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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学集体报名的前一天，宋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准备得如何，我说很有把握。宋校长说：
“不要太有自信啊！去年本校还有好几个人没考上！”
“起码我的术科可以拿高分……”
“术科？你为什么要考术科？”
“音乐要考术科的。”
“音乐！！”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这怎么得了？怀公不骂死我了？”
我吃了一惊：
“音乐有什么不好？”
“糟了！糟了！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我以为你……”他急得说不下去了，停了会儿，又说：“怀公知不知道这件事？”
“这是我自己的前途，爸爸也管不了！”我振振有词。
“唉呀！邦复，你也不是小孩子了，你还不知道怀公的脾气吗？他把你交给我管，对我嘱咐了不知多少次，说你天分很高，要你学理工……”
“为什么一定要学理工呢？假如人人都该学理工，还要别的科系干嘛？”
“唉！你不要跟我辩，问题在我怎么对怀公说呢？”
我不愿为难他，明知跟父亲提了，一定通不过，到此时也只好说：
“那么让我自己向爸爸说吧！”
宋校长立即拨了长途电话给父亲，说：
“怀公，邦复有话对您说。”他把烫手蕃芋丢给我。
我接过电话，说：
“爸爸，我在填大学报名单，我要考师大音乐系……”
“什么？”电话里的吼声震耳欲聋。
“音乐系！”我肯定的说。
“叫宋校长来说话！”父亲很了解我的倔性子。
宋校长也听到了，一脸的无奈，拿起电话，只是喏喏连声。过了好一阵子，宋校长转过头来问我：
“你有没有第二志愿？音乐是绝对不行的。”
怎么办呢？我脑中空白一片，从来没有想过第二志愿的问题。既然音乐被否决了，就学艺术吧！不幸的是，父亲仍不同意，再换文学也不行。我放弃了，便对宋校长说：
“麻烦您问问爸爸吧，只要是文组，由他决定好了。”
父亲坚持我考理工科系，宋校长解释说现在实行文理分组。我已选了文组，理组的功课没有学，不可能考得上。
父亲不明白为什么要文理分组，却坚持除了理工外，不许我读大学。
宋校长急得满头大汗，我则死心塌地，不读大学也罢。
最后，宋校长想到一个方法：
“怀公，您是党国元老，为国家贡献良多，我们学校每年有十个名额保送军校，能不能让邦复从军报国呢？”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父亲总算答应了，宋校长也笑了，我也无可无不可。还是我的预感正确，当我决定要学音乐时，就有点难以相信，我居然能够决定自己的前途。
同学听我说要保送军校，都表示遗憾，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潇洒地拿起篮球，一个人走到球场，在众人的读书声中，投起篮来。
有位教官看我成天打球，便好心劝我，说快考大学了，应该利用时间多读点书。我告诉他，我已经保送军校了。
教官问：
“你打算进什么军种？”
“当然是空军。”我并没有认真考虑过，只是在直觉上，空军死得比较痛快。
“不可能，”教官摇头说：“你有近视，进不了空军。”
我楞了一下，说：
“那就海军吧。”
“也不行，海军也要视力好，你只能进政工干校。”
“政工干校？”篮球滚得老远，我也顾不得捡了：“政工干校我不去！”
“为什么？政工干校有什么不好？”
“从军就是为了打仗，搞什么无聊的政治工作？”我不能说我见过一些“搞思想”的人，被他们吓破了胆。
教官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恐的神色，不再多说，摇头而去。
我回到寝室，和几个同学谈起这件事，大家七嘴八舌地出点子，但是谁都没有方案。最后，有个同学建议说：
“文组你父亲不同意，理组也不可能，可是还有农组可以考呀，至少你只牺牲生物和解析几何，一共一百分，才六分之一而已。”
“农组？”我觉得总比政工好：“可是农组学什么呢？”
一时大家都呆住了，因为宿舍中没有人报考农组。
我想起《铁骑银瓶》中的新疆大漠风光，养马总该是农科吧？我问：
“有没有养马系？”
大家都笑了，有人说：
“有畜牧系，一定可以养马。”
“好，就这么决定了，我考畜牧系。”我的反应一向很快。
“其它的呢？你总得填别的志愿。”
我喜欢吃西瓜，学学种西瓜也不错，大家猜了半天，认定农艺是种西瓜的。因此我便决定了三个志愿，第一是台大畜牧系，第二是台大农艺系，第三是台中农学院农艺系（那时台中农学院尚无畜牧系）。
这次父亲没有反对，因为照他的说法，一旦我们反攻大陆，老家珞珈山下还有块地，学农至少回去还可以耕田。我一生的命运，就如此这般地决定下来了。
大学联合招生的窄门很难挤进，总共六百分，我却有一百分肯定交白卷，我不相信会考得上。别人都在死啃活拚，我则听天由命，每天悠哉游哉，照样打球玩耍。
考完试，像是应付完了公事，我已准备好去当兵，心理非常轻松。十多年的学生生活，像是一场恶梦，我不知道学到了什么？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学？我也不知道别的同学是怎么想的，彷佛人人都是为了考试，考试的目的还是为了下一次的考试。
在无尽的考试中，我考怕了，白天还好，我可以靠打球、看小说来忘掉它。但是在梦中，一切可由不得我控制，永远是考试！考试！而且千篇一律，永远是清一色的结果，缴白卷！缴白卷！
我这一生似乎注定要在苦海中挣扎，白天如同漫长的恶梦，一层又一层的巨幅布幕，把我紧紧的里住，束缚得透不过气来。入夜更是无休无止的恶梦，重复着所有难以摆脱的、令我心神狂乱的恐惧。
虽然生活中的一切都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支配着，由不得自己作主。可是隐隐约约中，我总觉得我迟早会醒来的。只有在醒了以后，我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
不幸的是，我居然考上了，考到了台中农学院的农艺系，离我养马的志愿只差了十分。这时方才有点悔意，早知道恶梦未了，多拚个十分又何妨？
更令我失望的是，农艺系种稻不种西瓜，这大学四年显然又是苦海无边。别人考上大学都在欢天喜地的庆祝，只有我，反而恼恨不已。
台北市在这些年间，整个朴实的风貌都被高大而杂乱的建筑蛀蚀殆尽。南京东路成了市虎的竞技场，松江路也在拓宽。后面长春路原来平平坦坦的一片稻田，如今好象被耗子啃过的大饼，零零落落的，残砖碎石散布一地。
不仅是景物不再，人事亦非，宫家搬到新店去了。她们的新居在一个小丘的半腰，丛林遮掩之下，一栋老旧的木屋，屹立在历经风雨冲刷、落石处处的斜坡上。
宫伯母知道我考上台中农学院，她眉毛一扬，对我说：
“没考上台大，不算进大学，你明年再考吧。”
智慧之旅 （第一部） 八、冬至 大学、校园、温情、觉醒除了痛惜失去了骑马的机会外，我根本没想到台中农学院和台湾大学有什么分别。反正已经打算好，混完这四年了事，说什么也不会去重考。自后宫伯母觉得我没有出息，不大赞成小妹与我来往。
我和小妹的感情，一直是在半公开状态下迂回前进。由于我在台中读书，只能在寒暑假时，找个理由，溜到新店，略沾一点她青春的气息。可是每次见面，我就感觉到她与以往有点不同。她变得更活泼，更明朗，交游也一天一天广阔。虽然她娇憨如故，倔强如故，但已经不是我印象中的那位小女孩了。
我有预感，在各种主观、客观的环境下，想要与她长相厮守的可能性非常小。可是，在我有限的经验中，她几乎占据了所有美好的回忆。只要是欢乐的泉源，就有她的倩影。有一段时期，我甚至连对电影明星的审美角度，都要看与她有多少相似性而定。
我极力地把自己的心扉严密地封锁住，朝夕怀想着她，把她净化、美化，对任何异性绝不多看一眼。即使她拋弃我了，我仍旧拥有她，至少在我用希望和幻想所堆砌的神圣庙堂里，她永远属于我。
开学后，我住进了农学院学生宿舍，实际上，我们住的是一个储藏室，因为学校宿舍不够分配，大一新生皆不得住校。但是在中国社会上，永远有例外，永远离不开人情关系。所以我们八个新生，都仗着特殊的关系，挤进了这间没有窗子，隔墙便是澡堂，又湿又小的“特权储藏室”。
室内刚好排满四张双人床，连转身的空间都很有限。事实上，住宿舍没有一点好处，远不如在学校附近租间房子舒服自在。可是，家长的想法不一样，有的为了省钱，有的为了方便，我则是因为父亲交待学校要严加管教。
同寝室里农艺系的有三位，除了我，还有位“老师”，他身材瘦长，只身在台，曾做过小学教员。靠着半工半读，为学生补习维生，由救灾总会介绍而来。另一位叫“大胖”，每当他在房中，空间便显得出奇的狭窄。他有着弥陀佛的度量，脾气极好，成天脸上挂着笑容，什么都是好！好！
另有一位是园艺系的，个子瘦小，由于他们班上阴盛阳衰，女生便选他做班长，因之绰号“小班长”。此外，还有一位“财主”，一位“爱因斯坦”，另有一位二年级的，不知为何沦落到挤储藏室的地步。他一身细皮嫩肉，长相非常清秀，加上爱打扮，说话轻声柔语，大家都叫他“小妹妹”。
新生训练时，教官见大胖身架非凡，便叫他做值星官。时势造英雄，大家都对他刮目相看，连带着储藏室成员也沾了光。我突然发觉所谓大学也不过如是，只凭长得胖一点就可以睥睨风云，成为风头人物，其它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还没正式上课，就证明了大学是有些不同于中学。各式各样的社团代表，纷纷来到储藏室，拉我们入社。其实，我在成功中学时，就曾登记了全校第一个社团，名为“枫海社”，宗旨是出版刊物。发行了几期后，就难以为继，最后不了了之。
现在进了大学，我不再是小孩子了，为了表示自己的清高，不喜欢搞活动，更讨厌听口号，所以一概拒绝，什么社团都不参加。
有一天晚上，小班长问我们想不想吃免费点心，我知道“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所以不想去。但老师、大胖和小妹妹几个人一再起哄，而且保证在大学白吃绝不会有后遗症，我也的确有些口馋，不吃白不吃，便随大家一同去了。
正如我所料，高年级的同学一个接一个的轮流上台，发表演说。台下则乱纷纷，反正各说各的，谁也不理会别人在说什么。
至于免费点心，全是些花生、瓜子，量很多，一时吃不完。等到听得实在烦不过了，仗着我们几个在一起，玩心又盛，便拿着花生丢来丢去，打起花生大战来。
好不容易熬过了一波又一波的疲劳轰炸，我发誓再也不贪这种口福。谢天谢地，终于散场了，正要走路时，一位高年级同学把我们拦下，说：
“你们要开干事会，现在不能走。”
“什么干事会？”我们莫名其妙。
“你们几个都被选为新干事了，难道不知道吗？”
我们面面相觑，一个个做声不得。
“我们不是社员，只是来白吃的。”我只好说老实话。
“进了这个门，就算是社员，今天白吃，明天要缴费的。”
“可是，我们什么都不懂，又没有经验，为什么会被选上呢？”我又问。
“因为你们几个人很活跃，正是我们需要的新血轮。”
惨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不得，只好付出代价，把清高丢到一边了。
在干部会议中，小班长被选为总干事，老师、大胖和我则被选为执行干事。到这时我才知道，我们所参加的是“昆仑学社”，唯一的宗旨是“玩”，举办各种比赛。
我一向好强好胜，正因为太重视得失胜负，全力投入。后来心理上负荷不了，往往在竞争的当儿，全身颤抖，无法控制。
记得这是从下象棋开始的，在初中时，家里有客人下着玩。我先是旁观，后来会下了，便与家中亲友对奕，胜多负少。赢了当然得意，输了面子上就挂不住，总要找些理由解释一番。因为怕输，渐渐地一听到要下棋，便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而且越抖越凶，难以控制。后来改下围棋，情况也没有改善。所以，我不敢再跟任何人下棋。
不仅是下棋，赛跑、打球都是一样。到后来，我简直只要一想到输赢，浑身就会抖颤不停。所以，我用尽一切借口，避免参加任何比赛。然而，在学校里常有各种班级对抗活动，不参加不行。最后我只好不断地告诉自己，我是被逼参加的，输赢与我无关。而且不管成绩，不理会分数，这样才能免除紧张。这是我自命清高的原因，正因为过于好胜，唯有远离各种竞争活动，才可治本。
在成功中学时，我被选为篮球校队，我猜唯一的原因是我从不贪功。我身材不高，得分也很少，打球只为了发泄无限的精力，一上场就拚命抢球。尤其是有“旱地拔葱”的功夫，篮板球非我莫属，抢到了便传给别人投篮。因此，同学们都喜欢与我同队，说我输得起，脾气好。实际上我是不敢投篮，进了没什么，不进，我会难过得要命。让别人投最安全，免去了我心理的压力。
老实说，我怕负责任，更怕被别人怪罪。我只要不负成败的责任，不论做什么，都能做得很好。在中学时，我不曾担负过任何实质性的责任。只有在卅七班被选为风纪排长，比股长还要小一级。由于官小，责任不大，倒也敢作敢为，还几乎被姓罗的同学摆平。
现在只因贪吃，自投虎口，怎么办呢？一是不负责任，反正谁也无法强迫我；一是找一个与竞赛没有关系的工作，只要远离胜负，我就不会紧张、出丑。
所以，一开会我就毛遂自荐，愿意负责文艺组。这一方面也是我对文艺有兴趣，而且有过办刊物的经验。
刚进大学的毛头小子总有点新鲜感，有点自命不凡。尤其是中学时代被严格控制，除了死读书，身心受到绝对的保护。一旦压力尽去，以前不敢的事，现在可以试一试了，要玩嘛，得玩些新花样，疯狂疯狂。
小班长点子多，精力足，又当了总干事。回到储藏室，大家一起哄，他说了：
“我这总干事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当然是真的。”
“好，那么你们得服从命令！”小班长是一本正经。
“你尽管吩咐！”大伙尚不知厉害。
“好，说话算话，”他胸有成竹：“以后本室同学一律团体行动，违者罚款。”
财主问：
“包不包括泡妞？”
“漂亮的妞大家公泡！”小班长对大家说：“赞成的举手。”
全票通过，小班长便说：
“今天开始，我们的第一个考验是……”大家都在猜他搞什么鬼，“人人一律脱光，排队走到浴室洗澡。”
大家都叫起苦来，小妹妹立刻表示异议：
“我是二年级的，不和你们团体行动。”
“罚十块钱！”小班长铁令如山。
财主的绰号似乎就是这样来的，他立即挺身而出，说：
“小妹妹，钱交给我，我管帐。”
有热闹可看了，大家似乎以为只有小妹妹要脱光，正好欣赏他的细皮白肉，于是都逼着他脱衣服。吵了半天，小妹妹屈服了，央求着说：
“脱光可以，但实在不好看，能不能披条毛巾呢？”
中国人到底保守成性，小班长嚷得厉害，其实真到脱时，他比谁都害羞。于是我们脱光了衣服，每个人用不同的工具，把身体重要部位遮好，排着队，走向浴室。
这一来惊动了全宿舍，嘲笑的有，叫骂的更多，还有人喊着：
“有种就不要遮遮掩掩，好让老子评鉴评鉴！”
后来，我们不敢在宿舍耍宝了，改在晚上去运动场玩，为了要做没人做过的绝事。不知是谁建议，比赛“撒尿”。在想象中，一定是大胖尿最长，结果每次都是老师夺魁。大家不服，有次逼着大胖整个下午喝水，等别到比赛时，大胖却因机械故障，怎么都尿不出来。我们都怪他私自放水，大胖苦着脸，说不出话来。
有一次，爱因斯坦在树丛中捡到一个“气球”。大家把玩了半天，似乎与真正的气球有点不同，都觉得怪异。拿去问高年级同学，结果被大大奚落了一番。我们很想见识一下这种保险过程，这也是我们夜游运动场的潜在心理因素。
远远来了一对情侣，我们立即躲了起来，在昏暗的夜色中，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