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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去讨个老婆，把我拴将起来，可是神父得先给我介绍老婆呀！”
“尽是胡说，到底你要不要这个工作？”
那是一间聚乙稀制袋工厂，老板姓刘，早年靠提包发了财，便开了这家工厂。他用过好几位由台湾来的年轻人，但做不了多久，不是去卖台布，便是被别的工厂挖走了。所以他特别对何神父声明，要能长期工作下去的才行。
刘老板一见我，劈口就问：
“你为什么不去提包？我这里的薪水可没有那么多。”
“我对赚钱兴趣不大，只希望有个稳定的工作。”至少目前是事实。
“真的？不过，有谁不想赚钱？想赚钱也不是坏事。你放心，只要你好好工作，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我负责管工人，因为吹袋机不能停炉，所以每天分三班，二十四小时连续作业。全部工人有六十多个，平均每月制袋三百万个，当时在巴西，其生产量在同业中居前五名。
我先观察了一遍，发现工人工作情绪不高，先跟他们攀上交情，一一询问。原来巴西人每隔三两个小时，一定要喝杯咖啡，否则就精神不济。厂中不但不提供，也不许休息，并严禁工人到咖啡店去。所以人人无精打采，绩效低落。
我向刘老板反应，他则怪我多事，坚持不允。我便自己掏腰包买来咖啡豆，日夜三班亲自烧给工人喝。果然，工人精神大振，情况大不相同。
其次我发现工厂的生产线配置不当，很多时间浪费在搬运塑料袋上，其中约有十分之一的袋子都因搬运而受到损坏。当时所用的切袋机都很陈旧，照理切袋工人在切割不同尺寸的袋子时，必须换用不同直径的转轮，但谁也不愿费心去换。结果是袋子短时，转速太慢；袋子太长时，落点又不准。
我又向刘老板建议，设计奖金制度，改变生产流程，并规定袋长及转轮的应用尺寸。刘老板责备我冒充内行，我则坚持立场，两人争执了很久，最后他终于同意试行一周。而一周的试验成绩，证明了我的看法正确，刘老板这才让我放手改革。
我这样日夜不休地工作了三个月，在一个工人未增、一台机器未加的情况下，产量竟由原来每月三百万个袋子增加到六百多万个，足足多了一倍有余。
有了这种成绩，我并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只觉得没有辜负何神父所托。特别找了一天，向刘老板告假。刘老板似乎不知道我已连续三个月没有休息，居然问我：
“今天大家都上班，你怎么可以离开？”
“我来了三个月，还没有休息过一天！”
“我知道，我知道，以后我会补你的，目前工作很重要，你不能离开。”
“现在制度都定好了，工人也很自爱，我晚上回来检查就行，我实在很累了，不休息无法继续工作。”我很不满意他的态度，说起话来也不留余地。
“那……你要去哪里呢？”他知道拦不住我，神情有点紧张。
我本来想告诉他要去看何神父，但心中觉得这样显得自己太爱表功，便说：
“想去看场电影。”
“啊！你早说不就好了？没问题，算我请客，你去看吧，早去早回。”
我根本没打算看电影，到了教会，找到何神父。正想表示自己不负所托，在工厂中已经做满了三个月。不料何神父一见是我，就满面秋霜，毫不客气的责备：
“小朱，你怎么可以这样？我原来以为你是个有志气的青年，所以才介绍你去。像这样不负责任，以后还有谁能相信你？”
如同晴天霹雳，我呆住了，难道我做错了什么事？想来想去，只有今天我要求休息一天，在态度上可能得罪了刘老板，但是这又有哪点不对？我忙解释说：
“何神父，我已经日夜不停连续工作了三个多月。今天是三个月来第一次休息，难道这还叫不负责任吗？”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也不管你在做什么，我只告诉你，你这样下去，从今以后，在社会上会人格扫地！”
他的态度彷佛怪我工作不力，好吃懒做一般，可是怎么会呢？我辛辛苦苦地把工厂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即使何神父不知道，也不应该有这种看法呀！
“何神父，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不知道你听谁说……”
“没有什么误会！你不必解释！是刘老板亲自告诉我的！”
天呀！不知前生犯了什么罪孽，我这辈子不论做什么，总会招来无妄之灾，心中顿时狂潮翻涌，胃壁上感到一阵阵的抽痛。好在我有了过去的经验，知道此刻一定要沉住气，慢慢地说明，是非真相自有分晓。
于是，我先向何神父道了歉，请他细听我这三个月的工作经过，他先还不信。渐渐地，他脸上恢复了和悦的神色，等我说完，他说：
“真是难以相信，刘老板为什么要那样对我说呢？”
我拿起电话，接通工厂，请刘老板讲话。何神父还想阻止，我却不管，等到刘老板的声音传过来，我立刻把电话筒交给何神父，他只好接过来，说：
“刘老板，我是何神父，朱邦复在我这里……”
这话一出，何神父再也开不了口了，刘老板不住地在电话中解释，说了半天，好不容易才轮到何神父说了一句：
“可是，你怎能用这种手段呢……”听了半天，何神父气为之结：“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说不通，说不通，你这样怎么对主交待？”
我无心再听下去，四肢好象有点发冷，胃中更是痉挛欲呕，身上冒着虚汗，我倒在沙发上，再也站不起来了。
最后何神父挂了电话，把头摇个不停，说：
“真是太不象话，太不象话！刘老板说会给你加薪水，希望你永远跟他做下去，他是为了保护你，怕你被别人挖走，所以到处说你坏话。简直……简直是胡闹嘛……”他突然看到我的模样，吓了一跳，连忙问：
“你怎么了？怎么了？”
“我胃里很难过……”
“啊，那不打紧，大概是生气的关系，你要原谅他。真的，以你的工作能力，如果到别家工厂去，刘老板的事业就完了，他也是不得已。”
“何神父，请您不要劝我，这种情况下，就是给我金山银山，我也做不下去了。”我有气无力地说。
“是的，我不劝你，可是年轻人能忍耐就要忍耐。”
我回到工厂，刘老板满面堆欢的等着我，一再地向我解释这个社会很险恶，他必须用这种方法来保护我，以免被坏人利用。我没有精神多说，只表示绝不到任何同类工厂去做，同时等工作上了轨道，我立刻辞职。
由于工作过度劳累，再加上情绪的极度激动，我得了胃溃疡。连续几天大便全是黑色，身体更是虚弱不堪，原来的那股干劲完全消失了。
离职后，我又做过大楼的守夜员、帮饭店送外卖、到一家中国人开的无照工厂制造肥皂粉、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工，都不超过半个月。
比较长的，则是在街头帮人照相，白天照，晚上则把我那个单眼相机反过来，当做放大镜，自行冲洗。巴西人实在可怜，很多人终其生没有照过一张相，所以我的生意不恶，可惜主顾太穷，卖不出好价钱，只维持了两个多月。最后还把那部宝贝照相机当作抵押品，暂充积欠已久的照相材料帐款。
另外一次，是一家有名的中国餐馆的高老板，因为打官司餐馆不能营业，便开起了地下赌场。我去权充大厨，边做跑堂，又兼保镖。但没有薪水，收入全靠小费，中国人真是可恶，每场输赢上万，小费却小得看不见，一天下来，我不过分到一两元美金。
这次所看到的又是一个新世界，眼见那些没落王孙，全神灌注地浮沉在几个数字的变化当中。我完全无法了解这样做意义在哪里？为了钱？显然不是，常有赢家大请其客（他们的小费给得少，并不是舍不得钱，而是认为这样会“漏财”。）
唯一的可能是为了得胜，这些人即使有钱，也不是经常有机会享受到胜利的果实。在赌局中，输的机会再多，也总有可能得胜，那种滋味只有胜者知道。于是人的七情六欲，在一次一次的谜底揭晓间，千回百转，翻扰奔腾。
人生最难逃的灾关，不外酒色财气。在这里除了正气之外，各种腐败贪婪之气充斥，真假好坏不分，天理王法无存。人人禅功荟萃，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一剎，一旦“命运”揭晓，人的灵魂凝聚空中，高潮低谷，胜败立分！
每天大约总有四至八桌常客，有的赌天九，有的玩麻将，赌得最多的还是扑克。由于中国人只相信美金，这里每天美金的进出，不下数万元。我所知道输赢最大的一次有九十多万美金，输的是一位圣保罗的侨领名人。当时已近天亮，他拿不出钱来，立刻被债权人团团围住，逼着他打电话给家人，限在一个小时内将钱送到。那时侨领的威风不再，他下跪求饶，卑微得有如狂风中飘舞的飞絮。
其实这些人都是老朋友，平常称兄道弟的。有时带了女人来，还相互交换，一副和睦亲近的模样。这次大概是数目太大了，超过了友情的极限，连父子都可能反目。
我不想知道结果如何，也不愿再做下去。人性我看到了，更看到造物者的残忍。生活本来并不成问题，再待下去，说不定有那么一天，门外出现几辆黑色大车，突然间手枪机枪纷纷出笼，煞时子弹血肉横飞。送命事小，如果报上再登上一则“赌场保镖朱某某”，风声传回国内，怕父亲不立刻跨上飞机，亲自来巴西清理门户！
几个月下来，工作不顺，生活又不正常。胃病日渐严重，不论吃饱与否，常时疼痛，有时会痛得坐立不安。再加上居无定所，天天搬来搬去，连仅有的两件行李都成了累赘。两个行李箱中，一个装的是换洗的衣物，一个则是小喇叭提箱，都是从台湾带来的。
说起那只小喇叭，也有段巧得不能再巧的奇遇。记得那是在台大视听中心工作时，我很想买一部摄影机，但因囊中羞涩，就去中华路看看有没有旧货。经过一家乐器行，突然间又有新的欲望产生了。我一直幻想有只小喇叭，像黑管一般轻巧，再若能便宜得符合我口袋中的钞票，为什么不买？
老板见我留连不去，便问我要买什么？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小喇叭？”
“我这里卖的都很便宜，你真的要买，我还可以打折。”
“有没有旧的呢？”
“旧的？旧的不见得便宜啊！有兴趣请进来看。”
他带我爬上夹楼，此楼上下高不过三尺，却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乐器。我一眼就看到一个体形娇小的喇叭盒子，心中猛然蹦动，立刻说：
“那是什么？”
店主拿了过来，掸去上面的灰尘，想了想，说：
“这是好几年前，美军顾问团乐队里的一位乐师抵押的一只喇叭，你要的话，我可以算得很便宜，但是能不能用却不敢担保。”
结果我以一千元成交，大约是当时月薪的一半，怎么都想不到居然美梦成真，一直让我心跳了好多天。最令我满意的是这支喇叭比一般的约轻三分之一，结构朴实简单，吹起来轻松流畅，音色也瞭亮清脆。以我的标准来看，简直是完美无缺。
这次，我几乎到了穷途末路，一看那喇叭箱子，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试试看，说不定可以靠吹喇叭谋生哩！我走访了不少夜总会、俱乐部，才发现每个乐队都有自己的班底，挂单的乐师根本没有生路。所幸有一位白俄人，他曾在沈阳待过，会说几句中国话，见到我如同见到乡亲。他给我介绍了一个水准很差的舞厅，由于待遇差，经常缺人。
在巴西所谓的舞厅，实际上就是妓院，跳舞并不重要，音乐更可有可无，男男女女只是借着缓慢的节奏，以便让身体相接触，从而培养情绪，以达到进一步的目的。
我不会巴西人迷恋的森巴，但蓝调在这里最管用，也最适合小喇叭。
大概吹了一个多月，我的成绩不错，在那种场合下，居然还有人“点唱”。有点唱便有外快，生活也改善了些。我梦想有天会有乐探出现，说不定能和“格兰米勒”一样，将来拥有自己的乐队，创造自己的音乐。
谁知好景不常，有天舞厅突然关门了，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好在手头有了些钱，我又可以慢慢地去找工作了。只是，我决定放弃吹喇叭的工作，因为吹喇叭很费劲，我已经连续几天大便出血，身体极度虚弱。
有一个从大陆来的老华侨，说神曾与之通灵，发愿要做牧师。为了召集信众，他热心公益，帮人抒困解纷。有个同学将我介绍给他，请他帮我找个工作。
流浪久了，我倒也希望安定一下。胡混了这么多日子，目的就是为了体验人生，人生是已经体验了不少，但健康却赔了进去。现在我真正需要的是时间，好一面休养身体，一面把所经历的整理一下。
由于有了牧师可资依赖，不必自己再去东闯西找，我便常去造访帮助我来巴西的张老伯，听他发泄一下满肚子的牢骚。
张老伯每次谈的都是政治，他虽然在异国做了寓公，却始终心存故土，有时谈到激动处，当着我的面也禁不住老泪纵横。
张老伯的不幸，应溯及张少帅的西安事变，可是他闭口不提此事。只把陈诚解散东北八十万大军的事，骂得狗血淋头。我不否认受过陈诚的好处，但我也了解很多内情，陈诚是国民政府中极少数值得敬重的军事及政治家之一。
最初，我只是静听张老伯的怨怼，次数多了以后，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以免一个余日不多的长者，永远生活在错觉中。
“张伯伯，请问您，在老先生的领导下，国家的决策该谁负责？”
“这个你都不知道？当然是老先生。”在习惯上，他称先总统为老先生。
“如果有人不照老先生的意思，您想会有什么下场？”
张老伯笑了，似乎觉得我这个年轻人未经世事，连这么简单的事都不懂。
“我跟你爸爸是好朋友，你知不知道他曾被老先生批示‘永不录用’？老先生的确是个领导人才，虽然我不同意他的某些做法，但他很有远见。”
“假如是一个集团军的异动，谁能出主张呢？”
“一个集团军？连一个军的异动，都完全在老先生的控制之中。”
“一个集团军不过十万个人吧？”
“要看编制而定，有些杂牌军可怜得连军饷都没有，那能养得起几万人？”
“那么东北八十万大军可比得上好几个集团军啰！”
“唉，你是不知道，我们东北军是从日本的关东军接收过来的，不论装备、训练或士气，都比老先生的部队强得多。如果不解散，林彪怎么可能拿下东北？又怎么会有徐蚌会战？又怎么可能平白的把大陆丢掉！所以我说陈诚该杀！”每次一说到这里，张老伯就气愤填膺，怒发冲冠。
“老伯，您有没有想过，陈诚并没有这样大的权力呀！”
“你是小孩子，哪里晓得？是陈诚建议的，也是他执行的，连他自己都不否认。”
“像这样重大的决策，别人的建议老先生会接受吗？再说这样严重的后果，老先生会轻易放过吗？老伯，您对民国的历史熟得很，有这种可能性吗？为什么老先生不但不处置，还把台湾的军政大权交给陈诚？这其中难道没有玄机吗？”
“这就是我不能原谅老先生的地方，所以才逃到巴西来。”
“您有没有想到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陈诚尽忠职守，肯为老先生背黑锅，会是什么情况呢？”
张老伯听了，楞了一会儿，站了起来，气愤地说：
“我知道你爸爸是陈诚的同党，我好心帮你的忙，你怎么可以对我说这些话！”
我又上了一课，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他所不愿见的真相，尤其是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从此我不敢再去他家，因为我拆穿了他心里的屏障。他当然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可是老一辈的人极重视忠君报国的观念，他无法责备他心目中的国君，潜意识中便将国恨家仇转移到一个代罪羔羊身上。
不久，那位牧师果然给我找了个工作，是教会中一位姓方的上海人，他在家中开了一所工厂，专门生产婴儿用的娃娃车。
去前大家说好，目前只是互相帮忙，如果做得好，他打算正式开办工厂，那时才能算正式的员工。这些都不重要，我之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只是表示感激牧师的好意。再说，家中办厂，我也觉得新奇，经历一下有何不妥？
他家在郊区，地方很大，他已经请了一个日本工人，工作做得很慢，不足应付订单。方先生负责销售，老是急着催货，所以才要我来。
那种工作实在简单得使不上力气，不过是把空心铁条压弯，再装上已经缝妥的布底及一些装饰。几天下来，我就把积存的物料用得精光。方先生高兴得大量接订单，大量进货，反正只要他能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