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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来了一对情侣，我们立即躲了起来，在昏暗的夜色中，眼看着他们相偕隐入一处草丛中。大伙又兴奋又紧张，悄悄爬过去，却听大胖大叫一声：
“妈的！早不来，晚不来，现在却来了！”
他这泡尿真可以创世界纪录，可是也惊动了那对戏草鸳鸯，好戏看不成了。
胡闹了一阵，正式上课以后，接触到最高学府的核心，大家再也笑不出声了。
我所见到的高年级同学，尤其是大四的，人人都死气沉沉，戴着一副“毕业就是失业”懊丧的面孔。除了讨论出洋，就是研究如何发财，毫无一点国家主人翁的气概。
我们常在别人的闲聊中，听说某同学是“某派”。等我摸清楚各个派别的来龙去脉后，才知道我们这所高等学府的真相，不禁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大失信心。
第一派是所谓的“唯美派”，他们学业成绩最好，从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也不关心除了他们自己以外的事务。他们多半在校外勤补英文，早就具备“托福”、“保证金”、“推荐书”等高级知识。说明白点，他们已经决定投效美国，只恨政府强迫他们接受教育太久，还要当兵，担搁了宝贵青春。曾有位“唯美派”大将对我说：
“你说我不爱国？人是自私的，我怎么会不爱自己的国？可是这个国家是我自己的吗？如果是的，为什么不让我们参与？为什么只有少数特权份子为所欲为？如果只要我做顺民，我有权选择做谁的顺民。不管你对美国的看法怎样，至少我还有个新的希望。可是在这个国家里，我只是单相思，一厢情愿。”
这些话到我真正能体会时，已经太晚了。后来，我也曾倒戈成为唯美派，这是当年所始料不及的。
第二派是“死忠派”，他们效忠的对象万变不离其宗，就是现实的生存。凡是任何有利于他们团体、职业或是个人生存的，都可以效忠。一旦发现无利可图，他们立刻弃如蔽履。
这派人多半成绩中等，有些人一进学校就开始打听哪位老师有什么势力。看准了以后，便想法笼络亲近，深怕不能成为帐前走卒。另一些人则拚命自我表现，大喊口号，想尽方法参加国民党，专门监视异己份子，以图跃升龙门。
第三则是“迷糊派”，有的吃喝玩乐，整天追求好日子；有的浑浑噩噩，分不清谁是谁非；有的则自行其是，不知道前途何在，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
我也忝为其中之一，也许是因为过去一直生活在家庭的狭小天地中，不曾受到社会的陶冶，没有看到现实的真相。我想信不仅是我，其它的派友也都一样。
由小环境可以看出大环境，学校所培养的人材，都是未来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人士，所以学校的素质影响社会的水准。同时学校的师资、制度、校风，又与当时的社会唇齿相依，因此社会上的各种风气、现象，在学校中无不具体而微。
对现实有深切了解的人，由失望进而绝望，最后只有逃避，远离这种自己无能为力的环境。而不甘逃避，或无能远离者，只好设法适应环境，牵就现实。只有我们这些不知不觉者，眼睛还没有睁开，愚笨迟钝，除了自己的小天地，外在的事物一概不加闻问。
造成这个现象最直接的因素，是国人知识水准低落，没有客观的判断能力。人民在政府善意的保护下，不仅学术教材经过净化，连代表客观的舆论也是异口同声。思想更是不用说，严格的控制、残酷的镇压，不容二心。
造成这种状况的时代背景，则是政府在大陆失败后，未能反躬自省，把所有责任全部推给共产党以及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因此不仅要反共，且要防范人民有知识（技术是例外）。而最佳的方式，便是愚民，使人人成为无知的盲从者。
当然，要问责任谁属是不公平的，这是时代的瘟疫，世纪的酗酒症候群。极端的个人自由观念急速扩张，侵入了自生自保的封闭性机体。正如一伙强壮而饥饿的美洲豹，冲进了衰迈而老弱的牛群中，一场惨烈的杀戮是难以避免的。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考验，各民族又何独不然？甚至于全人类的发展方向，都面临了抉择！
在这人人皆醉之际，到底有没有独醒的孤魂，在旁观的立场，透视这场剧变的前因后果？尽管今天世人已被感染，众口铄金，聚息成风。但是只要人类不毁灭，总会有痛定思痛，反省检讨的一天。在现实的人生，主流与非主流之间，也是一场意识型态之争。好在人人都有自我表达之自由，这不正是自由的原意吗？
一般说来，知识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思维、判断的方式，另一种则是工作、生存的工具。很不幸的，前一种方式，从小学到大学，由课本到课堂，我素未得闻。至于生存的工具，想要评估究竟学到了多少，唯一的方法是用金钱及地位来衡量。
于是，每年由各大学流出来的大量知识分子，在精心的规划下，无一不是唯利是图，唯我是尊的菁英。不喻可知，这种社会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笑贫不笑娼。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国家富强了，社会繁荣了。但是集中了天下所有最精密的机具，创造了空前绝后的财富与资产，却不表示这个社会上的人，就具备了思维判断的能力。这些财富与资产，充其量只能满足人生物质上的需求，难道人生仅仅是物质就能满足的吗？
少数人为了保存既得利益，但求一时的偏安，不顾千秋万世的民族基业，这才是真正的病因所在。人人为己，事事循私，争权夺利，贪赃枉法，只要个人行为不会影响改变到社会现状的，都能畅所欲为。倘若有人为了国家利益，痛砭时弊，那怕是小有微言，也不能见容于当局，被视为异端而抱憾终生。
要求人人都做圣贤是不可能的，但是人失去了见贤思齐的机会，则是可悲的。人生有如航行在汪洋中的扁舟，没有导航，得不到指引，扁舟会飘流到何方呢？当然，争权夺利本为人生百态之一，贪图荣华富贵也不算大错。只是如果稍稍在良知中，供奉一尊神佛，存一点做人做事的道理，下一代就还有新生的希望！
我们学校里人事倾轧，文斗武斗之丑态，日有所闻。有两位女教授曾在教务处大打出手，事后黑函满天飞，很多无辜的同学都受到株连。
有一次农化系一位品学兼优的同学，只因看不惯这种乱象，气愤不过，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对某女教授不敬的文字。立即有大批警总人员来校，把他抓走，严刑拷问了三天。回来以后，他一句话也不说，埋头苦读英文，最后逃往美国，不知所终。
我们农艺系的师资最差，好的人材不是留在大陆，便是进了美援机构“农业复兴委员会”，再不然就是在台大任教。我们的系主任，背景很硬，手段很高，只是肚中无货，忌才弄权。高年级同学一提到他，个个摇头不语。
当时系里有位张文材助教，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钴六十对水稻诱变的研究＞。系主任明白地告诉他，按照学校规定，论文不能私自发表，只要系主任加以否决，这篇论文便成为一张废纸。如果能将此论文以系主任的名义发表，基于互惠的立场，他还有升为讲师的希望。
张文材当时走头无路，碍于客观环境，只得欣然同意。结果，敝系主任因为这篇论文，成了国家“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代表我国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原子能和平应用会议”，并在会中宣读该论文。
事后系主任名利双收，贵人多忘事，张文材仍做了多年助教。此事全校上下无人不知，可是谁也不敢仗义直言。不仅如此，系主任甚至利用职权，将同学的毕业论文汇集成册。以其个人名义出版，名为《稻作学》。凡是上课的学生必须向他本人订购该书，如果大名未列入订购名单，那稻作学一科绝对保证重修。
我是到了二年级才有缘领教，最初实在是没有钱买他的课本，加上又不愿屈服在重修的胁迫下，所以一直拒买。同学们一再好心地劝我，都认为我是螳臂当车，为了一本书断送前途，实在不值得。
话虽有理，但是这个不值得，那样也不必要，人生究竟要妥协到什么地步呢？考虑再三，最后我还是屈服了。因为我上课时间很少，为了消耗精力，经常办活动、请公假，既知山有虎，何必偏向虎山行？我嘴巴虽硬，其实很怕留级，白天还好，夜间一入梦，总是被考试急得冷汗淋漓，最后只好忍痛登记买了一本。为了那一本一百五十元的“圣经”，我足足吃了好几个月的苦头，不免恨他入骨。
系主任上课才是今古奇谭，他先悠闲地坐下，慢慢打开他那须臾不离的皮包，准备祭出法宝。第一招我们称之为“招魂摄魄”，是一对一的验明正身。大约前后需要十分多钟。那种慢动作很像电影上的特写镜头，他很仔细地戴上老花眼镜，用手指尖移向点名册上，认清楚了名册上的人名。然后再用“超级慢动作”取下老花眼镜，先向同学们扫瞄一遍，这才激活他那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湖南官话”语音系统，一个字一个字地“唱”出来。同学们一半靠猜，一半靠别人的提示，才知道这支“歌名”是自己。
这时，同学们一定要站起来，大声地答应：“是”，系主任仔细鉴赏老大一会儿，像是疼爱多年未见的小孙子一般。然后“嗯”的一声，点点头，戴上老花眼睛，再点第二个。如果那位同学不在，他会千篇一律地拉长了尾音，混着浓而重的鼻音问：
“啊？到哪里克（‘去’发‘克’音）啊？”
如果没人答腔，他会以同样的腔调说：
“啊！冇来啊！”
然后在他专用的点名册上“用力”地记上一笔。不论是公假、病假、事假，他同样地说：“啊！冇来啊！”同样“用力”地记上一笔。
如此这般，据高班同学的通报，十数年来，他乐此不疲，甚至有人说：
“老人家靠这招吃遍天下，上了瘾！”
初时我们以为他会认人，后来发现他这样做只是在拖时间。因为学长一再指点，如果有同学不在，不妨换个人答应，但是我们不敢。有次，一位同学试了一试，先还打算装着听错了，却见他“嗯”一声，点点头，一副认得的样子，全班欣然微笑。
点完了名，下一招定是“乾坤挪移”，真正的好戏才算开场。他会随手任意翻开一页，如果是统计表格，他就口中喃喃地念着：
“一个圈、两个圈、三个圈……啊！”他抬起了头，把老花眼镜取下，对大家说：“是一清（千）三百……”没有人知道个中玄机，只好呆呆地等着他老人家的启示。
这时他才低下头去，慢慢地戴上老花眼镜，食指沿着外页向下滑落。看了看，又取下老花眼镜，作恍然大悟状，干笑着说：
“啊！是三百呃（二）十嗯（五）一（页）。”一时同学们如获圣旨，纷纷交头接耳，猜来猜去，一个个热情地翻着书本，教室中嗡嗡哗哗一片。系主任就展开了笑颜，觉得孩子们颇令龙心大悦。
如果不是表格，他就会另翻一页，或是叫同学们站起来，像小学生一般地读诵那些文字，由于这本书都是以往同学的毕业论文，学农的本不重视语文，每个人的文笔又各有不同的体裁，更何况随手翻来，无头无尾，读来简直不知所云。
学长们一再强调，整个四年中只有几道难关，而系主任这道则险如“蜀道”，千万要忍耐。要逃课也千万避免请假，找个同学代答即可。一则我不愿麻烦他人，二则我走惯了险路，怕归怕，总忍不住想向权威挑战，领教一招“瞒天过海”。
不论是谁，人都有弱点，系主任自己知道他那“国家科学委员会原子能应用委员”的来龙去脉。为了维持令誉，我不相信他敢于应战。
考虑了几天，我下定决心，举手发问。系主任不知是真的没有看见，或是故作未见，好半天埋首在他的“圈圈”中、不停地数来数去。我大声叫道：
“系主任！”
他慢慢地抬起头来，慢慢地说：
“呃清四百……”
“系主任，我有问题。”我是箭在弦上，非问不可，同学们知道大战一触即发，无不为我捏了一把冷汗。
他缓缓地把眼镜取下，狠狠地打量着我，仍然慢慢地问着：
“你叫什么名字啊？”
“朱邦复！”
“啊！朱邦复！”他又埋下头去，翻开了他的专用点名簿，大约找了三分钟，最后再重复着一应例行的动作，加强了浓重的鼻音：“啊！朱邦复是你。”
“主任，我有个问题。”
“啊！你有问题？”他又强调：“你是朱邦复？”
我所赌的就是勇气，不理会他的各种暗示，我立刻大声地问：
“请问主任，什么是‘热中子’？”这是在＜稻作诱变＞那一章中所提到的专有名词，指经过加速处理的中子。在稻作上，可利用其辐射线，改变基因结构。
一时全班鸦雀无声，人人期待系主任大发雷霆，不料姜是老的辣，系主任轻松自若地笑着，幽了我一默：
“RA（热）中子！就是RA的嘛！”他一笑，全班也跟着哄堂大笑。自后我再也没有上过他的课。学期终了时，我竟然平安通过。人人说是奇迹，我却得意地认为这是我与系主任之间的默契。
好教授也不是没有，有位教遗传学的黄正华教授，教课全凭真才实学，不像其它教授，全靠室外点名将同学强留在课堂中。因为大家眼睛雪亮，谁都希望学有所获。黄教授每次上课，教室内外挤得人山人海，还有远从别校来的旁听生。只是我们学校留不住人材，他只教了我们两个多月就走了。
另外有位教授，最初也曾令我们佩服不已，他一上课就开讲，一下课就走，没有一句废话。然而，等到讲义发下来一看，大家才发现他所讲的与讲义上印的，居然一字不差，相信这也是一项世界记录。后来高年级同学告诉我们，这份讲义他已“背诵”了十多年，十多年来，尽管新知新识层出不穷，他却能屹立如山，坚定不移！
还有一位教授，曾在政场上活跃过。现在失势了，于是我们被迫听他演说、发政治牢骚。到学期终了，上课出勤成为他打分数的唯一标准。
对某些同学而言，那位教授还算合情合理，因为他的分数尚可掌握。另外有位教授则凭“电风扇”打分数。据说，考卷被风吹得远的分数较低，理由是上面的墨汁一定比较少。虽然这只是传说，却可以想见评分之缺乏标准。
有的同学为了争取奖学金，或为了准备留学，分数高低对之有很大的影响。既然成绩不与努力用功成正比，便只好走后门、拉关系。我们的班代表“老师”社会经验颇丰，知道去打听各个教授的个性与喜忌，故累有斩获。
农化系是本校当时少数的“理组”科系，据说对农复会有“绝对”影响力的系主任夫人，亲自教我们“肥料学”。同学们为了未来的出路，申请转系的特别多，因此她气焰非凡，经常令三分之一的同学过不了关。“老师”收集资料，认真的研判，并说服了我们，在开课之前，集体去拜会、送礼、问安、请示。
结果是师生之间相处融洽，皆大欢喜。“老师”也因此获得她的青睐，很顺利的转到农化系，而且入幕成为夫人千金的家庭教师。
在耳闻目睹下，我由“不知不觉”变成了“恨知恨觉”。考进农学院虽不是我的志愿，但我总认为大学是国家命脉所系，是知识探讨的圣地，总该能让我学习、思考些对人生有价值的观念。不幸希望又破灭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无处不是污秽、腐败。让我感到唯一我应该学习的，是如何逃避，如何装聋作哑。
我发现社团活动是最理想的避风港，只要有充分的理由，训导处就可以给公假，不必上课。我当时是篮球校队，每学期照例有十多天的校际比赛。加上以练球为理由，可以躲上一个月。我又是管乐队队长，一到庆典或者其它需要乐队的场合，都是请公假的机会。但最令我受惠的则是“昆仑学社”，我利用办墙报、出版刊物等为由，随时随地可以请公假，甚至于同学们逃课有难，我也可以代请。
我出版的杂志，名叫“昆仑山下”，这本杂志是油印的，有五十多页。我为了消磨时间与精力，利用钢板上的平行纹路，一笔一笔仔细地“雕刻”。每个字同一大小，如同铅字排印一般。不仅如此，我还劳动全校文豪，加上自己的填空，并画些插图。施展了全身本事，花了整整两个月才告完成。
这本杂志不仅给昆仑学社带来很高的声誉，也为我铺好四年社团活动的康庄大道。可是事情有好的一面，就有坏的一面。
训育主任把我找去，对我赞许有加，然后说：
“以你的才干，应该参加国民党才是。”
“我对政治毫无兴趣。”我直接了当地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