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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了。
有一次，我们在台北圆山儿童乐园表演，听说有些行家到场，队长临时要我唱英文歌曲。我以前也唱过几次，但都是在偏僻的小地方，难得有几个人懂英文，就当作是鸭子听雷，我一个人抱着吉他，自弹自唱，自欣自赏，自得其乐。可是，台北究竟是台北，唱得好坏还在其次，主要是熟人太多，一旦我卖唱被发现了，后果不堪设想。
队长搬出“军令”来压我，满心委屈，哪知一出场，麻烦就来了。
我选的曲子是电影“北国寻金记”的主题曲North to Alaska ，照理我应该先把吉他背好，一上场就唱。为了表示抗议，我上了场才整理吉他，带子很乱，纠结成一团。好不容易挂上肩，眼镜却几乎被挤掉，心理一紧张，糟！歌词忘了！
脑中一片空白，又不能叫停，只好顺着调子，胡编些阿伊呜耶啊了事。散场后，阿黄带了一位“合唱团”的领班来找我，希望我退伍后参加他们的合唱团。我很礼貌地回绝了，他则以专家的身分，惋惜地开导说：
“其实，你唱得很不错，只是英文发音不准！改正了就好。”
没多久，本队的经费被削减，面临了解散的危机。由于捷豹康乐队历史很久，军部也舍不得让它就此烟消云散，所以着令本队“自力更生”，只有现职军人保留编制。
这意思是说，除了我们在职军人军饷照旧以外，其余歌星、魔术师等人的薪资及其它开销费用得自行设法。还有什么好法子呢？这些人一走，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大家合作多年，已经有了默契，再换一批人马等于另起炉灶。
队长拟定了计划，打算与民间的歌舞团合作，全省巡回公演，平分拆帐。师部别无选择，只好照准。于是我们脱下军装，开始了“跑码头”多采多姿的生涯。
与我们合作的是“东方少女歌舞团”，他们只有十几个山地少女，没有乐队，也没有杂耍。却拥有全省各地大城小镇的演出合约，因此双方一拍即合。我们几个乐队同仁，直到演出以后，才知道所谓少女歌舞团，演的竟是脱衣舞！
在上演之前，队长便交待不要多问，到了他们的节目，随便吹奏什么都可以，只要有“声音”就行。反正我们乐队一向胡吹一通，什么场面都能应付。大家说好每种乐器各来一段，以便节省体力，因为一天要应付四场，每场两个小时！
他们的“节目”到了，只见全场灯光一暗，鼓声响起。该我先来段小喇叭独奏，真是难得有此机会，我竟然能在戏院中表演！
乐队席规模不差，有古典的浮雕，有昏暗的水晶吊灯，一道厚重的绒幕挂在前方，以致看不见整个舞台。既然任我自由表演，在这种情调下，舒伯特的“圣母颂”用清脆而嘹亮的喇叭奏来，一定别有一番韵味。
台下一片漆黑，台上只打着一个聚光灯，我闭着眼睛，陶醉在自己的乐声中。这首曲子有几个紧接的高潮，尤其应用“连滑音”从最低音拔上最高的主音时，需要相当熟练的技巧。吹完第一段后，本应等待乐队的齐奏，由于其它的同仁说好先休息，我只好自己再重复一遍那三句“圣塔马利亚”……
突然间，我觉得喇叭被人“按”了一下，聚光灯也照了过来。我睁开眼睛，满目强烈的银光，什么都看不见，除了耳中不断传来满场观众咯咯的笑声。这时，喇叭上似乎挂着一个曳长的影子，我下意识地去甩，但越甩越紧，台下的笑声也越大。我顾不得再吹了，收起喇叭，背着灯一看，老天，竟是个黑色的奶罩！
自此以后，每当脱衣舞一开始，我立刻就开溜。有次在一个偏僻的小地方上演，观众不少，且大多数都是军人。在人群中，我看到了一位农学院的同学，我一向自命清高，要是牺牲色相之事传了出去，我这个脸要往哪里藏？因此想找他解释一下。
脱衣舞上场了，我忙溜到台下，从人群中挤过去，到了那位同学旁边。台上正在丢这甩那的。我拍拍那位专心一志的同学的肩膀，他回过头一看，只问了声：
“你也来啦？”立刻两眼转向台上。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担心了，所有买票进场的人，没有哪位是想来看看老同学的。
几个月的码头生涯中，那些山地少女让我感慨丛生，同样是人，生活却有天壤之别。她们都是自愿来的，没有人强迫，只因山地生活太苦，吃不饱、穿不暖。她们的月薪只有一两百元，经常钱一到手，就花个精光。好在团中供食住，吃的尚不差，但住的却是舞台、汽车上，有时甚至是任何可以容身之处。
她们都只有十四五岁，发育普遍不良，除了一位主跳者稍微有点身材外，其余的在团中专跳“大腿舞”。而短短的腿上，都是红斑烂疮，让人不忍卒睹。
至于脱衣舞则纯粹是脱衣，甚至可说是剥衣，一点也没有舞味。衣服脱光了，扭扭捏捏地让一些花了钱的醉翁来看个仔细。在那一剎那中，每个人眼中、心中所见所想的，到底是些什么？这算得上是娱乐吗？
我认为娱乐才真正的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准，只有在解决了生存问题后，人才能讲求生活艺术。在同一个社会中，也只有当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追求生活享受时（包括提供娱乐的艺人在内，不仅为了娱乐别人，也为了满足自己），即使是脱衣舞，也有“脱的艺术”与“舞的技术”。绝对不是仅仅剥光了衣服，任人瞪眼傻看，更不会有人花钱买票，只是为了参考一下别人的身体器官。
我成长在城市中，平素所见所闻都只限于身边的人物、事件。我知道中国贫穷落后，只因教科书上如是说，至于什么是贫穷落后，在没有客观资料的比较下，那不过是一种不太光采的形容词而已。
自政府迁台以后，在安定的环境下，经济逐渐成长，工商业兴起了，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一片繁荣的气象，常令国人沾沾自喜，以为已经摆脱了贫穷落后的耻辱。甚至常听到政府要员自诩，我们目前的生活状况已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我总认为，拿现在的物质水准与过去的相比，是往脸上贴金的不负责任态度。任何手持一把枪的现代人，回到原始时代，不是都可以变成神明？物质文明堂而皇之地到来，举世并沾其光，进步原本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以当今昌明的科学，除非我们毫无羞耻，否则，摆脱贫穷是理所当然的事。
摆脱了贫穷，并不表示我们不再落后了。所谓“落后”有多方面的意义，从比较的观点来看，只要有人在前面，只要有人比我们富裕，我们就相对的是“落人之后”。再从时代的立场看，不论多富有，无知、愚昧所代表的是教育的落后。社会及一般民众思想封闭、趣味低俗，则是文化水准的落后。
过去中国农村是贫苦的，但却不低俗，因为在传统观念的约束下，道德已成为大众信奉的圭臬，人心纯朴而安祥。托经济发展之福而起的暴发户，是领略不到纯朴、安祥的价值的。狂妄自大已经麻痹了他们的良知，眼中除了钱，什么都不认识。
人性与兽性本来没有多少分别，道德就像根无形的绳子，在死板的律法之外，将人导向和谐康乐的大道。如今为了发展经济，把道德拋弃一边，其后果将是社会的破产。由于机会及环境不同，有人富足了，有人仍在生存边缘挣扎。富足的人饱暖而思淫欲，本为人性之常，而那些力有未逮的，自然而然就沦为俎上鱼肉。
如果单由法治的立场来看，这种事涉及人性，无从防止。由经济的立场看，更不需要防止。因为不论人性兽性，都是刺激社会繁荣的原动力，道德操守反而会使得经济难以推展。在今天这个举世竞相争逐物欲满足的时代，我们能够例外吗？在人类生存的过程中，纯净的精神文化与放纵的生活享受显然无法并存，究竟哪一个更为重要呢？
我提不出答案来，贫穷是绝对应该摆脱的，而要避免贫穷，就不能不发展经济。对一般人说来，如果没有利益的诱惑，凭什么要胼手胝足，辛辛苦苦的努力赚钱呢？既然有了钱，当然就要花用、享受。花在哪里？享受什么？如果没有精神的需求，一个人除了肉体感官之外，还有什么需要“侍候”的？
更恶劣的心态是为了表示自己有钱，为了争取别人羡慕的眼光，酒池肉林、无所不用其极。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大型的染缸，人人称羡之余，竞相效法。甚至有人在办丧事时，都要高价请人来段销魂艳舞，才能令活者顺心，死者瞑目。
由这些山地同胞身上，我看到了人间社会阴暗的一面，有一阵子，我曾想去山地为他们服务。可是，即使我尽一生之努力，又能有什么结果呢？如果世人永远像这样懵懵地生活着，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则除了只顾自己私欲，逞一时之快外，还能够怎样？对我而言，如果没有明确的认识，恐怕自顾尚且不暇，又遑论服务他人？
这是人间基本的课题，其重要性远超过政治、经济。只要一天得不到答案，这种弱肉强食的情况就不会消失。我不必亲眼目睹，这里那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无数像她们一样的可怜虫，生生世世，永远在无知、愚昧的边缘挣扎。
退伍后，我开始准备面对自己的前途。在思想上我没有找到一点头绪，只是不满意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在方向上，我则决定了要从事电影工作，我认为必须先将技术准备妥当，一旦有了具体的观念和思想，立刻可以利用电影作为鼓吹及推广的工具。
回到家里，父亲一见到我，就说：
“明天你到花莲去，向成校长报到。”
“报什么到？”我如坠五里雾中。
“你去花莲农校教书！”
“我不愿意去教书，我已经找到了工作。”我不打算告诉父亲有关电影的事，他不会了解，更不可能同意。
“不教书？你还能做什么？”
“请您不要操心，我有工作了。”
“胆大包天！你以为大学毕了业，就可以自己作主了？”
“我不是这意思……”
“那么明天就走！”
我当然可以反抗，可是，看到父亲的神态，他一天天地老了。而我还年轻，未来的时间全在自己的掌握中，急什么？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记得有一则笑话，说一个十恶不赦的歹徒，死后下了第十八层地狱。正当他后悔当初不该坏事做绝，以致落到今日的地步时。突然听到下面一层还有声音，他大为诧异，便敲敲地板，问道：
“喂！你是什么人？怎么会比我犯的罪过还要重呢？”
下面的人长叹一声，说：
“我是教书的，阎王说我误人子弟，罪加一等。”
我不想误人子弟，不尽责的老师已经太多了。今天既然轮到自己忝为人师，就该痛定思痛，好好负起责任来。
我被任命为初二的导师，教他们代数、理化，此外还教初三的英文，一周共有二十个钟点的课程。这些正是让我在附中初二时降级的科目，无巧不巧却成为今天的挑战。
教学相长，这句话的确言之不虚，我从头把课本研究透彻，才发现自己有很多地方其实是一知半解。为了增加学生的兴趣，我又准备了很多引人入胜的题材，满以为凭这些就可以调教出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材来。
班上有一半以上是山地学生，我原先还怕他们水准太差。但根据学校发的导师手册，以往的成绩记录，全班平均分数竟高达八十五分！而我身为他们的导师，一辈子都不曾梦想过有这种成绩。
战战兢兢地上了一天的课，自我检讨后我认为应该教得很不错了。同学们仔细地聆听，一动都不动，从上课到下课，身体坐得挺直。每当我问他们：“懂不懂”？他们都是异口同声地回答：“懂！”
第二天，我也还满意，只是感觉到缺了些什么。我曾挖空心思的说了些笑话，而在那些如同木雕泥塑的优秀学生脸上，却看不到一丝反应。是不是我失去了幽默感？再不然是此地民风朴实，大家接受不了？因为不仅是我那一班，班班如此，每一个人都睁大了眼睛，一副聚精会神的模样，分明是努力认真地在听课。
第三天，我决定试探一下学生的反应，那是堂代数课，我找了几个学生到黑板前解几个方程式。他们很听话，每个人规规矩矩地走上讲台，拿起粉笔，然后就呆呆地冻结在时空之窗里。我等了很久，没一个人动笔写一个字！换了一批又一批，一个个乖乖地走上去，又一个个乖乖地走下来，也没有一个人表示他不会！
我好象坠入了一场奇异的梦境，是真？是幻？为什么平均八十五分的优秀学生，没有一个人能解这个刚刚教完的方程式？如果说我的教法不对，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出意见？更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些学生就像机器人一般，乖乖地走上走下，连一句：“我不会做”都不肯说？是不是我神智不清，扭曲了眼前的景象？
我一直提醒自己，冷静一点，先认清事实再说。到班上最后一位学生离开了讲台后，我才耐着性子，向大家问道：
“我讲的课你们懂不懂？”
大家又是异口同声：
“懂！”
“既然懂，为什么没有人会做呢？”
没有人回答，一个个瞪着我，好象觉得我这人很奇怪。我便把班长叫起来，要他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以前的老师要我们这样说。”
“可是你们真的懂吗？”
“不懂。”
“不懂为什么不问呢？”
他不说话了，为了要弄清楚他们到底哪里不懂，我开始把那个方程式一一分解，每提一段，便叫不懂的同学举起手来，结果是到我解完时，全班学生的手都高高的举着！
问题在哪里呢？问他们就像在对石头说话，我便由最简单的公式讲起，没有人懂！一直讲到最后，才发现他们连基本定义都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呢？初中二年级了，连这些定义都还不懂，要我怎么教？
无可奈何，我由假设的命题讲起，再问，他们仍然不懂。我火大了，再把班长叫起来，强忍着性子说：
“请求你好心告诉我，从哪一句话，或是什么地方开始，让你不懂的。”
他想了半天，嚅嚅地说：
“老师写的我不知道是什么。”
黑板上只写了几个英文字母及数学符号，我心中一惊，想到一个最不可能的可能：
“这是英文呀，难道你们连英文字母都不会？”
“不会。”他肯定地说。
天哪！这是什么中学？为了求证，我又问大家：
“认得这些英文的请举手。”果然，没有一个人举手。
“认得这些数学符号的请举手。”也没有人举手，我再说：“不认得这些数学符号的请举手。”全班都举了手。
连加减号都不认得！那么九九表呢？班上会的不到两成，数目字呢？居然认识的也不过五成！
下课后，我直接去找校长，他也曾是父亲的部属，我开口就说：
“成校长，我教不下去了。”
“不要急，是不是学生水准很差？”
“不是很差，根本他们连小学都不应该毕业。校长知不知道，初中二年级了，他们连数目字都不认得？”
成校长叹了一口气，说：
“我当然知道，可是没有办法呀，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山地人。政府为了辅导他们读书就业，特别派人到山地去，请求他们来读书。一切都算公费，他们还是不肯来，因为他们从小就得做工、打猎，家里少一个人，就少一份收入。最后还是把公费挪些给他们贴补家用，才把学生请来的。”
“那么他们来了，就该好好教呀！您不妨看看成绩单，平均分数八十五分，上课只会讲一个‘懂’字，这又能学到什么呢？”
“这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政府规定，如果成绩不好，就要送他们回去，所以只得分配分数。至于教，那是你们做老师的责任了。”
“不错，教他们是我的责任，但是教小学生有另外一套方法，我不知道从何下手。再说他们真不愿读书，也该尊重他们的志愿呀，这种办法不见得真对他们有帮助。”
“我看你还是委屈一下，这里环境不错，你就读自己的书吧，别的老师不是教得很愉快吗？年轻人，还是忍耐忍耐的好。”
校长说的一点也不错，我们学校在花莲市郊的一个山坡上，环境幽美，青草遍野，绿树成荫。除了令人心畅的和风，就是轻灵悦耳的鸟语。当时台湾到处在加速开发，难得看到这种尚保持着纯真的处女地。同事也纷纷劝我，这样的生活多么自在，如果学生程度高，老师可就不好当了。
有的老师在此养老，年纪轻的则勤读英文，准备留美。我无所事事，又闲不住，就自愿担起学校的篮球教练。本来球队济济无名，没人管也没人教，校长为了安抚我，就如此这般决定下来。
由于山地学生体力充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