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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他阐述道，他虽然以朵拉父亲的标准来衡量不是真正信教的犹太人，但却是一个“忏悔者”，一个“皈依者”，因而可以抱有被这个虔诚的男人之家庭接受之望。那位父亲拿着这封信到他最尊敬的人、其权威对他来说高于一切的“给盖勒尔·莱伯”那儿去了一次。这位拉比读了这封信，扔在一边，言简意赅地只说了一个“不”字。不作进一步解释。他从来没有解释的习惯。这个神圣的拉比的“不”字通过弗兰茨马上到来的死亡得到了证实；那位父亲的回信在我到达前刚刚寄到，并成了那“小家庭”一天的话题，弗兰茨已把这封信看成是不祥之兆。他微笑着，但显然受到了影响；我们尽力使他转到别的思路上去。但一会儿后，朵拉就把我引到一边，悄声告诉我，每天夜里有一只猫头鹰出现在弗兰茨的窗口。这死亡鸟。
但弗兰茨想要活下去，他以我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准时性毫不抗拒地遵守医嘱。假如他以前就认识了朵拉。他的生的欲望就会产生得更早，产生得及时并更强烈。这是我的印象。—一这两个人般配极了。朵拉掌握的东方犹太人宗教传统的丰富宝藏是令弗兰茨心醉神迷的不竭源泉；而这位对西方又比的一些伟大之处尚一无所知的年轻姑娘．对这位伟大的老师之爱和尊敬也丝毫不逊色，她同样爱着他梦幻般的、奇特的想象，这些想象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她。他们经常像孩子般地互相逗乐。我还记得，一次他们把自己的手一起浸入同一个脸盆之中，并称之为“我们的家庭浴池”。朵拉对这位病人的关怀备至今人感动．而他一切活力的姗姗来迟的觉醒也令人感动。朵拉告诉我，当契阿斯尼教授（那时已是弗兰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弗兰茨说，他脖子里看上去好一点了的时候，他高兴得哭了。他一再地拥抱她，告诉她，他从来不像现在这样渴望活下去，渴望恢复健康。我愿将此与我们共同的什累申之行（1919年11月）作一番比较，那次火车旅途中有两件事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卡夫卡谈及汉姆孙的《大地的祝福》，他详细地分析，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有时甚至违背作者的意愿）一切恶都来自女人；另外，有一次火车停下时，他以最深的抱怨口气说：“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竟有这么多车站，走得太慢了！”而现在，在死神降！临的时刻，他懂得了生命的意义，希望能活下去。
6月3日，星期二，卡夫卡溘然长逝。尸体置于密封的棺木中运回布拉格，6月11日四点安葬于布拉格——斯特拉斯尼茨的犹太人公墓，墓址的位置很好，在公墓边缘告近一个大门的地方。当我们五点一刻走回吊丧的房子——旧环城路弗兰茨的住处时，我们看见，市府大楼上的大钟停在四点钟的位置，时针始终还指着这个时辰。——弗兰茨的父亲和母亲后来在同一个坟墓中安息。
关于弗兰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绝大部分从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博士的报道中获悉有关情况并陈述于下。
星期一晚上弗兰茨状态很好，他情绪愉快，对克洛普斯托克从城里带回的一切都表现出欢喜之情，吃着草毒和樱桃，捧着这些水果闻了很久，享受着它们的芬芳。在最后几天中他对一切都是这样以双倍的热情享受着。他希望看别人在他面前喝很多水（还有啤酒），因为他自己做不到。他分享着他人的享受。在最后几天中他谈了许多关于饮料和水果的话。
星期一他还给想要到基尔林来的父亲写了下面这封信——一个自我控制和孩子之爱的文献，可与之相比的只有比如海涅在他的病房里寄给其母亲的信件，为了不引起丝毫不安。信的内容如下：
最亲爱的父母，关于你们有时来信提到要来看我的意
图，我每天都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它对我来说是件非常重
要的事情。那该是多么好啊，我们已经这么长时间不在一
起了。布拉格的相聚不能算，那是一种住宅干扰。可以算
数的是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宁静地共度了几日。我根本想不
起来，什么时候曾有过这样的经历，除了有一次在弗兰岑
温泉度过的几个小时。再就是像你们信中写的，一起喝
“一杯好啤酒”。从这里看得出，父亲对荷伊立根不太感
兴趣，从啤酒的角度考虑我也同意他的观点。再说，我现
在在炎热的日子里经常想起，我们有一次共同成了有规律
间歇的喝啤酒者，那是在很多年前，当父亲带我去民用游
泳学校时。
这一点和其他许多方面都是赞成这次来访的理由，但
反对的理由太多了。首先，父亲由于护照难办而很可能来不了。这样当然会失去这次来访很大一部分意义；而老是由父亲陪伴着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会过分地关照我，过分地为了我而来，可我总是那样不很美，根本不值得人家一顾。初到这里和维也纳各方面的困难你们是知道的，这些困难使我的健康受到一些损害，它们阻碍了热度的下降，并使我进一步衰弱。咽喉问题引起的吃惊在最初阶段造成的衰弱超出了疾病本身带来的后果。
直到现在我才依靠人们在远方根本想象不到的朵拉和罗伯特这样的帮助（没有他们真不堪设想！）摆脱一切衰弱。干扰现在也还存在，比如前些日子患的肠炎，至今尚未消失殆尽。这一切凑在一起，使我尽管有这样好的帮手，尽管有美好的空气和食品，尽管几乎每天沐浴在新鲜空气之中，至今仍未完全好转，总的说来还未出现如当时在布拉格那样的转变。此外你们还要考虑到，我只能轻声说话，即便如此也不能经常讲，考虑到这点你们也会愿意推迟来访的。一切都处于最佳开端中——最近一位教授确定咽喉中有很大的改善，因为正是他这么一个非常可亲的不自私的人——他每周开汽车来一次，要求我做一切……所以他的话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安慰——我已说过，一切处于最佳开端，但最好的开端毕竟只是开端而已。假如向来访者（甚至像你们这样的来访者）展示的不是明显的、无可否认的、用外行眼光也看得见的进展，那么宁可别来。我们是不是暂时不要见面呢，我亲爱的父母亲。
别以为你们到此能改善或丰富我的治疗条件。虽然疗养院的所有者是一位年老有病的先生，他帮不了很多忙，而与那位非常令人不舒服的助理医生打交道友谊的性质多于医疗的性质。但是，不时有专家来查看，此外罗伯特总是
在这里，他不离开我，他不去考虑他的考试，却以全副精
力为我着想；还有一位年轻的医生，我很信赖他（我感谢
艾尔曼副主教为我找来了他和刚才提到的那位教授），他当
然还不能开车来，而是节俭地坐火车或公共汽车，每周三
次离城前来。
星期一（据说包括星期二早晨，但我几乎不能相信）弗兰茨修订刚收到不久的他的最后一本小说集《饥饿艺术家》的初版。他就小说顺序的排列提出意见，对出版社没有足够地重视他的一些意见，表现出他的心受到了伤害。朵拉有一次说得很对：“其实他希望受到非常的尊重。假如别人对他很敬重，那么事情就会万事大吉，他对外表形式就那么在意。假如别人不这么做，他就感到深受伤害。”夜里十二点他入睡了。早晨四点克洛普斯托克被朵拉叫到房间里，因为弗兰茨“呼吸不对劲”。克洛普斯托克知道这是危险的信号，叫醒了医生。医生给打了一针强心剂。围绕着是否使用吗啡展开了斗争，弗兰茨对克洛普斯托克说：“四年来您不断地向我许诺。您在折磨我，一直在折磨我。我不跟您说话了。我就这样去死。”他被打了两针。第二针打完后他说：“别骗人说您给我的是对抗的药物了。”然后便是那句已经提到过的警句：“杀死我，否则您就是杀人犯。”他们给他打了潘托苯，他很高兴：“这就对了，但要多一点，多一点，这么些不起作用。”然后他缓缓入睡了。他最后几句话是对他的妹妹艾丽说的。克洛普斯托克扶着他的脑袋。卡夫卡一直最担心传染给别人，他说（这位医生朋友在他眼里变成了妹妹）：“走开．艾丽，别这么近，别这么近—一”克洛普斯托克微微抬起身子，他感到满意：“对了——这就对了。”
还在这些最后的场景之前，他粗暴地示意女护士走开。“他从来没有这么粗暴”，克洛普斯托克对我说。然后他用全力拉掉了心脏助搏软管，扔在地上：“现在别再折磨了，何必再拖延呢？”当克洛普斯托克从床边站起，想要清理一下针头时，弗兰茨说：“您可别走。”这位朋友回答说：“我不会走的。”弗兰茨以深沉的嗓音说：“可是我要走了。”
这里摘录克洛普斯托克6月4日从基尔林写来的信中的一段，他那典型的匈牙利德语保持原样。“可怜的朵拉，噢，我们大家都可怜。世界上还有谁像我们变得这么可怜——她睡了一会儿，可就是在梦中她也不停地嗫嚅着，只听得明白：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我的好人啊，你！……在她躺下时，我答应她，今天下午再到弗兰茨那儿去。她就这样躺下了。说到他，‘他是那么孤单，孤单极了，我们无事可干却坐在这里，而让他一个人在那里，一个人在黑暗中，无遮无盖。——噢，我的好人儿，我亲爱的你。’就这样翻来覆去。我们这里的情景难以描绘，也没有必要描绘。只有认识朵拉的人才会明白什么是爱情。理解这一点的只有很少的人，而这样更使折磨和痛苦加深。但您是的，对不对，您是的，您会理解的！……我们还完全不明白，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慢慢地，变得越来越清楚，而同时又昏暗了下去，揪心的痛楚。他还在我们这儿，所以我们尤其不明白。现在我们又要到他，到弗兰茨那儿去了。他的脸是这么呆板、威严、不可接近，他的精神是那么纯洁和威严。威严——一张国王的脸，出身于最高贵、最古老的家族。他的人的存在之温柔消逝了，只有他无可比拟的精神仍然构成他呆板的珍贵的面孔。美得就像一尊古老的大理石胸像。”
卡夫卡传第八章 补遗：卡夫卡形象的新特征
第八章 补遗：卡夫卡形象的新特征
很少有作家经历过像卡夫卡现在经历的命运：生前几乎完全默默无闻，而死后很快便世界闻名。
对手弗兰茨·卡夫卡来说，这种命运的刻薄由于他对荣誉持全然无所谓的态度而得到缓解。在他心目中，写作（在他一篇日记中这么写着）是“祈祷的一种形式”。他努力的方向是内心的完美、白壁无暇的一生。不能说他毫不在乎世界对他怎么想。他只是没有时间来顾及这个问题。充斥他心中的是对伦理上最高境界的追求，这是人应该达到而实际上几乎达不到的境界；是一种上升至痛苦、至半癫半痴状态的冲力——不能容忍罪恶，容忍谎言，既不能容忍自我欺骗又不能容忍对他人的刻薄。这是一种经常以自我鄙薄为形式出现的冲力，因为卡夫卡仿佛是用显微镜观察他自己的弱点，渴望与纯洁、神圣获得最紧密的融合，在他的格言中这被冠以“不可摧毁的东西”。这种全力以赴的追求占据了他的一生。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是现代作家中最接近托尔斯泰的人。“倘若心中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之物的信念，人便不能生存。”卡夫卡以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他自己的宗教观。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句话。
卡夫卡生前的状况便是如此。
在他死后，一开始找不到一家大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遗作。每一本我几乎都必须先在另一家出版社中出版。我试图引起一些名人对这些出版物的兴趣。盖尔哈特·霍普特曼写信对我说，可惜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卡夫卡这个名字……今天人们打开每一期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或意大利的杂志，差不多都会碰到这个名字。
今天聚集在卡夫卡这个人物上的耀眼的灯光自然也会引起对他的形象的一切扭曲。但只要充分相信卡夫卡自己教诲的那个“不可摧毁之物”，对那些扭曲也可以不必放在心上。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难以着手的人格的正确的形象轮廓将自己会显现出来，尽管这个轮廓今天还是那么有争议。
但是如果今天就能有机会描绘出本质的、正确的轮廓来，自是令人高兴的。也就是说，如果那些曾与卡夫卡有个人联系的证人出来讲话的话。比如最近我得到的《回忆卡夫卡》一书，这是卡夫卡的一个朋友（弗利德里希·梯伯格，现在在耶路撒冷）写的；比如卡夫卡生命的最后岁月直到他去世的生活伴侣朵拉·笛芒（她不久前，于1952年8月在伦郭去世）在她在以色列可惜太短暂的逗留中，在公众演讲和私下谈了许多她与卡夫卡共同生活的事情，大多数由费利克斯·威尔奇记录了下来。加入这些证言行列的有玛尔特·罗伯特关于朵拉的报道，还有古斯塔夫·雅诺施值得注意的记载。雅诺施的记载之特殊价值在于：他在卡夫卡生前便记下了卡夫卡的言论；这好比艾克曼在歌德每次讲话之后马上将其记录下来，从而给我们留下了了解歌德这个真实的非凡人物的无法估价的源泉。雅诺施自己在他的书的“前言”和附录的“说明和解释”中介绍了他自己的生平和《卡夫卡谈话录》的产生经过以及手稿的故事。这里需要补充一下的是，这部手稿是怎么到我这里来的，它是怎么补充了从1920年3月底以后这段时间里，即从雅诺施认识卡夫卡的那天起，我们对卡夫卡生活的认识。关于这段时间直到不久前还没有很多出版物提及。雅诺施的记载填补了这个空白。
1947年5月，即我最终离开我出生的城市布拉格八年后，我收到了一封从布拉格寄来的信，信是以这几句话开头的：“我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我是您离开这里前不久在布拉格日报’上报道过的那个音乐家；也就是促成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捷克文译本在弗罗里安那儿发表的那个人。”写信者问我，他是否可以把他“关于弗兰茨·卡夫卡的日记记载”寄给我，他在为此找一家出版社。“弗兰茨·卡夫卡是我的青春时代——而且不止于此。您可以想象我的紧张心情，”在雅诺施给我的第二封信中这么写道。
这部手稿隔了很久才到达。而由于我当时工作繁忙，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去读。最终还是我的女秘书爱斯特·霍弗夫人（她在我整理和出版弗兰茨·卡夫卡的遗作中鼎力协助，使我欠她无限的情）拿去了这部著作，并在读后告诉我，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重要的著作。于是我开始读这些记载，其充实的新鲜内容向我涌来，令我惊讶，而这些内容清清楚楚地、无法替代地留着卡夫卡身上所宣示的那种天才的印记。就连卡夫卡的外表，他的讲话方式，他边说话边作手势的那种给人深刻印象的、柔和的姿态，以及他的相貌都活灵活现。我感到好像我的朋友突然活了过来，刚刚走进我的房间。我重新听到他说话，看到地闪闪发亮的活跃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身上，感觉到他安静的、痛苦的微笑，为他的智慧所吸引并深受感动。
此后不久，朵拉·笛芒来此探访，她多次来看我，有一次我给她念了雅诺施这本尚未出版的书的片断。她马上被吸引住了，在雅诺施保留下来的一切文字中她认出了卡夫卡那无可替代的风格及其思维方法。她在这本书中感到真正地与卡夫卡重聚了，深受感动。于是这些谈话的真实性得到了两个证人的证实；不久又来了第三个人。卡夫卡的《致密伦娜书简》问世了，是由我的朋友维利·哈斯整理出版的。这些信件在一家布拉格银行的保险箱里保存了二十年之久，我没有见过。现在我读到这些信件了，依我看，这些信属于所有时代里最伟大的情书之列，足以与朱丽叶·德·莱斯庇纳斯那些灼热而谦卑的书信相媲美。这里，在一些插曲中我又碰到了那位拘谨的年轻人古斯塔夫·雅诺施，他把他的最早的一批诗歌送交给他极尊敬的卡夫卡评阅，同他一起讨论，而由于卡夫卡沉浸在完全不相干的思想和爱好之中，这种征求意见明显地打扰了他。雅诺施记载中涉及的整个对话局面当然只是他从一个方面看到的，而从另一个精度，从对立的方面看是掺杂着讥讽的滴剂的，却正因为如此而更证实了其真实性。
此外，雅诺施在我于1937年发表的卡夫卡传记中已经首次被提及，当然只不过在比喻中，说得更清楚些：随着他父亲的形象出现，没有提到名字。在第三章中我描述了卡夫卡如何善于同他工作的办公室内的同事们，即工人工伤保险公司的同事们交朋友，包括“同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