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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了方向,我日思夜想的,都是中文打字机。由机械结构想到键位编码,究竟如何才能与我原来的构想配合,用廿六个字母键,供作中文字的检索。
到了此时,眼前的景象才有了一个轮廓,我利用前些时所做的中文编码为检索,再假定有了一个终端机,其中有中文字模的阴极屏。并思考在中文字码输入后,如何有效的找到中文字形,并且投影出来。
在我的想象中,是把一张有中文字形的底片,视作阴极字屏。显然,中文的排列仅有纵横两个方向,因此编码不外乎以平面展开。但是,这种方法只能表达排列组合,而除了找得到文字以外,一个平面能代表的功能有限,尤其是中文字形很复杂,所占的空间太大,我立刻放弃了这个方法。
如果再增加一平面,就相当于增加一维的结构,这样字数可以增加,每一平面的负担也就相对减少了。这个想法虽有进步,但仍然不理想。假设在一个平面上,纵横向各设一百个字,同一平面有一万个字,以中文六万字而言,就需要六个终端机。
六个终端机代表的意义是中文的设备成本基本上就比英文要高六倍,我不愿承认中文比英文差,至少在我死心以前,还要努力下去。
我不断的研究,把收集的文字反复推敲。渐渐地一种观念浮上了脑际,能不能利用形声结构,把中文字形也用组合的方式拼凑起来,这样空间不就精简得多了吗?我想到就做,剪了些字形拼来拼去,发现只有比例需要调整。这一点不难,阴极屏上的字形是以电子束射出的,我可以用偏磁性加以控制。
假定这个理论可行,下一步就是如何编码,以符合这种功能。一两千字的编码已经证明可行了,我就想加以扩充,起码要以字典上的一万多字为分析的范围。我到华文书店去找,店里却只有武侠及言情小说,竟看不到一本字典!
我问老板,他答得真妙:
“老兄,有谁买字典?不读书的看不懂,读了书的,怕都来不及!”
“中文真那么可怕吗?”
“我是不得已吃这碗饭,我儿子命好,我不许他学中文,省得痛苦。”
我相信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想法。
因此,我决定早些回国,在国外没有环境,不可能做出成绩来。于是我向米朗达说,这种工作难度极高,虽然有可行性,但在巴西的环境下,不可能完成。虽然目前还没有决定,然而迟早我必将回国去工作,希望他能谅解。
当我正式辞职回国时,不幸米朗达的经理位置,终于被人抢走了。新来了一位秃头的中年人,趾高气昂,目中无人,据说是总经理的女婿。那位帮了我极大忙的朋友,不仅没有见到最后一面,连他的去向都不知道。
老项经常来找我,力劝我回大陆去做研究,我则告诉他一些工作的细节、工作的条件与环境需求。争了很久,最后他终于同意我的看法,就我的计划而言,回台湾成功的机率,要比去大陆来得高。
当我们得到这个共识时,我对自己的计划越来越清楚,已经有了十足的把握。我一再考虑,又改变主意,认为该去大陆。
“你是不是神经不正常?”
“或许吧。”
“为什么呢?我已同意你的说法,回台湾才能成功呀!”
“一点不错,但我又想到,中华文化的根在大陆上。”
“你真是不可理喻!我们早就谈过这些了。”
“问题是台湾与大陆相敌对,一边赞成,另一边就反对,是不是?”
“是又怎样?”
“万一我在台湾成功了,大陆一定不会采用,那么文化的根怎么办?”
“算了!算了!我扯不过你,横有理,直也有理!随你去哪里!”
一九七三年五月廿二日,我飞到东京,找到中国大使馆,希望能得到签证,重归阔别二十多年的祖国。一个现代的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有两个中国的困扰。因为我所持的是台湾护照,驻巴西的中国使馆不肯发签证,老项便建议我取道日本试试。
很不巧,那天中国大使馆外聚集了不少示威人士,日本镇暴警察设立拒马,戒备森严。由于我在日本只是过境停留三天,时间紧迫,不能担搁。我穿过人群进入使馆,日本警察一拥而上,询问了大半天,后来证实我确实不是示威者,才送我到使馆去。
我与使馆人员交涉了两天,费尽唇舌,始终不能得到他们的同意。我详述了自己的计划,他们无不动容,纷表赞同,但是反而劝我回巴西去。
或许这就是机缘吧?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国内正闹着文化大革命,一切瘫痪。即使回去,也可能会被打入牛棚,研究计划起码要延后十多年。
我对于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但却感到十分好奇,为什么国家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了,却又要闹革命呢?甚至于连文化也要闹革命!我一直在怀疑,中国人数千年来被熏陶成的平和的人生观,怎会在一夕之间转变得如此狂热、激烈?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看,台湾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不是台湾尚在中共的统治之外,这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将使得中国人在现代以及在可见的将来丧失了所有的知识、技术以及比较下的反省机会。台湾虽然没有足够的条件壮大起来,成为未来中国的政治主流。但却得以尝试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精英,送到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接受现代的科技知识。
表面看来,楚才晋用是国家民族的一大损失,教育出来的人才平白为美国社会服务。当年我持的就是这种论调,还曾经在报上为文,大声挞伐。殊不料这正是自然平衡的力量,人才的流向有多种因素的影响。设若台湾政治昌明,人人安居乐业,即使能够繁荣发达,但限于地缘及保守的习性,也很难培养出具有世界性气魄的人才来。
目前很多人才集中在美国,如果美国真有容人的雅量,为全人类希望所寄,美国的繁荣也将带动全世界的欣欣向荣。反之,美国人若只求自己的利益,歧视移民。总有一天,这些高级技术人才都将一一返回自己的家园,协助其祖国的建设。
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是基于对十九世纪那种尚不成熟的资本主义泛滥的反抗,并成为一种制衡的力量。资本主义占了捷足先登的优势,且在共产主义的威胁下不断地修正,时到今日,显得生机勃勃。而共产党员却牢牢地抱着原始的教条不放,为了遏止人性的物质需求,急病猛药,更令人望而生畏。
我何尝不是“共产”的信徒?但我不赞成强制,我有能力,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提供给大家共享。这是我受了中华文化及佛教思想熏陶的结果,是自发的,是不计回报的。如果使之成为政治手段,目的在使人民免于痛苦,人民没有了痛苦的激励与提升,结果人人都成为温室的花朵,显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
在金刚经中,佛就说过: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者。”
这句话是说,佛有绝对的法力与神通,可以把所有的众生都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并无法解除人心的痛苦烦恼。
为什么呢?佛解释说,因为人有“我心”,“我心”一生,原本没有分别的佛土,立刻化为自我的利害得失。人追求己利,就成为他人之害,而有一得,即有一失。这样一来,极乐西方世界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也曾想过,为什么佛不把人的“我心”化尽呢?答案是,人有选择的自由,人如果愿意把“我心”化除,就叫做回头是岸。若不愿意,何不让他继续在苦乐中历练?
共产党的理想是要强迫人民放弃“我心”,毛泽东深知此举大不易,尤其了解“权力使人腐败”的道理,所以强调“不断革命”。也就是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每一次把专权得势的力量推翻以后,必然又会有新的势力集团崛起,所以要不断地、持续地“革命”下去,直到人彻底改变,不再有“我心”为止。
可是谈何容易?有私心的人会拋头颅、洒热血,以维护其“人权”。这种违反人性的浩大工程,古往今来还没有成功的例子。难处不在缺乏有心人,而是有心人没有力量,有力量的人早被权利腐蚀得只看见自己,正好利用权力来逞其私欲!
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已经实至名归了,还依然抱着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作为一国的元首,他所冒的风险深深地撼动了国本。但在人类立场,作为一个人性的革命家,他却可以名垂青史而不朽。
他是失败了,所留下的正是一篇珍贵无比的思维教材,发人深省。只见到表象的人,站在反对的立场,可以找出千百个例证,以证明毛泽东一意孤行,祸国殃民。站在支持角度的人,则会辩称他的丰功伟业,瑕不掩瑜。只有了解真象者悲叹人类的不幸,毕竟这个千古浩劫,在人类史上是注定了必要发生一次的。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残破不堪,国力倒退数十年,错失了后工业时期的良机。老子曾说:“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中国人占了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如果工业文明是正确的方向,文革也不过是一代人的损失,对世上亿亿万万不幸的人来说,多少世代都已经过去了,这数十年又算得了什么?
可是,万一历史证明工业文明是人类所犯下的错误中,最不能原谅的一个。那么,中国人这一代的“牺牲”,正是人类不幸中的大幸。只要想想,如果中国像美国一样强盛,则地球污染的程度、资源枯竭的速度,将是目前的五倍!
至于下一个时代呢?对人类来说,大家机会均等,又有什么值得忧心的?
我认为不论是从事什么工作,也不论是哪种行业,只要对象涉及人,都应该了解人性。人性是人体及人心所具有的特性,人体的功能是维持生存,为人之本性。以今天的知识条件来看,生存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是人有了“心”,人心是不定的、难测的,真要了解人性,必须先了解人心的需求。
我认为人心所追求的是“真、善、美”,只是未必人人都能了解他自己的心,更遑论真、善、美了。“真”是所有事物的原来面目,与时间同存;“善”是符合整体利益的行为,使个体与个体配合无间;“美”则为感官所得到讯息,这种感觉能让人在经验世界中有一种平衡的折衷,以致能诱发生活的憧憬。
在这三者之中,爱美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自我的“感性”。因为人全靠感官与外界接触,任何讯息一经感官传入,自我的主观立刻会有所反应。为了适应生存,感官必须接纳身处的环境,由习惯而依赖,这样便形成了“美”感。“善”则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也可以称之为知性,需要观察、感受,在足够的经验下,再加上理智的判断,才能知道事物行为是否有利于他人与自己。至于“真”完全是超越自我感知的“理性”,不经由理智的追求探讨,不摒除自我感性的需求,只凭感觉和体会是无法认知的。
从人对感性、知性及理性的态度,即可分析判断出一个人的心性和行为。这三种性质再加上生命体求生的本性,即全面涵盖了人类生活的一切,这就是所谓的“人性”。只是每一个人基于其生理条件及环境因素,对真、善、美的认知和执着程度不一,于是就有了境界高低的区别。
只要是人一定具有这些特性,不论对个人或者对全人类来说,其结构以及比例都是由下而上,如同金字塔一样,以求生的本性为基础,上面是感性,再上是知性及理性。而且越是向上,其比例越小。
绝大多数的人除了求生的本性外,完全被感性所包围,追求自我的满足。这种人生存在世界上,浮沉在喜怒哀乐之中。他们多半没有机会学习新知,或者不愿意劳苦心志、训练自己的头脑。他们对外在环境无知无觉,仅以别人的意见为意见,本分的工作着,平淡的生活着,无大害,无大利,是社会结构中的主要份子。
少数人在知识学习中强化了知性,他们是后知后觉者,自认为很有理性,其实只是承袭前人的概念而已。他们以学习所得的知识谋生,是社会的主要动力,是领导者、执行者。他们其实只是已有知识的信徒,能运用已知的知识,却排斥其所不知者。整个人类社会的演进史,就是这类人留下来的轨迹。
只有极少数人具有强烈的理性,他们在动态的时空变化中,由追求至善进而了解到时代及环境的真相和需求,产生了新的观念,是时代新导向的力量。他们是先知先觉,并且以他们的知觉,去影响与支配其它的人。
然而,理性所追求的“真”并不相当于宇宙或人生的真理,有些人仅仅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局部现象,在有限的时空中,有了若干认识而已。有些知性很强而自以为很有理性,或是有理性更自命为先知先觉的人,往往把这些尚不完整的局部观念,利用他们所拥有的社会力量,强迫别人接受,以实验他们的信念。
庄子早就看到这一点,他曾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正是指这些自命为圣贤的人,违反自然的法则,以其主观的“理想”强迫改变身处的环境。以致举世滔滔,民不聊生。不幸的是,在人类智力的分布上,总会有一些半懂不懂的人,在追求真、善的“人心”驱使下,尝试着各种变化组合,使得世界动荡不止。
当这种动荡所带来的苦难严重地危害到人身心的平衡,摇撼了人性的认知时。自然而然,一种新的能量又将在绝望中冉冉升起,从而净化人性、振奋人心。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观念,必将成为人类行为的新标准。
我们每每谈到利害关系时,常把自我感性的主观观念加入其中。其实从整个宇宙本体的巨观立场来看,人类社会的变迁,只是能的作用罢了。
不仅是人世,天上的浮云,海洋的波涛,以至日、月、星辰,又何曾安静过?圣人也好,大盗也好,都属于宇宙的一份子。只要宇宙存在一天,有一个人动了心,这些变化就将无休无止。
只有在绝对的理性中,没有知性及感性存在,那才是宇宙的真面目。身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只要维持起码的生存,不被自我的感性所欺蒙,不用自我的知性去奴役他人。随时随地我可以回到理性的天地。如果有机会,有人在觉悟之余,愿意接受理性,我很乐意尽力效劳。此外,本来无一物,何必勤拂拭?
真要为中华文化效命,到哪里去工作又有什么分别?大陆不能去,我还有台湾可以回。不过,当时台湾的政治环境不容有任何异议份子,我想去大陆的事如果被查出来,很可能会被送到绿岛去。那我也不在意,只要能有本中文字典,在哪里我都无所谓。说得更露骨一点,坐牢也有好处,吃喝不愁,正好安心做研究。
因此,我在没有通知任何亲友的情况下,如同一片浮云,于廿五日飞抵台北。
这两年来饱经世事,终于找到了自己,是游子返家的时候了。回忆过去,想想自己的所行所为,委实没有尽到为人子的责任,今后应该好好赎罪。虽然我在离台赴巴时,曾为继母准备了半年的生活费,同时也请了中巴公司的股东江述凡兄代为照顾,但我疏于写信问候,则是不争之事实。
过去的事已属过去,继母对丁丁所造成的伤害,又何尝不是丁丁之福呢?这次回来,我必须设法改善与继母的关系,先找个工作,安下心来。每天晚上下班后,即全力着手研究中文打字机以及中文编码的问题。
大约是晚上九点钟,在细雨蒙蒙中,出租车由南京东路弯进了松江路。我往窗外一看,只觉得眼前所见尽是一幅陌生的景象,四周高楼林立,与原有的印象完全不符。
“先生,这是松江路吗?”
“当然是!”司机先生好象受到了侮辱。
“那么快停车,一二五号应该就在这里。”
我下了车,冰凉的雨珠打在我的头上、身上,眼镜也是迷蒙一片,我赶紧擦干了镜片上的水气。在霓虹灯的闪烁下,四周灰色丛林般的巨厦更令我惶惑,
那些熟悉的、绿色的木造平房呢?怎会都失踪了?我不相信,不错,道路拓宽了,标志上也明明写着“松江路”,只是一百廿五号呢?
眼前是一栋七层楼高的建筑,上面还闪着“和泰汽车”四个斗大的字!
这是和泰汽车,那,我的家呢?序
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有首贺新郎:
“绿树听鹈鸟,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