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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于9月29日从波多诺斯回来时（我在那里同朋友菲利克斯·威尔奇一起从事《直观和概念》一书的写作），弗兰茨在车站等我们，并马上就谈起了《判决》这篇刚刚完成的小说，他愿意提供发表在我的年鉴《阿卡狄亚》上。它也真的发表了，在这个出版物唯一的一期上（1913年）——前面有给未婚妻的题词。
紧接着《判决》后，弗兰茨继续进行一个长篇小说第一章的写作，这部长篇他显然早就开始了，但至今才奋发起来。这部长篇叫《失踪者》——或叫《美国〉我引录我那时的日记于此。9月29日：“卡夫卡处于极度兴奋状态，通宵达旦地写。这是一部故事发生在美国的长篇小说。”10月1日：“卡夫卡处于难以置信的极度兴奋状态。”10月2日：“卡夫卡，继续为灵感驱使。一章完成了。我对此很高兴。”10月3月：“卡夫卡，进展顺利。”10月6日他给我朗诵《判决》和《司炉》（那部美国长篇的第一章）。紧随其后（10月8日）发生了他母亲与我之间的通信（关于打算进行的自杀）。10月14日，伟大的维也纳小说家奥托·施托瑟尔（卡夫卡和我特别欣赏他）来看望我，我们三人去布拉格小街散步。但是10月28日的日记已经记下了不祥之兆，卡夫卡给F．小姐写了封长达二十二页的信，对未来的担忧扰乱着他的心。从此，这个关系的悲剧上演了（弗兰茨自己的日记缺从1912年10月至1913年2月这一段，这就是我将这一时期我的日记引述于此的原因）。我在11月3目的日记中找到这段记述：“去鲍姆处，卡夫卡在那里朗读了他那美妙的第H章。他完全爱上了F，很幸福。他的这部长篇小说——部神奇的著作。”在这丰富得不同寻常的年终，11月24日，卡夫卡已经在鲍姆家给我们朗读了“关于甲虫的灿烂的中篇小说”（即《变形记》）。卡夫卡的三个主要作品便这样在1912年9月底和12月之间产生，也就是说在两个月中，或者就那长篇小说而言，有了决定性的开端。
在《判决》这篇感情如暴风骤雨的小说中，尽管这个儿子是那么善良、顺从，在父亲心目中却是不顺从的、魔鬼般的，被判处“溺刑”，他呼喊着“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一直是爱着你们的呀！”自行坠入河中。这篇小说第一眼看上去在精神分析学上是清楚明白的，但在第二眼、第三眼看上去时，却又蒙上了雾纱。关于这篇小说，弗兰茨自己有过三次评语。一次是与我谈及的，我记得他有一次突如其来地对我说：“你知道最后一句意味着什么？……我想到的是强烈的射精。”另外两次解释载于日记之中，写于排印期间：
1913年2月11日。借修改《判决》之机，我把我目前
感到这个故事中变得清晰的所有关系都写下来。这很有必
要，因为这个故事就像一个正常地从我身上分娩出的满身
污垢的孩子，而只有我的手能够穿过污垢触及躯体，也只
有我有此兴趣：
那个朋友是父与子之间的联系，他是他什］最大的共同
点，盖奥尔格单独坐在他的窗前，怀着快感反复思索着这
个共同点，相信掌握了父亲，除了一个一闪即逝的悲伤的
疑点处，认为一切都是太平的。随着这个故事的进展，父亲从那位朋友这个共同点中耸立起来，站到了盖奥尔格的对立面，通过其他较小的共同点，即通过爱、母亲的亲切形象、对她的忠实的回顾以及父亲本来为本店争取来的顾客，更强化了父亲的形象。盖奥尔格则一无所有，那个未婚妻在故事里只是通过同那个朋友、也就是说同那共同点的关系而存在，由于婚礼尚未举行，她不得踏入围绕着父与子的血缘线，因而被父亲轻而易举地驱开了。那共同点的一切都堆积在父亲的身旁，盖奥尔格仅仅感觉到这是一种陌生的、自立了的、从未得到他足够的保护的、身受俄国革命之苦的因素。由于他自己除了朝父亲看着的目光外，一无所有，那个将他与父亲彻底隔绝的判决才会对他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
盖奥尔格的字母教与弗兰茨一样多。在本得曼这个名字中，“曼”只是为了对付故事里未知的可能性而预先采取的手段，用来强化“本得”。“本得”与卡夫卡的字母数则一样多，而e这个元音处在与卡夫卡中a这个元音同样的位置上，同样重复两次。
弗丽达同F．开头的字母和字母数相同，勃兰登菲尔德的开头字母与字母数与B，相同，并通过“菲尔德”一词在意义上有一定关系。也许甚至想到柏林说不定也产生了影响，而回忆勃兰登堡边区或许也发生了影响。
2月12日。我在描写那个远在异国的朋友时多次想到
了斯多于尔人在这个故事写成三个月后，我偶然碰到了
他，他告诉我，他在大约三个月前订了婚。
我昨天在威尔奇那里朗读完这个故事后，老威尔奇走
了出去，待他一会儿之后回来，他特别称赞故事中图画般
的描述。他伸出手说道：“我看见那个父亲就在我面前，”这
时他单单看着那空空的椅子，即我朗诵时他坐过的那把。
妹妹说：“这是我们的住房。”我对她误解了地方很惊
奇，我说；“那么父亲只能住在厕所里了。”
1913年1月《观察》出版。扉页上的题赠是：“献给M．B。”在弗兰茨送给我的那本书的题词上写着：“正如这里已经印出的，献给我最亲爱的马克斯——弗兰茨·K。”一年后，我得以通过我的长篇小说《图科·布拉厄走向上帝之路》的题赠作为回报。
关于他的第一本书和他的创作的总题目，我在弗兰茨生前我写下的唯一的关于他的大块文章中（发表于1921年11月《新周报》写道：
从哪儿开始呢？——无所谓。因为这个出版物有个独
特之处，无论从哪方面去观察”总是归到同一个结论。
已经表明，它的诚实性、不可动摇的真实性和纯洁性
是多么明显。因为谎言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另一种面貌，而
不纯洁的东西会闪烁亮光。但在这里，在弗兰茨·卡夫卡
身上，可以这么说：在现代派的整个文学范畴内，只有在他身上没有亮光闪烁，没有天幕的变换，没有布景的推移。这里只有真实，没有其他。
不妨以他的语言为例！有那么些低劣的手段（玩弄新的词汇、拼凑、易换句子成分的位置等等），这些手段为他所不齿。“不齿”甚至也不是准确的用词。那些手段无法接近他，就像不纯洁无法接近纯洁，为纯洁所禁止一样。他的语言像水晶般清明，从其表面上看除了追求正确、清晰、对象准确，似乎觉察不到别的。然而在清纯的语言小溪那明亮的镜面之下，梦和幻象在不可测度的深处流过。往下看去，人们会为其美丽和独特而着魔。可是却说不出，至少在看第一眼时说不出，这些完全正确、健康、简单的句子形式的实质是什么。只要读上几个卡夫卡的句子，舌头和呼吸器官会感受到一种从未感受过的甜美。终了处，段落似乎追循着某些神秘的法则，词组间的小间歇有着它们自己的结构，一种不是由地球上物质构成的旋律在回荡。这是完美无缺，地地道道的完美无缺，这就是引起站在阿克罗波利墙的废墟面前的福楼拜哭泣的那种纯形式的完美。然而这是运动中的、行进中的、甚至疾驰中的完美。比如我想到《公路上的孩子们》，这篇具有古典美而又令人激动万分的散文，他的第一本书（《观察》）的第一篇。这是火，这是满怀预感的童年那不平静的火与血，但是这些火墙服从着一根看不见的乐队指挥棒；它们不是火的碎片，而是一座宫殿，每一块石材都是翻滚着的烈焰。完美——因而是不夸张，不过分的。只有在不能达到最外边界，不能达到围着宇宙的那条线时，人们才跳跃而过。而包罗万象的东西则不需要跳跃。——这样不会枯燥吗？这便是卡夫卡艺术上的重要意义所在。我已经说过：他是运动中的、行进中的完美。所以，包罗万象与最小、最滑稽的细节相融合，奥基安诺斯与办公室生活的灰色幽默艺术相融合，灵魂得救的甜美与本来是战马布齐法鲁斯的新律师的融合、或与一个遭受折磨的乡村医生、或作公务旅行的小人物或一个身着闪光饰片服的马戏团女骑手的融合。所以有着闪耀伟大艺术光辉的阶段和风格的朴素，尽管朴素，却与奇思异想交相辉映，在每一个句子里，在每一个词汇中。所以那里的隐喻毫不引人注目，却总是有新意（人们总是过了一些时候才惊奇地发现它）。所以有着寂静、视野广阔、自由，如同在云层之上——然而也有善良的泪和同情的心。假如天上的天使要开玩笑，他就必须使用弗兰茨·卡夫卡的语言。这种语言是火，却不留下烟熏的痕迹；它有着无穷空间的崇高，却也发出生物会发出的一切颤抖。
纯洁的人触动不了不纯洁的，这既是纯洁者的优势，又是他的弱点。优势：因为这意味着，彻底地感受自身与绝对之间的距离。可是这种距离本身却是某种消极物，是其弱点。纯洁者要想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就必须坚持不让自己与绝对之间的距离在诱惑下消失，就必须仿佛通过几千层放大镜片一样来夸大弱点。但是，只要他想保持自己的位置，那么他就不可以，也不能承认这么做恰恰是他的优势之所在。于是出现了第二层地板，就像所有双层地板一样，这第二层是幽默。是的，他是这般执著，这般坚持最危险的行为（事关生死存亡），其中透出一股恐怖气息，然而就在这恐怖气息中也泛着一丝可爱的笑意。这是一种新的微笑，是卡夫卡作品的标志，是接近最后审判的微笑，仿佛是一种形而上的笑。有时候，当他给我们几个朋友朗诵他的一篇小说时，更是笑容满面，而我们也开怀大笑起来。可是我们马上就沉默了。这不是让人类享用的笑。只有天使可以这样笑（不能将他们按照拉菲尔的小天使雕像来想象——不，是长着三对巨大翅翼的天使、赛拉芬，是介于人与上帝之间的魔鬼般的形象）。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强与弱、高昂与屈从以非常独特的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第一眼看上去明显的是弱点——一这是一种表面上类似颓废、魔鬼般的恶，对正在腐烂、正在死亡、恐怖的东西的一种爱好。就像从爱伦·坡、从维利、德·里斯勒、亚当和其他一些新人作品中爆发出来的东西。然而这个第一印象是完全错误的。卡夫卡的小说如《在流刑营》与坡毫无关系，尽管坡等人笔下出现了许多题材相近的恐怖场面。只要对比一下语言风格就会明白这一点，或至少产生疑问。卡夫卡色调明快的描述犹如安格尔线条清晰的画，岂可与那些恐怖文学专家们颤抖的、有时是强行引起颤抖的形式同日而语？那些人是或多或少有一点科学兴趣对地狱深海进行探究的专家；往往只是出于被迫才拖上那么一小段宗教的尾巴，即一种“道德”。他们是诗人，当然，甚至是大诗人，是确实受到了精神震荡的——可是难道不也到处让人感到那么点“对震荡的自豪”的味道吗？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充满场景之中的却是宗教信徒们深沉的严肃态度。他从不表露对深渊的好奇心。他违背着自己的意志向深渊看去。他对崩溃并无渴望之。心。他崩溃，但是他是看见并爱着光明的道路、坚定的信念和凝固的整体的，他热爱头顶上方那一碧如洗的、永远拯救人类的、完美的天空甚于一切。可是这个天空皱纹突起，如同一张动怒的父亲的脸。对天空能否保持一碧如洗的担惊受怕要比对一些还过得去的地狱中的反常现象的探索不知要可怖多少倍。比起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学形式所提供的有趣的、病态的素描作品所引起的轰动来，卡夫卡造就的艺术作品给人的震动要强烈得多。正因为如此，他的书《变形记》或《判决》等等）才令人感到那么恐怖。因为在它们周围，包括在它们中间，整个自由的世界门户洞开。因为这些作品不是“根据原则要求而可怕”，其原则要求毋宁说正是“可怕”的反面，从原则要求出发也许应该是田园般的或英雄气概的，反正应该是正在的、健康的、积极的，倾向于生命欲望，倾向于温柔和善良，热爱着美丽的姑娘躯体（它在《变形记》结尾处在主人公的尸体上方放射光芒），爱着乡间的劳动，爱着一切自然的、普通的和童真鲜嫩的，充满了对欢乐、幸福、正直，对肉体和心灵的力量的追求——这种原则要求如同仁慈的上帝创造世界的主意——但是“不是我们的”。在仁慈的上帝的意志衬托下，这“只是不是我们的”比对最极端的暴力的罪行坦白更要惊心动魄得多。卡夫卡并不抛弃生活。他不怨天尤人，只怨自己。所以他对自己的审判严格之极。在他的作品中处处有法官的座席，处处宣告被执行判决。《变形记》——那个不完美的人，被卡夫卡贱化为动物，贱化为昆虫。更可怕的是，他让动物（《致科学院的报告》）向人类靠拢，但这是
怎样一种人类，这是一种化装，是揭去人类假面具的化装。
但是这还是不够！人在他笔下还得更深地坠落——这里只
有“不成功便成仁”——，假如他不能升天到达上帝身边；
假如父亲判决了他；假如与原始道德的完全结合，进入
“法”的企图遭到一个强壮的守门人的阻止；或者是这样
——这个人没有勇气把这守门入推开；假如垂死的天子的
“圣旨”永远传不到你这儿——好吧，于是你就变成了一个
没有用处的东西，既非有生命又非无生命，变成一个纱芯，
作为“天堂之父的忧虑”不停不息地上楼下楼。“你叫什么
来着？”——“奥德拉德克”（这与一系列意为“背叛者”的
斯拉夫语词汇有谐音亲缘关系，对民族的背叛，洛德，对
建议、对上帝造世决定的背叛，拉达）。“那么你住在哪里？”
“飘游不定。”——从这里可以明白，卡夫卡除了写共同的
人类悲剧外，尤其注重写他那不幸的民族，写那无家可归，
幽灵般晃荡的犹太民族，写这没有形象，没有四肢的躯体。
在这方面无人像他这样不吝笔墨。但是在他的书中却从未
出现过“犹太人”一词。
1913年5月，描写美国的长篇小说（在他身后才发表）的第一章《司炉》发表。这回弗兰茨与出版社进行商议没有外加因素，也没有我的促进。我在此援引后来的一封信，它表明了弗兰茨·卡夫卡同他的出版者库尔特·沃尔夫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一关系对作者和出版者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誉。这一关系也值得被冠以具有独特的光辉之誉。库尔特·沃尔夫写道（1921年10月3日）：
尊敬的、亲爱的卡夫卡先生！
两周前我偶然在莱比锡碰到来自布拉格的路德维希·哈特，并同他一起由莱比锡前往柏林。乘车途中，路德维希·哈特向我叙述了他在布拉格的报告晚会时，谈到与您在一起给他带来的欢乐。
与路德维希·哈特的谈话促使我再一次直接向您报告我活着的讯息。我们间的信件往来是稀疏的、少得可怜的。我们与之有联系的作者中没有一个像您这样难得向我们提出愿望和问题，没有一个给我们这样的感觉，他们对发表了的作品的外界命运像您那样不在乎。显然，出版者应该每隔一段时间告诉作者，作者对他的书的命运漠不关心并不能影响出版者对出版物的高质量的相信和信赖。我真诚地保证，我内心对您和您的作品是那样地入迷，那样地牵肠挂肚，我个人对我们所代表和诉诸公众的作家中持这种关系的顶多不过两三个人。
您不能将您的书通过我们所取得的表面成绩用作衡量我们推销工作的尺度。您和我们都知道，通常正是那些最佳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不能马上，而是一段时间以后才获得共鸣，而且我们对德语读者各阶层抱有希望，相信他们有朝一日会产生与这些书相应的接受能力。
但愿您能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以实际行动来证实那使我们与您、您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动摇的信赖，请您将别的书继续交给我们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