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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从来得不出所以然来；这种思考只是当前悲哀的延续。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挺直腰杆走路，但这样很累，再说我也看不出弯腰曲背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恶果。我觉得，如果我有个什么未来的话，一切会自然而然地顺理成章。选择这么一种生活准则并非因为它含有对未来的信心，未来之存在本来就不为我所相信，我这么做只是出于生活得轻松一些的目的。就如这般走路，穿衣，沐浴，阅读，尤其是闭门家中（这是我感到最轻松也最不需要勇气的事）。超过这些范围，我便踏上了可笑的出路。
“有一次，我面临不穿一件黑色的礼服无法出门的境地，特别由于我必须作出是否参加一个舞会的决断。努斯勒那个裁缝被召了来，协商裁这么一件衣服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如此优柔寡断，我总是害怕通过一个明确的答复不仅被扯入下一个不愉快的局面，而且会进一步被扯入一个更糟糕的境况。一开始我不想要黑衣服，于是人们在这陌生人面前以我没有任何礼服为由羞我，于是我竟然容忍他们提出裁制一件燕尾服的建议。但我感到人们提出的燕尾服将给我的生活面貌带来可怕的转折，于是我们争执不下，最后一致同意做晚礼服，这种服装与普通西服上装的相似至少使我感到可以忍受。可是当我听说礼服背心必须开领，里面还得穿一件挺括的衬衫时，我以超出自己力量的坚决性表示反对。我不要这么一件晚礼服，假如非要不可的话，那么我宁要一件虽有绸料衬里坦领口却开得较高的。这个裁缝没见过这么一件晚礼服，他说，我怎么设想都罢，但这么一种上装不可能穿到舞会上去。好吧，就让它不是舞会服装吧，我根本就不想跳舞去，这事本来就没有定，你只要把我说的衣服做出来就行了。这个裁缝简直想不明白了，因为至今为止我总是以带羞的匆忙，没有异议也没有建议地让他给我量体裁衣，试穿新装。毫无办法，也由于母亲的的催迫，我只得陪着他（别提多难受了）穿过旧环形路到一个商人的旧衣陈列窗去，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经常看见一件这样的不使人为难的晚礼服放在那里并觉得适用于我。不幸这件礼服已从橱窗中取走，圆睁双目往店里看了半天也认不出它来，要我仅仅为了看这件礼服而走到店里去我可不敢，我们便怀着先前一样的不同见解回家了。然而我却觉得这件未来的晚礼服已经受到了这段冤枉路的诅咒，我至少利用了对争执不下的恼火为借口，随便向这个裁缝订做了一件小东西，为晚礼服之事给了他一点小惠作为补偿，把他打发走了。在母亲的责备下，我疲倦地退了回去，从此永远（一切事情在我眼中都是永远的）对姑娘们，对衣冠楚楚的出场和舞会关闭了心扉。我对此感到愉快，同时又觉得可怜，此外，我担心在这个裁缝面前比他以往的任何主顾表现得都更可笑。”
弗兰茨读完了肉市场旁的德语小学，又毕业于旧城环形路旁的德语中学。这称得上是布拉格最严格的学校。学生很少，在那些宽敞的教室里，由于学生少，每个人自然会经常被叫起来提问，这种情况比其他那些较为幸运、但松松垮垮的中学要多得多。学生们怕老师。我那时在施蒂凡中学读书，还不认识卡夫卡，有时也通过其他途径听到那个学校阴暗的情况。我们施蒂凡中学的学生也可参加在金斯基宫——旧城中学所在地——中举办的自选法语课，所以我亲眼见过那些阴森而高雅的教室。卡夫卡后来有时对我说起，他是“以眼泪”通过数学考试的，还得感谢上面摘录的日记中提到过的胡果·贝格曼，他把作业让他抄。除此之外，他好像是个挺不错的学生。旧城中学中只有好学生，差一点的在最初几年就被毫不容情地淘汰了。
据他母亲说，他那时是个体弱温柔的孩子，大多数时候很严肃，然而偶然也调皮捣蛋，——一个老是读书而不愿运动的孩子——这与卡夫卡后来对体育锻炼的强烈兴趣是不同的。
一张地对照片展示的是个五岁左右的男孩子，身材瘦高，充满疑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紧闭的嘴唇显得忧郁而执拗。乌黑的头发几乎垂到眉毛，加深了简直处于危险边缘的闷闷不乐的印象，适合干这一印象的无疑是那无力下垂的双手，而不是那精心选择的水手眼、宽大的水兵帽和手杖。
弗兰茨很少跟妹妹们一起玩，他们的年龄相差太大，这一差距有时好像倒是成了小小的不和的导火线。只有在父母生日时，小弗兰茨才为妹妹们编写小戏剧。这些小戏剧是在家庭内部上演的，这个惯例一直持续到兄妹们比较成熟的年代。很久以后妹妹们还记得一些片段和一些诗句。有个剧叫《骗子》，还有一个叫《格奥尔格·封·波迪布拉德》，再一个叫《照片在讲话》（这个剧讲的是挂在窗柱上的家庭照片）。弗兰茨从来不参加演出，只是当剧作家和导演。后来他建议妹妹们演汉斯·萨克斯的小戏剧以取代他的剧作，由他导演。
青年弗兰茨的真正社会交往我们必须在他的同学中去寻找。他那小小的班级中有那么几个人，他们的重要性以后显示了出来。除了卡夫卡外，还有；已经提到过的胡果·贝格曼，他后来成了有地位的哲学家，目前他是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教授。在中学期间，卡夫卡和贝格曼二人虽然来往不少，但看来彼此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对方的价值。对于艾米尔·乌提兹来说同样如此，他后来在哈勒和布拉格任哲学教授。还有保尔·基施，文学史专家和“新自由新闻”的编辑。只有同奥斯卡·波拉克的关系才堪称密切，对此我们以后还将谈到。
在青春时代的所有印象中，那巨大的父亲形象（其巨大性无疑经过了卡夫卡的天赋的放大）处于突出的地位。作这方面描述的有卡夫卡生命后期的一部著作。1919年11月，他同我一起住在里布赫附近的什累申（所以我能相当清楚地描绘那些日子的气氛），他写了一封非常详尽的《致父亲的信》，这简直不能称之为信，这是一本小书，然而不是现时可以发表的书，而且是最奇异的书之一，尽管是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写成的，它是有关生活冲突的最难懂的文献之一。在此很难寻根溯源，有的地方自然很容易找到与精神分析学的吻合之处，但是精神分析学多半止于事实的表层，而不能及于更深处的盘根错节。由于个人风格的缘故，这封《致父亲的信》未作广泛的倾诉。然而仅那些为数不多的片断和语录（我可以摘引）已足资构成有助于理解卡夫卡发展过程的不可或缺的材料。
尽管此情长逾百页，然而我从与弗兰茨的谈话中获悉，他真的打算将它交给父亲（通过母亲），一段时间内弗兰获有意通过这封信澄清与父亲之间的这种烦人地僵持着、痛苦地冻结着的关系。事实上，此信若果真送上去，效果必然适得其反：通过此信使父亲理解自己的意图根本不可能实现。母亲也未转交这封信，而显然安慰了弗兰茨几句，将信退还给了他。从此以后，我们对这件事再也没有谈及。
“最亲爱的父亲”，信是这么开始的，“你最近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你。同往常一样，我对你无言以对，这部分由于我对你的畏惧，部分由于解释这种畏惧涉及太多的细节，突然谈及，我一下子归纳不起来。”接着便是对这个特别的父亲与这个特别的孩子的关系的详细分析，或反之，还有最尖锐的自我分析，插曲般地扩展成小小的自传，谈得最多的是那自然从中心引导出来的对童年的回顾；因此恰恰是《信》的这些段落是值得摘引之处。
卡夫卡始终将自传性的描述看得非常重，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他生命中相当长的阶段坚持写日记这一事实中，而且还可以从类似下面举出的话中看出：“一旦我得以脱离办公室，无论如何将马上着手实现写自传的愿望。我在写作之初必须将这么一种重大转折视为暂定目标，以便掌握事态的发展。尽管这种转折可能性小得可怕，我却也看不到另一种可以与之并列的重大转折。再说，写自传是一大乐趣，因为它将轻易地从笔底流出，恰如把梦境记录下来一般，然而将具有另一种伟大的、永远左右着我的结果，它也将为其他任何一个人的理解力和感觉所接受。”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向，信中“全力以赴地重温我的（卡夫卡的）生活轮廓”。这一思想获得极高的评价：“第一个结果将是，我把力量集中起来，不再东一笔西一笔地为毫无意义之事涂抹，我的目光随兴所至。”可以看出，卡夫卡非常渴望能为他那难以窥测的心灵整理出一点头绪来，何况还有那作家共有的公开最隐秘感情的愉悦，托马斯·曼有一次（在杂文《歌德和托尔斯泰》中）如此美妙地称之为作家必然犯的错误和对世界提出的连同优点和弱点一起受爱戴的无条件要求（“奇怪的是，世界证实并满足这一要求”）。卡夫卡十分艰难地进行着获得他自己的完美的斗争（他也许会说：反对他的明显的不完美的斗争），以致他根本没有动过向外界显示自己的念头。
尽管这封信只想就事论事，不偏不倚，其内容以及其主观真实与客观事实的对立却显得那样模糊不清，深不可测。我觉得这里或那里焦距对错了，未经证实的前提不时出现，同事实混在了一起；似乎寥寥无几的警句竟然构成了一座摩天大楼，其复杂之处令人揣摩不透，最终它在表达上竟围着自己的轴心转起来，驳倒了自己，却依然巍然屹立。信的结尾处他让父亲自己说话，用虚构的方式来回答这封信：“在我如此坦率，想什么说什么，把所有的过错往你身上推之时，你却要表现得‘聪明超凡’、‘温和超凡’，并宣告我毫无过错。后者你只是好像办到了（你的目的其实也就此达到了）。撇开所有关于本质和自然、对立和无能为力的‘谈话方式’不论，字里行间透露出：我才是进攻者，而你的所作所为都是自卫。现在你通过你的不坦率应该是已经得到了许多，因为你证实了三点，一、你是无罪的；二、我是有罪的；三、你纯粹出于宽怀大度，不仅打算原谅我，而且多多少少打算证实并使自己相信，我也是无罪的（这自然是与事实相违背的人这些本来已可满足你了，但你并不满足。你往自己脑子里塞进了完全靠我过日子的念头。我承认，我们在互相斗争，但是有两种斗争形式。一种是骑士式的斗争，与自立的对手较量，各归各，胜败自负。还有一种是虫易式的斗争，虫豸不仅蜇人，而且为了生存还要吸血。这是职业战士，这就是你。你缺乏生活能力，可是又要过得舒服、无忧无虑、不须自责，于是你便证明，是我夺去了你的一切生活能力并将之揣人口袋。”（顺便提一下，通过这段论述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弗兰茨·卡夫卡的“虫易中篇”——《变形记》以及《判决》和其他一些小说的根源之所在。）
一如结尾处这几行，全信的主题始终一贯（只有罪责问题在最后一段中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大体上可归结为，儿子的弱小与父亲的力量之对照，父亲的一切靠自己获得，他对自己的成就和强大的不可折服的本质有所认识（他的成就便是来自他的强大的本质），把自己视为世界之准绳，这么看问题是因为他是一个质朴的、不善深思问题的，在原则问题上只根据自己的直觉行事的，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无清醒意识的人。这里有一种持续的认识：对立面不是这样僵直硬挺地放在那里的，这封信在努力适应生活的这一混合体时便不得不写到这种认识，在卡夫卡的一部作品中他这种认识自然而然地贯穿上下文，在结束语中表明得再清楚不过了，这段话也是全文中最和解的一段：
事实上事情当然不会像我的信中证明的那样相对，生
活不仅仅是一场互相忍耐的游戏；这个不同观点引起了我
对生活的修改，我不能，也不愿阐明修改之处，然而依我
之见，通过这一修改却达到某种与真实非常接近的境地，它
使我们俩都得到一些宽慰，使生活与死亡都变得更为轻松
些。
撇开这个保留条件不谈，两种特性的对立勾画得十分鲜明。弗兰茨·卡夫卡出生的两个世系的遗传因素——母系（略维家）的古怪、羞怯、安静的人和现实强壮的父系一线由他自己作了下述描绘：“将我们俩比较一下：我，简而言之，一个有一定卡夫卡家族根基的略维家族人，但没有为卡夫卡家族的生活、经商和占领欲望所推动……你却是一个真正的卡夫卡，无论强悍、健康、胃口、决断力、能言善辩、自满、优越于世人之感觉、耐力、沉着、鉴别人的能力，一定的慷慨大度无一不证明这点，当然也有着附属于这些优势的错误和弱点，你的性格、有时你的勃然大怒不时将你驱入这些泥潭之中。”可以比较一下写在另一处的卡夫卡眼中的母系遗传因素：“固执、过敏、正义感、焦虑。”这与精力旺盛的父亲肖像之间存在着悲剧性的剑拔弩张的对立，在《信》结束部分卡夫卡谈到他徒劳不果的结婚问题时，这一点又一次显现出来。父亲和儿子被并列对比，父亲得到了一切，儿子却一无所获：“结婚最大的障碍是这种无法磨灭的信念，要维持家庭，甚至要拥有家庭，就必须具有我从你身上认识到的一切素质，而且缺一不可，好的和坏的都在内，它们与你的生理机体融合在了一起，即强悍和对他人的嘲笑，健康和一定的无所制约，能言善辩和知识欠缺，自信和对其他任何人的不满，超人优越感和专制，老于世故和对多数人的不信任，还有无任何坏处的优点，比如勤奋、耐力、沉着、镇静。相比之下，所有这些在我身上几乎不存在，或只有一星半点，就这样还要我壮着胆子结婚？我看到，就连你在婚姻中也要艰苦搏斗，甚至在孩子们面前招数失灵。当然我没有公然提出这个问题并公然给予答复，否则对此事的通常的思考就会占上风，并且向我指点其他一些男人，他们与你不同（在接近的人中就可以说出一个与你截然不同的人：R舅舅），但却结了婚，而且未被婚姻压垮——然而被压垮的例子已经相当多，对我来说已是绰绰有余。我未提出这个问题，却从童年时起就一直经历着它。并不是面临婚姻问题我才检验自己，而是在每个小问题面前都在检验；在每件小事中你都通过你的榜样和你的教育向我证实我的无能，正如我尝试着描写的那样。每件小事中正确无误并证明你有道理的，毫无疑问会与最大的事情，即婚姻，紧密吻合。”这段话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尤其是与他关于“潜意识”的论述之间的关系看来是抹不掉的。
可是我却心存疑窦，不得不对两者间如此简易顺手的联系之建立提出异议——尤其是因为卡夫卡自己熟悉这些理论，并且始终视之为一种十分不牢靠的、粗略的、不能与矛盾冲突的细节相合拍，或者说倒与其真正的脉搏相合拍的描述。下面我将以克莱斯特为例试着对事实真相作另一番阐释。首先却必须承认，卡夫卡自己的说法——那个与儿子心目中强烈感受到的父亲的优越性相关联的问题未曾公然提出，未曾向“通常的思考”方式提出，而是“从童年时起就一直经历着”——似乎在那位精神分析学家通常的观念模式中可以找到的依据。同样的还有对父亲的“教育方法”的阐述，——可是在卡夫卡许多关于他“耽搁了的教育”的日记片断中和他论及斯威夫持一个理论（“孩子们只能在家庭之外受教育，而不能由父母施加”）的“关于孩子教育的书信”中，却为另一个论题开启了门户。
几乎整封信写的都是父亲施加的教育。“我是一个胆小的孩子，”卡夫卡说道，“尽管如此，我也像其他孩子一样倔强；当然母亲也宠我，但是我不相信我那时特别不听话，我不相信，一句温和的话、一个静静的握手动作、一道善意的目光会让我交出人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你从根本上说是个善良的、软心肠的人（下面说的与此并不矛盾，我这里说的仅仅是你对孩子的表面态度），可是并非每个孩子都有足够的毅力和无畏精神，能够坚持下去，直至大人的和善降临。你对待孩子只有一种方式，就像你自己成长的方式一样，以力量、噪音和暴怒对待。你也还觉得这种方式很合适，因为你希望培养我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勇敢的小伙子”。
这封信以异常强烈的感情回顾了幼时一次微不足道的体罚，这次体罚主要起的是精神威慑的作用，肉体几乎谈不上吃了什么苦，可却在儿子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使他始终认为；“我对他（父亲）来说竟是这般微不足道。”父亲对这个孩子的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