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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幕情景，如果我与阿群结合，则每件事我都会问她：“这有什么‘意义’？”而她则会问我：“那有什么‘计划’？”
这次找她来，并不仅仅是为了做番事业，我的私心是在我们成功以后，我就可以把家的责任交待了，远走高飞，回巴西追梦去！
可是，“兄弟”们异口同声，非要我同意不可。记得阿群曾为我介绍过女朋友，既然肯为我介绍，显然对我没有什么兴趣，过去没有，现在当然更不可能有。于是，我答应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先要看看阿群的态度，而且要交往一段时间。
大家都笑我没有常识，这算是什么条件？我心里却另有打算，我相信等阿群了解了我真正的意图后，她是个实事求是的人，绝不想在水中捞月。
于是便由向先生出面，找阿群说项。他带回来一个好消息，据阿群表示，她父亲已经过世，家中事完全由她大哥作主，因此她的婚事要先通过她哥哥这一关。
我这一生遭遇的巧事，无一不与我奇特的个性有关。我反应极快，看得极远，主见极深，不幸的是机运极差。结果是事事与世情不符，巧上加巧，奇中有奇。
原来她哥哥也是一绝，毕业自台大，在学校也是个不务正业的锋头人物，在此且称他做“张阿哥”吧。张阿哥所出的题目是，要请我去酒家吃酒，他的座右铭是：一个男子汉如果不能玩女人，则没有男子气概；如果不能喝酒，则不够豪爽；再如不能赌博，绝不能成大事。因为所谓大事，就是天天赌、时时赌！
向先生忧心忡忡，他这个诸葛亮可也有束手无策的一天！他判断是张阿哥在考验我，所以应高挂免战牌为上。可是他又认为，那些话是拿破仑的名言，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万一张阿哥真正相信这个理念，而我不应战，岂不是第一阵就败下来了？
我觉得有趣极了，假如不是因为阿群，我倒真是想结交这位“大阿哥”。只可惜与阿群同学四年从来没有往来，否则两个怪物在一起，不知天下又生出什么鲜事来了。
我决定赴约，小班长和庄灵等知道我不喝酒，几个人商量好，决定到时作牺牲打，可不能让我一上垒包就三振出局。
生平第一次进酒家，莺莺燕燕完全不在我眼里，我想看看阿群是什么态度。不料她避不出面，张阿哥早就到了，而且已经与向先生“拼”了起来。见到我，张阿哥真如同电影上大阿哥的身势，正眼都未抬，将手一摆：
“啊，你就是朱邦复！”
我毫不客气地坐下，接着兄弟们一个一个轮流向张阿哥敬酒，他则杯到酒干，毫不犹豫。我还没有喝到一滴，向先生先倒了，庄灵、阿琨也失踪了，只剩下小班长与张阿哥两个已不成人样，胡扯得东倒西歪。
差不多十二点了，张阿哥眼睛都睁不开了，小班长则语无伦次，桌子上扒着向先生。只有我看得热闹滚滚，已经搞不清到底谁是主角？谁是配角？
张阿哥显然技高一筹，突然站起身来说：
“不行……”想了半天，他才指着我说：“还要看你玩女人！”
小班长也清醒了，忙把向先生拉起来，打着圆场说：
“太晚了，下次再……”
向先生被惊醒了，勉强打起精神，也说：
“对！对！下次再说吧！”
张阿哥根本没理会，叫领班的来，签了字就往楼下走，找到司机，说：
“去北投。”
这时向先生和小班长都慌了，齐声对我说：
“不要去！”
我觉得好笑，大声说：
“为什么不去？我正要试试自己的本事！”
结果只有张阿哥与我两人上车，其它的人都觉得大事不妙，打道回府了。
一路上我们没有交谈，到了北投，我真的叫了一位小姐，而且私下对她言明，是为了打赌来的，所以一夜无事。因为我的戒心未除，不敢真的召妓，再说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确难以符合拿破仑所定的高标准。
第二天一早，妓院中的人对我说同来的那位先生昨晚付了帐，一刻都没有停留就走了。自后阿群再也没有参加我们的活动，向先生也不再提起这件公案。
我跟他胡混了一个多月，才发现他专门利用社会的黑暗面，与腐败的官员勾结。这些我早已看透了，古今中外少有例外。他谈吐风度都算得上一流，脑筋快而且精明，对社会上的各种门道了若指掌。凭心而论，只要有点运气，他的确能闯出一番大事业来。但我们是途同道异，我是想赚点钱给继母养老，若用他那种方法，必将为自己送终。
我只希望把林聚元工厂的合约解决掉，我们找了一位法院的黄牛，谈妥由怀远公司放弃租约，然后法院正式拍卖该厂的不动产（实际上只有土地值钱）。由于我们拥有租约，外人不知内情，必然不敢冒然投标。我们可以在无人竞标的情况下，以最低价买下来。那位黄牛保证，由他转手，我们至少可赚到一千万元台币。
那块地的公告地价约值一千万元，而法院将以八折拍卖。以市价而言，起码可以卖到三千多万。只是投标时要先缴押标金百分之十，也就是八十万台币，全部问题就在于如何筹措这八十万元新台币。
几个拜把兄弟一商量，咸认为凑八十万并不难，只怕标不到手，或者到了手而卖不出去。由于我没有钱，不便参与他们的讨论，只好躲得远远的，也不知道他们如何分配。
到了开标那天，只有庄灵一个人抱了一包向朋友借来的十万块。其余的人，包括小班长在内，都交了白卷，老二、老三和老卓则根本连影子都没有见到。结果，法院上下人人以为我们稳得，我们却连标单都没有填，以致于流标了。
我深知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子，没有本钱，哪来厚利？我也认为向先生言过其实，劝小班长及时回头，但是他们认为我有心病，于是我决定离开。透过父亲以往的关系，一位父执辈朋友介绍我到台湾电视公司，找了一个电影导播的工作，先有了正常的收入与稳定的职业，解决生活问题再说。
后来，同学们告诉我，第二次开标时，一位知道内情的人以底价七十万得了标，转手卖给台湾汽水公司，净赚了一千多万元。
当时在台湾只有一家电视公司，自制节目也很少，多半是租放美国影片，发声仍用英语，只是加上中文字幕，配合播出。这种由翻译到临片播出的工作，就由“电影导播”担任。以我的英语程度，连听懂普通对话都还有问题，怎么够资格做翻译？可是，找工作不容易，说不得，只好尽人事听天命了。
刚开始，我每周只翻译一部半小时的片子，如果有剧本，可以拿到五百多元，否则翻译费加倍。我住在家中，无需房租，只有母子二人，所以生活差堪维持。
一进入情况后，我就发觉翻译影片非常容易，先看上一遍，即使连一句英语都不懂，也可以“编出”一套对白来。事实上，我做了两年的翻译工作，都是译、编参半，这种做法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颇能符合国情，观众很容易就了解剧情，接受内容。
不久，我的工作量日渐增加，每周平均有两个小时的节目。有一个综艺节目“苏利文剧场”，其中很多美国式的笑话，不仅难懂，就算文句听懂了，也莫名其“妙”。我一概翻成中国式笑话，结果各方反应极佳。此外，节目中有很多优美的歌曲，别的导播为了省事，一概不理。我则花了很大的功夫，字字斟酌，译成既可欣赏又易于歌唱的词句。一时观众纷纷来信索取，电视周刊也辟专栏登载。
有一次，节目部里一位很熟的编审来找我，说我编译的曲子一概由他来审查，我没想到别的，只感到又是安慰，又是惶恐，便说：
“你别碍于情面，如果不能通过，千万不要客气。”
“怎么会呢？你的曲子非常受欢迎，到处有人要。”
“别人要并不见得就好，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这一关通过后，就可以正式公布，你可以赚大钱呢！”
“这种曲子又不是通俗的流行歌曲，哪里能赚钱？”
“只要一经公布，电视台、歌厅就可以唱了呀！一唱就有版税，否则是违法的。”
“可是曲子不好，又有谁会唱呢？”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我被他搞胡涂了，说：
“装什么傻？”
他把眉毛一抬，气呼呼地说：
“你又不是新来的，难道连这个规矩都不懂！”
“什么规矩？”我真的是不懂，但他不再解释，径自走了。后来我去打听，才知道他是来要红包。此后，我所有的译曲全被他审定为“灰色、不健康”而被禁唱。
这时我的外务很多，每天要应付各种头疼的问题，反正只是为了兴趣，所以并不介意。后来又有好几次机会，有人委托我制作电视节目，偏偏每次都是这位编审负责。一遇到他，我就自动地撤消原议，免得再自找没趣。
由于我的节目受欢迎，慕名的笔友很多，每天的信件应付不完，其中有两位女孩子，当时都还在读书，常常向我讨教一些人生的问题。这才是我所乐意讨论的，往往为了回一封信，绞尽脑汁，远比翻译影片还要困难。
其中一位笔名叫做程瀛，她对人生的艰辛很有概念，问的问题远比她的年龄要深刻得多。我们保持了两年多的信件来往，本来我也希望见见她，与她进一步地深交。再一想，我认为自己不应该结婚，为了避免无谓的麻烦，因此始终与她保持距离。
当中国电视公司开播后，台视决定将下午的节目时间延长，全由电影补充。突然间我们的工作量增加了两倍，而我又不知利害，一口气接下四、五个小时的节目。
那一阵子，除了一些与工作无关的杂务外，我每天平均要翻一部片子，又要剪接影片的广告，又要送检、对稿、临场播出，忙得天昏地暗，乱七八糟。可是钞票赚得痛快，最高峰时，月入台币三、四万块（当时尚无所得税），比我们部门的经理赚得还多。
人不能有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快。我根本忘了自己是谁，数数钞票，不消几年，我岂不成了百万富翁？工作既然如此辛苦，怎能不轻松一下？同事们笑我是守财奴，强邀我去打牌，想赢我的钱？人狂起来，真的相信自己无所不能，我也不例外。
一个多月下来，我输了近万元，越输越气，越气越输。白天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有时累得眼皮都睁不开，但是一听到打牌，满以为根据或然率，也该我赢上一次了，而且要赢就得赢多一点。结果不仅赢不了，反而输得更惨。结果精神不济，播放节目时失误累累，因此翻译的片子被取消了几部，收入也减少了，头脑才渐渐清醒过来。
除了打牌，还要应酬，我也开始上舞厅，舞厅里莺莺燕燕，没有一个不会灌点迷汤。同去的公司同仁，多多少少都还有点名气，我也恭逢其盛。既然在台视电影组，理所当然被捧为“电影导演”。
我一直忍受着生理的折磨，也一直期望有一个知心伴侣。在舞厅昏暗的灯光下，身边的舞小姐们，看来看去，无不摇曳生姿。难道烟花巷里就无芳草？她们也是人，只因生活所迫，走上末路，为什么我不给她们一点机会呢？
当我把要求的水准一放松，判断能力也就丧失了，心理不再设防，生理需求就像燎原的野火，一发不可收拾。在同事的怂恿下，我开始带她们出场，最初还有些扭捏，不要多久，我就像老手一般，真把自己当作“电影导演”了。
然而，在多年自我训练之下，潜意识的控制力仍在，每次荒唐之后，不仅没有一丝快慰，反而更增心底的厌恶。
性是什么？有人嗜之若命，最忌别人笑他“无能”。尤以当今西方大力推广“性文化”之际，包括学者专家在内，无不鼓吹性对人心理的重要。是以原本一种属于“饮食”分类之生理行为，一跃而成时髦的主流，不论男女，皆以追求“性感”为傲。
当人将性感视作推销的诉求时，也就是说，其人之“性征”已经公开，任人选购玩弄。人能无知至此，我还有什么话说？人之所以穿衣着裤，保暖是目的之一，“遮羞”实为主因。连亚马逊河的原始印地安人，都要加上一条丁字裤呢！
我认为，“性”是一种私密性的代表，人总有一些行为，仅能与自己最亲密的对象共享。有人愿意放弃他的隐私，我不反对，别人说我落伍，我也不在意。我坚持自己的理想，绝不承认人应该是生理的奴隶，既然如此，我就不能再堕落下去。
我设法改弦易辙，透过朋友的介绍，结识了不下十多位各式各样的女孩，那些娴淑端庄的，一开口就俗不可耐；那妖冶浪漫的，我又觉得难以长处。再想想，这又是何苦？交女朋友的目的何在？解决性的问题？还是打算结婚？
后来，为了保持心理平静，我找到一位还谈得来的舞女，彼此谈好条件，每周一次，请她到我家来，做着金钱与生理的交易。可是，没有多久，她就向我哭诉，希望能够和我结婚。我终于清醒了，性与婚姻始终是一体的两面，如果我不愿意伤害别人，又不想结婚的话，就把“性”驱离我的身边吧！
由于电视台自制节目日渐增加，影片相对的减少了，我知道不能永远靠翻译影片维生。在我刚回台湾时，还没见到照相业采用闪光灯，我便把诺曼的产品加以改进，权将车房当作工厂，雇了位技师，先做了外壳。别的不说，当时在台湾很难买到电子零件，仅仅自行进口一百个“闸流控制器”，就花了我几万块。
为了避免无谓的损失，我特别去申请新型专利。按照规定专利未核淮前，产品不得上市。因此，我把工厂暂停，技师薪水照发。等了一年多，专利还是没有消息，这时市面上已有好几家在生产销售闪光灯了，其线路设计竟与我所申请的一模一样。
我无意与他人争讼，放弃了闪光灯。又与朋友合伙做塑料像，但因凝固过程不能控制，最后也告失败。
我一直醉心于电影，回国不久，宫家的老八宫天美，刚从艺专编导科毕业。我们曾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影剧社，参加的都是他的同学。由于有的要当兵，有的要出国，人数始终凑不全，只办了几次，就不了了之。
他有位叫孟加的同学，正要主持一个热门音乐会，请我负责舞台设计。由于经费的限制，我放弃了舞台装潢，打算集中精力在灯光的彩色上，要以流动的色彩，来衬托音乐的气氛。立意虽佳，但找遍了台北，除了聚光灯、顶灯及脚灯外，其它的旋转灯、排灯、特殊效果灯等一应皆无，更别提光效控制、声光同步以及各种特殊效果了。国内条件之差，令我大吃一惊，连彩色玻璃纸的色号都不齐全。不得已，我只好自己动手装配，做了一套只有五百瓦的“灵魂灯”，加上拚凑出来的手动“色调分光”控制闸。
尽管简陋不堪，那次在台北中山堂举办的“普普”演唱会，全场爆满，好评如潮，黄牛票卖到两百元。第二次经费较多，我请中视记者张照堂用电影背景作为活动舞台，租了喷雾器、吹泡机，又设计了音响控音器等。演出时，只忙得我焦头烂额，由于是临时凑和，事先未排练，协调不够。而且花样太多，缺乏主题，反不及把灯全部关掉，用灵魂灯配着孟加热舞一场来得讨好。
这种尝试何尝不是艺术？我正打算精心设计一种够水准的电子控制器，以避免人为的各种失误。想不到因为我们的成功，大家都抢着要办演唱会了，中山堂租不到，乐队身价也水涨船高，连我们几个合伙人也意见不同了。
我不愿凑热闹，又打了退堂鼓。在这段时间前后，曾有人请我去规划碧潭乐园，没做多久，园主又计划要在半山建一座大佛像，如此一来，景观将完全被破坏。我坚决反对，挂冠而去。也曾因为一段感情因素，参与改善今日百货顶楼的“今日乐园”。但由于他们内部权利斗争不止，加以那段感情迅速的凋萎，一切又都成了昨日黄花。
亲友都说我不务正业，见异思迁，做事没有常性。照当时的情形，的确如此，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但是，我有我的看法，在富足的社会上，人们需要娱乐以打发日益充裕的时间。我们有责任提供大众高水平、变化多端且具有教育意义的娱乐节目。在美国时，我去过迪斯尼乐园，除了园内的各种设备令我叹为观止外，那些主题却使我失望不已。去一次尚可增加见识，多去几次，简直味同嚼腊。
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为什么一定要抄袭外人呢？开演唱会时，我想利用机会推广中文热门歌曲，歌者却不愿意，他们以会唱英文歌曲为荣。规划碧潭乐园，我又打算把中国的古代文物风光，依山傍水，配合历史的兴衰，建成一座座古意盎然的建筑。任何游客来到其中，必须租用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