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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走上了浮桥。
至十二月一日十七时三十分，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
但是，湘江以东，还有尚未过江的红军部队。
没能渡过湘江的是担任整个中央红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
十一月二十六日，军委纵队离开道县，开始向湘江渡口方向行进，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被要求留在原地“坚决阻止尾追之敌”，以掩护行动缓慢并且走了弯路的第八军团，同时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也许已经意识到在中央红军的最后担任后卫的危险处境，命令还特别指示三十四师：“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
红五军团主力部队也要离开道县了，军团首长和三十四师的干部们一一告别。那是一个悲壮而伤感的时刻，已经对三十四师的命运有了某种不祥预感的军团指挥员在和三十四师师团干部们握手时，依依不舍，叮咛不止：“全军团期望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要把干部组织好！把战士们安全带回来！”——无论是军团长董振堂，还是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和政委程翠霖，都双眼湿润。没有人知道他们彼此在那一刻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别竟是永别。
主力部队西进以后，师长陈树湘命令一００团先行一步，向灌阳方向急行军，去接替红三军团六师在那里的阻击阵地，以便让六师去追赶红三军团主力部队。然后，由陈树湘带领一０一团加师部走中路，程翠霖带领一０二团跟随，在掩护第八军团西进之后，前往文市镇和水车一带建立阻击阵地，以阻止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追击。
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四师在军委纵队后面的文市镇以东地区，与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展开了战斗，异常惨烈的阻击战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一日。当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之后，三十四师接到的最后一个命令是：放弃阻击阵地，“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江”。但是，三十四师的阻击阵地距离湘江渡口至少有七十五公里以上的路程，且通往湘江渡口的道路已经被敌人完全封锁。
三十四师和中央红军的各部队都失去了联系。
中央红军的所有部队都离他们远去了。
疯狂攻击湘江渡口的国民党军很快就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于是，国民党各路大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向三十四师合围而来。
经过连续不断的残酷的阻击战，三十四师已经伤亡过半。因为总是处在后卫位置，沿途的粮食都已被前面经过的部队筹集一空，三十四师断粮多日，但饥饿难耐的官兵依旧要时刻处在战斗状态，险恶的敌情令他们没有精力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哪怕打片刻盹。桂北秋雨连绵，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三十四师官兵的身上的单衣都已破烂不堪。
西渡湘江追赶主力部队已经无望，师长陈树湘命令把所有的文件烧掉，然后率领三十四师向东走去——这与中央红军远去的方向完全相反——三十四师准备突围，他们真的要去湖南南部打游击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夜幕降临的时候，三十四师的突围开始了。红军官兵与迎面扑来的国民党军激战整整三个小时之后，子弹全部打光。师长陈树湘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硝烟中向全师宣布了两条决定：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深夜，三十四师的部队被敌人切割成数块。陈树湘命一００团团长韩伟带领部队掩护，自己和参谋长王光道带着师直、一０一团和一０二团继续向东突围。负责掩护的一００团实际上已不足一个营的兵力，红军官兵用大刀抵挡着敌人的冲击，最后全团只剩下三十多人。团长韩伟重申了红军宁死不屈的精神，然后宣布部队解散——“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中，尔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 陈树湘带领的那一百多名官兵，在向东突围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敌人的重重围堵，红军官兵只有用身体去和敌人拼杀，包括政委程翠霖和参谋长王光道在内，一百多名红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国民党道县保安司令命令将陈树湘放在担架上，由他本人亲自监督，押往湖南省会长沙。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抬着担架的国民党士兵突然脚下一滑，他们这才看见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国民党军十分恼怒，他们把陈树湘的头颅割下来，挂在了长沙小吴门城墙上。
整整二十九年前，陈树湘出生在长沙小吴门的瓦屋街。
站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可以看见他家那木板做的家门。木门后的家里有他卧病在床的老母，他的妻子名叫陈江英。
年轻的红军师长陈树湘的灵魂终于回到了他的故乡。
湘江渡口已是一片死寂。
当地的百姓被驱赶来掩埋那些遗留在战场上的遗体。
距离渡口不远的下游方向有一处水流突缓的江湾，红军官兵的遗体从上游漂下来密集地浮满江面，使在这里拐弯的湘江变成了令人惊骇的深灰色。
长征 五
中央红军进入了贵州。
贵州最贫苦的山民被称之为“干人”，红军总司令朱德对这个称呼的解释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完全被榨干了。”这些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缝中劳作的人衣不蔽体，目光呆滞，唯一的栖身之处是茅草搭盖的窝棚。贵州的财主和军阀们以挥霍和奢侈著称全中国，他们囤积着大量金银、鸦片、盐巴和枪支的房屋高大华丽，如同一座座坚固的城堡，高耸的屋檐尖角
弯刀一样翘向阴沉的天空。他们的军队由步枪和烟枪装备起来，对付省内的“干人”凶恶无比，对外作战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除了盛产鸦片，贵州是中国西南部的贫穷省份之一。
王家烈，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在贵州地面上，王家烈看上去是绝对的统治者，但是，由于贵州各路军阀内部争斗剧烈，因此在贵州地面上实际形成的是几股互相牵制的势力：犹国才部割据盘江地区，侯之担部割据赤水、仁怀、习水和绥阳等县，蒋在珍部割据正安、沿河等县，王家烈真正能够实施统治的区域仅仅是贵州南部和东部的十几个县，他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也仅仅只有两个师另五个旅。那些割据在贵州各方的军阀口头上都拥护王家烈主席，但是王家烈主席根本无法调动他们的一兵一卒。蒋介石在支持了王家烈统治贵州之后，又暗中支持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企图利用军阀的势力牵制、削弱王家烈，使他无法扩展自己的军事实力——蒋介石在等待着由中央军吞并贵州的最终机会。为了既防共产党又防蒋介石，同时在贵州的各路军阀中取得军事优势，王家烈一直做着倒卖鸦片的生意，以换回黔军需要的武器。随着与两广军阀的往来深入，王家烈和与他有着同样心情的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企图联合起来暗中与蒋介石抗衡。但是，粤桂黔的联盟关系很快被蒋介石知道了，王家烈自此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心头恨。
王家烈十分清楚，如果中央红军真的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进入贵州，那么，共产党要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势单力薄无以抗衡，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必定会以追击红军为借口跟着进入贵州，自己陷于流离失所的境地也就为期不远了。忧虑中的王家烈想到了“三省互助联盟”，他急忙与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白崇禧联系。联系的结果是：白崇禧答应桂军派出两个师位于黔南都匀、榕江一带策应；陈济棠答应粤军派出一个军位于桂北柳州一带策应。陈济棠和白崇禧都说：“若再远离各自的省境，自己的后防就会空虚。”
王家烈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旬，当中央红军已经到达湖南南部，正继续向西行进的时候，王家烈在贵阳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堵截攻击中央红军，使其早日离开贵州。具体的部署是：乌江以北防务由侯之担部负责，乌江以南防务由犹国才部负责。为了不得已时能够迅速向广西方向靠拢得到支援，王家烈自己担任了防守贵州东南部的指挥。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即黔军，总兵力为二十一个团。会后，王家烈率领第二十五军军部指挥人员到达了贵阳与镇远之间的马场坪，那里的一户人家的厢房成了黔军的前线指挥部。当得知中央红军进入了贵州后，王家烈在这间厢房里再次召开了军事会议，黔军所有的军、师两级长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划分防区、协调作战和补给供給等问题上进行了一番争吵，但是吵来吵去并没有令在贵阳制定的防务计划有多大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会议气氛：在贵阳的时候，红军离贵州还远，黔军将领无不表示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意肝脑涂地不惜一切与红军作战；可是，现在红军近在眼前了，于是各路军阀纷纷表示绝不能与红军硬拼，应该或追而不堵，或堵而不打，或打了就跑，或让路通行。尤其是，当听说薛岳率领的八个师也要进入贵州时，所有的军阀都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对中央军留上个心眼儿……
散会之后，王家烈把几个心腹师长留下了。心腹们秘密分析的结果是：中央红军虽一路西进势不可挡，但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占据贵州的意思，因为目前所有的情报均显示，中央红军前进的方向并不是省府贵阳，而是贵阳以北。红军有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企图？如果真是那样，黔军有什么必要在贵州境内与中央红军打仗呢？让他们过去好了。最令人担心的倒是尾随着中央红军的薛岳的那八个师，听说他们已经接近贵州边界了。
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以待观望，再做图谋。
一九三五年的新年就要来了，红军官兵行军路过大集镇时，处处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他们对贵州富裕人家筹备新年的奢华程度感到惊讶：猪肉和美酒陈列在厅堂，炭火上蒸着糍粑，白米饭在大碗里堆得很高，上面插着供奉祖先的香火。
红三军团四师是军团的先头部队，而十团是四师的先头团。走在十团最前面的二营在距离瓮安还有大约四十里的时候，在一个叫坠丁关的山口遭到了一股黔军的阻击，二营一个冲锋就把这股黔军打散了。在坠丁关关口吃了几口携带的冷米饭，二营接到了占领瓮安县城的任务。
瓮安，位于遵义的东南方向，距离遵义只有不到一百公里。二营刚要出发，就发现沿着公路嘻嘻哈哈地走来了大约两百多名黔军。也许黔军没有料到红军会这么快到达这里，看见沿着公路两边运动而来的红军，黔军大喊：“我们是王司令官的，不要打呀！”但是红军官兵的机枪已经响了。措手不及的黔军立刻向后跑，边跑边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
防守瓮安县城的是王家烈的精锐部队五团和六团。
瓮安的城墙很高很厚。二十九日清晨，大雾弥漫。红三军团四师十团悄悄接近了瓮安城门。在把黔军的一个流动哨兵毫无声息地刺倒之后，十团的三个营从不同方向开始了攻城。攻击几乎是盲目的，因为雾很浓，几步之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红军和黔军都在浓雾里晃来晃去，估摸着对手的方位，然后犹犹豫豫地举枪射击。大雾之中的摸索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十团的红军官兵终于接近了城门，但他们在那里却没有发现黔军的影子。根据几个百姓的指点，红军朝黔军撤退的方向继续摸索，可还是没有寻找到黔军的踪影。后来才知道，就在红军官兵向前搜索的时候，黔军从他们百米之向城外逃走了，逆向并行着的双方竟然都没有相互察觉。瓮安，这座被浓雾笼罩的县城在几乎没有发生剧烈战斗的情况下被黔军丢弃了。这时候，十团接到了师里的命令，让他们立即停止对县城的攻击，因为雾大容易遭遇埋伏，可是十团已经在县城里了。直到下午三点，浓雾散了，红三军团四师主力部队才开进了瓮安。然后，红军立刻准备在这里大吃一顿以庆贺新年。
几乎与此同时，红三军团的另一支部队从台江向北前出，开始进占镇远县城。在县城防守的黔军柏辉章师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然后全师向马场坪方向撤去。红军打死了民团的一个大队长后，很快占领了县城。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先头部队第九十师五三五团也到达了镇远城下，他们远远地看见红军官兵在县城里来来往往，搞不清红军究竟在忙什么，于是站在公路上不敢贸然行动。正当国民党军犹豫不决的时候，埋伏在附近的红军突然发起了攻击，于是国民党军慌忙撤退，并开始构筑迎战阵地，但是红军的攻击又嘎然停止了。占领镇远的红三军团官兵也在准备过年，他们似乎对穿新衣服过年更感兴趣，由于从县府仓库里缴获的布匹不够，他们把县城所有店铺里的布匹采购一空。第二天天一亮，国民党军五三五团官兵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最后在没有经过战斗的情况下开进了镇远县城，国民党军这才发现红军早已走远了。县城里的百姓对他们说，红军官兵走的时候个个全身簇新。
中央红军开始向西北方向的乌江行进。
一九三四年终于就要结束了。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贵州中部大雪纷飞，漫天皆白。
中央红军到达了距离乌江南岸不远的瓮安县猴场。
猴场是一个商业繁荣的集镇，黔军、民团和豪绅都逃跑了，但普通的商贩却对红军的到来很高兴，因为几个月前，他们见过路过这里的萧军长和他带领的那支红军，因此，当中央红军到达的猴场的时候，这里的市场照旧一片热火，浓烈的新年氛围一下子把浑身落满雪花的红军官兵们包裹了起来。
年饭张罗好了，但是首长们不知道上哪里去了，警卫员们都在等。等的时候，小红军们对这样一个现象议论不停：自红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以来，毛主席第一次住最好的房子。在红军部队长大的警卫员们懂得这肯定说明了什么。
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召开，中国革命史称之为“猴场会议”。
会议一开始博古就提出了两条建议：一、不要渡乌江，也不要试图在遵义附近建立根据地；二、杀个回马枪，坚决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随即警告说，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强渡很可能失败，或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毛泽东坚持说中央红军不能向北，因为中央红军将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在那个方向上国民党军的数道封锁线已经设置完毕。因此，中央红军必须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念头。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此前在黎平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即中央红军继续向西，争取在贵州东北部地区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区域，或者说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事先提醒，引导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午夜时分，毛泽东回到了住处。警卫员为他准备的年饭都是他喜欢吃的东西：油炒辣椒、炸豆腐、牛肉和醪糟。毛泽东没有进屋吃饭，他长时间地在雪地中独自徘徊着——李德关于“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
乌江两岸陡壁悬崖，难以攀登，江道狭窄，水流湍急，自古就有“乌江天堑”之说。在乌江的主要渡口上，黔军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配置了主力部队和强大的火力。更严重的是，向中央红军包抄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正全速向乌江方向推进，其中吴奇伟部的四个师和周浑元部的四个师已经距离乌江不到一百公里。
中央红军必须在国民党大军到达之前渡过乌江。
湘江一战的情形绝不能重演。
此时，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杨尚昆的红三军团已经奉命赶往乌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亲自带着工兵队上去了。根据他们的报告，第一支试渡尖刀部队已经组成，中央红军即将开始抢渡乌江的行动……
一九三五年的第一天，雪后天晴。
在距猴场以南仅仅几十公里远的黔军指挥部马场坪，王家烈正在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这是一个从前他最不愿见到但是如今又不得不见人。
黔军各路高级军官已经到齐，丰盛的宴会已安排妥当，几大坛上等茅台酒已经开封。薛
岳的车队到了。
与薛岳一起到达马场坪的，还有国民党中央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