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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先把自己的观念灌输给她，而且在这段时间内尽量保持距离，以免被感情的洪流所吞噬。
最初，她好奇地听着，偶而也会问上几句。但是，她究竟太年轻了，憧憬的是充满欢乐、无忧无虑的美满人生，她并不同意我的看法及做法。渐渐地，她开始避免与我独处，在失望与懊恼的啃噬下，那种熟悉的哀伤又开始向我袭来。正当我还想再次努力，与感性妥协时，船上一位制服白净的二副，已经与她俪影双双。我知道，又是该品味那种铭心的苦涩果实的时候了。
对这件事，我除了有一丝遗憾外，心里并不懊恼。难怪尼采给女人下了“长头发，空脑袋”的定论，为什么女人外表看来灵慧乖巧，大脑却是一窍不通呢？如果找不到一位能够了解我的女性，我宁愿打终生光棍。总不能只为了眼皮的供养，只为了性的需求，就把自己的信念埋葬在长发堆中吧！
十月十日船过印度洋，船上的中国籍船员主办了一次“中华民国庆生会”，凡是从香港上船的中国人都出席了。奇怪的是从台湾来的，只有一家姓刘的大小五口，和我一个人参加。
我问主办的船员，是不是有人没有通知到，那船员说：
“怎么会没通知到！前几年还好，最近一次比一次糟，你们台湾人实在很奇怪！”
另一位忙过来打断他的话：
“管他们呢！别多说，免得又闹出纠纷。”
我一头雾水，由于会场中大家都很忙，也就将这事置之脑后。
谁知晚会刚开始，门口就一阵大乱，我听到前面有人喊道：
“快把门关起来，他们要冲进来了！”
刚才那位船员则躲到一边，直说：
“真丢脸，真丢脸。”
当时我与佐治正在准备摄影器材，一看情形不对，手里还拿着照相机，便跟着一位荷兰籍的大副和与娜塔夏要好的年轻二副，一同走了出去。
门口站着一个人，手持一面招牌，上面写着：“台湾国独立万岁”。另外还有一些人则围着船员吵闹不休，坚持要同时举行“台湾国庆生会”。这些人我都认识，只是平常不大来往。我觉得很奇怪，什么时候居然有了一个“台湾国”？
其中一位叫小魏的，毕业于台北工专，我们的铺位相邻，偶而也聊聊天。我正想过去问问他，哪想到他一看到我，竟然大叫：
“你们看！国民党还派了特务来照相！”
那伙人立刻挥臂喊打，我忿于小魏胡乱栽赃，立刻冲到他面前，质问他道：
“你刚才怎么说的？”
他一见我来势汹汹，气先泄了一半，说：
“你为什么给我们照相？好寄回台湾去？”
另外几个也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说：
“特务！”
“把相片撕掉！”
所幸底片刚装上，我立刻把相机打开，取出底片，高举着说：
“你们自己看，底片刚装上，有谁照相了？”同时我对小魏说：“你要不是有意栽赃，就是做贼心虚。”
“你敢骂我是贼？”
“那你为什么诬赖，说我给你们照相？”我一点也不示弱，这时场内的人也都出来了，我们人多势众，还有几个船员在一边磨拳擦掌。
“我没有看清楚。”
“那你就血口喷人？老实说，我相信国民党还不致于怕你们几个搞台湾国，你们哪一个没名没姓？我如果是特务，一封信就够了，还用得着照相吗？”
“你威胁我？”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国民党的特务做得的确成功，他后面撑腰的人都不敢出声了，一个个面有惧色。
“我是第一次听说天下有个台湾国，不过我佩服有种的人，你们要搞革命，搞革命就不要怕流血，不要怕迫害，不要离开革命地革命。要是怕，就不要充英雄，事情做了，迟早会被人知道的。”我狠狠地说，很瞧不起敢做不敢当的人。
前面那个招牌首先倒了下来，后面的人也窃窃私语，刚才那些勇气都不知到哪里去了。小魏只好解释说：
“不是我们搞革命，台湾国在日本……”他这话一出，香港来的那些中国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有人打趣说：
“原来是日本的傀儡政府，怎么？你们打算到巴西成立‘台湾国大使馆’？”
这时那位年轻的二副出面说：
“你们要办什么庆生会不妨自己去办，但是不要来捣蛋，在这条船上，我们有权维持治安。现在在国际公海上，不管你们是什么国的国民，我们都可以办！”
“你敢？我们花了钱坐船的！”有个人举着旗子要打那个二副。
那位荷兰大副见了，用他半生不熟的英语，大声恐吓，并且表示到了伊莉莎白港时，要将闹事的人赶下船去。
到底是外国人的话有效，此语一出，那些人只好偃旗息鼓，一个一个地走了。
我还是不懂，便把小魏拉到一边，问他：
“怎么有个台湾国？我从来没有听过。”
他的态度和缓了许多，但还是满心的不甘愿，说：
“你是内地人，当然不知道。”
“你是说台湾人都知道了啰？”
“我也是到了日本之后才知道，你们国民党太坏了，逼得我们要革命。”
“你要革命我不反对，国民党有缺点也是事实，可是中国永远是中国，你们是革政府的命，总不会是革中国的命吧？”
“我们不是中国人！”他斩钉截铁地说。
“你不是中国人？那么怎么才叫中国人？”我大吃一惊，居然他会有这种想法。
“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我也可以说‘我是湖北人’，但是，我却不能说‘我不是中国人’呀！”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有湖北国。”
“你的意思说，只要政府不理想，人人都可以任意独立成国了。”
“当然，现在是民主时代，为什么不可以？”
“我不懂，为什么民主时代就可以？”我诚恳地向他请教。
“因为我可以作主呀，我恨中国人！”
“恨中国人？老实说，我很恨一些官僚，但人怎么能恨自己的国家呢？”
大概是他看我态度还好，便也和悦地对我解释：
“你知不知道二二八事件？”
“不知道。”
“那你当然不懂了，二二八，是内地人屠杀台湾人的日子。”
“什么？屠杀台湾人？”我听了，觉得匪夷所思。
“是的，在日本时，我听他们说死了几十万人。”
“在日本听说？你原先也不知道？”
“知道一点，但是不清楚是为了什么，这次我才了解，原来是你们内地人安排的阴谋，打算消灭我们台湾人。”
“要消灭台湾人，意思是说把你们当作敌人？”
“是的，所以我们要独立。”
“那我又胡涂了，我从小学到大学，没有见到任何把台湾人当作敌人的例证呀！”
“我指的是过去，后来因为在日本有了台湾国，所以国民党就怕了。”
“这点我不能苟同，国民党的作为是有偏差，但是我不认为在一个家庭中，家长不好，子女就可以闹着要改名换姓。”
“那是你的看法，我有我的权利，我爱姓什么就姓什么。民主时代，人民才是主人，谁也管不着！”
这个时代，人人假“民主”之名为所欲为，也难怪赵先生认为“天下大乱”了。这种民主行得通吗？假如中国各省各地都独立为“国家”，甚至只要世界各国的人民对他们的政府不满意的话，都能独立为国。那时，只怕“国际纠纷”层出不穷，不仅世界安宁无望，甚至全人类都将卷入国际战争的漩涡中。可是，这种道理他能懂吗？
近年来台湾经济发展迅速，本地人因拥有土地资源而致富，逐渐掌握了工商业，成为新兴的社会力量。我认为国民政府最大的错误，在于没有长远的眼光与气魄，一味的迁就派系，任用私人，只求偏安，以确保既得利益。又利用愚民手段，高压控制，以致特权份子当道，社会风习败坏，民心涣散。
长此以往，不满的情绪必然逐渐高涨，汇为新兴势力。且不论其采用什么手段，反对者终将成为社会的主流。可是，只因政府举措失当，动辄就要独立成国，这种近利短视的态度，我却难以苟同。
可是小魏却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幅员太广，只有一个中央政府，等于是剥夺了他们做总统的机会。既然现在是民主时代，理应人人都可以当官，而国民政府偏偏不容他们分权，所以不如乘机独立。
到巴西后，我才发现持有他这种观念的人比比皆是。他们认定“人人为己”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民主制度之可爱，就在于官吏由人民选举，人人都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因此做官不是为了服务，而是为了发财，发财则是人生幸福之所系。
不论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在这个民主时代，人总是误把政权当作追求幸福的手段，而罔顾现实，以致变乱层出不穷。有人乘机哗众取宠，将政治舞台当作交易场所；有的更运用权术，将政府视为私产，为所欲为。
政治是治理大众的事务，目的在为大众谋取福利。任何一个政体都有其特殊的环境及背景，任何一种制度，能适应某些人，就不能满足另一批人。有能力者希望不受政治干扰，以求自我发挥。没有能力者则依赖团体的力量保护他们，给予他们生存的机会。
所谓的民主制度，只能实现在一种条件下，那就是大多数的人都能够独自谋生。他们知道如何去维护最佳的利益，用立法、制度，并以妥协的手段，使得同一社会上的人都能够共存共荣。这种政府不能有权，也不可图利他人。自然而然的，人们若要想发财，就不会走政治这条路，如此一来，政府成为单纯的服务机构，人民才是主体。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这种政府因为没有力量，作为一个蕞尔小国，与世无涉，人民倒也能安享天年。然而一个疆土广大，人口众多，文化背景复杂的国家，就免不了需要一个有权有力的政府。否则，各地方之自然资源分配不匀，人民贫富悬殊，社会将永难安宁。这种国家尚得拥有雄厚的知识及经济力量，而且永远领先群伦，才能保持不坠。否则一旦经济失控，人民只顾己身利益，社会必然乱成一团。
如果人民把民主政治当作登龙攀凤的手段，那麻烦可就更大了。因为人性自私，私心难一。不论是什么人，只要会哗众取宠，骗取贪图近利者之选票，则在国家庙堂之上，必然鱼龙杂陈，那是什么一个境况，不喻可知。
政权只是在人类滋生繁衍后，由于人与人的矛盾冲突增加了，需要调解处理，因此而逐渐形成一种具有控制实力的群体结构。只要人类社会的变迁不停止，政治的型态也就会因时制宜不断改变。有些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跟着产生。实际上政治只是一种环境，一种由所有生存于其中的人，共同形成的外在环境。只要有人，就会有问题产生，只要有问题需要解决，就有种种复杂的结构应运而生。
人类的幸福原本建筑在人体既存的结构上，真要彻底解决人的问题，只有从了解人性着手。如果能了解人性为何，至少，每个人都可以认识自己，认识他人。有了认识，就可以根据认知采取适当的对策，以避免各种矛盾纠纷。至于环境，那只是人所适应的对象，不先寻求了解自己，怎能了解环境，不了解环境，又能适应什么？
绕了半个地球，我总算有了粗略的认知，我真正需要了解的，是一个人如何能在现阶段的社会中得到幸福，以及什么是幸福。前者牵涉到一种制度或者是手段，我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知识解答。而后者才是人心中根本的结，幸福只是个抽象的名词，如果不能明确的定义出来，则人人追求的幸福，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
船泊在伊莉莎白港时，还发生了一件很值得省思的事。国家与个人之不可分，可见一斑。那些自称台湾国开国元老的朋友，在过了新加坡后，每次上岸观光，都要背着一面克难的“台湾国”国旗，几个人成群结队，颇有到异邦“宣扬国威”之状。
哪知南非实行黑白分离制度，把人种划分为四级。最高级是白人，不论国籍；第二级则是经济力量庞大的日本人，中国人沾了黄皮肤之光，外来的客人可以“暂充”第二级；本地的因大半经营洗衣业，与褐色的印度人以及南洋各国的黄种人，统一视为第三级；黑种人忝居末位，为第四级。
各级分类的目的，是为了“住、行”方便，凡是属于三、四级的人种，都要强制隔离，以免让最高级的白人恶心。
中国观光客不论是来自中国的哪个地方，一向都能勉强受到优待，与白人坐同样的交通工具，进白人喜爱的餐馆和旅店。
这次台湾国的国民，因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当地的警察又不知台湾国出自何典，因此把他们视为来自南洋岛国的第三级黄种人。
我从来不上岸观光，主因是口袋已经光光，不能再光了。他们遭遇了什么，我也不太关心。只是一路上听他们把南非骂得狗血淋头，甚至于有人扬言，一旦台湾独立了，第一件事就是要开除南非的国籍！
智慧之旅 （第二部） 二、立春 巴西、谋生、农场、提包船到山度士，张老伯来接我，他看来已近七十。我知道他那封聘书只是花钱买来办手续的，实在不忍心再给他添惹麻烦，便假称已找到一位同学，有现成的工作在等我。他信以为真，便很安心地回去了。
事实上，我身上只剩下约二十多元的美金，人地生疏，语言不通，表面上很笃定，心中却乱如苎麻，不知明天会流落到何方。但是，我又怎能麻烦张老伯呢？他看在父亲的面上，帮了我一个大忙，这笔人情债已是难以报答了。
幸好，有一位当地的杂货贩，托船员在香港买了一批土产，照规定货物必须由旅客报关，否则不能上岸。因为我没有行李，那位带货的船员便找我帮忙，我一口就答应了。过关后，这位小贩非常感激，带我到圣保罗。第二天又介绍我到“自由大道”一家中国人开的快餐餐厅，立即在厨房工作起来。
自由大道是圣市最热闹的中心，大道名符其实，又宽又长，是双向八线道。道路两侧巨厦林立，尽头则是巴西银行，一栋五六十层高的庞然大物。
这家餐厅的门面很大，一次可坐近百人，客人都是在附近工作的白领阶级，匆匆吃完就走。我们的生意很好，除了地点适中之外，另一个秘诀就是一锅“高汤”。因为一般店里的汤不过是汤，而我们用的是纯正鸡汤，讲究的倒不在鸡，而是要用活鸡，现杀现煮。在中国这不稀奇，在巴西，杀鸡竟然是件大事。
我到的第一天，就见到一场奇景，厨房里好象失了火，人人走避，但却又欢声不断，叫嚣喝骂，乱成一团。原来刚好是杀鸡的时间，一次要杀十几只。巴西人最恨杀生，虽然在老板的重赏之下，他们仍感到怕怕。杀时只是举起大刀，把鸡头一砍，然后人人惊叫逃窜。这时，鸡也忘了头在何处，颈子上鲜血直冒，也亡命飞奔。于是乎，人人叫着逃着，满地洒着鲜血，有时无头鸡与人不期而遇，那才真正精采绝伦。
我的第一个贡献，便是教他们杀鸡，巴西人见了，莫不心服，到底中国文化深远攸久，真是“杀鸡不用牛刀”。
我对巴西的好感，始于这些乐天而懒惰的工人，他们做起事来就像在游戏一般，口中不时唱着单调的民谣，只要两脚一落地，总会蹦蹦跳跳的“舞”上几步“桑巴”。如果能够偷懒，他们绝对不会放过机会，由女人到足球，总要谈到有人来催促为止。
那些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天天有新人来，也经常有人工作得好好的，突然又失踪了。当然也有几个老老实实的，只是他们做起事来懒懒洋洋，其慢无比，任你催，由你骂，他们始终脸上堆满了笑容，教人无可奈何。
最初我很不习惯，后来见多了，发觉那种人没有心机，没有奢望，朴实而真诚，远比以往我所熟知的社会贤达要来得可爱。我在巴西前后住了有八年之久，由北到南，走过不少地方，除了在足球场上外，居然没见过任何暴力行为。就连两个人争吵起来，也只是三言两语，双方边吵边退，转过头去，立刻忘了。
气候及环境是重要的因素，巴西中、北部是热带气候，全年平均温度是摄氏廿四度，阳光普照，物产丰饶，有些地方甚至还只挑晚上下雨。只要人没有很高的欲望，生活极易维持，树薯粉可以里腹，而一件衬衫，可以穿到破烂为止。
巴西立国四百年来，没有经过战争，也没有巨大的天灾。当地的农产以咖啡为主，经济价值高，耕植容易，产量为世界之冠。此外矿产也极丰富，像煤、铁、铀以及宝石都可以露天开采。全国人口不及一亿，领土却居世界第四位，可耕地占领土百分之七十，而到目前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