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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了方向，我日思夜想的，都是中文打字机。由机械结构想到键位编码，究竟如何才能与我原来的构想配合，用廿六个字母键，供作中文字的检索。
到了此时，眼前的景象才有了一个轮廓，我利用前些时所做的中文编码为检索，再假定有了一个终端机，其中有中文字模的阴极屏。并思考在中文字码输入后，如何有效的找到中文字形，并且投影出来。
在我的想象中，是把一张有中文字形的底片，视作阴极字屏。显然，中文的排列仅有纵横两个方向，因此编码不外乎以平面展开。但是，这种方法只能表达排列组合，而除了找得到文字以外，一个平面能代表的功能有限，尤其是中文字形很复杂，所占的空间太大，我立刻放弃了这个方法。
如果再增加一平面，就相当于增加一维的结构，这样字数可以增加，每一平面的负担也就相对减少了。这个想法虽有进步，但仍然不理想。假设在一个平面上，纵横向各设一百个字，同一平面有一万个字，以中文六万字而言，就需要六个终端机。
六个终端机代表的意义是中文的设备成本基本上就比英文要高六倍，我不愿承认中文比英文差，至少在我死心以前，还要努力下去。
我不断的研究，把收集的文字反复推敲。渐渐地一种观念浮上了脑际，能不能利用形声结构，把中文字形也用组合的方式拼凑起来，这样空间不就精简得多了吗？我想到就做，剪了些字形拼来拼去，发现只有比例需要调整。这一点不难，阴极屏上的字形是以电子束射出的，我可以用偏磁性加以控制。
假定这个理论可行，下一步就是如何编码，以符合这种功能。一两千字的编码已经证明可行了，我就想加以扩充，起码要以字典上的一万多字为分析的范围。我到华文书店去找，店里却只有武侠及言情小说，竟看不到一本字典！
我问老板，他答得真妙：
“老兄，有谁买字典？不读书的看不懂，读了书的，怕都来不及！”
“中文真那么可怕吗？”
“我是不得已吃这碗饭，我儿子命好，我不许他学中文，省得痛苦。”
我相信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想法。
因此，我决定早些回国，在国外没有环境，不可能做出成绩来。于是我向米朗达说，这种工作难度极高，虽然有可行性，但在巴西的环境下，不可能完成。虽然目前还没有决定，然而迟早我必将回国去工作，希望他能谅解。
当我正式辞职回国时，不幸米朗达的经理位置，终于被人抢走了。新来了一位秃头的中年人，趾高气昂，目中无人，据说是总经理的女婿。那位帮了我极大忙的朋友，不仅没有见到最后一面，连他的去向都不知道。
老项经常来找我，力劝我回大陆去做研究，我则告诉他一些工作的细节、工作的条件与环境需求。争了很久，最后他终于同意我的看法，就我的计划而言，回台湾成功的机率，要比去大陆来得高。
当我们得到这个共识时，我对自己的计划越来越清楚，已经有了十足的把握。我一再考虑，又改变主意，认为该去大陆。
“你是不是神经不正常？”
“或许吧。”
“为什么呢？我已同意你的说法，回台湾才能成功呀！”
“一点不错，但我又想到，中华文化的根在大陆上。”
“你真是不可理喻！我们早就谈过这些了。”
“问题是台湾与大陆相敌对，一边赞成，另一边就反对，是不是？”
“是又怎样？”
“万一我在台湾成功了，大陆一定不会采用，那么文化的根怎么办？”
“算了！算了！我扯不过你，横有理，直也有理！随你去哪里！”
一九七三年五月廿二日，我飞到东京，找到中国大使馆，希望能得到签证，重归阔别二十多年的祖国。一个现代的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有两个中国的困扰。因为我所持的是台湾护照，驻巴西的中国使馆不肯发签证，老项便建议我取道日本试试。
很不巧，那天中国大使馆外聚集了不少示威人士，日本镇暴警察设立拒马，戒备森严。由于我在日本只是过境停留三天，时间紧迫，不能担搁。我穿过人群进入使馆，日本警察一拥而上，询问了大半天，后来证实我确实不是示威者，才送我到使馆去。
我与使馆人员交涉了两天，费尽唇舌，始终不能得到他们的同意。我详述了自己的计划，他们无不动容，纷表赞同，但是反而劝我回巴西去。
或许这就是机缘吧？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国内正闹着文化大革命，一切瘫痪。即使回去，也可能会被打入牛棚，研究计划起码要延后十多年。
我对于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但却感到十分好奇，为什么国家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了，却又要闹革命呢？甚至于连文化也要闹革命！我一直在怀疑，中国人数千年来被熏陶成的平和的人生观，怎会在一夕之间转变得如此狂热、激烈？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看，台湾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不是台湾尚在中共的统治之外，这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将使得中国人在现代以及在可见的将来丧失了所有的知识、技术以及比较下的反省机会。台湾虽然没有足够的条件壮大起来，成为未来中国的政治主流。但却得以尝试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精英，送到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接受现代的科技知识。
表面看来，楚才晋用是国家民族的一大损失，教育出来的人才平白为美国社会服务。当年我持的就是这种论调，还曾经在报上为文，大声挞伐。殊不料这正是自然平衡的力量，人才的流向有多种因素的影响。设若台湾政治昌明，人人安居乐业，即使能够繁荣发达，但限于地缘及保守的习性，也很难培养出具有世界性气魄的人才来。
目前很多人才集中在美国，如果美国真有容人的雅量，为全人类希望所寄，美国的繁荣也将带动全世界的欣欣向荣。反之，美国人若只求自己的利益，歧视移民。总有一天，这些高级技术人才都将一一返回自己的家园，协助其祖国的建设。
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是基于对十九世纪那种尚不成熟的资本主义泛滥的反抗，并成为一种制衡的力量。资本主义占了捷足先登的优势，且在共产主义的威胁下不断地修正，时到今日，显得生机勃勃。而共产党员却牢牢地抱着原始的教条不放，为了遏止人性的物质需求，急病猛药，更令人望而生畏。
我何尝不是“共产”的信徒？但我不赞成强制，我有能力，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提供给大家共享。这是我受了中华文化及佛教思想熏陶的结果，是自发的，是不计回报的。如果使之成为政治手段，目的在使人民免于痛苦，人民没有了痛苦的激励与提升，结果人人都成为温室的花朵，显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
在金刚经中，佛就说过：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者。”
这句话是说，佛有绝对的法力与神通，可以把所有的众生都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并无法解除人心的痛苦烦恼。
为什么呢？佛解释说，因为人有“我心”，“我心”一生，原本没有分别的佛土，立刻化为自我的利害得失。人追求己利，就成为他人之害，而有一得，即有一失。这样一来，极乐西方世界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也曾想过，为什么佛不把人的“我心”化尽呢？答案是，人有选择的自由，人如果愿意把“我心”化除，就叫做回头是岸。若不愿意，何不让他继续在苦乐中历练？
共产党的理想是要强迫人民放弃“我心”，毛泽东深知此举大不易，尤其了解“权力使人腐败”的道理，所以强调“不断革命”。也就是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每一次把专权得势的力量推翻以后，必然又会有新的势力集团崛起，所以要不断地、持续地“革命”下去，直到人彻底改变，不再有“我心”为止。
可是谈何容易？有私心的人会拋头颅、洒热血，以维护其“人权”。这种违反人性的浩大工程，古往今来还没有成功的例子。难处不在缺乏有心人，而是有心人没有力量，有力量的人早被权利腐蚀得只看见自己，正好利用权力来逞其私欲！
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已经实至名归了，还依然抱着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作为一国的元首，他所冒的风险深深地撼动了国本。但在人类立场，作为一个人性的革命家，他却可以名垂青史而不朽。
他是失败了，所留下的正是一篇珍贵无比的思维教材，发人深省。只见到表象的人，站在反对的立场，可以找出千百个例证，以证明毛泽东一意孤行，祸国殃民。站在支持角度的人，则会辩称他的丰功伟业，瑕不掩瑜。只有了解真象者悲叹人类的不幸，毕竟这个千古浩劫，在人类史上是注定了必要发生一次的。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残破不堪，国力倒退数十年，错失了后工业时期的良机。老子曾说：“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中国人占了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如果工业文明是正确的方向，文革也不过是一代人的损失，对世上亿亿万万不幸的人来说，多少世代都已经过去了，这数十年又算得了什么？
可是，万一历史证明工业文明是人类所犯下的错误中，最不能原谅的一个。那么，中国人这一代的“牺牲”，正是人类不幸中的大幸。只要想想，如果中国像美国一样强盛，则地球污染的程度、资源枯竭的速度，将是目前的五倍！
至于下一个时代呢？对人类来说，大家机会均等，又有什么值得忧心的？
我认为不论是从事什么工作，也不论是哪种行业，只要对象涉及人，都应该了解人性。人性是人体及人心所具有的特性，人体的功能是维持生存，为人之本性。以今天的知识条件来看，生存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是人有了“心”，人心是不定的、难测的，真要了解人性，必须先了解人心的需求。
我认为人心所追求的是“真、善、美”，只是未必人人都能了解他自己的心，更遑论真、善、美了。“真”是所有事物的原来面目，与时间同存；“善”是符合整体利益的行为，使个体与个体配合无间；“美”则为感官所得到讯息，这种感觉能让人在经验世界中有一种平衡的折衷，以致能诱发生活的憧憬。
在这三者之中，爱美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自我的“感性”。因为人全靠感官与外界接触，任何讯息一经感官传入，自我的主观立刻会有所反应。为了适应生存，感官必须接纳身处的环境，由习惯而依赖，这样便形成了“美”感。“善”则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也可以称之为知性，需要观察、感受，在足够的经验下，再加上理智的判断，才能知道事物行为是否有利于他人与自己。至于“真”完全是超越自我感知的“理性”，不经由理智的追求探讨，不摒除自我感性的需求，只凭感觉和体会是无法认知的。
从人对感性、知性及理性的态度，即可分析判断出一个人的心性和行为。这三种性质再加上生命体求生的本性，即全面涵盖了人类生活的一切，这就是所谓的“人性”。只是每一个人基于其生理条件及环境因素，对真、善、美的认知和执着程度不一，于是就有了境界高低的区别。
只要是人一定具有这些特性，不论对个人或者对全人类来说，其结构以及比例都是由下而上，如同金字塔一样，以求生的本性为基础，上面是感性，再上是知性及理性。而且越是向上，其比例越小。
绝大多数的人除了求生的本性外，完全被感性所包围，追求自我的满足。这种人生存在世界上，浮沉在喜怒哀乐之中。他们多半没有机会学习新知，或者不愿意劳苦心志、训练自己的头脑。他们对外在环境无知无觉，仅以别人的意见为意见，本分的工作着，平淡的生活着，无大害，无大利，是社会结构中的主要份子。
少数人在知识学习中强化了知性，他们是后知后觉者，自认为很有理性，其实只是承袭前人的概念而已。他们以学习所得的知识谋生，是社会的主要动力，是领导者、执行者。他们其实只是已有知识的信徒，能运用已知的知识，却排斥其所不知者。整个人类社会的演进史，就是这类人留下来的轨迹。
只有极少数人具有强烈的理性，他们在动态的时空变化中，由追求至善进而了解到时代及环境的真相和需求，产生了新的观念，是时代新导向的力量。他们是先知先觉，并且以他们的知觉，去影响与支配其它的人。
然而，理性所追求的“真”并不相当于宇宙或人生的真理，有些人仅仅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局部现象，在有限的时空中，有了若干认识而已。有些知性很强而自以为很有理性，或是有理性更自命为先知先觉的人，往往把这些尚不完整的局部观念，利用他们所拥有的社会力量，强迫别人接受，以实验他们的信念。
庄子早就看到这一点，他曾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正是指这些自命为圣贤的人，违反自然的法则，以其主观的“理想”强迫改变身处的环境。以致举世滔滔，民不聊生。不幸的是，在人类智力的分布上，总会有一些半懂不懂的人，在追求真、善的“人心”驱使下，尝试着各种变化组合，使得世界动荡不止。
当这种动荡所带来的苦难严重地危害到人身心的平衡，摇撼了人性的认知时。自然而然，一种新的能量又将在绝望中冉冉升起，从而净化人性、振奋人心。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观念，必将成为人类行为的新标准。
我们每每谈到利害关系时，常把自我感性的主观观念加入其中。其实从整个宇宙本体的巨观立场来看，人类社会的变迁，只是能的作用罢了。
不仅是人世，天上的浮云，海洋的波涛，以至日、月、星辰，又何曾安静过？圣人也好，大盗也好，都属于宇宙的一份子。只要宇宙存在一天，有一个人动了心，这些变化就将无休无止。
只有在绝对的理性中，没有知性及感性存在，那才是宇宙的真面目。身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只要维持起码的生存，不被自我的感性所欺蒙，不用自我的知性去奴役他人。随时随地我可以回到理性的天地。如果有机会，有人在觉悟之余，愿意接受理性，我很乐意尽力效劳。此外，本来无一物，何必勤拂拭？
真要为中华文化效命，到哪里去工作又有什么分别？大陆不能去，我还有台湾可以回。不过，当时台湾的政治环境不容有任何异议份子，我想去大陆的事如果被查出来，很可能会被送到绿岛去。那我也不在意，只要能有本中文字典，在哪里我都无所谓。说得更露骨一点，坐牢也有好处，吃喝不愁，正好安心做研究。
因此，我在没有通知任何亲友的情况下，如同一片浮云，于廿五日飞抵台北。
这两年来饱经世事，终于找到了自己，是游子返家的时候了。回忆过去，想想自己的所行所为，委实没有尽到为人子的责任，今后应该好好赎罪。虽然我在离台赴巴时，曾为继母准备了半年的生活费，同时也请了中巴公司的股东江述凡兄代为照顾，但我疏于写信问候，则是不争之事实。
过去的事已属过去，继母对丁丁所造成的伤害，又何尝不是丁丁之福呢？这次回来，我必须设法改善与继母的关系，先找个工作，安下心来。每天晚上下班后，即全力着手研究中文打字机以及中文编码的问题。
大约是晚上九点钟，在细雨蒙蒙中，出租车由南京东路弯进了松江路。我往窗外一看，只觉得眼前所见尽是一幅陌生的景象，四周高楼林立，与原有的印象完全不符。
“先生，这是松江路吗？”
“当然是！”司机先生好象受到了侮辱。
“那么快停车，一二五号应该就在这里。”
我下了车，冰凉的雨珠打在我的头上、身上，眼镜也是迷蒙一片，我赶紧擦干了镜片上的水气。在霓虹灯的闪烁下，四周灰色丛林般的巨厦更令我惶惑，
那些熟悉的、绿色的木造平房呢？怎会都失踪了？我不相信，不错，道路拓宽了，标志上也明明写着“松江路”，只是一百廿五号呢？
眼前是一栋七层楼高的建筑，上面还闪着“和泰汽车”四个斗大的字！
这是和泰汽车，那，我的家呢？序
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有首贺新郎：
“绿树听鹈鸟，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