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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导引的结果，尤其是对中年以上的人，能加强背部的抗寒能力。同时背脊是全身神经的主要干道，运动其附近的肌肉，也有保护反射神经机能的作用。
人体中的肌肉纤维细胞数量恒定，一生之中只会减少而不可能增加。肌肉纤维两端以肌腱附着在骨骼上，肌腱是结缔组织，韧性很强，在不断的刺激之下，只要有足够的营养补充，便会继续地加强及增大。
此外肌肉纤维如果受到外力的破坏，也是由结缔组织加以修补，运动员健壮的肌肉实际上就是结缔组织补充的结果。肌肉的健壮并不代表机能的正常，真正对健康有益处的，是增强肌腱的张力而不破坏肌肉。内功的基本作用就在此，只是需要相当的耐性以及持续的练习。在时间及环境都受限制的条件下，不失为理想的运动方式。
我年轻时深深为各种疾病所苦，尤其是感冒、气管炎，几乎从年初到年尾接连不断。自从修习内功后，十多年来已不常发。只是在鼻腔及气管管壁处，我感觉到有一个极为敏感的“疤”，常常在身体还没有察觉外界温度变化之前，那块疤就开始发痒，喷嚏、咳嗽相继而至，一经发作，伤疤发炎溃疡，细菌再一侵入，就药石无功了。
我了解了这个原因后，每次只要一感到痒，我就用含有薄荷的凉气去“熏”，并运气“按摩”。那个疤一接触到凉气，毛孔就自动收缩，细菌不能继续侵入。加上运气按摩，刺激血液流通，等到血液中的巨噬细胞、白血球将入侵之细菌消除后，病就不会发作。此外我原有便秘的毛病，后来应用导引的方法慢慢地压迫大肠，依着排泄的方向运气，立时畅通。这也算是我修习内功后的一点心得，提供读者做参考。
至于功夫中有关于竞技方面的诀窍，我认为没有多谈的必要，只有一点我想说明，就是为什么有人能将身体练到刀砍不下的地步。我们在历史书上以及许多现代人的事后之明中，常说那种“刀枪不入”的功夫是愚民的神话。在许多娱乐场合中，也有不少艺人表演过类似的节目，可是中国人在民族自信心完全丧失后，如非经过“外国人”的验证、承认，中国的学者专家们往往对这些现象嗤之以鼻，以表示他们是有科学精神的明智之士。
真理不是人云亦云，要有理论，且必须经得起实际验证。刀枪不入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成立的，但只限于以人使刀使枪，而不是高速的子弹。理论上说来，皮肤在相当的锻练后抗力会增加，若再浸泡一种药酒，则表皮紧缩坚实，有如处理过后的皮革。在刀锋接触表皮的剎那，如果表皮的抗力大于刀锋单位面积的压力（但不能割，用割的压力会增加），反作用力就可以把刀弹开，就像砍在充满空气的皮球上一样（皮球也不耐割）。
我认为西方文明之值得借镜，并不在于他们目前所得到的结果，而是他们勇于探索真相的精神。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口中喊着“格物致知”，却不屑于追究流传于民间的这类事件。现代的学者专家则连抄袭模仿西方科技尚自不及，更遑论其它！然而这些埋没了很久的宝藏，才是中国人真正值得努力探索的，若将之整理成为有系统的学问，必能强身强国，利己利人。
话说回来，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功夫的锻练确能提高一到两倍的人体潜能。但这并不表示功夫可以练到草上飞，隔山打牛等神奇地步。（台湾武当门的几位弟子，曾在廉师兄的督导下苦练了一年多，证明完全不可行。）
一九八五年，我住在美国洛杉矶，有天看到当地的世界日报上登载着几个大字：
“中国功夫挑战西洋拳”
我很有兴趣，一看，竟是霆斩的彭氏兄弟，在一位华人医生的推荐下，来美参加职业拳击竞赛。由于美国职业拳击协会有一定的制度，彭二要参加职业比赛之前，必须先胜过若干有排名的业余拳手，第一场比赛的对手是一名墨西哥选手。
这位记者以几乎整版的篇幅，详细介绍了霆斩功夫的神奇性。而且预言中国功夫在彭氏兄弟的推广下，必将拳打西洋，令外国人刮目相看！
第二天，我等着看消息，但找来找去，报上却只有短短几行的报导。原来彭二虽然不怕刀砍，却没有练成脑袋不怕打的功夫。在我印象中，报导的内容如次：
“〔本报讯〕昨日在一场挑战赛中，彭ｘｘ往场中一站，墨国选手一记左钩拳，彭氏立即倒地不起。全部比赛时间不过三秒，如此功夫，真是丢人丢到美国！”
中国人就是如此极端，相信时捧之上天，不相信时则贬得一文不值。
我们拍电影的计划也胎死腹中，因为雷俊无法排定“卡斯脱”，电影版权卖不出，电影不能拍了，钱也赚不到了。我不能再事担搁下去，只好回头另找资金。
在北屋时，我只有一个清白的朋友林俊甫，他知道我的计划后，介绍我认识了“大周建设公司”的倪邦宁建筑师。在倪的推荐下，大周决定支持我，谈好以半年为期，给我一间办公室，几个工作人员的名额，每人每月四千块，我则不计薪酬。
一九七八年六月，我登了一则分类广告，征求中文系毕业者，到大周公司来面试。当时共有十多人报名，但面试时只来了五位。一听月薪四千块（当时一位国中老师的月薪约为一万二仟），有两位立刻打了退堂鼓。
只有三个人接受了面试，试题中有一项是与分类与记忆有关的，另一项则是性向测验：“如果一个玻璃瓶子里面有一个鸡蛋，试问怎样才能拿出来？”
这种题目没有标准答案，但却能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及态度。其中有一人与我争将起来，他说这种题目没有意义，不应该拿来考他。当然这种人我不敢用，迟早总会发生一些事情，让他振振有词，对我大肆攻击。
有个面试的女孩，她老老实实地把瓶子反来覆去，想把蛋倒出去、夹出来。这种个性对我的工作极有帮助。因为她不会作怪，不论事情大小，必能认真执行。
她名叫沉红莲，是台大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我录取了她，果然我的判断很正确，她一做就做了十几年，成了我得力的助手和人生追求的道侣。
她对中文自是驾轻就熟，工作进度比以往快了数倍以上。后来她又找来两位同班同学，不到三个月我们就成功地用廿六个字母，把一万多字作了全面的编码。
我最关心的是重码字，用键少，重码就多。为了避免重码，我们一再把字母及辅助符号放在不同的键位上，一次一次地重编。重编只不过是苦功，难的是判断标准，在当时没有任何成例可资参考。
字母与辅助字形的统一性、重码字的比率、取码数的上限，规则的例外因素等，在在都是问题，而且相互矛盾，又相互纠结影响。
我的解决方法是以“形声法则”为依据，以中文的“全方位功能”为目标。因此，字母应有文字的代表性及基础性，辅助符号则要有视讯的联想性，但不宜过多，否则难以辨识。在字母确定后，取码数也就没有变通的余地。
我把形部视作前缀，声部作为字身。前缀约有数百，以二十六键而言，取一至两码是理之必然。同理，字身有数千个之多，则要取一到三码。取码规则是最后才考虑的，在避免重码字的前提下，所有有效的方法都是规则。
有了指导原则，大家在同一个理念下工作，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一九七八年九月，我们的编码告一段落，订名为“中文输入研究”。为了节省排版的时间，我一笔一笔地亲自抄写，然后送去照相制版，在十月六日，由大周出版，印了一千本。
据我的猜想，大周支持这个计划的原意，不过是看在林与倪二位的面子上。待这本书印出来后，他们看不出其中的意义，以致不愿继续支持。
后来证明，连信息界都找不到任何人能了解这本书的价值，我至少送出去好几百本，结果都是石沉大海，连浪花都没有激起一朵。
人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总会设法经由各种管道，以求多增进一点认知。我的岳母极力推荐台北大桥下一所命馆－－国安堂，叫我去试试看。沈红莲与她的同学们听了大感兴趣。反正没有事，前途未卜，我们就结伴而去，且装作互不相识，看那先生如何说法。
国安堂在桥下一个小巷中，要先挂号，缴费十元。算命先生是成大机械系毕业的，年纪与我相若，却已是白发皓首。他是原堂主之义子，原堂主退休后，他才继承家业。据他说这种工作比从事机械难多了，但是为了不负养父之命，义无反顾。
他看了我的命，说是在四十二足岁之前飘流四海，虽有齐天的本领，依然一事无成。这倒是一点不假，是不是我的外表或者什么地方泄漏了机密呢？再一算，当时我应该算四十一了，今年有没有希望呢？他说，我在今年生日以前只能算是四十岁，这两年还要熬，必须过四十二岁才会一帆风顺。
沈的两位同学，据那位先生说，都与目前的工作无缘。一位即将赴美，一位亦将离职，且都会相夫教子，以家为业。唯有沈红莲，先生说：
“你这个工作很适合，会做下去。”
沉红莲已经订了婚，原本打算在未婚夫出国后，继续深造，她便问道：
“我想继续读书，可以吗？”
“不可能。”
果然，那两位不久就离开了。沉红莲则为了献身中文计算机及中华文化，到现在还是日以继夜的埋头苦干，不要说出国深造，连结婚生子都担搁了。
大周对我们后续的计划爱莫能助，当时我们的办公室位于南京东路，是向“名将室内设计”借用的。名将的负责人被我们的工作热忱所感动，很有意支持。但是我知道他们力量也有限，下面所要努力的工作还很多，只得婉拒了。
薪水已经没有了，前途一片荆棘。沉红莲的个性很坚强，不愿被挫折所击倒。她宁愿去做家教维持生计，决心要继续下去。
受到她的鼓励，我当然更不会退让。我们根据电话簿，把当时位于台北市的多家计算机公司地址抄下来，决定每天一家一家地去拜访。这分明是“科学”，白纸黑字，每一个中文都已经编码完成，我们认为计算机公司的从业人员一定有识货的。
不幸二十多家计算机公司，家家口气都完全一样，没有一家认为“中文计算机”可行，甚至有人说有台“中文终端机”也就够了。当时我并不了解这两者的分别，但是由他们的神情以及谈话中中英夹杂的事实，我看得出来，中文计算机早已被他们否定了。
我们改弦易辙，到各大学的电机系（当时尚无信息系）去，看看有没有学校愿意合作。想不到学校比商人更现实。商人只是否定中文计算机的商业价值，教授们则更武断地说，中文早就该淘汰了！这种老古董，害得中国沦落到今天地步，还不快趁计算机来临的机会将它丢掉！甚至于某校有位颇享盛名的博士教授，不齿地说：
“你知道吗？英语即将成为国际语，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文字。我们要生活在世界上，就要全面放弃中文，大家来学英语！”
这种干云的豪气，只差一点令我作呕，我不仅不能“受教”，而且要让这些“外行白痴”看看老古董的价值。
庄灵知道了我的遭遇，他说他曾经采访过一位青年才俊，是台大电机系的教授，创办了一家电子公司。庄灵慎重地介绍我去，他认为一定会有结果。
我们制作了一个计划，去见那位教授。果然他没有否定中文，叫我们把计划留下，他要仔细地评估。过了一个星期，他找我们去，问我的计划要多少钱。
“只要能实现中文计算机我就满足了，多少钱不重要。”我说。
“那么，朱先生，我很不客气地告诉你。如果你自己都看不出它的价值，我的看法是，它根本没有价值！”
我们痛定思痛，原来这个世界已经疯了。好吧，我把计划中加了一条，索价一千万台币。没想到沉红莲送去打字时，因为气不过，偷偷地把一改为六，变成了六千万！
我想到真正了解中文计算机重要性的，应该是政府。当时孙震在经济建设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我便去征求他的意见。他看了我的计划，觉得很有价值，由于主持信息事宜的是工业研究院，他便代我转交给院长方贤齐。过了一个多星期，工研院回了一封公文，文中劝我不要“闭门造车”，叫我去研究王安公司的产品。
我不知道王安的产品是什么，但却知道一点，绝对不是中文计算机，否则为什么人人都认为中文亡定了？我们不愿死心，前后花了半年的时间，几乎跑遍了各个政府机关、基金会、学校，结果所有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没有一个人认为有中文计算机的必要。
计划的挫败、生活的压力，无一不是严重的考验。所幸沉红莲和我都有一股倔劲，我们不信自己是错的，也不甘心就这样承认失败。此外，我不能否认，人在无助的情况下，命运是最后的依仗了。我记得国安堂说过，一定要过四十二岁才会一帆风顺。那么再坚持一年多，再苦也可以熬过去。
一九七九年五月，岳父告诉我说有位同乡曹育东，任职三军大学计算机中心主任，他曾提及有位叶博士向三大建议开发中文电传，三大上报后，国防部批准了。叶博士要求两百万美金供买器材之用，三大却因为经费无着，将计划束之高阁。最近国防部查询计划进度，三大的校长蒋纬国将军便交待下来，一定要找人来研究中文电传！
曹育东四处诉苦，说打着手电筒也找不到一个懂中文电传的人。刚好碰到另一位同乡，谈起有这样一个人，神里神经的，在搞什么中文打字机。于是曹育东找到我岳父，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他那里没有职位也没有薪水，但有一台计算机，可以由我去玩。唯一的条件是，如果碰到有人来调查，必须承认是在研究中文电传。
能有台计算机研究一番，总比我目前走头无路要好，尤其是我设计的是中文打字机，但却声称是中文计算机。至于计算机是什么样子，老实说唯一的印象，是那“二○○一年”科幻片中的“红眼睛”。我当然愿意去，沉红莲也没有反对。
曹育东见到我们，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只要能应付来调查的国防部官员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做出什么东西来。至于在三大，我们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如此而已。然后曹主任便带我们到一间“教室”似的空房间，中间有一列长条木桌，上面放着一台“电视”机，桌子旁放着一个方盒子，其余什么都没有。
计算机呢？曹育东指着那台电视，说：
“这是最新型的王安 2000T计算机，一台售价一百六十万元。现在交给你了，只要不弄坏，你尽量用吧！其它我不管了。”
这叫计算机？太令我失望了，但是我又怎能在曹育东面前示弱？他要是知道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计算机，不把我赶出去才怪！
沉红莲也楞住了，好在空空的教室中无人打扰，我们研究了半天，还是摸不着头脑。中午休息时间，有人来玩“电玩”软件，我乘机在一旁偷招，暗自记下各种操作应用的细节。等他们走后，我再一步一步地模仿，直到熟练为止。
中心里有一位程序员熊黎民，他有时会来修改程序，这又是我偷招的好机会。两三天后，我差不多已偷到了计算机的作业以及软件制作的方式。因为王安这部计算机中存有一万多个中文字形，都“存”在旁边那个叫“可携式硬盘”的方盒子里。要用时可以“叫出来”，但只能“放”在萤光幕最下面一行，且最多显示十个中文字，用处不大。
由于王安计算机用的是三角检字法，我略一翻阅就想到一个方法，我可以将王安的三角号码与我的输入码作一对照表，这样立刻就可以把我的输入法实现在计算机上了。其次，我的输入法还有造字的功能，既然能把字叫出来，当然更可以将字“画出来”。
于是，我请熊黎民帮我写程序，熊丢了本书给我，说：
“你要写程序？自己看书吧！”
我一看，书名为“BASIC ”，又是一头雾水，从何下手呢？我一向不是个好学生，英文更是鸦鸦乌，现在要我以四十高龄的老贡生，来学这些？
我不是许过愿的吗？如果连这一点难关都过不了，我还够资格谈什么愿心？许愿是很容易的，一时冲动人人都做得到，但要坚守诺言却要真正的奉献牺牲。我必须先把自己的“我”心去掉，否则就不要自欺欺人！
心中凛然，立时清除杂念，专心一意翻开书本，一个字一个字地吞食、噬嗑。心中空灵，目标明确，不到几天，我就完全看懂了。而且也试着写了几段程序，都正确无误。我又在熊黎民追踪程序的过程中，学会了渗透到机器内部的技巧。根据推想，我认