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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生存的威胁常来自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其它生物的攻击。这些情况经常会产生震动，发出音波，所以动物便发展出听觉，以利于生存。又由于音波的传送比较不受地形及环境的影响，所以由声音辨识出是求偶或是警兆，远比视觉来得容易。人类承袭了动物的生理结构，对声音的感受直接了当，并能毫无保留地传输到大脑的神经中枢，瞬间导致人的感知。
宇宙中时时刻刻都有各种能量的变化，以致声波充斥在空气中，无休无止地传播着。有的声音需要听觉辨别，以作利害的判断；有的则无关紧要，对我们毫无威胁。为什么在这些变化中，人能够下意识地随时作出正确有效的分辨呢？
听觉中枢有种功能，就是当某一系列声音一再重复时，“感觉阀”会自动提高，使听觉神经不受其干扰。而变化不断的声波代表着新发生的状况，其感觉阀低，故能保持敏锐的感受，立刻被听觉察知。
于是，音乐家出现了，他们利用声音直接撼动人心的力量，选择了能使大脑细胞产生共振的谐和音，使人在音乐中得到共鸣的感受。又由于“感觉阀”的生理结构，所以必须加上各种变化。然而太多的变化又会让人分神，故变化中要有规律，使人容易熟悉，产生亲切感。所谓亲切感，实际上就是大脑神经已经有了导通的神经通路。因为已经导通，所以电阻低，意识中枢的电势就很容易流经该区。
人对事物的兴趣，就是指意识导向阻力最低的有利状态；人对事物的了解，则是该事物与自己相关的信息。有些事物虽然了解得很透彻，却不见得能引起兴趣，因为一成不变的信道，又会提高感觉阀。好的音乐都有适度的变化，既符合规律性，又能维持感觉阀的灵敏度。从对音乐的分析，我发现它与人性有绝对的关系。
我不敢说当年就是这样想，但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我认定由音乐可以了解人性。基于自己的遭遇，我急欲追求对人性的认知，所以，我决定学音乐。
同时，除了探索人性外，我还想学一些创造的方法。从小我就被逼着思考，全靠自己解决问题，长年累月下来，养成了用脑筋的习惯。习惯养成后，思考变成了一种“反应”，脑筋动得很快。有了这个长处，我发现自己什么都能学，而且学得又快又好。但是，模仿是一回事，每到想创造些什么时，脑中却是汪洋一片，无从下手。
我直觉地认为，绘画只是模仿大自然，文学也不过描述人间事物，只有音乐完全是创造。所以一定有一种“创造的方法”，否则如何把那些无机的音符，组织成为动人心魄，歌之泣之的“天籁”？
音乐属于文组，因此我选择了高三戊班，专攻文科。
台中一中的师资比我在台北所见的要好，也可能是进了高三，远离了家庭纠纷和无谓的烦恼，所以开始注意到老师的素质。
比如说一位姓王的历史老师，他讲课时常把自己的看法与书本上的观点相互分析、比较。记得最清楚的一件历史公案，是历史课本上说汉朝王莽“礼贤下士，布衣终生”是“伪善”，王老师批评说：
“什么是‘伪善’？在人前和人后，在过去和现在表现得不一样，这叫做‘伪’；如果有一个人的‘善行’是‘伪’，当然是‘伪善’。而王莽‘礼贤下士，布衣终生’，这句话分明是说，他在人前人后，一辈子从生到死都是这样，怎能叫伪善呢？”大家听了，都觉得有理，王老师继续说：
“不论是什么人，要人人赞美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有判断力，不能盲目相信史书，因为史书只是少数人的记述……”
这些话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个人行为的可信与否，应以终生的表现为依归，不必在意别人一时的批评。记得母亲也常常用这个观念来教导我，但是我觉得很难做到，因为我对自己没有信心，不知道怎样才算正确。
还有国文老师，他把上课的气氛弄得很轻松，常常讲解些课外的题目，帮助我们了解课文。尤其在作文时，他从来不出题目，任凭各人发挥。同学若写不出什么，画个大押，他也不以为忤。但遇有值得夸赞的文章，他一定提出来讲评一番。
一中的自由学风很盛，我们宿舍里有一位同学，在床头挂了个“钟摆”，每天埋首研究“自由落体”，不幸他后来被家人强迫进了医学院。还有甲组一位同学杨维哲，他把大学里有关数学的课程全都自修完毕，常为人所津津乐道。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有一天，几个同学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说在台中戏院隔壁楼上有几个美国人，他们一边往楼下撒钞票，一边对捡钱的人拍照。同学们无不愤然，爱钱本是人的天性，美国人怎么能自以为有钱，便利用人性的弱点，拍照侮辱中国人。
一传十，十传百，没有多久，几乎全宿舍的同学都被惊动了。事不宜迟，大伙不约而同地，都往市区跑。
谁知一到校门口，就有位教官等在那里，把着大门。仗着人多，同学们开始起哄，有位同学向教官解释了经过，然后大声问：
“我们读书是为了什么？ 难道眼睁睁地看外国人侮辱我们？”
同学们一阵叫好，教官想了想，说：
“好，要去我们一起去，排好队，一切听我指挥。”
同学们立刻响应，自动排好队伍，准备出发。
正要走时，又有同学跑回来，说事情已经解决，几个老美被警察请走了。
幸而没有闹成大事，但是过不多久，那位教官却被调走了。
另外一次，是“刘自然事件”爆发，全国哗然，同学们也群情激愤。起因是一个美国人在台湾杀了人，结果美军当局却使用“治外法权”，硬判杀人的美军无罪。
在我以往的印象中，美国人都是些自命财大气粗的暴发户，胳膊上老“挂”着一个身材娇小、打扮怪异的廉价吧女，吊儿郎当的到处招摇。
当时台湾的观光业并不发达，在台的“老美”实际上只是些待遇不高的水兵。但因用的是美金，台湾生活程度又低，所以其享受骄人，每每令国人自惭形秽。
我们原是自尊自信的民族，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只因目前国力衰弱了，需要美国盟友的协助。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应该牺牲自己的基本信念，丧失国家的主权。人会死，国会亡，江山也会易容，但没有任何人甘为人之奴。
同学们知道学校绝不容许大家去惹事，便打算偷偷地与其它学校联络，约好时间，准备一同上街游行。
我们还在商议中，有位外号“小教官”的教官，深夜把我叫去，劈口就说：
“你不要把台北的那一套给我带到台中来，我不是好惹的！”
我猜是为了刘自然事件，故作不懂，问道：
“我把台北哪一套带到台中来了？ 请教官讲明白一点。”
“你想来闹学潮，是不是？”这是当时司空见惯的“白色”管教公式，小教官先把“黑帽子”给我扣上。
我一听，满腔怒火都激发了。从小到大，老是碰到各种不平，这次开会我的确是参加了，也说了几句话，但绝对算不上是闹学潮。我立刻抗声道：
“教官！请你不要血口喷人，什么叫闹学潮？”
小教官哼了一声，说：
“你怕我不知道？你家住台北，为什么到台中来读书，一定没干好事！”
我只觉得热血上冲，脱口而出：
“好！你敢侮辱我的人格，你去叫宋新民来，问问他我为什么来台中！”
这话一出，把小教官给搞胡涂了，在学校还没有人敢对校长这样指名道姓的。他的气焰突然低了，小心地问我：
“请问宋校长和你是什么关系？”
“他以前是我父亲的部下！”总算父亲可作挡箭牌了，挨了多年的打骂，这时抬出来，心中不无感慨。
“啊？那请教令尊是……”
“朱怀冰。”其实我并不知道父亲到底有多大。
他立刻换了一副面孔，说：
“朱老将军，是的，是的，党国元老，党国元老，那你要多为令尊想想才是啰！”
这是生平第一次沾到父亲的光，从此小教官对我另眼相看。
原来不只是我而已，小教官采用各个击破的技俩，大家都被他约谈了，只不知是谁通风报信的。总之，这次事情就此过去，台中一片平静。而同学们余波未息，有的决定要投笔从戎，以便捍卫国家的尊严；有的则颓丧失志，决定自我放洋。至于我，心里多多少少感觉到这种屈辱绝非一日之寒，我一定要追究根源。
寒假时我回到台北，一进家门，就见到一位女仕，很自在地坐在客厅里。我虽然有点奇怪，因夜路走多了，这些小事也没加理会。
父亲下班回来，见到我只点个头就进房去了。吃饭时，那女仕就坐在父亲旁的“客座”上，还常常给父亲挟菜。敏姐也没看到，只有妹妹还在。我心中纳闷得很，又不好问。静静的吃完，父亲和那位女仕进去了，我忍不住问妹妹：
“那个女人是谁？”
“那个女人是我们的后母。”妹妹冷冷地说。
“后母？为什么我不知道？”这种鲜事恐怕只发生在我们这个不可思议的家庭中。
“爸爸就是怕你知道，才送你去台中读书的。”
“奇怪！为什么怕我知道呢？”
“我怎么晓得，姐姐也结婚了，她先搬出去，爸爸才结婚的。”
“姐姐结婚了？”
“是爸爸逼的！她走时才可怜哩，没人理会，也没有人帮忙。好象一只小蚂蚁，一天搬一点东西，好几天才搬完。”
“爸爸什么时候结婚的呢？”
“你去了台中，姐姐嫁了以后，后母就进门了。”
“那么快？”
“你不记得她了？她以前穿军服，常来找爸爸。”
“是那个女政工？”我记起来了，她来过几次。每次来时，都身穿军服，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好象是向父亲请教什么军国大事似的。
“是我们的妈妈。”妹妹提醒我。
我忘不了敏姐对待我母亲的态度，自己曾是受害人，当然绝不能和敏姐一般。想到这里，我立刻站起来，说：
“我去叫她一声。”
“你是好意，可是要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哩！”我听出弦外之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多少选择。
我敲门进去，她坐在父亲身边，我意味深长，故意说：
“妈！对不起，刚才我不知道你是我妈！”
她看看我没有开口，父亲就说：
“你出去吧。”
中学毕业了，要考大学，父亲叫我留在台中，准备考试。
音乐要加考术科，我对铜管乐器很有把握。在成功中学，我是军乐队开队元老之一，各种乐器都玩过。至于学科，班上曾举行模拟考试，我的成绩不差。当时台中一中的升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心理很笃定。
不知是哪里吹来的邪风，宿舍里盛行请“碟仙”，传说济公曾开示，明年一定反攻大陆。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传说，众口铄金，似乎灵验异常。我有过“观音菩萨”的教训，更认为这种碟仙有如儿戏，始终不信，天天与同学辩论。
碟仙的玩法，是先在一张纸上写些中文字及英文字母，再用一个碟子，反扣过来，在碟沿画一个箭头，这就是全部的道具。玩的人由一到四个不等，其法是先祷告祈求，可以指定神尊或是鬼魂，再不然任凭机缘。
玩的人各伸出食指，轻轻按在反扣的碟底上。据说碟仙一来，就会带着碟子移动，等它停下来时，将碟沿箭头所指的文字，逐一记载下来，便是“神灵”的指示。
传说中举凡交友、升学，碟仙都有求必答，有答必验。很多同学想知道心目中的女友，而中文人名用字不可能在一张纸上写全，便以英文字母代替。妙的是所问到的女友名字，经常不是Mary便是Lucy。因为中学生所知道的英文名字有限，连编都编不出新花样！
我与同学们争辩得几乎伤了感情，我不懂为什么这样简单的道理，居然还看不明白？如果仅以娱乐的立场分析此事，本来无可厚非，总比年轻人上街闹事好。但如果在理性上，硬要相信碟仙显灵是实，我认为此人智力大有问题！
为了免费唇舌，我们决定采用科学方法，亲身试验。共有六位同学志愿参加，我们慎重其事的斋戒沐浴，花了三个夜晚，轮流上阵，虔心祈求。
最后，大家一致认定，除了个人的心理作用外，碟仙根本不存在。但有一位信心极深的同学，到了最后一刻才来，他指责我心存成见，所以碟仙不愿意来。并坚决表示，只要他代我参加，一定能成功。
果然他一上阵，碟子便满桌飞驰，我分明看到他眼睛搜寻着字，手指并控制碟子运转。但他发誓赌咒，一口否认。
依我对他的了解，他没有任何理由来骗我，尤其不可能用这么幼稚的手段。再说，大家都牺牲了温习功课的宝贵时间，为的是追求真理，他更没有理由专门来作对！那么还有什么原因呢？果真是我有成见吗？
我早已养成一种习惯，每当遇到不能了解的事，就会不由自主地潜心观察，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的确，要指责他有意搞鬼，的确是不公平。他虽然闭着眼睛，玻С鲆惶跷⑽⒌南阜欤燮と匆欢膊欢Ｎ抑烙行┤怂跏保劬Σ荒芡耆仙稀Ｕ庵智樾魏苣盐弊埃鞘浅な逼谘闪讼肮撸裨蜓燮つ衙饣嵴６�
于是，我要求他将眼睛完全闭上，他则认为已经闭上了，只是天生不能闭得很紧。我试着用手在他眼前晃动，他说感觉得到光影，却不知道是什么。
其次，我发现他的反应很快，只要碟子一动，他立刻加速“跟上”，将碟子又推进一小段距离。很显然，只要有两个像他一样的人同时来玩碟仙，若其中有一个人的手不慎颤抖了一下，另一个人就会放大一倍。如此一来，碟子自然而然就不断地移动了。
我作了一个试验，偷偷叫其它的人把手拿开，然后把碟子推了一下，果不其然，只需要他一个人，碟子就“兴奋地”往前冲。不过，由此也可以证明他并非存心搞鬼，因为当他的加速度终止后，碟子又停了下来，他则痴痴地静候着。
同学们在一旁观看，也能理解这种现象。只要玩的人相信，便会认为碟子的运动就是碟仙的神力，于是随着碟子的动向，各出其力，大家都有贡献。
然而，这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碟子会停下来，且指在字上。一再反复试验下，这一点也有了合理的答案。
当碟子开始移动后，玩的人都跟着紧张起来，大家都预期将会停止，各人的手指就有意无意地抬了起来。更妙的是，这时全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碟子的动向上，而忘却了人的因素。我紧盯着那位同学，要看看他的反应如何，只见他本能的张开了眼睛。
他也很警觉，知道在做实验，马上又把眼睛闭上。其实这样已经够了，在那一瞬间，碟子附近的字形，已经映在他脑海中。下一步则是他的意识作祟，因为他已认定将停在何处、或者不停，所以不需要刻意做假，就可以将手指提起来。
虽然这个理论大家争论了很久，但没有人否认在玩的时候，多多少少有种猜测的心态，至少希望碟子落在“有可能性”的文字上。就是这点“合理的”希望，使得人的手指有了“抬起来”或“继续加速度”的分别，也决定了碟子的运动方向。
尤其是当一个人自以为他有这种能力时，他的期望与关注必然较他人为强。有意识的主导可以说是欺骗，而无意识的行为却容易以讹传讹，混淆视听。
为了证明这种无意识的主导行为，我坚持要将参与者蒙起眼睛，只有在大家都看不见的情形下，碟子还能停在文字上，我才愿意承认有碟仙的存在。
大家都同意了，由于从来没有人慎重的要求把眼睛蒙起，因此也没有人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但是这位同学很有信心，同意试验。在多次的试验下，碟子完全乱了章法，跑跑停停，一直不能“到位”。
这次的试验证明了这位同学不是存心欺骗，但是我却看到了事件的另一面。世上有很多自以为是的人，或为了引人注意，或为了私人利益，尽管无心为恶，却非常坚持己见，常使得信念不坚的人，无从客观的分判是非。
这种后果的严重性，远比有心为恶者为大，所谓“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世人有明辨是非能力者太少，绝大多数都是随声附和。尤其是这种值得信任的好人，不论他说得有理无理，人都宁愿信其有，反而常常使真理蒙尘。
到了大学集体报名的前一天，宋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准备得如何，我说很有把握。宋校长说：
“不要太有自信啊！去年本校还有好几个人没考上！”
“起码我的术科可以拿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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