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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宫家的那个漂亮得多，又是自己人。”
这次我看走了眼，她绕了半天弯子，终于图穷匕现。假如马大哥真的不肯回来，而我又不务正业，她怎能不为未来的生活担忧？
“妈，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您跟爸爸的。”
“我早就知道，你比马大哥好得多，你假如不喜欢丁丁，蓉蓉也不错呀，我负责给你去说媒。只是不要去找宫家那个女孩子，她家人太多了，将来都要靠你养！”
“我结婚的事先别急，马大哥什么时候结婚呢？”
“就在下个月，市长要给他们证婚哩，还有电视记者采访，因为你马大哥学问好，人品也好，所以德国政府不让他走。”
“既然已经决定了，丁丁知不知道呢？”
“管她知不知道？马大哥一点都不喜欢她，你想想，她只是师范毕业的，个子又矮，长得又丑，一点都配不上你马大哥。”她的判断永远随着情绪起伏。
“那为什么当初马大哥要订婚呢？”虽然那只是她的片面之词，但她口口声声咬定马大哥不喜欢她，我忍不住反问了一句。
“因为马大哥要出国呀，他是军人身份，按照规定一定要有亲人在台湾才行。我又改嫁了，所以至少要订了婚才能出去。”
我恍然大悟，突然之间，丁丁那副楚楚可怜，却又勇敢坚强的神态，跃入了眼帘。为什么我要多管闲事呢？一个纯洁可爱的少女，就因为我的愚昧无知以及一点不切实际的私心，竟然将她牺牲了！今后她的岁月，将是多么的难堪？
错已铸成，其罪在我，何况丁丁很值得怜爱，果真能够与她结婚，的确可以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至于她愿不愿意嫁给我，我不试试又怎能知道？我所有的希望，是不要再让她受到伤害。
“妈，我愿意与丁丁结婚。”我想到这，话已冲口而出。
“好，这样你马大哥回来就不怕人说话了，我马上帮你求婚去。”
晚上等我办完事回家，父亲正在客厅与继母争论，一见我回来，他便回卧室去了。继母一肚子不高兴，扳着脸对我说：
“哪有这种道理？你们父子俩一起来欺负我？丁丁明明是你马大哥的未婚妻，你却趁马大哥不在，想抢他的老婆！”
“妈！不是你要我和她结婚的吗？”我被她说得一头雾水。
“天下哪有这种事？你马大哥回来就可以娶她……”
“你明明说马大哥要和德国女人结婚，而且不打算回来。就是今天下午，才过了几个钟头，难道是我听错了？”
“我只是猜的，假如你马大哥回来了怎么办？丁丁还可以嫁给他呀！讨两个老婆又有什么不可以？你爸爸还讨了四个哩！”
我忍无可忍，说：
“您不是说马大哥女朋友多得很吗？蓉蓉还在等着他哩！丁丁又丑又矮，又有狐臭，您一直反对他们结婚，为什么马上就变了呢？”
“我变了什么？是你马大哥长大了，不听我这个娘的话，我有什么办法？刚刚我才知道蓉蓉也要结婚了，害我白疼了她一场。现在的儿女没有一个好的，不像我当年，对父母百依百顺，哪里有结婚还可以自己作主的？”
“那这与爸爸有什么关系呢？”
“你爸爸一听说你马大哥要讨个德国老婆，就想把丁丁给你做媳妇！哼！想得倒好！你马大哥还没回来哩！丁丁明明白白是你马大哥的未婚妻，你们父子俩都不存好心……”她越想越气，气起来常常口不择言。
我早已习惯了她的风风雨雨，马上收线：
“妈！算我听错了，下午说的话不算，您总没有告诉丁丁吧？”
“我怎么会那样傻？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放心吧，我这就写信去德国，如果马大哥真的不回来，我再去帮你讲。”
过了几天，继母又找我聊天，她劈口就说：
“丁丁的妹妹现在长得好漂亮，你想不想跟她结婚？”
我知道她在利用政工的那套手段，想把我拉住，可是怎么能把婚姻拿来做排列组合游戏呢？除了丁丁，就是她妹妹，好象天下就这俩个女人。
“我还没有事业，考虑结婚太早了。”
“你不晓得，你爸爸其实很关心你的，他告诉我，只要你结婚，他可以介绍你到台北邮政局去做事。”
“我要自己找工作。”
“不要傻，邮政局是金饭碗呀，只要你爸爸一句话，多大的好事！”
“可是，这与丁丁的妹妹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常对你爸爸说，你太善良了，你爸爸老是骂你，说你不好……”
“妈，以后再谈吧，我还有事。”我知道一扯下去，就没完没了。
“我知道你最喜欢马大哥了，是我把他教得好，所以才有今天。听我的话，你去把她妹妹讨来，我们就变成亲家了。成了亲家，我就可以叫丁丁等你马大哥，等到马大哥回来的时候，只要你马大哥愿意，就可以和她结婚。”
原来如此，我不便反驳，只好借故走了。
过了不久，有一天，当我回家时，看到丁丁的双亲坐在客厅，气氛非常凝重。我心中有愧，只问了安，便找个理由溜掉。至于他们谈些什么，猜也能猜到，结果更不必问了。我也有个私心，不论继母作为如何，只要父亲对她满意，做儿子的就少了很多压力。至于外人怎么想，我管不到，也不便多管，究竟人间的悲剧已经看得够多了。
在没有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养儿育女是唯一的“老年保险”，否则老来既无谋生能力，又没有生活保障，那种惨状可想而知。我一点都不怪她，换了别人，或许手段有所不同，结果恐怕仍然一样。
在我决定出国之后，由于这件事令我良心难安，便特地到屏东师专去了一趟，想向她澄清这段公案。此外，对她认识越深，我也越是心仪，所以希望能再见她一面。那个夜里露宿公园，体验了一次流浪的前奏。第二天早上到了学校，心中怀着非常矛盾而又凄凉的感受。看着她瘦弱的身影，姗姗而来，姗姗而去。我完全记不得我们谈话的内容，只有她那身雪白的上衣、黑色的长裙，脸上含着幽幽愁思的印象，在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
现在，父亲去了，养家的责任突然临到我头上，偏偏我又很怕与继母相处。再说，我的目标还不知道在哪里，绝不甘心放弃多年的努力。马大哥并没有回来，我能奉养她多久呢？三年五年还勉强可以，再下去，我一定会疯掉。
盘算了很久，我决定先赚些钱，全部留下来供她养老，以便买回我的自由。
不久，马大哥与德国女人结了婚，也决定不再回来，而丁丁一家人都搬到台北来了。继母又提起婚事，还一再怨我只想出国，不负责任。
历练了一段时间，我应该成熟了，为了偿还过去无知所造成的错误，我必须面对现实，至少应该了解一下她的近况。
我找到丁丁，在她家门口，仅仅交谈了几分钟，她很平静地说，不久将去美国结婚，对方是一位立法委员的儿子。谁都没有谈及过去，太遥远了，也太残酷了。她看来很憔悴，不到二十岁的芳龄，青春便遗弃在那遥远的回忆里。
我不能再唤起那理应埋藏的过去，在彼此的祝福声中，我怀着内疚离去。这件事我实在不能原谅自己，今后且用行动来作最明确地忏悔吧。
父亲是在陈诚副总统去世后退休的，退休后赋闲在家。据说当父亲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任秘书长时，每个月的办公室特支费，全被继母设法领用了。此事人人皆知，只有父亲一个人被蒙在鼓里。继母拿了钱，在外放高利贷，经常需要周转，所以天天怂恿父亲利用各种关系去做生意。
继母找了一批人，由父亲出面，开了一家“怀远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姓向，他能言会道，不知用什么手段拿到了一份租约，想藉之做无本生意。
当时发生了一件轰动台湾的大案子，那就是台北有一家信用合作社的负责人林聚元，倒了数亿台币，因此全部财产皆被法院查封。向先生神通广大，竟在查封的前夕，把位于南港的“林聚元塑料厂”租了下来，以至于逃脱法网，仍能继续营业。
不幸怀远公司中无人能够经营，以致塑料厂虽然还在开工，却不知谁在幕后暗地操纵，生意照做。唯有怀远公司毫无收入，坐吃山空。
父亲过世不久，股东就吵上门来，其中有一位李先生，我终生忘不了他的嘴脸。他原是政工出身，听说继母就是经他介绍给父亲的。记得是在我读初中时，他想当国民大会代表，便请一位朋友介绍，带了很多礼物，来求父亲推荐。
在国府迁台之初，国大代表及立法委员约有半数或羁留大陆，或远扬海外。为了维持民主政体的运作，必须凑足法定人数。而当时凡具有后补资格的都已扶正，人数还是不够。于是政府规定只要当年曾参加竞选，且有证明者，皆可视为具后补资格。
但是中国内战经年，兵慌马乱，逃难时一切文件都已失落，这时到哪里去找证明呢？物证没有，退而求其次，便指定当时负责各省政务的官员作人证。父亲曾是代理省主席，便成为湖北省的资格审核委员。因此，家中经常有人来求情。据我所知，父亲一向公事公办，没有充分的旁证，绝不推荐，这也是很多人对父亲不满的原因之一。
我明知父亲收下礼物的机会很小，但是垂涎于那些果品，很希望父亲能破例一次，以便偷来解馋。不幸父亲严词拒绝，令我希望破灭。那时我躲在车房的门后，却看到李先生离开时，狠狠地对他朋友说：
“妈的！有什么好神气的？朱老头他总有一天会垮台，到那天，你看我姓李的打死他这个落水狗！”
由于我识人不多，而他又是“政工”出身，从此我便认定搞政工的就是那副德性，所以素无好感。
由于股东吵着要开会，继母便拉着我出席，叫我出点主意。
一开始，李先生就拍桌子大骂：
“现在朱怀冰死了，欠我的钱怎么还？”
我见了他本来就满心不快，经他这样一闹，我忍不住怒火高升，立刻也把桌子一拍，站起身来，大喝道：
“朱老头死了，不错，可是朱老头还有后人，你想来打落水狗是不是？”
人人惊愕不已，当然，只有我知道那段内情，我怒视着他，毫不示弱。
“你是什么东西？我们在开会，你给我滚开！”
“我不是什么东西！我父亲死了，你来要债，是不是？俗语说：父债子还，我父亲私人欠了你多少？拿出证据来，我还给你！”我理直气壮，声音比他还大：“此外，我离开台湾时，父亲身体好得很，是谁把他气死的，我也要讨这笔血债！”
李先生想不到我这初生之犊，居然威风凛凛，气焰不觉消了一半，只好说：
“这是公事，我们公事公办。”
“行！要谈公事，就按公司法来办。据我所知，这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赚钱赔钱，与我父亲的死活有什么相干？”
“我们是冲着你父亲参加的！”
“不错，想稳赚不赔，是不是？赚了是你的，赔了就算到先父帐上！来打落水狗！”我一再强调“落水狗”，希望他能想起那一段往事。
“有谁不想赚钱？你们只要把经营权交出来，让我们去赚。”显然年深日久，他压根儿也记不得了。
“好极了，各位叔叔伯伯都在座，改选董事长就是。”在座的有些我认识，如曹叔叔，还有位国大代表刘叔叔。向先生我也见过，其它几位则是初次见面。谁都没有说话，但是由曹叔叔的眼光中，我看到有几分期许之情，胆识为之一壮。
向先生这时才开口说：
“朱邦复有权代表朱老先生来开会，谁有异议？”
李先生气呼呼地坐下，没有人表示意见，向先生又说：
“刘厂长，你和李先生两个人负责经营林聚元塑料厂的。请问有什么意见？”
那位刘厂长我不认识，看上去很精明强干，他说：
“工人不让我们进去，有什么办法？”
李先生也说：
“那个租约连个屁用都没有，还提它做什么？”
“怎么没有用？塑料厂现在还在生产，还在做生意，如果不是这份租约，法院早收回拍卖了。而且，只有我们公司是合法的，为什么不是我们在经营？”
“那你去经营吧，只要你有本事！”李先生一副蛮横的嘴脸，跋扈异常。
我看到向先生给我使了一个眼色，知道话里有因，恶人已做了，还怕什么？
“李先生，我知道你是政工出身，不巧晚辈也在政工干校受过训。”我知道要耍狠必须利用权威：“服从是军人的天职，相信政工手册中也有规定，上面交待的任务，如果没有能力达成，责任在谁？”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公司不赚钱，先要追究责任。别的晚辈不懂，可是‘情报’倒收集了一些。如果公司里有人勾结外人，私自图利，我们可以到法院申告，看是谁在违法生产？”我虽不了解内情，但是猜想刘、李二人必然脱不了关系。
“他妈的，乳臭未干！老子不吃你这一套！”李先生恼羞成怒，又拍起桌子来。
“姓李的！休想在此撒野！你不够资格！”我大喝一声，拿出唱歌剧的丹田之气，纵使没有把玻璃震破，却也令场中人人失色。
刘厂长立刻站起来，把李先生拉开，李先生无颜再待下去，忿忿地走了。
会议结果是刘先生如果能接管工厂，我即负责筹措经费，否则公司宣布破产。
我当然没有钱，但我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论是否有人搞鬼，时间拖了那么久，工厂的接收绝非这么简单的事。果真有了工厂，再去找钱，相信必非难事。
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正确，工厂没有接收成功，公司也没有人再加闻问，就这样无疾而终。向先生看我好象颇有作为，便想尽方法劝我与他合作，重起炉灶。最初听了他的计划，似乎立刻就可以从平地起高楼，的确很令我心动。
可是，经过我一一印证，发现他虽然说得漂亮，却没有一件兑现。尤其令我怀疑的，是他常玩弄两面手法，每次说要介绍一些重要人士和我见面，到最后总是会有些原因，使得本人不能正式出面，而由其亲信代理。为什么老要找些知名人士呢？难道只有这些人能做事吗，又为什么不能出面呢？是否涉及不法的行为？
我从不多问，只是用心观察，那些所谓的亲信，确实与其后台老板同在一个办公室，但他们什么都不能作主，事无大小，都要请示。一点芝麻大的事，也要扯上十天半个月，完全不是投资事业的态度。
令我不解的是，很多人都说他是个大骗子，骗我父亲倒有可能，我又有什么利用价值？看他忙得煞有介事，带着我四出奔走。他租了间办公室，找了个女秘书，拿出一本厚厚的计划书，打算按步实施。我冷眼旁观，想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然而从头到尾，除了给他壮胆，我始终不知道他拉我的目的何在。
不过，我又做了一件荒唐事，向先生建议我找几个同学，大家集合力量才能成事。我觉得这倒是个好主意，因为我太主观，有同学参加意见，可能看得更清楚。于是，我找了几位在大学一起从事社团活动的同学，有庄灵、“小班长”、“阿群”、“阿琨”、“小端”以及当时担任新店镇长的一位卓姓同学，一共有七、八个人。
想不到这些同学比我还嫩，过不了多久，他们就比我还要信任老向，无不认为他是个怀才不遇的天才智囊，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这一来，我的信心动摇了，难道是我有偏见？他今天没有成功，并不表示他没有能力。他的计划的确有根有据，只要我们能够按着步骤去做，还有什么不妥的呢？
我自订了一个原则，犯法违纪的事，我绝不做，其它只要是我还不懂的，都属于我应该认识的范围。
老向又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要大家结拜兄弟，表示甘苦与共。我一时利令智昏，加上一直向往江湖上“两肋插刀”的豪情，未及深思就同意了。
我们是在永和一个土地庙里结拜的，老大当然是向先生，老二及老三是向先生介绍来的朋友，自称在中信局工作。其它依序以降，都是我们这一批入世未深、自以为是的毛头小伙。拜了把，歃血为盟，我并没有感到彼此的关系起了什么化学变化。
向先生知道“阿群”家中经营远洋渔业后，竟然想要撮合我们这一对“兄妹”的好事。我坚决反对，不是为了别的，我很尊重阿群，但从来没有她当作女人。在农学院时，同学都认为她将来一定是个企业家，有头脑，冷静，而且家中有钱。我则自认是个艺术家，充满罗曼蒂克的幻想，不切实际，我们不是同路人！
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幕情景，如果我与阿群结合，则每件事我都会问她：“这有什么‘意义’？”而她则会问我：“那有什么‘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