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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一到，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伍，立刻成了冲锋陷阵的散兵群，平时彬彬有礼的同学此时有如饿鬼煞神般，饭票还来不及收，人潮已似洪水般的涌进大厅。有的跳过围栏，有的干脆爬窗而进，甚至有的三五成群合力将别人挤到一边。
大厅中分开放着六大桶菜，这一剎，像是有一群群绿头大苍蝇，纷纷由四面八方飞拥而到，立刻一层又一层地围满在每一个桶边。先到的，得到地利，挑精择肉，竟就着菜桶吃将起来。挤在后面的也不甘示弱，争先恐后的把筷子、汤匙举起，越过人头，插进前人的缝隙，能捞一点算一点。被排挤在外层的，则无不惶急焦躁，有的叫骂，有的往里钻，有的则干脆搬过椅子，居高临下，照捞不误。
真是说时迟，那时快，这种世界末日的奇观，当我还在大门口拚命防堵时，乱象已不可收拾。所有的伙食委员都楞在一边，连前来监督的教官们，也都目瞪口呆。
我热血暴涨，脱口大喝：
“你们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吗？无耻到这个地步！”
没有人理我，一条条的蛆虫，蠕动如故。我不顾一切，冲到人群中，碰到人就拉，拉到就大骂一声：
“无耻！”大概我那疯狂的神情镇慑了他们，也可能是良知还在，倒是没有一个人与我抗拒。清理了一桶又一桶，在当时只要有人对我稍露不满的神色，我一定会与他当场决一生死！
我身上手上全是菜渣，脸上则杀气腾腾，同学们乖乖地就坐了，秩序渐渐恢复。我浑身抖颤，喘着气，老任忙过来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
“别担心，我又买了些菜，他们吃不完的。”
“这些畜牲，值得我们喂养吗？”我还大声吼着。
有位同学，不知其名，听了不服说：
“朱邦复，你怎能这样骂人？我们可是规规矩矩的。”
“什么叫规规矩矩？他们不规矩，难道你不该出面制止吗？”我余气未消。
“为什么我要出面？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他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老任怕我闹事，忙过来拉我。
我用力把老任甩开，真打算豁出去了：
“与你没有关系？大学教育是为了什么？眼看这种行为发生了，你能置身事外？人人像你一样，我们迟早要做亡国奴！”
他还要争辩，周围的一些同学围了上来，把他架开了。这时我才感到全身虚脱，找了个角落坐下，心中百感交集。这些人果真饿到那个地步吗？或是有心与我为难，再不然是觉得有趣，一起来起哄？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总之，我觉得这些人只配吃他们天天埋怨的那种伙食。也罢，让他们去埋怨吧！
一餐下来，统计战果，在正常情况下，每餐需要八桶饭三桶菜。而这一餐用了十三桶饭，十四桶菜，剩下的馊水，竟打破历史记录，有十五桶之多。
原因非常简单，平常没有选择，有多少吃多少。现在有了自由选择的机会，每个人都先捞一碗菜，把肉吃光了，再吃喜爱的青菜，剩下的倒在馊水桶中，再去捞第二碗。
这种现象证明了一点，理想必须配合现实，否则只是属于个人的幻想。没有人不希望享受自由，可是在有限的资源下，在不成熟的条件中，在人还没有认清自己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前，自由相当于盲目的、无规律的骚动，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只有权利的争夺，没有义务的奉献。如同把一个三岁的小孩放在大马路中，自由对他有什么意义？
我灰心已极，把音响从餐厅搬回，一切工作推给老任，什么事都不管了。
同学们嘲笑我办“人民公社”，有的责备我不负责任。事实上是我认识不清，对人性的了解不够，才导致失败。不论别人如何劝说，在这种情形下，再求改进是绝不可能了。而每天一律的例行工作，老任比我强上百倍，还要我管什么？
处理众人之事需要手腕，我的个性太强，理想太高，脱离了现实。一个小团体就是大团体的缩影，其中成员的行为，也可以说是整体的代表。现今社会的群态，其形成的原因错综复杂，其发展的前景必是斑烂紊乱。毕竟二十世纪科技发达昌盛，人心在物欲的驱动下，道德良知破灭，人类社会终将享受到应有的后果，凭我？我能如何？
仅以我们几个伙食委员来说，我曾一再善言以告，但仍有八位存心白吃。如果管理阶层已经败坏至此，而且行之有年，人人皆知，又怎能期望被服务的大众奉公守法呢？有人说贪便宜是人的天性，区区一百多元的小事，不能谓之为风纪败坏。我倒想请问一下，连一百多元都要贪的人，在面临数百万时，反倒能保持清廉，有这种人性吗？
回想父亲对我，几乎可以用“惨无人道”来概括。不错，我的确心生怨怼，因为这是人性。可是随着经验的增长，对人性的认识越深，越是理解到父亲用心之良与苦。唯有在那种严酷的要求下，人才会警惕，才知反省，才能使人性升华。
学校正是培养人子品行学问的摇篮，人性无所谓善恶，但当为与不当为积以成习后，即是行为的模式。如果学校放任这些小错，学子们一旦进入社会，怎能期望他们大公无私？再深一层分析，见微思着，受到大学教育洗礼的高级知识分子行为尚且如此，社会的希望又在哪里？国家能不乱吗？
这些话绝非虚言，数十年后，有一件事印证了，那倒卖饭票的伙食委员之一，居然摇身一变，贵为立法委员。其行事为人与我所预料的一般无二，只是倍数放大了。最后，终以自我膨胀太过，以致行为失控而身败名裂。
在这一次丑陋的经验之后，我失望已极，发誓不再参与团体事务，埋头去搞些自己能够控制，且有兴趣的艺术。
我以前曾用铁丝缝衣服、扎眼镜，手工很精巧。一次在无意间，用铁丝扭成一部长约一吋半的脚踏车，维妙维肖。为了精益求精，我找到一种很细的空心塑料线，有各种各样的粗细和颜色。在铁丝做的车架外面，套上各色鲜艳的塑料线，栩栩如生。车胎一律黑色，以存其真，车轮与轴相连，轴圈则绕大头针承接，可以轻易地转动。把手采用晶亮的回纹针，与车身分离，所有应该活动的机构，都是分别组装的。
因为与真车比例相同，而全车仅两吋多长，所以配件煞费苦心。车头灯我试着用磷粉涂底，几乎不小心中毒。又为了做“车牌”，开夜车用绣花针雕字，眼睛都快弄瞎了。
我还做了些三轮车，用织锦缎敷在硬纸上做成车身，再以丝巾为篷，篷架可以收折。把几部放在一起，我们常任其滑动在倾斜的课桌上，玩赛车游戏。
车子极受欢迎，人见人爱，同学建议我卖些钱来解决生活问题，我拒绝了。我认为这些心血不是钱可以交换的，我宁愿送人，而且只送女同学，因为我希望小吴常看到它。后来，索车的人越来越多，我三四天才能做一部，应付不了，就洗手不干了。
我开始画油画，因买不起材料，便用亚麻仁油和颜料粉，自己调配。画框画布也是就地取材，有次捡到一条床单，如获至宝，由文艺复兴期的风格到野兽派，一一摸索。忙了一阵子，到底基础不够，自己看着怎么都不能满意，只好中途放弃。
其实，我是从高中起就迷上油画的，也是用颜料粉，把自己当作模特儿。那时我的房间很小，只放得下一张床，当然这些都难不倒我，我在床头放了一面大镜子，然后趴伏在床上，对着镜子自学自画。
油画的好处是不怕错，可以不断地涂涂改改，若是油彩太厚了，还可以刮掉重来。对于一个无师可求的人来说，自己的判断力就是最好的老师。在刚开始时，反正画得要像，不像就不好。慢慢地有了心得，才知道要注意用色、笔调等，慢慢的循序渐进。
有位表姐陈玉洁，因为父亲曾帮过她的忙，心里很感激。她见了我的自画像，硬是要买，塞了一百元在我口袋中，结果并没有把画拿走。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些艺术大师终其身都没能卖出几幅画，谁有我这种好命？
照理，我很可能成为画家的，别的不说，我审美的意识极强。但在一次无情的打击下，让我难堪得无以复加，终至丧失了兴趣。
有个父亲的朋友，也很欣赏我的画，便介绍我把作品拿到国华广告公司的梁经理。我当时一共画了三幅，都是大号，画框是自己钉的，画布则是破布补的。我骑着车，辛辛苦苦地搬着那些画框，找到那位梁经理。他一看到那封介绍信，就火从中来：
“他自以为是什么人物！专找我麻烦！”他不耐地把我手中的画框一推，哪知道就像摧枯拉朽一般，原本就几近腐烂的木条，剎时变成了一堆破烂：
“这叫画吗？你好意思拿来给我看吗？开什么玩笑！浪费我的时间！”
原来画画也需要有本钱，卖画则需要看脸色，算了吧，这一行我干不下来！
学校合唱团请了位中部的“名指挥家”来校指导，我当然是不会错过。看他教了几天，只是和着钢琴，任大家混唱。我心中不服，特意自己作了一首曲子，拿去请他指教，他竟然说不懂作曲。失望之余，我连合唱团也不去了。
我能做什么呢？除了小小的脚踏车，但那不能算是艺术，充其量只是工艺而已。我很想专心从事一件自己喜爱的艺术，可是没有学习环境，自己又摸不出方向来。说起来，我样样都懂一点皮毛，实际上样样稀松。
这段时期中，我很彷徨，对环境不满意，对自己更是失望。加上小吴那件事的影响，以及气管炎的长期拖累，身心处于极度的消沉。
这正是三下学期快终了时，等到我回了一趟台北，病倒在车站，受了那位无名氏的恩惠以后，对人世的温情又有了深一层的感受。我相信父亲对我的严厉，绝非无情无义，而是对我期许太高，不能容许我任性的行为。我也相信，如果有一天父亲见到一个陌生的青年躺在路边，他一样也会慷慨解囊的。
我有很多赚钱的机会，只因自命清高，有钱不要，却等着父亲救济，这种态度对吗？至于环境，别人都能适应，只有我对这不满，对那挑剔，怪得谁来？
我决定振作，刚好临到期末送旧，各社团都要举办活动，欢送应届毕业的老大哥老大姐们。这一年，我身兼三个社团的总干事，正好合并办理，空前地热闹一番。
我是昆仑社上届总干事，多少还有些影响力，昆仑社的声势，当时在校中允称第一，有社员两百多人。另外，我负责的管乐队有十几位，荻苑艺社有八位，音乐欣赏会虽没有会员，还有干事三人。总计人数约近三百，声势相当浩大。
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描绘“园游会”，那种气氛令我激赏，处处玩乐，人人欢笑。我花了几天的时间规划，相信我们也可以做到，唯一担心的是经费。可是穷人有穷人的玩法，我精打细算，大约一千元就可以办起来。
除了昆仑学社，其它的社团我可以绝对作主。统计一下，现有全部的经费，尚有二百多元，每人只要再缴五元“送旧费”就够了。
可是，昆仑社的干事会不同意，有人批评说我刚办完“人民公社”，又想来个“土法炼钢”。这种园游会只是电影上的噱头，凭我们怎够资格？
我有个很大的心病，最怕人自卑自怜，为什么我们就不够资格？就凭他们这种观念，我无论如何，非办不可。
根据社团活动经验，我了解参与者的心态。在我所主持的活动中，从来不安排任何人演讲，人少时有人少的游戏，人多有人多的玩法。我有个小记事本，每次同学们玩乐的反应，都成为下次改进的资料。两年下来，我记录了五十多种游乐的节目。在同一个学期中，除非最受欢迎的游戏，否则每次聚会都有新鲜的题材。
活动中如果没有比赛，与会者就没有参与感。而比赛没有胜负得失，大家便兴味索然。由于我怕比赛，又不能避免这种活动，因此常以超然的姿态，专任主持人。
这次园游会我选了十五种游艺比赛，所需经费都不多，真正的花费是在奖品上。不论价值多少，在奖品的引诱下，哪怕只是两个人猜拳，都有无比的刺激。人之好赌，正是这种心理形成的。
比如说，将大礼堂的椅子排成迷宫，指挥一下即可；制作灯谜，不过是收集些资料；竞走和腕力擂台，都只要人主持；铁丝钓鱼，所钓的也是奖品；竹圈套鸭，套到的鸭子可供加菜；化装照相，是因为有庄灵及董敏两位摄影大师在场，又不需付工资……
凭什么我们不能玩个痛快？当然，玩时的气氛最为重要。为此，我要求女同学们做一千个烛光小灯笼。做法极其简单，只要把彩色玻璃纸裁开，上下各贴上硬纸，中间插上生日蜡烛即可。
我试验过，一天一人可以贴上一百个，三十多位女同学，一两天就可以完工。除灯笼外，还配上彩带、绣球等以增加美感。这种“烛光园游会”，在想象中，幢幢人影，五色缤纷，加上敲敲打打的背景音乐，一定趣味非凡。
更重要的一点，我要人人化装，以提升情调，否则禁止入场。
我把全部计划向大家说明以后，反对的声浪倒是没有了，只是人人脸上都挂着一副半信半疑的神色。那种可怕的、缺乏自信的目光后面，已经隐藏了所有可能失败的基因。心中一凉，我感到阵阵的寒意，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未来吗？
不幸的是，一直到今天，我所有的计划及构想，在我们同胞的眼神中，都反映着完全相同的阴影。即使我一再以行动证明“我们能够做到”，但那种“民族自信心”完全丧失后的悲哀，却不是理性可以克服的。
一个国家或团体，其兴衰存亡都只是一种机率而已。对于落后者而言，就因为大家都落后了，仅仅一个人或是少数人看到希望，那么低的机率是不可能发生作用的。在一个众人都昏睡的社会上，独醒者永远只有寂寞陪伴。
当然，我不能怪别人，我想得太快，看得太远，而且还有个自卑感作祟的心理。要做就做世界第一，偏偏生不逢时，了解我的人不多。又好似受到上天的诅咒，真了解我的人大都没有力量，帮不上忙。
时机不到，一切的努力都是枉然，然而，若一味等待，平时不肯努力，时机到来时，也不见得就能掌握。我心里比谁都明白，如果要成就无上功业，则必须历经种种磨炼。我是否真有价值，端视我能不能坚持到底，只要我没有欺骗自己，其它还怕什么？
基于前次办伙食团失败的经验，这次对人员的挑选我特别小心仔细，工作人员首先要志愿参加，然后再考虑他个人的能力及才干，任务也经过严格的研判，谋定而后动。
这时候，有一笔意外之财到了我的手中。那是我经手为学校买的铜管乐器中，有一支短笛与我订购的规格不符，我坚持退货。但厂商遍寻不得，学校方面考虑很久后决定验收了，我才不再追究。不料过了几个月后，厂商自动送了一千元来给我，表示当时的作业有误，而且嘱咐我不要告诉学校，因为万一追究起责任，大家都有麻烦。
我吓呆了，一千元！对我而言，真是个天文数字，当然应该交还给学校。可是，事情已经过了这么久，验收手续早已完毕，交上去麻烦也不少。如果有了这笔钱，对我该是多大的帮助！可以到馆子去大吃几十餐，可以买几件新衣服，可以……至少我那“又脏又臭”的污名就可以洗清了，我为什么要交回去呢？
我能这样做吗？一向自命清高的人，居然一千元就把人格出卖了。今生漫长的岁月，还有多少更难以拒绝的诱惑，横亘在前？有一次的开例，就有第二次的自我原宥，尝到了金钱的滋味，以后就难以面对艰苦的生活。
能不能有一次例外呢？这件事只有厂商与我知道，我相信他绝不会透露。人生只此一次，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为了自证清白，把钱交上去，学校又会相信吗？再说，厂商是好意，时间过了这么久，他大可把这笔钱吞掉。只因他自己认错，我却告诉学校，说是他送给我的，我固然成了英雄，但学校还能相信他的诚实无欺吗？
至于收下钱以后呢？万一事情被揭发了，其后果将不堪想象。即使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却骗不了自己，我和那些被自己所轻视的人又有多少分别？
脑中千回万转，下意识中，只有拒收最好，可是拒收又能证明什么？装做不知道？还是不敢负这个责任？
那位厂商显然是位高手，他对我说，钱暂时放在我这里，由我慢慢考虑。他尚有急事，如有问题可以去他店中商量，说完扬长而去。
他走了，可是留给我的战争却未了，扪心自问，我不是个墨守成规的人。不爱钱只是环境使然，习以为常，并非真的见钱眼闭。过去由于家庭背景及武侠小说的影响，建立了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