随手用桌子和凳子当掩体，一边没有目标地四处射击，一边急速地向镇外撤退。
查阅现在所能查到的所有史料，也无法查清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上午，在九时至十二时之间的三个小时内，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指挥员面对突发敌情为什么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唯一能够说得通的推测是，他们完全相信了中革军委的电报，把当前的重大敌情判断成了企
图骚扰他们的小规模的地方武装。在这生死攸关的三个小时内，他们既没有下达展开部队以抢占有利地形的命令，也没有部署遭到袭击之后部队的作战方案。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桂军突然发起攻击的时候，除了周仁杰的先头营之外，整个第六军团从军团指挥员到普通官兵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桂军在这三个小时里占领了甘溪镇北面和东面的制高点——群宝山和白虎山，迫击炮阵地设置完毕，机枪扫清了射界，桂军那些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步兵在布满山脊棱线的低矮树丛中时隐时现，使山脊两面的山岭如在风中起伏涌动。其中，一个营规模的桂军正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分两路向甘溪镇的左右两翼迂回，远远地看过去像是两道浑浊的泥水正沿着河道蠕动而来。而另一股桂军——其领头的定是个富有作战经验和冒险性格的老兵——钻进了一条用厚木板封住顶部的暗水沟，这条暗沟自镇北的小河一直通到镇中。十二时响起的枪声就是他们突然掀开头顶上的木板射出的。
短暂的交火之后，大批桂军成散兵队形沿着干河道冲来。
桂军设置在制高点上的机枪和迫击炮一齐开火，掩护步兵前进。
当桂军快要冲过河道的时候，周仁杰突然站了起来，驳壳枪和呐喊声同时响了：“打！”
在桂军被子弹和手榴弹暂时压制的空隙里，周仁杰迅速调整了部署，留一个连和一挺重机枪在原地阻击，命另外两个连爬上附近的一个无名高地挖掘工事，以迅速扫清机枪的射界。周仁接的部署刚刚被实施，桂军又开始了兵分两路的冲击：一路仍从正面，另一路从侧翼的白虎山向下冲。桂军的火力十分猛烈，步兵很快逼近了红军的阵地前沿，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已从阵地的右翼突了进来。
周仁杰问身边的教导员：“团部有什么指示？”
锡教导员回答道：“没有。”
周仁杰，湖南茶陵县一位农民的儿子，十七岁参加游击队，十八岁加入工农红军。周仁杰沉默了一下，对他的教导说：“必须把敌人顶住，准备牺牲吧。”
甘溪镇的枪声令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另一位营长刘转连顿时警觉起来。几乎在枪声响起的同时他开始迅速跑步前进，不一会儿，他看见了他的先头部队一连已经被猛烈的火力压制在一条山沟里。一连此时的处境几乎是绝境：山沟的一面是陡崖，官兵全部被压在沟底；而崖上的桂军一边居高临下地扔手榴弹，一边逐渐向下挤压。一连通信员冒死从沟里爬了出来，他报告说：一连没有手榴弹了。不但崖上有敌人，在沟底，身后的敌人正在大量增援。刘转连立即命令二连带机枪从侧翼迂回接敌，以减轻一连的压力。他还要求营部通信班和三连每人拿出一颗手榴弹支持一连。手榴弹是由人组成的插入前沿的一条传递线递过去的。得到手榴弹的一连立即在面前形成了一道火墙，往下挤压的桂军暂时被遏制了。刘转连在这个短暂的瞬间向后看了一眼，他知道，必须在这里为大部队冲击出一条通道，无论为此将付出多大的代价。
尽管前面已经发生了战斗，但第六军团的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依旧在通往甘溪的土道上缓慢向前。而桂军在正面进攻受到阻击之后，已分成两路向西运动，企图直接侧击第六军团主力。也就是说，此时此刻，红军与桂军双方的主力仍在迎面运动。于是，当第六军团突然发现敌人就在眼前时，已经来不及给下达明确的作战命令了。
在先头部队五十一团的阻击方向上，桂军的大部已经冲进了甘溪镇，并在镇南一个叫青龙嘴的高地与红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桂军猛烈的火力冲击令红军很难守住这一地势上的要地。军团机关被迫作出了全面撤退的决定。军团参谋长李达带领一个机枪连与五十一团和四十九团的两个团部向东南方向撤退。军团党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与军团机关和部分官兵一起离开土道折进了没有道路的山谷密林中。而已被分割包围的四十九团、五十团和五十一团，为了给军团机关赢得宝贵的转移时间，拼死阻击着桂军洪水般的冲锋。桂军武器精良，每个班都配有机枪，数十挺机枪一齐扫射，谷底中岩石上火光四射，坡上的枯草被飓风般呼啸的子弹引燃，熊熊大火映红了整个甘溪上空。
四十九团一营营长刘转连在最后关头开始组织正面强攻，力图给被包围的红军杀开一条血路。副营长樊晓洲命令机枪火力掩护二连冲击。红军士兵手扒着陡峭的崖壁缝隙，头顶着如雨的枪弹向上爬。不断地有人掉下来，不断地又有红军接着拥上去。在一排长的带领下，二连最终爬上了敌人的阵地。司号员蔡百海在爬上崖顶的瞬间，一手提着号一手提着马刀喊：“营长命令，冲呀！”二连终于用血肉之躯在敌人的冲击线上撕开了一条裂缝般的生路。四十九团与五十团的官兵混杂在一起从这道裂缝间向南撤去——他们不知道前面一个叫羊东坳的山涧会成为他们的死亡之地。
羊东坳山深涧狭，只有一条很窄的水槽从那里通过。退下来的红军官兵拥挤在一起走上水槽，很快，木制的水槽断了。红军在水槽断裂的那个瞬间听到了迎面两百米处桂军阵地上响起的机枪射击声。桂军将数挺机枪聚集在一起，射出的子弹被狭窄的山涧挤压得异常迅疾而锋利，红军即刻便出现大量的伤亡，倒下的人重重叠叠地摞在了一起。到第二天战斗结束时，当地四百多位农民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把这条山涧里的红军官兵的尸体全部掩埋掉。
这一天傍晚，接近五时的时候，周仁杰的前卫营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他们把重伤员集中放在了镇东南尖峰山鞍部的草丛中，然后便在当地青年农民陈正财的带领下匆匆撤离了战场。边无际的低吟。留在这里的红军伤员大部分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后就地杀害了，少数还能动的自己爬到悬崖边滚了下去。
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天快黑下来的时候，甘溪之战结束了。
受到国民党军凶猛追杀的红军第六军团，经过整整两个月异常顽强的突围之后，除了流尽鲜血永远倒下的官兵外，其余的红军相互间都失去了联系，他们分散消失在中国西南山高谷深的茫茫密林之中。
逐渐明朗起来的历史表明，虽然相对整个中国版图来讲面积很小，但对于聚集在红色苏区里的那些头戴红星的政治精英和追随着他们的青年农民来讲，在一九三四年夏秋交替的季节里，一段新的历史——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是走向新生还是走向灭亡——的确就要开始了。只是那时候，没有人意识到红军第六军团的遭遇，已经成为一个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发生的前兆。
长征 二（1）
井冈山，方圆二百七十五平方公里，五大隘口雄踞峡谷，一夫挡关万夫莫开。这里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毛泽东很快便在这里建立起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工农兵政府，二十五岁的谭震林被任命为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武装割据”计划自此开始实施。晚年的时候，毛泽东曾向外国友人谈到一九二七年的往事，他说：“国民党如果不抓人杀人，我也不会去革命。”“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曾经指挥过无数次战斗和战役，但他本人却一辈子不愿使用任何型号的枪支。著名的红军
指挥员萧克说，他只看见毛泽东挂过一次枪，那次传说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从军长降到了师长，毛泽东就挎了支驳壳枪来到官兵们中间。他说：“身背盒子枪，师长见军长。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动笔杆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师长有点玄乎。”在朱德的记忆中，毛泽东也只使过一次枪，那是一九二九年初在赣南的一次战斗中，形势危急时他看见毛泽东提着枪亲自带领警卫班向前冲。
朱德和毛泽东会合之后，按照中共湖南特委的决定，两支部队被统编成一个军，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师。工农革命军成立一个月后，根据中共中央“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的通告，根据中共中央在写给前敌委员会的一封信中的指示：“关于你们的军队，可以正式改称红军。”一九二八年六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支红军。
那时红军的生活艰苦异常，常常因为没有粮食，官兵们只能吃野菜和野果。在井冈山，南瓜常常是红军的饭。新入伍的红军战士曾经抱怨说：“打倒资产阶级吃南瓜。”毛泽东则风趣地说：“这些新同志认为他们的敌人就是资产阶级和南瓜。”在这样的一支队伍里，令红军官兵舍生忘死的动因是：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拥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世间的平等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犹如梦幻中的珍宝。红军是这个世界上官兵之间从着装到待遇几乎没有任何差别的军队。毛泽东和战士们一起尝试各种不会令人中毒的野菜，朱德有一根和所有红军官兵一样刻着名字的扁担。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红军士兵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