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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我应该先通知“校对间”，告诉他们有个三十万字的急件，而且是小说。校对间一得知消息，立刻开始组织，要找谁？谁去找？等等。
第三步就是美工完稿，因为是书籍，这部分该由楼下的小组负责。我下去通知，他们即按照编辑部所规定的格式，先将封面、标条、页码等，预先贴在一大张透明压克力上，到时只要取得印制的“大样”，即可组版。
一切准备妥当，米朗达也来了，我向他报告后，他笑着说：
“看来我该退位了。”
上午十点不到，打字间的“校对稿”送来了一部分，约有五十页。我立刻送校对间，他们已经安排好，一拿到稿子，便两人一组，一读一校起来。
上午十二时，第一份大样已印妥，我再送到楼下，立刻“制版”。所谓的制版，实际上是将原稿照相成为正片，印在一大张透明的“赛璐璐”版上。版上格式页码等皆已印妥，只待美工人员对准各版的“十字”标记，贴在全开的母版上即可。
下午四时许，制版全部完毕，我再送到“印刷部”，直到负责人签收完毕，我才松了一口气，对印刷部的头头说：
“晚上八点上市，看你的啰！”
公司五点半下班，吃过晚饭，我开车到离公司最近的一个书摊前等候，要看看八点钟这本书上市的情景。
其实，还没有到八点，一部公司的大卡车就轰轰隆隆地由远而近地驶来，眼看车子快到书摊前了，速度却一点也没有减慢。我见到车尾有个人，双手拉着一根铁链，脚下躺着一捆书。就在车子开过书摊当儿，猛然听到喇叭一声长鸣，随见那人用脚一蹬，书已落地。书摊上的人把那捆书捡起，我过去一看，一点不错，正是那本书！
这才是知识时代！谁都知道知识就是力量，应如何把知识转成力量呢？第一步一定要使知识成为多数人熟悉的工具，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仅有少数的知识特权份子，否则大多数的人就会成为少数人的奴隶。
如何能使知识成为多数人使用的工具呢？想要获得知识，必须先投入时间精力。基于人性的特质，人做了投资就期望有所回收。唯有使知识本身具有价值，一旦人们可以借着知识获利，知识才会受到重视。
知识的价值有两种，一是知识的实用价值，这点自是毋庸置疑。然而，个人生存的时空都受到限制，个人拥有的知识，其功效也必然有限。若能将知识转化为商品，亦即将知识记载下来，印刷成书，则人人皆可经由阅读而获得知识。而将知识记载成书的知识拥有者，亦能透过大量的行销而获得利益，这是知识的传播价值。
最后，最重要的根本问题浮上了台面，如果出版印刷的效率不高，上述的理想便是一场空话，窒碍难行！
从那时起，我下了不少功夫，彻底检讨问题所在，最后发现中文印刷的瓶颈完全在中文文字的检索系统上。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学校读书时，最怕的便是查中文字典，十次总有八次不知从何查起。原因就在于中文没有“序位”的观念，至少，还没有人建立起中文的序位来。
拚音文字如英文，由于字母只有廿六个，其序位很容易记忆，再依照每个字母的前后关系来定顺序，则每一个由字母所组成的字汇，都有绝对的顺序。中文却不然，文字太多是因素之一，而文字自图形蜕变而来，虽然表意能力较强，但却难以归类。不仅在字典中的顺序很难排列，在排版时，由于铅字的检索全靠工人的死记，效率也低落不彰。
我相信只要有了中文文字的序列，其它的作业过程都可以迎刃而解。于是，我下定决心，如果找不到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法，绝不停止。
在巴西，中文参考资料少得可怜，我仅能凭自己所知的文字，一一分析。我认为字母式的打字机键盘，几乎已经成为国际标准，中文文字序列绝不应该标新立异。另行设计不仅违背经济原则，也将导致未来沟通及兼容的困难。此外，在使用的过程中，数字以及各种符号之重要性不下于文字，所以也不应随意占用。在这些条件的限制下，键盘上所能提供给中文编排序列的用键，仅限于廿六个字母键而已。
这是史无前例的挑战，好在我无视成败，不计己身的利害，心安理得地思考研究，每天不断地在文字间推敲，坦然无碍。
经过了几个月的摸索，只用一两千个字为例，我已经找到一种规则，可以用廿六个字母编码。虽然中文文字有几万个之多，但在目前因陋就简的环境下，已经有了一点收获，我确信只要继续努力下去，不难获得理想的结果。
人只要有了一个长处，相对的也就有了一个短处，我知道得很清楚，可是自己无法改善。后来习惯了，只好自我安慰，能有一个长处已经不错了，人哪能十全十美呢？好在我也明白，我的缺点必须想办法弥补，否则得不偿失，原来具备的优点等于没有。
我的长处是反应快、想得远。缺点就是处理得马虎，细处照料不到。在处理细部事务时，就会自然而然的，再把细部放大。结果就失去了原来处理细部的目的，转而又把细部当作主体，使得问题越来越复杂。
我一直希望有个人能帮我处理细节，那我便能大刀阔斧、全力冲刺。可是谈何容易，有谁会愿意替我做这些收尾的工作呢？
就以对中文的研究而言，我发现有无数种编码方式，任意采用某一种字序，把文字分别排列，都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因为我想得太快，所以强迫自己每次只能用其中一种方法，把所有的文字重头到尾排列一次。甚至于还得把其它不同的方法都排列出来，然后再根据这些客观的证据，求得最理想的方式。
不幸，我就是做不到。因为每当我按耐着性子，一个一个字地整理时，还没做到十分之一，我就又想到一种更好的方法。当然，在那时我的确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方法绝对要比旧的来得好。可是，旧的方法还没有机会全部测试，又怎知没有可取之处呢？
这是自命“聪明人”最大的缺点，就像一部飞快的跑车，必须要有一条笔直而平坦的跑道。在现实的人生中，哪里去找条现成的跑道呢？如果有，恐怕也早已车满为患了。
不论如何，好在“心定”在先，改也好，不改也好，我每天一有空就做。不求急功，不求近利，无为而为。脑筋动得多了，自然而然就有一种力量油然而生，这种力量就是“潜意识”的判断力。人的意识行为需要人“有意”的驱使才能运作。唯有在养成习惯后，才能化为潜意识行为。潜意识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不必指挥，不需控制，经常自动自发地、根据已经习惯的过程，充分发挥。
十几年后，当我完成了很多令人不可思议的计划，经常就有人问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那些想法的。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如果一定要找点蛛丝马迹的话，我想在巴西编中文码的这一段时间，因为心止如水，一切观念遂日渐成型。
可惜的是在这段摸索期间，我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和资料，因为想的比做的多。加以我对自己有信心，知道随时可以想到某种方法，用来解决某种问题。而且我也认为好的还在后面。既然如此，记它作啥？
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我有个理想，就是要把中国文字的几个优点统一浓缩在一种结构中。换句话说，就是要找到一种“百宝囊”，有什么放什么。这是我看太多武侠小说的结果，蜀山中的剑仙，人人都有这种百宝囊，可以纳须弥山于芥子中。只有这样，像我这种懒人才可以什么都不带，而一应俱有。
中国文字有哪些优点呢？第一是见图识字，中文宛似纸上电影，其表现的手法与电影上的“蒙太奇”如出一辙。顺着文字的先后顺序，从一个大的范围渐渐缩小，以界定所要表达的意义。这种表达方式虽然不够精确，却远比精确有效得多。
语言原本就不是为了追求精确，“精确”是人所假定的观念，宇宙中根本不存有精确之性质。比如说，“一个人”这三个字，应如何以精确的观念去认知？不错，其中必有一个身体，那是不是也包括人所穿的衣服呢？除了身体外，是否还涉及人的一切经验？而“一个人”并非指“某个人”，这又该从何精确区分？
宇宙万象变化万端，要想了解，唯有采用“以简驭繁”的策略，用最简单的文字符号，将各种异同的事象，直截了当地界定出来。同时，在界定的过程中，也只有完全符合自然规律，能将文字所代表的画面，一格一格地显现出来，才是最理想的文字符号。
其次，中文有字有音，根据六书的发展，在“约定俗成”下，“形声”法则由字义分类及字音辅助所形成。时到今日，中文字百分之九十都是形声字，唯因地缘及环境的影响，很多字的原音已变，但尚保有百分之四十以上。
第三点，中国字方方正正、格式整齐。在书写的时候是一种艺术，对有些人说来可能有困难。然而在辨识上，根据心理学上的分析，在一固定范围内，其单位面积的讯息量即为人类所可能认知之总和。换句话说，在一个格子中，笔画越复杂，所能代表的讯息越多，辨识起来也越容易。
因此，我只要想到一种法则，能将字音、字义、字辨、字形等，设计成为一种更简单的代表符号。利用这种符号作为索引，一定可以涵盖前述的全部功能。果真如此，即可赋与中文新的生命，使中文具有时代的意义。
一位姓项的朋友知道了以后，极力劝我回中国大陆，他认为新中国朝气蓬勃，对我的研究必有帮助。我则想回台湾，因为大陆上人生地不熟，去了找谁都不知道。更何况要做研究，有谁会支持？
“放心，国家会支持你的。”老项肯定地说。
“国家又不认识我，难道说，我回去了，找到‘国家’，跟它说，我能做这件事，于是国家就相信我，给我资金、人员？这样简单？”
“你要知道，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当然就是这样简单。”
“你有没有想过，国家是个抽象名称，谁能代表国家呢？”
“当然是官员，你只要找到负责的官员，就等于找到了国家。”他认为我在抬杠。
“问题是官员懂不懂我做的这些事呢？”
“当然懂，不然他怎么能做官？”
“这就是我所担心的了，如果他们真懂，问题早就解决了。如果他们不懂，那就很难沟通了。事实摆在眼前，大陆在搞罗马拼音，意思就是说，国家的官员认为中国文字问题太大，解决不了。我则回去告诉他们可以解决，你想他们会相信吗？”
“当然会，你看，我不是相信了吗？”
“你相信，第一，因为我们是朋友，你认识我。第二点，是因为你不必负责任，假如说要你投资，你干吗？”
“为什么不？我只是力量不够而已。”
“如果不要多少钱呢？我就在这里做，我们合作。”
“喂！你倒底要不要回去？”
“我只是让你了解，为什么回大陆没有用。”
“回台湾就有用吗？”
“情形不一样，白天我可以找个工作，晚上做研究，自己投资自己。”
“现在我懂了，你打算做成功以后，好发大财。但是在大陆就没有这种可能，你平常自吹有理想，这就是你的理想？”
“今天说什么都是大话，我做不做得出来，还是未知数，不论台湾、大陆，有人支持我，我就配合。万一做出来了，你也不妨看看，我绝对公开给社会，让大家自由使用。中国字又不是我发明的，中华文化也不应该是我的专利，我的理想是解决中文的困境，让中华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我同意，只怕在你成功以后，就忘了这些话了。”
老项来自台湾，却对国民政府深痛恶绝，经常提供一些大陆的信息给我。我则对政治毫不关心，认为大哥二哥没有多少分别。
我们谈话没有交集，但因为他心中埋藏着一些伤痛，所以还是常陪他聊聊。他的意识型态很难改变，而我的立场也坚定异常，每次总要挖到根本问题，那就是人性。他认为人性可以透过政治及教育来改变，我则断定从古到今，人性不变。
他举了例子，以很多大陆上当时的状况，与过去国民党统治时代作比较。我发现这是一般人的通病，在没有透彻的认识之前，就先预设了立场。
我不相信大陆从此以后就步上了康庄大道，也不相信台湾就此一蹶不振，正如我不同意美国、日本会永远领先世界一样。
圣保罗市有两份简陋得令人汗颜的“华文周报”，其“新闻”起码是一两个星期以前的“旧事”。那还不说，编辑的内容水准，较诸我当年在学校编的油印刊物还差。由于当时旅居巴西的国人不少，仅圣保罗一地就有二万多人。大家都很捧场，不外是期求有所改进，未来哪天总有份真的华文报纸可以看。
这两家周刊都是以卖广告来维持，也着实可怜，混了十多年，只有“寒酸”两字可以形容。两位老板虽自命为报人，其形象与地位与乞丐差不太多。
其中的一位报人不幸熬不过去，竟驾鹤赋归了，随即引发了一场报权争夺战。我有个朋友也想插上一脚，便来找我商量。我不明白这种事有什么好争的？报社全部的财产不过是一台破旧的中文打字机，和一台不值钱的圆盘油印机而已。
这位朋友说，其中还有隐情。原来报社虽小，却掌握了一项重要的“情报”，就是订户名单。去世的那位报人是个坚守原则的老顽固，把名单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发报时总是自己贴名单，贴完就送到邮局寄发。
这份名单有什么用呢？这又是中国人奇怪之处，虽然有二万多华人，却没有人知道他们住在何处。如果有了名单，生意人就可以大做生意，听说连中共领事馆也很垂涎这份名单，又添加了几分政治色彩。
如同间谍电影一样，表面上是产权争夺，台面下争的则是这份情报。可是，这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是在好几个月以前，我曾想利用四月公司发行一份中文刊物。当时公司曾说，只要有一万个客户，公司就可以介入。
我在一次聚会中遇到这位朋友，便请他去做说客，想把那份周刊顶下来。据我所知，两家周刊起码有三千个客户，再努力推介一下，一万户可能会有希望。他后来没有给我回音，我也没有再进行。
这一次他逮到了机会，希望我能说服四月公司，将那周刊买下来。
四月公司所需要的不是名单，而是市场可行性分析，对这件事不可能有兴趣。我只在闲聊之中对米朗达略略提起，说中文刊物市场可能会有变化。
米朗达却对我说：
“公司正在做第三代印刷系统的计划，我拿些资料给你看，说不定你可以想想，用第三代发展中文印刷。如果成功了，不要说在我们巴西，在你们中国都可能用得着。”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他果真给了我一些资料。原来第三代印刷机的理念，是要用一种“终端机”，并以电子枪扫瞄的方式，将文字投影在屏幕上。这种方式可以省却铸造铅字、铅字排版等繁复的手续。
现代医学证明，工人如果经常接触铅字，很容易发生铅中毒现象。而印刷排版脱离不了铅，不仅危险大、成本高，铅版的保存也要占用很大的空间。第三代印刷机就是基于对这种现实环境的考量，所做的改良。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这对中文极为有利，那种终端机是利用阴极电屏，把文字预设在阴极屏之上，相当于一个小型的铅字字模。
设计这个字模并不难，了不起比英文字模稍大些，问题在于如何以打字机的字键将字形的位置锁定。英文就是在打字机的基础上建立起其信息系统的，如果能有中文打字机，则中文信息系统的建立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我立刻把我的字码观念转移到中文打字机的研究上，初步并有了好几种构想。
我之所以由中文打字机下手，还有另一层原因，是源于我对计算机的恐惧。在米朗达给我的资料中，有一部分涉及到计算机，我不懂，也不想去了解。
一九六七年当我还在美国时，适逢一部电影”2001年”上映。首映时我就去观赏，片中有台“红眼睛”会说话的“计算机”名叫 HAL ，给予我极深的印象。当然我知道那是一部科幻片，可是何为真？何为幻？有几分是真？又有几分是幻？则非我当时所能知晓。我只是相信，有一天计算机必然会超过人脑，所以最好敬而远之。
由于有了方向，我日思夜想的，都是中文打字机。由机械结构想到键位编码，究竟如何才能与我原来的构想配合，用廿六个字母键，供作中文字的检索。
到了此时，眼前的景象才有了一个轮廓，我利用前些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