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对这个世界知道得多一万倍。他这种恐惧是正确的。您搞错了，弗兰克自己不会写信给我的。他没有任何话可写信告诉我的。事实上他在这种恐惧中一句话也没法对我讲。他爱我我是知道的。他心地太善良也太羞怯了，以致他不能终止对我的爱。他会将此视为一种罪孽。他总是把自己看成是罪人和弱者。而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有他那样巨大的力量：这种绝对的、不容更改的对完美、对纯洁和真理的需求。事情便是如此。我从骨子里知道，事情就是这么回事。我只是还不能清醒地去认识它。我在大街小巷里穿行，整夜整夜地坐在窗前，有时思想像磨刀时进发的火花般在我头脑中跳跃，而我的心像挂在一个钩子上，您知道吗？挂在一个非常薄的小钩子上，它撕扯着，带来那样薄的、尖锐得可怕的痛楚。
我的健康已经濒临绝境，假如说还有什么东西阻碍着我的沉陷，那是违背我的意志的。这种阻碍物就是至今载着我走的那个东西，某种极无意识的东西，一种对生活的不由自主的爱。最近我在维也纳另一边某处突然发现了那样的轨道，您知道吗，您不妨设想一下长达几公里的街道，像一条骰子一般的沟——而下面是铁轨、红灯、火车头、天桥、车厢，就是这样一种黑色的可怖的机体，我在一边坐了下来，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呼吸。我想，我会在充斥的痛苦、渴望和对生活的极端的爱中发疯的。我是那么孤独，就像哑巴们那样孤独，至于我在这里对您讲话，那只是因为那些话完全违背我的意愿已经从嘴里呕吐出来，因为我已经不能再沉默了。请您原谅。
我不会给弗兰克写信的，一行也不写，我不知道还将发生什么事情。春天我到布拉格来，将会拜访您。如果您能时时给我写信来，告诉我他的近况——我每天去邮局，我改不掉这个习惯——我将非常高兴。
我再次感谢您。
M．P．
还有一个请求：一个很可笑的请求。我的《判决人《变形记》、《司炉》、《观察》这些书的一个译本将在诺伊曼那儿出版——切尔文（Cerven）丛书——其装帧将同查理路易斯·菲利浦的《布市》一样，您一定知道这本书的。
现在我搞完了——这几个月中我的脑子和心脏遭到啃啮，在这样孤独的情况下钻在他的书中，真是可怕——但诺伊曼要我“对捷克读者先说几句关于他的话”。耶稣基督，要我对人们写关于他的话？再说：我没有这个能力。您能为我做这件事吗？我不知道您政治上是否有反对意见——切尔文是共产党的，可是这套丛书是无党派的。诺伊曼真诚地乐意出版这本小书，为其即将问世而高兴——当然您的名字也将在那里出现，您是否觉得不合适？假如不，那我请求您做这件事。大致写三四页，我将它译出，作为序言放进去。有一次我读到过您的这么一篇文章——为拉弗格写的导言——一篇非常美非常美的文章。您愿意为我做这事吗？我将很高兴。这本书必须以出色的面目问世，对不对？译文是好的。而您的导言一定会出色的。假如您没有政治上的顾虑，请为我做这事。当然这文章必须给捷克读者提供一种信息。可是您不要为人们写，而是为自己写，就像那篇拉弗格导言一样。您在该文中怀着爱，怀着正直的、非常有见解的爱。于是您所说的便非常非常美。要得很急，马克斯，我请求您帮帮忙。我希望能带着这本从各方面看都有分量、都完美的书走向世界。您知道吗，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必须保卫什么东西，为什么东西辩解。我请求您。
请您什么也别告诉F．。我们要让他喜出望外，同意吗？也许——也许他会为此感到一点欣慰的。
好像在密伦娜和我的通讯关系中出现了较长时间的间歇，下一封信的开端便将证实这点。我丝毫回想不起，密伦娜翻译的那本书是否真的出版了，我是否写了前言。我手头既没有那本书也没有那个前言。密伦娜提到的另一篇前言是为我同弗兰茨·布莱共同翻译的居勒·拉弗格（1909年）的《风趣的丑角》一书而写的。在发现拉弗格方面走在这之前的是保尔·维格勒，他翻译了拉弗格的《传奇寓意剧》（Moralit6sleg一ndaires），可惜译文风格过于夸张，但许多地方译得很出色。依我看，拉弗格是福楼拜之后最伟大的法国作家之一。他今天几乎不为人知（在法国也一样），曾由“法兰西信使”出版（1902年）的三卷本全集已告售罄。什么时候还会再版，并尽可能完整地出版呢？——一然而我离题了。我当然觉得，在美与爱的王国中一切都紧密地联系着，而实际上这是连接人类心灵的唯一真正的桥梁，因此我译的拉弗格著作事实上对卡夫卡及韦尔弗早期诗歌产生了影响。——下面是密伦娜的第六封信：
非常尊敬的博士先生：
请您原谅我这么晚才给您回信。昨天我第一次离开床，
我的肺已经油尽灯枯。医生警告我说，如果我不立即离开
这里，我就只能再活几个月了。与此同时我也给我的父亲
寄封信去；他要是寄钱给我，我就走。何时何地，我还不
知道。但在此之前我肯定来布拉格一次，将不揣冒昧去找
您，以求获悉关于弗兰克的确切消息。我还会写信告诉您
我何时抵达。但我坚决地请求您，别把我生病的事告诉F。
我不知道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显然在冬天。由K．St．
诺伊曼出版，波洛维出版社，作为切尔文丛书中的一本，斯
蒂凡街三十七号，或许您可以去问问他，您可否在出书前
将那篇序言单独发表。纸张和钱都短缺，一切都需借以时
日，我不愿对您的序言作任何删节（它是那么美）。
我有个印象，好像您在对我生气？我不知道怎么会产
生这个印象的，于是从这封信中感到。请您原谅我对弗兰
克的“分析”，那是丢人的，我为我竟会这么做感到羞愧，
但有时我感到仿佛必须用双手挟紧脑袋，以免其粉碎。
我感谢您所做的一切。再见。
您的M．P．
密伦娜的最后两封信已经是在卡夫卡死后的几个月中写来的了。谈得上卡夫卡同密伦娜真正的会晤的只有维也纳那“四天”和在格蒙德短暂的倒霉的会见；后者已经由疏离伴随而来了。在长篇小说《城堡》中两个相爱者之间融洽的关系持续的时间也是短暂的。在第一个爱情之夜后，书中写道：“他兴奋极了，深感弗丽达在他怀抱中的幸福，同时这个幸福感也是极其担惊受怕的，因为他觉得，一旦弗丽达离开他，就等于他拥有的一切都离开他了。”在此之后马上开始了不和的风波，这种不和只是偶尔被信赖的插曲所打断。关于第二次与弗丽达的共处，第四章（一开头，第二页）响起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诅咒。——我已经说过，长篇小说中的描述应该从轻蔑的漫画化角度去理解。现实生活中比那显然出于自卫原因而扭曲了的描写要宽厚。现实生活赋予这位作家以幸福的时辰，这一点在一开始写的那些非凡的信件中放出光芒，也赋予了他以密伦娜的信件（可惜已毁掉），表达了他满腔歌颂的感激之情。高潮发生于那“四天”和第二次会面之间。当然密伦娜后来在布拉格也还看望了这位作家，但那仅仅只是对病人的探望。当卡夫卡对我谈到这些来访时，尽管高度评价了从密伦娜的人治中仍然不断焕发出的好的影响，但从整体上倒是怀着更大的痛苦和烦恼提及的。哈斯在给密伦娜的信的编后记中谈到的在玛丽亚温泉的相会不曾举行；1922年2月29日日记中提及许多年前的插曲，即1916年7月与F．在玛丽亚温泉的相处。我相信，读者会通过这几封信中出现的强有力的、充满青春气息的密伦娜身上感到，这些信是对卡夫卡给她的信的重要补充，这也是我详细地转引的原因。由于没有关于这个时期的其它直接的文件，它们的地位就更其重要了。
最后转引她给我的最后两封信（用德语写的）。第一封是在印有她父亲地址的信纸上写的，这显然表明她与父亲达成了谅解。
亲爱的博士先生：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把这本书寄还给您。请原谅我没有
来看望您。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现在能够谈论弗兰茨，您也
一定不会愿意同我谈到他。假使您同意的话，我将于九月
份来布拉格之前通知您。请您将我留在亲切的回忆中，并
向您的太太转达我衷心的问候，很可能有一次我无意中给
她带来了伤害。在您有机会的时候，请您把弗兰茨那里的
我的信件付之一炬，我放心地把它们交给您，说来当然并
不重要。他的手稿和日记（完完全全不是为我写的，而是
产生于他认识我之前，大约是十五大本）在我这里，假如
您需要，便归您处置。这是他的愿望，他曾请求我除了您
以外不给任何人看，给您看也必须在他死后。也许您已经
见过一部分了。
我最衷心地祝愿您，并保留着最友好的感情。
您的密伦娜·波拉克
亲爱的博士先生：
我不能前往布拉格，把手稿交给您，尽管我很愿意这
么做。我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放心托带的人，我更不敢通
过邮局寄上这些本子。我将考虑把布拉格之行推迟到十月，
但愿您届时已经回来，我便能把一切亲手交给您。我也请
求您把我的信从卡夫卡家里取出，这样对我来说您将是做
了一件大好事。我不想自己去请求他们，我与他的亲属的
关系从来就不好。
我非常地感谢您， 10月 1日以后在布拉格再见！如果
您那时也不能在布拉格，请您写信到维也纳来，告诉我您
何时从意大利回来。
致真诚的问候！
密伦娜·波拉克
此后我还经常与密伦娜谈过话，并接收了卡夫卡的手稿。
从我几年前才得知的一桩事实中可以看出，在观察卡夫卡时绝不能使用过于简单化的心理学。现将这件事报道如下。
1948年春，当时居住在耶路撒冷的音乐家沃尔夫冈·绍肯写信对我说，有人曾经向他透露，卡夫卡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作为证据，他向我出示了一个叫M．M．的女士的信（格蕾特·布洛赫；关于给她的信参见《绝望和拯救》），他（报告者）与她是好朋友。这位女士那时已经辞世，那孩子在此二十多年前已经死去。事情最可悲之处在于，卡夫卡从来不知道有过这么一个孩子——他不到七岁就死了，还在卡夫卡去世之前。孩子的母亲是个自尊心很强的、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独立的女士，她出于敏感很容易闭锁心扉。也许她心里有顾虑，不愿向卡夫卡透露这个消息，因为随着这短暂的关系而来的是长时间的、最终的疏远。我略略认识M．M．夫人，但对她与卡夫卡之间的友谊一无所知。根据弗兰茨对我的叙述，我把他们间的这种关系视为断断续续地出现仇视的关系。在弗兰茨的日记中可找到指着同一个认识方向的暗示。不管怎么说，M．M．是个著名的、卓有成绩的、意志非常坚定、极其聪明的人，对生活有着远大的目光。假如卡夫卡得知，他成了一个儿子的父亲，这会给他的发展带来多么巨大的裨益，其影响简直不可估量。他内心最盼望的莫过于获得孩子；他最怀疑的也莫过于自己生儿育女的能力。每个他的著作的行家都知道那些相关的段落，卡夫卡在那些段落中表达了坐在孩子的摇篮边的渴望。实现这个渴望对于他的意义超过了其本身，也许能从最高层次向他证明自身的价值，因此也许具有决定性意义，他会感到自己身价培增；他始终将缺少后代视为一种特殊的、宣布将他逐入地狱的判决。如果卡夫卡把这个孩子收养过来，孩子也许不一定会死；也许重新觉醒的自信心能够拯救卡夫卡自己的生命，也许他今天就坐在我旁边，使我不必对着虚无命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得承认，这里的生活谱写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卡夫卡著作中一切复杂的冒险性的残酷和讥讽的苦涩特征是那样惊人地相似。
M．M．夫人在布拉格瞻仰了卡夫卡的墓。她那时在布拉格又见到了给我提供消息的人，1940年4月ZI日，她从佛罗伦萨写了封信寄到以色列给他，我从中摘取关键性的几行。“你是当时在布拉格看到我处于莫大的困境中的第一个人，我为那时刚刚预感到的恐惧而忧心忡忡。你在你朋友们杂乱的房间中的音乐演奏。在这个神奇的城市中（我对它的爱超出您的想象）短时间的散步，这些在那时也都还能帮助我克服恐惧心理。我去瞻仰了那个对我来说意义极其重大的男人的墓，他死于1924年，他的高超艺术至今仍为人称颂。他是我的男孩的父亲，这孩子快七岁时突然在慕尼黑死去。远离我和他，而我与他在战争年代就不得不分手了，以后再也没见过——一直到几小时前——因为他在他的家乡，在远离我们的地方死于一种致命的疾病。我从来不提此事。我相信这是我第一次说到这事。我家里人和我的朋友们从不知道，除了我后来的上司以外。他因此而对我很好，很规矩。所以当他1936年去世时，我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失去了一切。想到他们不必再受时间的折磨，我心情平静，感到幸福。”M．M．夫人在好多年中一直是以这么一种独特的方式谈论卡夫卡和卡夫卡的作品的，以致我的消息提供者断定信中这一段所指只能是卡夫卡，绝不会是其他人。此后意大利很快就介入了战争，M．M。同我的消息提供人之间的通信不得不中断。那次重访布拉格已经是在德国纳粹夺权的阴影下进行的了。M．M．当时的住地是柏林，她有理由谈到折磨着她的预感性的恐惧。她逃往瑞士去以色列，最后到了意大利。我的消息提供人得到的最后一次关于她的消息来自不列颠红十字会，落款日期1945年5月16日，报道的是：“M．M．夫人被德国人于1944年5月从S．多那托·迪·科米诺和弗洛希农带走，同其他生活在这个区的犹太人关在一起。我们深感遗憾，当前我们一点都帮不上忙。”进一步的了解表明，M．M．被一个德国士兵用枪托打死了。我检验了消息提供人告诉我的所有线索。这些线索将我引向佛罗伦萨的好几个人，他们住在圣吉尔吉奥和简宁利奇奥里膳宿公寓。找到M．M．遗物的机会十分微弱，那里也有许多卡夫卡的信。居住在弗罗伦萨的作家马克斯·克莱尔帮助我寻找。但是没有下落。有可能卡夫卡的这些信今天保存在一个叫E．Pr．的先生那儿，是这位先生帮助M．M移居智利的（借此机会顺便说一下，卡夫卡写给那个同他两次订婚的“柏林女人”的书信至今仍在期待着与读者见面）。无法知道卡夫卡的儿子名字叫什么，他曾生活在什么情况下，死于什么情况下。没有什么东西像卡夫卡唯一的儿子这样，逝去之后在历史领域内留下的踪迹是这样的少。
卡夫卡的世界声誉并没有使人们能够理解他。围绕着卡夫卡已经出现了一个神话气氛，抹杀了他的人品的真实特征。比如一家瑞士刊物为努力使一般读者对卡夫卡“感兴趣”，竟信口开河说了些最为荒诞不经的故事。如，在他的慕尼黑朗诵会上，有三位女士晕厥过去，被抬出大厅，由于卡夫卡所读的恐怖场面的描写是那么骇人。还有，有两个女人在他尚未掩埋的墓旁爆发了一场争论，两人都声称是他的妻子。——所有这些纯属子虚乌有。关于慕尼黑朗诵会卡夫卡向我详细介绍过。如果发生过那样轰动的事件，他一定会提到的；因为按照他的性格，一切有可能被利用来反对他的事情，使他心情受压抑的事情，他都要特别地强调如果那时真的在慕尼黑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么卡夫卡在布拉格火车站（我去接他）就会对我说：“你看看，马克斯，我是个多少低劣的作者，我不能为人们做点好事，却给他们带来伤害。三个昏过去——这是我可悲的成就。”我敢断定，他会怀着对自己的夸耀性的幸灾乐祸大体上说这么几句话的。关于他的葬礼，那时我自己负有伤感的义务：扶着他的生活伴侣行走；我可以证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有在最遥远最不着边际的地方才会产生这样的谣言。
关于卡夫卡遗留的文学作品的故事我在每本书的后记中（尤其在《诉讼》的后记中），此外还在我的《作为指路人的弗兰茨·卡夫卡》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