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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完了，父亲没有教训我，走了。第二天我正在做功课时，父亲又来揍我，说：
“你娘的狗东西，做功课装给我看！打死你。”
一连几个月，父亲见着我就骂，我若是开口，马上就拳下如雨。任何事都可以构成理由，甚至于不需要理由，就像冲着了太岁一般，万事不吉。打骂不说，父亲的眼中还带着一种恨毒的神色，彷佛我是十恶不赦的罪犯，令人心神俱颤。
古人曾说：“欲入人罪，何患无由”？可是总应该有个原因，比如说我做了什么天大的坏事，令父亲深痛恶绝，连向我解释都不齿。有什么事这般严重呢？我到底能做出什么坏事来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糟糕的是父亲不开口，我又不能问，我不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很可能我做了什么，但我却不知道是错事，更不知道后果如此严重，怎么办呢？
终日生活在恐惧中，风吹草动都令我心惊胆战。我并不是怕挨打，挨打其实是我练“气功”的良机，身体反倒越打越壮，骨头特硬。但父亲的神色让我感到自己是普天之下最不可原谅、罪该万死的恶棍，他越是不说，我越是不安。
有一天，父亲吩咐我中午请假回家，一进家门，志学已坐在客厅里。大家静静的吃完午饭，一副“山雨欲来”的情景。果然风起了，吃完饭，父亲突然对志学说：
“你带他去吧！”
“去哪里？”我忍不住问。
“去哪里？去医院！”父亲没好气地说。
“去医院干什么？”我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干什么？看病！”
“看什么病？”我越搞越胡涂，明知要挨骂，也忍不住要问。
“看什么病？神经病！”
是骂我神经病呢？还是说我有了神经病？
“神经病？”
“神经病！”父亲答得斩钉截铁。
“我没有神经病呀！”我这才了解父亲的意思。
“就是因为你有神经病，所以你不知道你有神经病。”
我还能说什么？原来如此，我终于懂了！天天挨打是因为我有神经病！可是，我有神经病吗？我实在说不上来，说不定我真是有神经病，而自己不知道！满心懊恼下，默默不语的跟着志学到了台大医院。
那时的台大医院规模远不如今日，一进大门，只有左右两个挂号处。左边灯光明亮，是一般门诊，有两三个窗口，很多人在排队。右边则冷冷清清、阴阴暗暗的，只有一个小窗子，前面有人挂号，我们便排在他后面。
志学交游很广，朋友甚多。无巧不成书，这时对面走来一对夫妻，见到志学，立时亲热地打起招呼，随即关心地问道：
“怎么啦？来看病？”
志学苦笑了一下，说：
“不是我，是我这位亲戚。”
那位热心的太太看了我一眼，说：
“他身体很好呀，是什么病呢？”
志学一时语塞，连忙看看挂号窗口的牌子，我也跟着看。上面写的是：“花柳科、痲疯科、精神科”志学毫无选择，只好说：
“这个……精神科……”
我着实讨厌这位太太的啰嗦，便把眼睛一瞪，直直地望着她。她多半是被我那副精神病的症兆吓到了，忙拉着她那位不识相、还想问下去的先生，回头就走。
精神科在右侧的地下室，阴暗潮湿，里面等着看病的人无一不是稀奇古怪，有的手舞脚蹈；有的则仰首对天喃喃自语；有的龇牙裂嘴，其状可怖。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不禁怀疑自己在别人眼中是否也如此。
的确，如果一个人患了神经病，他多半不知道自己是神经病。我溜到厕所中，面对着镜子，仔细彻底地自我检查。表面上我一点都不像门诊室中的那些病人，可是当我模仿那些怪相时，自己也不禁怀疑，我和他们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分别？
志学虽然就在我身边，我却不敢问他。他只是奉命而来，难道他分得出谁有神经病吗？话说回来，如果我真的有神经病，或许就可以不必上学了，父亲也会原谅我这个神经病儿子，对我好一点，也许还可以少挨些打骂。
在胡思乱想中，一位年轻的大夫叫我到一间小房中，他拿了一本涂满各种水墨、毫无规则的图画，要我说出看到什么。我看了半天，只是一团墨汁，什么都不像。但那位大夫坚持要我说，就算是胡说也行。
我觉得这个世界简直是疯了，父亲硬说我有神经病，平常又莫名其妙的打我骂我。现在碰到这个大夫，给我这本怪画，还强迫我胡说，到底是谁有神经病呢？
再一想，刚才不是想得很清楚吗？神经病又怎样？做人到这个地步，生不如死，还有什么好争的？你们既然要我胡说，好极了，我且胡说给你们听！
我连图都不看，脑中想到什么便说什么，说得又多又快。只可怜那位年轻的大夫，运笔如飞，连抄都来不及抄，不断地叫我说慢一点，怕遗漏了重要的线索！
说完了，如释重负，我开始相信自己的确有点神经。后来，又换了一个房间，有位年长的大夫，他坐在一盏灯的后面，把灯对准我。灯光直照着我的眼睛，我完全看不到他，就像对着一面光墙，弄得我心神不安。只听他问道：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会来这里？”
他这一问，就像一把刀陡然刺进我灵魂的深处，是那么赤裸裸的，那么无情。伪装的面具只是纸一般薄的自我安慰，纵使小心翼翼的不去碰它，也难保能支撑多久。经他这么一戳，我再也控制不住了，立时声泪俱下。
一口气如同决了堤的长江大河，我把家中所见、所知的情形，由母亲的过世、敏姐的跋扈、阿香的传奇以及我在学校的遭遇等等，一股脑像是洪水般的倾吐出来。那道光墙彷佛是张白色的光毯，静静地载着我，透过时光的窄门，回返到过去。我勇敢地揭开了尘封的疮疤，一一展开，彻底清洗。等我脑中一片空白，再也没有话说了以后，我问：
“大夫，我是不是真有精神病？”
那大夫冷静地说：
“你父亲才有精神病！”
苦与乐原是个人一己的主观认知，对某些人说来是痛苦的事，却很可能是另一个人快乐的泉源。实际上，人对一件事的经验，经常是苦乐交杂，两者不可能独立存在。不利的刺激引起身心自然的排斥，此种感觉即为痛苦，是人力求避免的。等到身心痛苦解除的那一剎，心理上所感受的冲击由不利的一端，化为有利的另一端，则为快乐。
从哲学及心理学上而言，痛苦的解除才是快乐。也就是说，痛苦与快乐原为一体的两面，互为因果。而且就如反作用力一般，两者的方向相反强度相等。痛苦越深，解除时所获得的快乐感觉越是强烈。只是有些痛苦经过长期累积，感受已经麻痹，日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人常无从认识其痛苦的本质罢了。
我长年埋藏在家庭不幸的阴影中，习惯于那种一成不变的模式，早已丧失了辨识的本能。身边的一切与真实的人生好象隔着一层浓雾，恍恍惚惚间感觉不到明确的棱线。好在我受过还珠楼主的洗礼，有着用不尽的幻想，很容易逃遁到虚无的他乡。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到，自己脆弱的心灵竟然牢牢地关闭在过去那冰湿寒凉的暗室里。当我从苦涩的记忆中，看到一个无助的身影，在环境的重压下，承受着难以名状的折磨。那时，与其说是悲恸，倒毋宁说是惊悸来得更为贴切。
我喜欢看小说，尤其偏爱悱恻缠绵的悲剧，因为在直觉上，“我”并没有身受其苦，但却将故事的情节与自我的经历溶合为一。我所感受的正是我熟悉的情绪，而由小说故事中接受的，却是变化曲折、多采多姿的人生。如此一来，既挑起了自我的情绪，又美化了个人的感受，遂有如醉如痴之感。
在这次的自白中，我是故事的主角，却又是旁观者，每一个封冻经年、以往不敢触摸的细节，都栩栩如生地飘扬在另一个时空！
待我全部倾吐完毕，有如看完了一本书，应有的激情反应，已经化为余烬，所以我能很冷静地探索内心中的真相。
使我感到惊悸的是，在看了那么多小说后，很难相信自己居然也在活生生的天伦悲剧中！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我能活到今天，为何不能面对明天呢？医生证明我一切正常，我就应该正常地活下去。
当我由桎梏中解脱出来后，渐渐感觉到有一股涓涓的快乐清泉，由无到有，开始流过我的血管。这种感受非常可怕，它使我认识到过去生活的痛苦，因而经常设法逃避回忆的折磨。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对父亲的畏惧已经成为本能的反应，连心中一点不敬的念头，都会遭到良知的围剿。
另一方面，由于无尽痛苦的积累，使我在青少年那段岁月里，有任何一点小小的收获，都能在心灵上带来无上的冲击与快慰。就像个饥渴不堪的流浪汉，不论什么食物，只要进入口中，都觉得鲜美异常。
左邻宫家有十个孩子，最大的儿子滞留大陆。老二比我大三岁，老三与我同年，老四稍小，四个都是男孩子。再下去约每隔一年一个，第五和第六位是女孩，下面还有二男二女。妙的是他们从老三以下，二男二女，梅花间竹，对称工整。而且一个面貌酷似母亲，另一个则具有父亲的轮廓。
孩子多，声势自然就浩大，我们住的宿舍是木造的平房，连院落约有一百坪。地方虽然不很大，可是一到晚上，只要家长不在，电灯一关，室内加上室外，捉起迷藏来，十几个小萝葡头，就能吵得天翻地覆，那股兴奋刺激的活泼劲，真能令“佛跳墙”！
然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家的问题是婆媳不和，婆婆认为经过多年的煎熬，好不容易熬成婆，理当手操家中生杀大权。而做媳妇的受了新时代的洗礼，憧憬着幸福的新式家庭，也没有理由放弃任何属于自己的权利。
这场两代争夺权利的战争，由大陆延伸到台湾，越演越烈，终至水火不容。宫伯伯是个孝子，起初一直保持中立，避免介入。但这事闹得太久了，最后，不由自主地，他也卷进了这场风暴。他一面劝老人家慈祥谦和些，不必争权揽势；另一方面又强力压制妻子，希望能遵守三从四德。
宫伯伯是辽宁籍旗人，身材削长，面容清秀，年轻时有“美男子”之称。他说话慢条斯理，冷静从容，从来不疾声厉色，与我父亲完全是两种典型。宫伯母是江南人，年轻时也曾倾倒不少众生。做了十个儿女的母亲后，身材已是臃肿不堪，脾气也暴躁非凡。尤其是她的嗓门奇锐，叫骂之声能使风云变色。
那种家庭悲剧着实令人难忘，对我而言又是另一种体验，在不同的屋顶下，缊酿着不同的问题。我原是羡慕他们家中欢乐的气氛而来，也曾试着把满腔的烦恼宣泄在欢笑中，然而现实永远是现实，不论人躲到哪里，都躲不过残酷的现实。
经常，正当我们在玩耍或者讨论功课、作业的时候，就会听到宫伯母一声暴喝、宫老太一阵嘶吼。余音还在耳中，大家的脸色就像掉落在地上的酒瓶，碎片和着水酒，飞溅四散，一个一个无助地，就此凝固在那一剎。
我很喜爱透明的物体，喜欢那种光色的流动，似是永恒而又变化无常。肥皂泡很能代表欢乐，不论我们多么努力的吹，也不论肥皂泡有多大，彩色有多鲜艳，它总是在飘逸绚烂、令人陶醉的当儿，突然之间，破掉了。
大概正因为这种不确定的感受，使我更能珍惜在宫家所得到的欢乐。爱屋及乌，他们家庭的遭遇，也就成为我心灵负担的一部分。
我很能体会宫伯伯的心情，矛盾痛苦成为他难以启口的包袱。再加上来台湾以后，事业很不顺心（记得他曾经出面检举一位表面德高望重，实际上却贪渎枉法的长官，但在权臣当道，官官相护的白色时代，他反而成了代罪羔羊）。在多方面的折磨下，我所见到的宫伯伯，已经是位沉默寡言，满腹心思的憔悴长者了。
宫老太还有一个女儿，也住在台北，本来议定与宫伯伯轮流，各奉养半年。但为了老太太，女儿的家庭也失和，闹得几乎要离婚，所以不得不把责任推到做儿子的身上来。
宫老太当时已年逾七十，身体健朗，耳聪目明，牙齿居然连一颗都没有松脱。她床下藏了不少零食，在几十只“鼠视耽耽”的小眼睛下，她抱着“众乐乐，不如独乐乐”的矜持，我从来没见她给小孙子们分享过一点一滴。她经常装得老态龙钟，穿著破烂，到处陈诉儿子女儿的不孝，以争取街坊邻里的同情。
最初这种诉求相当有效，也给宫家带来不少困扰。可是，日子一久，大家看透了宫老太太的为人，避之唯恐不及。最后，宫老太连聊天的对象都找不到了。有一次宫老太为了抗议大家对她不尊敬，在台湾街头运动还没兴起之前，她口中还嗑着瓜子，人就大剌剌地横睡在马路中央，一时交通阻绝，人人为之侧目。
父亲常常拿他们一家的事迹，做为机会教育的活例，认定他们“伦常败坏”、“德行斲丧”。既然不幸为邻，唯有保持距离，以免受到污染，更严禁我们与宫家来往。
不幸的是隔壁随风传来阵阵孩子们的欢笑声，丝丝扣着心脉，我越想压制，对那些声浪越是敏感。终于，有一天，顾不得可能发生的后果，我跨越了意识型态的屏障，投奔自由，加入了他们的阵营。
虽然只是一墙之隔，气氛却有天壤之别，我家总是阴沉沉地，没有什么声音。每个人都与其它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小心翼翼地，力求避免触及尚未愈合的创口。宫家则是叽叽喳喳的，大的叫，小的闹，从无宁时。兄弟姐妹之间，经常为了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争得面红耳赤。可是一转身，一切又忘到九霄云外。
这是一种崭新的体验，对我日后发展人性理论，有很大的助益。因为人的认知都来自经验，而人生苦短，绝无可能遍阅各种人际关系。经历不足认识就不全，若连人生都认识不全，从何而知人性？
在理论上，人性不过是人对外在事物的反应作用，设若人能经历到事物的极端现象，就可以推测出人性的正常反应。在我家，人与人之间的磨擦，必然会导致灾难。宫家则刚刚相反，他们从小到大，彼此之间争执不断，反而能维系亲密的感情。数十年后，我家里的姐妹亲戚，几乎是个个老死不相往来。他们却兄弟姐妹团聚一起，成了一个小社会。
我家兄妹，各谋其是，独立无援，各自朝向学术、事业发展。而宫家比较重视亲情，互相依靠，互相协助，大家吵吵闹闹如故，彼此之间的利害关系却也越绑越紧。
当然，我那时还没有这些认识，只是羡慕混合着难言的懊恼与无奈，我谨慎地生活在这两种极端的天地里，由于早年养成了观察的习惯，便不然而然地开始思索。为什么世界这样不公？为什么人与人的遭遇是这样的悬殊？为什么我会痛苦？为什么别人也会痛苦？为什么欢乐的时光总是那样短暂？
从根本上说来，欢乐幸福是人人所追求的目标，得到了，心理满足了，就不再奋斗追求。在另一方面来看，欢乐幸福仅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感受之时，心智活动暂时终止了，坐视时光流逝，再等待下一刻的来临。
宇宙不停的进化，环境也不停的改变，人的一生处在这无常的世界里，年轻时的身心结构，最适合学习、适应。如果在这段时间里，自我得到了满足，心智活动一停止，也就失去了人一生中最佳的学习良机。
环境是人身处的时空与讯息，刺激则是内在及外在的各种主观客观的变化。在客观环境的刺激与自我经验交互作用下，渐渐形成了主观对客观的认知，并影响了自我心理的韧度。在人的学习、适应时期中，若客观环境的变化越大，人的韧性就越强。这情形有如冶金炼钢，不经过高温加压、千锤百炼，就得不到精品。
环境的变化无尽，人对变化的选择却有限，两者之交集，就是所谓的“机运”。变化程度与人心韧性的乘积，等于机运的绝对值。绝对值高者，表示人的应变能力强，在社会上将有更多成功的机会。
中国人很相信机运，却不知道人心韧性操之在己。人固然无法改变环境，但是只要愿意，却很容易适应环境。在痛苦中成长的人，知道如何调适自我心态。反倒是年轻时享受快乐幸福的人，认定了快乐幸福是理之当然，心态逐渐定型，面对未来万变的世事，其适应能力必然有所不足。
在青少年时期，人的生理心理正在发展，对快乐的认知以及对痛苦所能忍受的极限，一切根据其本身的经验而定。所以，成长在幸福环境中的人，一旦遭到社会的压力，往往容易崩溃。反之，早年经历的苦难越多，往后心理上越容易获得满足。
说得更具体一点，年轻时所认知的快乐与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