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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中国的文化悠久深远，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的谋略、计策，随随便便顺手拈来，就足可惩得人死活不知。也难怪国人无意创新，光是抄袭、模仿老祖宗的花样就用不完。敝系主任的确可称此道中之高手，三年来“潜龙勿用”，现在“见龙在田”，再来个神龙摆尾，硬把我这个看不顺眼的对头，等到“亢龙有悔”，再打回原形（再当两次就不能毕业）！
可是兵役怎么办呢？我能不当兵吗？我又能不去注册吗？不论如何，总得给我一条生路才是。我到台北市兵役课去查问，他们说，不去复兴岗报到，将被戴上“妨害兵役”的严重罪名，非先当兵不可。我又赶到学校，教务处则坚持说我根本没有毕业，如果不注册上课，就要被开除学籍，四年白送！
训导处的先生们与我混得很熟，告诉我一个内幕消息，原来在前一学期，教务处与训导处为了我这个“问题学生”，头疼不已，教务处说我上课时间太少，应该开除。
可是一查记录，我没有旷过课，所有缺席全是公假。教务处又怪训导处公假核准不严，训导处则取出公假单，细细比对，我四年中总共为学校办了一百多次活动，每次的活动都有凭有据，完全符合学校规定，训导处能不准吗？
事实上，全校公假记录最高的还不是我，比我高三届有位姓任的女同学，是救国团的“青年代表”，经常参加各种国内外庆典及活动，她的公假一请就是一年，在四年内请了三年多的公假。
在会中争了半天，最后还是我们系主任出面，说他早已有了良策，不妨交给他处理，相信他的良策就是这一招。教育应该是神圣的责任，学子有错，教者正该谆谆善诱，导之向上。即使需要惩罚，也应依法行事，怎能因为大权在握，竟把课业当作“复仇雪耻”的利器？也难怪社会上乖戾之气猖炽，大家冤冤相报不已，教育界能不慎乎？
因为有人为了逃避兵役，故意不毕业，所以“兵役法”规定，任何大学男生，在第四学年读完后，不论毕业与否，一定要先服兵役。故各校的训导处，在四年下学期就统一造册呈报。自有农学院以来，从未发生过这种“特殊”情况。训导处认为我应该先去当兵，由学校自动办理“停学”手续。可是教务处不同意，要我拿到兵役课的证明再说。
我又回台北，兵役课说不能出任何证明，当兵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学校理应知道。如果学校故意刁难，不让我去服兵役，则不论是谁，都将以妨碍兵役罪名，移送法办。
我按耐着性子，战争的胜负经常是决定于最后一秒钟，在国家的法令与教务处的意气之间，我已稳操胜算。但我不愿服完兵役后再去上课，谁知道下次系主任还有什么高招？所以要运用孙子兵法，打个漂亮的胜仗。
我又回学校，说我决定来注册了，同时，兵役课正在查是谁妨碍兵役法。教务处一听，才知道问题闹大了，立刻签报校长，同意我先服兵役。我则坚决反对，我说我不想服兵役，宁愿多念一年，甚至再念几年都无所谓。
最后是校长召见，承认学校作业错误，同意我注册，也同意我同时去服兵役。至于考试上课，校长只说，为国家服务去罢，“家事不用你牵挂”。
别人以服兵役为苦，我却发现比我以往的生活好得多，早餐是豆浆馒头，或是稀饭和可口的小菜。午餐晚餐则有鱼有肉，尤其是些大肥肉，芳香馋人，别人看了皱眉，我则是手到擒来。吃得好，穿不用愁，不必担心考试，不用害怕生病，和我理想中的天堂差不多。可是，总得付出一点代价，那就是行动、思想都受到限制。
我们所上的课，是要学习如何在“反攻大陆”后，去接管各种地方的政经事务。当时传言随时可能会反攻，所以我们这一届特别成立了“战地政务班”，扩大编制。总共有五个梯次，约八百多名学员。其立意甚佳，准备让我们恶补一番，以便接收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大陆。只是我们这些学员们，没有几个人真的拿它当一回事，每天混吃混喝，庆幸自己分到个轻松的单位，不用出操，不怕日晒雨淋。
以往各届的同学，无一不认为分到政工干校是福分和荣幸，而且只有入了国民党才有这种机会，因为“政工”必须为党服务，这种观念最令同学们反感。但是事到临头，没有分到政工干校的，反倒是心里又忌又恨。
政干的同学常有一份优越感，他们拥有很多特权，有时比连长还要神气。每次高年级同学在服兵役时返校，那些挂上政工徽章的，总要表现一下。经常吹嘘说，在其它当排长的同学每天出操晒得头昏脑胀时，自己还可以吹电扇，看小说，或者勤读英文。
我知道有好几位同学，都是为了想进政工干校受训，才加入国民党的。想不到这次因为扩大编制，凡是家住台北的，不论是否为党员，一概纳入。
对我而言，不出操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大睡其觉。教官对我们非常客气，称我们这些预备军官“活老百姓”。这可是有典可考的，据说以前曾有位长官，对一位学生预官的表现甚为光火，骂了一声“死老百姓”，不料该死老百姓背景深厚，这句话因此引起了很大的纠纷。自从那次以后，部队上一律“尊称”我们为“活老百姓”。
有些活老百姓上课睡觉尚嫌不足，还要大打其鼾，闹得教官很没有面子，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有位教官的“粉笔神功”非常厉害，他把粉笔头夹在两根指头中，老远地对准目标一弹，十有八中。中弹的那位老兄，经常被弹得鼾声骤断，两眼惺忪，惊惶四顾。也有些教官很懂得一点心理学，常常夹带一些有趣的笑话。眼看有人作“钓鱼”状，上下眼皮亲密得难分难舍之际，各“色”笑话便纷纷出笼。“钓翁”们莫不弃鱼拋竿，急急追问笑得前仰后翻的会心人：“何事精采？”
我很能入境随俗，学会了闭目养神的浅睡法，两眼一阖，便迷迷糊糊的不知何往。稍有动静，则眼一睁，仍在教室中。既未挨弹，又不错过精采情节。开阖之间，全凭耳朵的自由意志，所以三个月的训练，乐在其中。
有堂课我听得津津有味，大有收获，那是某教授的哲学导论，讲得扼要精辟，我有很多原本半通不懂的观念，在他的讲解下，一一原形毕露。这时才知道哲学原来并不只是咬文嚼字，虽然不尽是我想要知道的真理，却是许许多多的大师们在追求真理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忠实记录。
还有一门课，几几乎被我睡过去了，那是李廉教授的“政治作战”。一听到这个名称，我的瞌睡虫就爬了出来，特别选了最后一个座位，从上课到下课，如同置身峻山丛林，在喃喃的禅唱中，老僧入定去也。
有一次，几个“同官”聊起天来，莫不认定这里的教学水准比一般大学为高。再谈及科目，我最推崇那位哲学教授，他们则公举李廉教授。我当然不服气，政治作战？特别挥走了睡虫，专门应战一番。
不料，这一听令我大感后悔，李教授口才之佳，思路之敏捷，不仅是我前所未见，直到如今，我历遍天下，还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能望其项背。
我立刻由最后一个位子，钻到第一排，恨不得把他所说所讲的都给记在纸上，以便回去后细细揣摩。他所说的完全是“方法”，然后把方法用在实例上，灵活而生动，让人一听就懂。我追寻多年的，就是这样一位老师，为什么当年我不进政工干校呢？再多的不甘愿，只要能听他一堂课，就远胜我苦思经年。
他那时有六十多岁了，灰白的钢发，瘦削的身材，脸孔轮廓分明。他前额宽广，目光炯炯有神，而最具威严的，还是他那两道浓眉，尾端翘起，似飞未飞。
他说话的声音稳定而柔和，字字清晰，恰是我最理想的催眠曲，以致我坐失良机，没有听到前一半的课程。因此我这个沉睡多日后的醒狮，下课后总是问东问西。有时他笑而不答，即使回答也多言简意赅，足供我想上几天。
收获最大的是他提出事物正反的观念，万物有正反，万事有矛盾，把正反合起来，把矛盾统一了就是力量。如果正反及矛盾对立，则是战乱、斗争。这种简单的论点，听来似乎毫无新意，可是整个中国大陆就完全丢在这套矛盾斗争里。
他不是哲学家，他的理论也非新猷，但他却能将理论当作一种诠释事实的工具，用这种方法分析错综复杂的问题，最后归出一个必然的结果。很多人虽不同意他的结论，可是一步一步的追究，却又找不到漏洞，不相信也不行。
在他以前，我没听过任何一个人对共产党有正面的评价。因此我始终不能了解，为什么那样“坏”，那么“无能”的极少数人，能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席卷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国土，推翻一个又亲民又爱民，且受全国拥戴的国民政府？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种说法丝毫没有说服力，徒令听者心生反感。
李教授则认为共产党是一个极有纪律、训练良好的组织，他们有理想、有明确的目的，很清楚地知道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他们之间的矛盾较少，力量集中，做事也有效率。相对的，国民党太庞大，人多意见多，彼此之间的矛盾深，力量相互抵消。这是两党斗争中，国民党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仅如此，共产党知道如何应用这种优点，专事挑拨、制造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扩大已有的矛盾。而在内部则利用矛盾的斗争，去统一矛盾，将彼此间之矛盾面减小。即使他们最后也变成了庞大的组织，但矛盾并没有增加，反而力量更为强大。
他每讲一段就举出实例详细分析，把一个错综复杂的国共两党斗争史，说得简单明了，所有过程无不合情合理（我现在无法提出一些精采的细节，因为我苦心记录的日记，不幸早已全部遗失了。）
这是一种方法的应用，相当于一种概念“公式”，只要将各种变量代入公式中，就能导出必然的答案来。如果能找到一种公式，依此一一推出人生的各种现象，那岂不正是我苦苦追求的人生真理吗？
在受训的最后一天，我们听完他的课后，无不觉得毛骨耸然。果真如此，有谁能对抗具备这种思维力量的共产党呢？我立刻问道：
“李教授，这样说来，我们凭什么能打败共产党呢？”
“王道，”他笑笑，意味深长地说：“王道。”
在我进入战地训练班的第一天，就立刻有同官、指导员、队长等纷纷来说服我参加国民党。我表示分发到这里受训，原非我的志愿。我对政治没兴趣，对入党更没有兴趣，如果怕我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大可马上把我调走。
我的小队长是当年香港邵氏公司在台录取的电影小生，名叫鹿瑜。我们很谈得来，因为我很醉心电影，我们的话题大都也只限于编导技术。他毕业于国立艺专，但似乎对编导毫无概念，反而是我大发谬论的时间居多。
快结业时，有一天，鹿瑜苦着脸对我说：
“我们算不算是好朋友？”
“可以这么说。”我很奇怪他突然提出这个问题。
“那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当然可以，只要我办得到。”我只希望他别找我借钱就好。
“只是举手之劳，就怕你不愿意。”
“什么话？举手之劳，为了朋友还会不愿意？”我特别强调“举手之劳”。
“那不一定，我怕……”他那副吞吞吐吐的样子，很像做戏。
“别啰唆，只要不是借钱，我都答应，一定算话。”
“为了我，请你参加国民党！”他乘机一口吐出。
原来如此，的确是举手之劳，我又失算了。我之不愿参加国民党，并非有什么政治因素，只是没有兴趣，而且骨头又硬又臭，不愿接受威胁利诱。现在看他一脸苦相，用这种方法要我入党，我又有言在先，如何能拒绝？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为了你’？”
“因为我们做党员的，每个人至少要推荐一个人入党，我一个都找不到。小组组织告诉我，只剩下你一个人还未入党，所以要我来找你。”他很诚恳地说了实话。
“好吧，可是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他很紧张，深怕煮熟的鸭子还会飞。
“我要在结业那天才参加。”这只能算是一种心理补偿，至少可以多两天的自由。
我发现不止是我，最后一天宣誓入党的，还有三个人。
结业后，我被分发到陆军装甲部队第一师，要到湖口报到。那是北部的一个小高原，遍地黄色沙土，寒风凛凛。我所分发的部队是炮兵第四营，由于“连指导员”出缺，我以“干事”身分代理其职务。
可能是我在复兴岗睡得太多，不知道指导员该做什么事。上任后，又单独有个小房间，比谁都舒服，既不出操也不做实战演习，每天晃来晃去，不知如何是好。
不得已，只好到团部去，向政战处请教，这才知道我主要的工作是负责全营官兵的政治意识与思想行为。我们有一本“最机密”的小册子，上面记载了官兵们每天的言行。如果有高级长官来营巡视，则哪些人该注意，哪些人该隔离等，都该由我来负责。
老天，这正是我最怕的工作，难怪非要我入党不可。
我可以想象那种电影上的镜头，我每天拉长了耳朵，偷听别人的谈话，随时随地在“生死”簿上画一笔。我可以很神气地乜斜着眼，看谁不顺眼，或谁对我不敬，都给他记上一笔。只要我一掏出小本子，人人战栗。即使我只是掏掏口袋……哼！
我办得到吗？在农学院时，曾有位同学警告过我，说有两位党员奉命参加了我创立的学社，专门负责记载我的言行，原来就是今天我要干的这种事。
我好奇之心又发作了，想要看看那生死簿上写的是些什么？为什么小小的一只笔会有那么大的威力？
古人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真是不看则已，看后怵目惊心，令我整个人生的理念，都起了“化学变化”。
我立刻下了决心，不论如何，向父亲叩头都可以，一定要利用各种特权，助我脱离这个是非之地！
那本本子上，密密麻麻地有很多不同人的笔迹，显然是集体创作。其中任一句话都足以致人死地，使人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队上有“老士官”十来个人，都是早年从军，随政府来台。迄今犹是孤家寡人，无亲无故，以部队为家。人心人性，古今皆然，他们把青春都献给了国家，现在步入中年，来日不多，难免有时会回忆儿时，或叹吁未来。然而这些事情在有意的渲染下，只要换上几个字眼，在当时的高压统治下，立刻成了滔天罪行！
而今仅凭记忆中的印象，略举数例。其中略去了人名和时地，并将文字简化：
“毁谤元首：有反叛性，危险人物，应随时隔离。”
“私下批评长官：有反叛性，其人危险，应隔离。”
“发牢骚：思想有问题，危险，应隔离。”
“想家：思想不稳定，危险倾向，应隔离。”
“想要儿女：思想不稳定，危险倾向。”
“打架：危险人物，应隔离。”
“青年党员：危险人物，应隔离。”
“说梦话：心理不正常，有危险倾向，应隔离。”
“吃菜太多：自私自利，需要再教育。”
“工作不力：思想不正确。”
有一位士官，曾自杀两次皆未成功，他的记载是：
“危险份子：不怕死，应随时隔离。”
“应隔离”的意思是说，当大人物来巡视时，应把他关起来，以防危险。部队上的严格要求是有必要的，但为了表示负责而到吹毛求疵的地步，那就太过分了。
这种记录终生如影随形，当事人到哪里，资料就跟到那里。那些记录有的可能只是当事人一时无心之言，甚至有些分明是记录者的主观意见，但白纸写上黑字后，便成了永远无从洗刷的污点。
尤其是那位青年党员，在我们民主、自由的国家中，为什么会被视为危险人物呢？记得在师大附中时，我所敬爱的导师萧辉楷先生，也因为是青年党而被迫离校，害得我们全班四五十个无辜的青年学子，在心理以及学业上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其中受害最深的，正是我这个如今负责“思想”的干事。
如果青年党不合法，国家可以明令取缔，如果我们不标榜民主自由，参与其它党派的，也不妨格杀勿论。既然要设立几个“花瓶政党”，以显示橱窗式民主，偏偏私下又对丝毫起不了作用的青年党员戕贼迫害，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从不关心政治，这时却对青年党产生了兴趣，特别找了这位士官一谈。
他姓章，年纪比我约大十多岁，但已两霜飞白，满脸皱纹，显得出奇的苍老。他拘谨地进来后，身体站得笔直。我请他坐下，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